第五节 族际关联中的重叠共识
协调族际关系，发展国家认同，关键是要培养万物关联的自然—社会生态视野，群体上民族互为环境，象征上互为中心，但要在重叠之中形成国家认同的中心。有族而不唯族，有形而不唯形，这是族际重叠共识的辩证关怀。
一 万物关联的新生态观
贝特森提出关联性模式，揭示元模式的存在，以及如何用元模式来改造我们自己的思维模式。[120]这大概与“有界无疆”这个广告词相符。贝特森指出，螃蟹有大小之分，但它们的结构相似；螃蟹的附肢与龙虾的附肢之间的形式相似；螃蟹的生理结构有重复，有节奏，它像音乐重复转调。略加发挥，这叫作“万物皆规律”，生命寓美学。按照贝特森的观点，把生命界中任何个体成员的各个身体部分互相比较，可以取得第一级关联；把螃蟹和龙虾或人与马互相比较，可以找到相应部分之间的相同关系，即找出第二级关联；把螃蟹和龙虾之间的比较和人与马之间的比较相比较，即“对比较进行比较”或“比较的比较”，可以得出第三级关联。这样，我们就建造了一个如何思考的梯子：即关联性模式。关联性模式是元模式（metapattern）。它是模式的模式。这种元模式可作为民族共生的思想基础，也符合罗尔斯在态度、规范和前景上的“重叠共识”追求。[121]
在中级层面上，民族多样，文化多样，语言多样，但在高级层面上，跨族或跨国的元模式就会凸显出来，这里是重叠共识的所在，也是和而不同的所在。如果我们以生命为单位，甚至以存在为单位来思考问题，我们就能看到关联性模式，在多样性阶序的一端发现统一。建立在生命和生存认知上的多元共识，是全新形势下观察和应对民族多元、语言多元、文化多元和价值多元的新视角；阶序的关联性模式，是由显微到宏观的万象共生表征。
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可以把万物关联的生态观和前述哈贝马斯的宪法民主政治、罗尔斯的“重叠共识”、皮尔士的“三元论”勾连起来，找到这些思想路径之间存在的共同点。其实，他们的理论都对抽象度进行了层级划分，越往上越抽象，越往下越具体；同时，越往上越普遍，越往下越特殊。在宇宙万象中，各种生命体和非生命体形态各异，生存和存在方式不同；族群语言文化充满特性，是特定历史和环境的产物，尤其是族群民族主义在建国的时候，更要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强调“同文同种”；当下的生活世界是多元多维的，价值多元，思想多元，利益多元；在我们的日常实践中，我们的感知和感觉由于时空变换而丰富多彩，“征象”和“对象”充满变化和不确定性。同样是在宇宙万象中，形态各异的生命体和非生命体之间总是共有某些特征和特性；充满特性的族群语言文化也在高一级层面上存在共性，在互相接触中生成共享的第三种交融特征；在当下多元多维的生活世界中，总存在协商和妥协的余地，总存在达成“重叠共识”的可能；“征象”和“对象”虽然变化多端，但它们毕竟要和“释象”结成互动体之后才产生意义，因而这种三元互动体有变化多端的一面，也有约定俗成从而相对稳定的一面。
万物关联的生态观让我们能够把各种差异连为一体，形成互动互补的大系统，在人类共同面临的风险社会中，寻找“公分母”，求同存异，包容和超越具体差异，建设全新的高层共识体系。
二 民族互为环境：结构耦合
生物学家马图拉纳（H.Maturana）在解释生命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时，使用了“结构耦合”概念，试图把它推广到其他研究领域，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以强调过程、互动、系统性的跨学科创新理论，提升学术研究水平，促使学者们重新考虑学术研究的出发点，考问既有的方法论是否颠扑不破。“结构耦合”指在重复互动的历史作用下，产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之间结构上的和谐。[122]根据莱文廷（R.Lewontin）描述，生物体和环境互动、互生，形成系统关联；对于生物体来说，环境不是外部结构，而是生物体的“产品”，它反映生物体的生物特征。没有生物体就没有环境，没有环境就没有生物体。换句话说，生物体既是进化的对象，也是进化的主体。[123]这就是“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现象。以单细胞生物为例，它的代谢制造着各种成分，这些成分又构成变化着的系统，而这个变化着的系统也反过来制造了这些成分。细胞和细胞器有一种特殊结构，将其内涵物与环境分隔开来，这个结构就是生物膜。生物膜不仅分隔内外，还使细胞和细胞器和周围环境共成一体。重要的是，“膜上的脂质是兼有疏水和亲水基团的两性分子”，形成双层结构。在这个双层结构中，“疏水头聚集在内部，亲水头在膜两侧”[124]。以细胞的阿米巴虫为例，当一个原虫出现在生存环境里时，环境出现化学扰动，阿米巴虫的细胞膜对此有感应，原生质的密度相应得到调整，一部分向食物方向伸展，形成伪肢（pseudopods）。阿米巴虫顺势移动，最终包围了原虫。在阿米巴虫的体内，释放的化学物质刺激细胞膜，促使部分原生质流动，体现了系统关联的机制。也就是说，在生物体内，感觉面（例如上述细胞膜）和运动面（例如上述伪肢）之间存在稳定的相关性。[125]“结构耦合”强调互动过程和互动的“身体记忆”，强调系统的自主性和主体性，也强调生物体和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同样，人类语言不是语法、语义和词汇的简单组合，不是抽象的概念丛，不是具体的声音和手势，而是涉及历史、文化、社会、生理、物理和心理的行为和行为方式，是多种“结构”和多种结构现象的“耦合”。这种跨体系、跨尺度的关联研究视角，有助于研究者重新观察各种原本似乎已经有定论的社会—自然现象，得出新的结论，推出新的理论，促成新的实践，指向新的未来。
中国民族区域自治与其他政治设定的制度共生，本质上也是这样一种“结构耦合”，作为“子系统”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其他政治制度共同构成“党政大系统”，彼此之间形成“结构耦合”，在互动共生中取得结构之间的和谐，求同存异，寻找“重叠共识”。有两个前提条件让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必然：一是中国“多族共建”的长时段历史；二是少数民族“由自决到自治”的现代趋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具有如下四个显著特点：（1）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是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自治地方。（2）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不同于联邦制度下的“邦”、联邦制度下的“加盟共和国”，它们既没有分离权，也没有单立的宪法。它们只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行政区域，是整个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3）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权，是通过自治机关来行使的。……（4）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有机结合，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不仅使聚居的民族能够享受到自治权，而且使杂居的民族也能够享受到自治权。[126]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互相协调，互为条件，互相耦合；它们分别又和“党政大系统”互相协调，互为条件，互相耦合，形成立体的“结构耦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其他政治制度的横向耦合及其与“党政大系统”的纵向耦合，以五项原则为基础：各民族互相尊重的原则；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民族团结和合作的原则；国家统一的原则；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原则。[127]
生态性的民族关系能保证民族交流，但并不因此完全失去民族地位和民族特征。举例来说，哈尼族长期与汉族、彝族、傣族等其他民族和睦相处，发展出“牛马亲家”，即以哈尼族为一方，汉族、彝族、傣族等其他民族为另一方，协商“定亲”，一方出牛、马、羊，另一方饲养，生下的幼畜双方共有，将来买卖或宰杀，利益均分，或者双方共同合伙出牛马，轮流饲养使用。遇春天坝区插春秧繁忙，牛马归坝区河谷的各族“亲家”喂养和使用；夏天值半山区的哈尼族栽中稻，牛马就归他们喂养和使用；冬天山区气候寒冷，牛马回到坝区河谷的各族“亲家”过冬。双方因此建立起深厚感情，逢年过节，都要请自己的“亲家”做客，平常也“走亲戚”。哈尼族通过这种“牛马亲家”与其他民族友好相处，营造了和谐的生存环境，很好地适应了当地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128]
民族接触也是文化接触，在这个采借转换，涵化整合的过程中，文化的形貌虽发生变化，但来自草根的力量保持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使本土文化呈隐现不同于其他文化的价值体系和意义系统。例如，布依族从汉族传统采借“天地君亲师”神牌文化，转换成为本族祖先崇拜的陈述，凸显其社会结构中的深层文化蕴含。布依族和汉族在涵化整合的同时，也体现独特的文化个性。文化采借，形貌转移，涵化整合，其中深藏来自草根的文化逻辑，使人类文化既保持相互交流，又呈现纷纭多姿，充满个性的张力。科技传播是人类传播的一个重要方面，民族地区的科技传播，在改善当地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增强了民众对政治社会经济体制的认同，而科技传播带来的文化的变迁，让本地文化有更多更大的机会加入国家主流文化，产生对主流文化的默会认同，这些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多民族一体格局并非是一种专制力量用强力维系的，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蒙古帝国等纯军事帝国难以为继就是一个显著的证明；中国境内各民族是在长期的经济交往并形成统一市场的基础上构建的多元一体格局。经济基础和市场体系不同于单纯的军事暴力，经济的交流不仅加强了个民族之间的交往，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交往过程中，必然出现民族的迁徙和民族之间的融合。北魏孝文帝改革即是以鲜卑族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主动接受汉文化，与汉文化融合的过程。北魏孝文帝改革不能简单地认定为“汉化”，而是一次各民族融合，互相改造的过程，北方原有汉族也不得不接受一些鲜卑文化。隋唐帝国的建立就是北方各民族共同交往、共同创造的结果……[129]
固然，国家的一统不完全是经济的因素，但经济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是重要的，但是文化交流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这一点是绝对不能忽视的。此外，我们还不能忽视另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人口。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历史长河中，族际通婚，人口交融，是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历史和当下的民族迁移和流动，推动族群规模、生活空间、生计方式和民族文化多个层面的发展变化。迁移是民族整体性的活动方式，流动是民族之间相互接触、融合的过程。按照恩格斯两种生产的论点，民族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各民族人口之间的交流交融、和睦共生，对于当代中国的形成以及中国认同，无疑具有决定性作用。[130]
当研究者的视野从民族人口安全转而关注民族人口发展走向的时候，一幅紧相关联的民族发展图就展现出来，这幅图当中是以民族人口为核心，周围关联着民族文化的发展，民族共同意识的走向、民族政治意识的状态、民族国家意识的差距等关系线，整个图景的背景色彩，是民主多元的政治共同体。这就明确了民族人口发展和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本质关系，也给我国的民族关系定了一个明确的基调，即民族多元结构的最终走向将是国家政治背景下的多元民族超级共同体。[131]
各民族互为环境，在交流中实现结构耦合，共同组成共生共荣的超级系统，超越民族国家的时间和空间，建设和建立超越民族的宪法政治文化，实现并不需要牺牲语言文化多样性的政治、程序、参与的公民认同。这种宪法政治文化的形成使我们有能力破除以族为界、以文为界的局限，站在跨族、跨文化的立场上，真正做到“美美与共”。
三 民族、中国与世界：国家认同与普世圆融
今日“民族”已非昨日“民族”，“中国”也在接受新的定义。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世界、国家、民族三种力量形成竞争。世界力量的背后是普适性、理性和个性；民族力量的背后是语言、文化、族群性等“原生要素”；国家力量居于两者之间。在理想境界下，这世界力量和民族力量应当组成一条互相衔接的链条，一端是民族；另一端是世界，但是在这个符号与其所指断裂的时代，它们正在失去这样的勾连，不再有超脱的共生关系。它们似乎处于对立和两者不能兼得的关系之中，或者是世界主义的，或者是民族主义的。不过，居于两者之间的国家毕竟还是起到缓冲作用，使世界和民族在国家那里暂时达成妥协。民族志材料告诉我们，全球化在冲破原有民族纽带的同时，又在催生新的民族纽带，旧的差异被抹平之后，新的差异又产生了。差异产生于组合的风格，不在于被组合的材料。国家为这种差异的组合提供了平台。世界主义因抽象而不能深入人心，唯有亲身体验的民族文化能触动人们的心弦，而国家把抽象和具象统一起来，成为保护公民利益的较好实体。仅就目前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来说，国家无疑是最稳定的共同体，国家和公民的关系也易于通过法律、义务和权利来加以规定。因此，国家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前提，国家也是普世圆融、天下大同理想的现实基础。
现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仅传统上的语言文化差异会长期存在，还会在全新的网络化、数字化的社会生活中生产新的差异。要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结构良性运转，其关键不在于同化差异，排斥他者，而在于包容差异、接受他者，并在此基础上寻求高层次上的“重叠共识”，建设各个语言文化共同体都能承认而且能够以各自的话语积极表述的宪法政治文化。超越民族主义的宪法爱国主义符合中国的历史走向和现实格局，是当前各民族国家认同的最高理据。
[1] 过去的民族定义为：“民族是在特定历史的人文和地理条件下形成，以共同的血统意识和先祖意识为基础，以共同的语言、风俗或其他精神和物质要素组成系统特征的人们共同体。”参见纳日碧力戈《民族与民族概念辨正》，《民族研究》1990年第5期。
[2] 《礼记·乐记》。
[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卷1·解释篇》，苗力田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页。
[5]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页。
[6]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5页。
[7] Herb，Guntram H.and David H.Kaplan eds.，2008，xvii，Nations and Nationalism—a Global Historical Overview，Volume 1，1770 to 1880，Santa Barbara，California，Denver，Colorado，Oxford，England：ABC CLIO.
[8] David Levinson and Melvin Ember eds.，1996，Encyclopedia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Volume 2，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p.845.
[9]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5—36页。
[10] Herb，Guntram H.and David H.Kaplan eds.，2008，xvii，Nations and Nationalism—a Global Historical Overview，Volume 1 to 6，Santa Barbara，California，Denver，Colorado，Oxford，England：ABC CLIO.
[11] Herb，Guntram H.and David H.Kaplan eds.，2008，xvii，Nations and Nationalism—a Global Historical Overview，Volume 1 to 10.
[12]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96页。
[13]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97页。
[14] [美]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张明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8页。
[15]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09—310页。
[16] Hutchinson，John，1994，Cultural Nationalism and Moral Regeneration，in Hutchinson，John and Anthony D.Smith，eds.，Nationalism，p.127.
[17] Smith，Anthony D.，1986，The Ethnic Origin of Nations，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pp.130—144.
[18] [英]欧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19] [英]欧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20] [英]欧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5页。
[21] [英]欧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22] [英]欧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39页。
[23] [英]欧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24] [英]欧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
[25] [英]欧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7页。
[26] Hall，John A.ed.，1998，The State of the Nation：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47.另见[英]欧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74—75页。
[27] [英]欧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170页。
[28] [英]欧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170页。
[29] Hall，John A.ed.，1998，Introduction：4.The State of the Nation：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0] Szporluk，Roman，2008，Thoughts about Change：Ernest Gellner and the History of Nationalism，in Hall，John A.ed.，The State of the Nation：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p.27.
[31] O’Leary，Brerndan，1998，Ernest Gellner's Diagnoses of Nationalism：A Critical Overview，or，What is Living and What is Dead in Ernest Gellner's Philosophy of nationalism？Hall，John A.ed.，The State of the Nation：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55.约翰·哈钦森（John Hutchinson）和安东尼·史密斯认为，从卢梭、赫德尔、费希特、科劳伊斯（Korais）和马志尼开始，自治（autonomy）、团结（unity）、认同（identity）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者追求的三大奋斗目标。
[32] O’Leary，Brerndan，1998，Ernest Gellner's Diagnoses of Nationalism：A Critical Overview，or，What is Living and What is Dead in Ernest Gellner's Philosophy of Nationalism？Hall，John A.ed.，The State of the Nation：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55.
[33] Hutchinson，John and Anthony D.Smith，eds.，1994，Introduction：5.Nationalism，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4] Hutchinson，John and Anthony D.Smith，eds.，1994，Introduction，6.Nationalism.
[35] Mouzelis，Nicos，Ernest Gellner's Theory of Nationalism：Some Definition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in Hall，John A.ed.，2002，The State of the Nation：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p.158.
[36] Connor，Walker，1984，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7]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增订版，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页。
[38]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增订版，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3页。
[39] 于省吾：《释中国》，胡晓明、傅杰主编：《释中国》第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5—1524页。
[40]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增订版，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5页。
[41]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增订版，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7—89页。
[42] 黄兴涛：《“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在中文里出现？》，《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第168—170页。
[43] 在蒙古语中“华”即“汉”，作hitad。
[44] Atwood，Christopher，2002，Young Mongols and Vigilantes in Inner Mongolia's Interregnum Decades，1911—1931，Leiden：Brill，p.41.
[45] 据彭英明（1985）考证，王韬撰《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提道：“夫我中国乃天下至大之国也，幅员辽阔，民族繁殷，物产饶富，苟能一旦奋发自雄，其坐致富强，天下当莫与颉颃。”这里的“民族”当然指中国各民族。
[46] Smith，Anthony D.，1986，The Ethnic Origin of Nations，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47] Hroch，Miloslav，1998，Real and Constructed：The Nation of the Nation，in The State of the Nation：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pp.91—106.
[48] Hroch，Miloslav，1998，Real and Constructed：The Nation of the Nation，in The State of the Nation：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pp.96—97.
[49] “政治民族”分“单一政治民族”和“复合政治民族”两类。
[50] Hutchinson，John and Anthony D.Smith，eds.，1996，Ethnicity，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p.4.
[51] Zenner，Walter P.，1996，“Ethnicity”，in David Levinson and Melvin Ember eds.，Encyclopedia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Volume 2，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p.393.
[52] Zenner，Walter P.，1996，“Ethnicity”，in David Levinson and Melvin Ember eds.，Encyclopedia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Volume 2，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p.393.
[53] Hutchinson，John and Anthony D.Smith，eds.，1996，Ethnicity，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4—5.
[54] Hutchinson，John and Anthony D.Smith，eds.，1996，Ethnicity，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6—7.
[55] Guibernau，Monstserrat and John Rex，1997，Introduction：2.The Ethnicity Reader：Nationalism，Multicultural-ism and Migration，Cambridge，Oxford and Malden：Polity Press.
[56] Damon，Frederick H.，1999，From Regional Relations to Ethnic Group？Paper presented at The Fourth National Seminar on 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Kunming，China.
[57] Damon，Frederick H.，1999，From Regional Relations to Ethnic Group？Paper presented at The Fourth National Seminar on 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Kunming，China.
[58] 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4—52页。
[59] Van den Burghe，Pierre L.，1987，The Ethnic Phenomenon，Westport，CT：Praeger Publishers.
[60] Eriksen，Thomas H.，1993，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London，Sterling，Virginia：Pluto Press，p.55.
[61] Eriksen，Thomas H.，1993，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London，Sterling，Virginia：Pluto Press，pp.38—39.
[62] 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9—62页。
[63] Banks，M.，1996，Ethnology：Anthropological Construction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pp.185—187.
[64] 用nationality译“民族”是受苏联的影响，按照瓦列里·季什科夫的观点，苏联的nationalities与ethnicgroups对等。
[65] 根据李毅夫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世界民族学会、《世界民族》编辑部联合主办的“‘民族’概念暨相关理论问题（专题讨论会）”上的发言所得，1998年12月2日，北京。
[66] 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华各民族”，这时的英文译法应当是Chinese Nationalities。
[67] 根据季什科夫的讨论，博罗姆列依的族群理论把苏联时期有联盟或自治共和国的民族，称为“社会主义民族”（socialist nations），是族群的最高类型；而那些自治地位较低的族群（如北方土著各族）和无政治地位的群体（如伏尔加河沿岸的日耳曼人、加告兹人、波兰人、犹太人等），被称为“部族”，即narodnost（народность）。列宁把犹太人称为“民族”（natsia），斯大林反对。康纳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的语汇中，nationality有两个含义：一是前nation群体；一是居住在自己民族国家之外的那些群体，如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人为nationality，阿尔巴尼亚的则为nation；在西班牙，nation由享有自治权的nationalities组成。
[68] 也有一些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专家认为，中国的语言数量已经超过130种。
[69]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主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70] [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87页。
[71] 艾伯纳·科恩把伦敦股票经纪人看作是一个族群（ethnic group）；韩起澜把上海的苏北人看成是一个族群。
[72] 马戎提出用“族群”代替“民族”，淡化其政治意义；潘蛟认为中国过去把“民族”译成“nationality”是经过仔细斟酌的，是妥当的；相反，把56个民族称为“族群”倒容易产生误会。中央民族大学的英译名，原为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现改为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没有采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英译名使用的ethnic一词。
[73] 在1964年全国人口普查中，满族人口为2695675人。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满族人口从4304160（1982年人口普查数字）迅速上升到9821180人（1990年人口普查数字），期间满族人口增长率达到128.18%。满族人口数字在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中为10682262人。显然，满族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除了单纯的自然增长（这个时期正是我国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年代），民族成分转换成的人口统计的机械增长是更重要的原因。
[74] James Scott，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75]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
[76] 纳日碧力戈、杨正文、彭文斌主编：《西南地区多民族和谐共生关系研究论文集》，贵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1页。
[77] [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87页。
[78] Beissinger，Mark，1998，Nationalisms that Bark and Nationalisms that Bite：Ernest Gellner and the Substrantiation of Nations，in John A.Hall ed.，The State of the Nation：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pp.169-19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9] Taylor，Charles，1998，Nationalism and Modernity，in John A.Hall ed.，The State of the Nation：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pp.191-218，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0] Connor，Walker，1984，Introduction：xiv.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81] [美]休·希顿沃森：《民族与国家——对民族起源于民族主义政治的探讨》，吴洪英、黄群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Connor，Walker，1984，Introduction：xiv.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82] Connor，Walker，1984，Introduction：xiv.The National Question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83] Taylor，Charles，1998，Nationalism and Modernity，in John A.Hall ed.，The State of the Nation：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pp.191-218，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4] Viroli，Maurizio，1997，For Love of Country：An Essay on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Oxford：Clarendon Press.
[85]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增订版，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5页。
[86]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87]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页。
[88]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页。
[89]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页。
[90]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
[91] http://www.aaanet.org/resources/A-Public-Education-Program.cfm，2012-03-06.
[92] 汉语中的“中国”一词本身经历了复杂的语义变化，首先，在《春秋》《左转》《国语》中指称齐、鲁、晋、郑、陈、蔡等中原诸侯（秦、楚为夷狄），战国时七雄并列“中国”。其次，“中国”与“诸夏”“华夏”同义，对应于“四夷”。最后，“中国”是文化概念，表“华夷之辨”（陈连开，1989）。魏源有时用“中国”指称整个清朝，有时指称内地十八省（葛剑雄，2008：29）。
[93] 陈连开：《中国·华夷·汉·中华·中华民族》，载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94] 陈连开：《中国·华夷·汉·中华·中华民族》，载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72—113页。
[95]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编写组、《中国少数民族》修订编辑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96] 陈连开：《中国·华夷·汉·中华·中华民族》，载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97] 乌日陶克套胡：《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55页。
[98] 暴庆五：《游牧蒙古人的生态观》，载刘仲龄、额尔敦布和主编《游牧文明与生态文明》，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58页。
[99] 暴庆五：《游牧蒙古人的生态观》，载刘仲龄、额尔敦布和主编《游牧文明与生态文明》，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58页。
[100] 由于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变迁，蒙古人在近现代越来越多地转入定居，从事农业或其他非游牧产业。对于那些定居的蒙古农民来说，土地变得十分重要。如东北蒙古族民歌《嘎达梅林》唱道：“要说造反的嘎达梅林，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此外，蒙古人从开始就有从事农耕的族群加入。
[101] 《六书故·工事二》：“邦，国也。别而言之，则城郭之内曰国，四境之内曰邦。”转引自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第六卷，第3756页“邦”条，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102] 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103] 亚当（Adam）本义为“出自泥土”或“被造者”“人”。最初，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一个泥人并在他的鼻孔中吹入生气，赋予他生命和灵性，这个被造者就是亚当。上帝让亚当管理伊甸园，还从他身上取下一条肋骨造了夏娃；夏娃受蛇的诱惑与亚当偷吃禁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生下该隐、亚伯和塞特三个儿子。参见《创世纪》第2章和第3章。
[104] Spencer，H.，1876，Principles of Sociology，Vol.I，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Inc.
[105] 焦国成：《中国古代人我关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106] Dikotter认为19世纪西方列强对中国并不构成巨大的军事和经济威胁，这种威胁可能被夸大了。这个说法似可商榷。其实，以天下中心自居的中国，曾一度闭关锁国，皇帝仅因外国人不行叩首礼便不予朝见，后来被诸列强轻易击破国门，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举国震撼，西方国家不仅在军事和经济上对中国构成重大威胁，形成自上而下的心理压力，而且，由此衍生出的国民心态至今余音不绝。这是事实，而非夸大。
[107] 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平等，大大削弱了中国的想象力，而且自觉不自觉地被对方的想象所“入侵”，成为外来霸权的“同谋”。
[108] 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7—92页。
[109] 蔡元培：《释“仇满”》（1903），载《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页。
[110] 陈连开：《中国·华夷·汉·中华·中华民族》，载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111] 孔颖达疏：《五方之民谓中国与四夷也》，见《辞海》缩印本1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30页。
[112] 邹容：《革命军》，张岱年主编《猛回头：陈天华、邹容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210页。
[113] http://www.seac.gov.cn/gjmw/zt/2009—09—23/1254039197188508.htm，2009年11月6日。
[114] Foster，Robert J.，Making National Cultures in the Global Ecumene，Annu.Rev.Anthropol，20，1991，pp.235—60.
[115] Lofgren，O.，The Nationalization of Culture，Ethnol.Eur .19（1），pp.5—24，cit.，Foster，Robert J.，Making National Cultures in the Global Ecumene.
[116] Bourdieu，Pierre，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trans.by Richard Ni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117] 李红杰：《由自决到自治——当代多民族国家的民主政治经验教训》，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118] 李红杰：《由自决到自治——当代多民族国家的民主政治经验教训》，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319页。
[119] 李红杰：《由自决到自治——当代多民族国家的民主政治经验教训》，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1—322页。
[120] Bateson，Gregory，1979，Mind and Nature：a Necessary Unity，Toronto，New York and London：Bantam Books.
[121] [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22] Maturana，H.and F.Varela，1998，The Tree of Knowledge，Boston & London：Shambhala，p.75.Maturana等使用的“结构”（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与人类学、语言学所说“结构”不同：他在区分“机体组成”（organization）和“结构”（structure）的时候说，“机体组成”指必须在一个系统的各组分之间存在的关系，只有这样，这个系统才能进入分类体系；“结构”指构成某个具体单位并使上述“机体组成”得以实现的组分和关系。例如，就马桶水箱来说，组成水位调节系统的，是水位监测装置和水流节制装置之间的关系。马桶装置代表一种塑料和金属混合系统，其中包括浮球和节门。这里所说的“结构”可得到修改，例如，用木材代替塑料，但这并不会改变原有马桶的组成。由此看来，Maturana等使用的“结构”有接近索绪尔所提出的“言语”（speech/perole）的地方，而他们的“（机体）组成”反倒像索绪尔说的“结构”。所以，本作者使用的“结构”和“结构耦合”在理论上与Maturana等的用法相通，但在具体运用上可能存在较大差别。
[123] Forley，W.，1997，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an Introduction，Oxford：Blackwell，p.44.
[124] 冯德培等：《简明生物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8—1579页。
[125] Forley，W.，1997，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an Introduction，Oxford：Blackwell，pp.8-9.
[126] 宋才发：《民族区域自治度重大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
[127] 宋才发：《民族区域自治度重大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1页。
[128] 范元昌、何作庆：《哈尼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特征》，《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129] 本书第十章。
[130]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载[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版序言第3页。
[131] 本书第十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