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创建性的政治整合
影响民族地方与民族国家间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民族发展的特殊性与国家整合的统一性的契合。实现二者统一的条件有以下几点：1.民族地区与民族国家的双重民主化。2.民族地区政治发展过程中国家认同的提升。3.多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对民族发展的预留空间。在多次自治运动中，蒙古民族始终致力于实现本民族的独立解放，而中央政府则在民族国家的旗帜下极力维护边疆的稳定和统一。在漫长的求索过程中，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构建了二者相统一的桥梁。以上述三个条件为基准可以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原因。
首先，民族地区与民族国家的双重民主化。民主化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其核心在于赋予国家内部各阶层公民身份并使其得以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政治参与。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民主化进程一直与民族革命相伴随，生成了中国政治体系演进的双重道路。[30]自辛亥革命孙中山提出创建“五族共和”的民主国家理念，到国民党实现构建民主国家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期方略，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构建人民民主专政共和国家的实践，都是为了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赋予民众平等的公民身份。但真正实现国家民主化的是进行底层革命，彻底推翻专制制度的中国共产党。民族地区的民主化进程则更加缓慢，政治体系的固化和专制力量的强大使蒙古民族的民主革命在很长时间都没能成为内蒙古政治发展的主导力量；相反，其与国家民主变革过程的差距助长了封建王公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因此，要实现民族地区的政治民主化必须从根本上变革其政治体系的性质，重新赋予蒙古民族人民、公民的身份，才能实现其与国家民主化的契合。中国共产党长期进行的民主革命以推翻国内专制统治为目标，真正迎合了民族地区民主化的需求。在二者之间构建了共同的话语平台。
其次，民族地区政治发展过程中国家认同的提升。在构建民主化平台后，少数民族的发展仍然存在多种选择，在国家认同弱化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多选择通过民主革命实现独立建国。随着抗战爆发后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华民族的紧密联系不断加强，中国共产党依据革命形势，改变了其民族政策，以增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为目标，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方式，在蒙古民族内部建构了具有高度国家认同感的精英阶层，同时，这批精英阶层与民族内部广大的中下层相结合，形成了现代蒙古民族国家认同的政治基础。
最后，多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对民族发展的预留空间。族际政治整合是多民族国家最基本的政治机制。[31]在多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都以整合民族关系作为国家建构的首要目标。但是，在相同的目标下，三者对民族地方的政治整合效果却有重大差异，前二者以民族同化为手段推行的国家统一最终激化了民族矛盾，导致了以民族自决甚至民族独立为目标的分离运动。而中国共产党实现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创建性地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模式，给国家整合和民族自身发展之间预留了空间。这种预留空间以政治制度为基础、以政治参与扩大和政治文化传承为动力，实现了少数民族自身的政治体系现代化转变，同时也进一步紧密了民族地方与国家间的联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成为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制度典范。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构建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以民主革命重塑民族地方与民族国家的基础政治平台，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作为提升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基本方略，以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构多民族国家内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的预留空间。创造性地把少数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与民主共和国家的建立相结合。最终形成了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模式。
[1] 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
[2] James S.Coleman，1971，The Development Syndrome：Differentiation-Equality-Capacity，in Leonard Binder，et al.，（eds.），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p.73-100.
[3] 梁启超：《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7页。
[4] 余一：《民族主义论》，《浙江潮》1903年2月第1期。
[5] 崇有：《论中国民气之可用》，《东方杂志》1904年第1卷第1期。
[6] 崇有：《论中国民气之可用》，《东方杂志》1904年第1卷第1期。
[7] 满铁调查课：《满洲旧惯调查报告书前编之内·蒙地》（1935），转引自于逢春《中国民族国家构筑与国民统合之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参见冯建勇《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边疆政治变迁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
[8]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聂振雄、石浮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9] [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70页。
[10] 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页。
[11] 周竞红：《从汉族主义到中华民族主义——清末民初国民党及其前身组织的边疆民族观转型》。载于陈建樾、周竞红主编《族际政治在多民族国家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69页。
[12] 近代相对于传统而言，近代化的过程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它引起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一系列的变革，就政治层面而言，近代化意味着政治的制度化和民主化，是一个由传统向现代性趋近的过程。之所以说内蒙古的近代化开端于清末新政，是由于在清末新政以前虽然外国势力的侵入和中央政府对蒙地封禁政策的松弛已经造成了内蒙古一些地区传统政治模式的瓦解，但清末筹蒙新政是清王朝对蒙政策的根本变革，中央政府正式确认了开发蒙地的策略，自此，内蒙古无论从政治体系还是社会结构都汇入了近代化的大潮。
[13]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放弃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一带有种族主义性质的革命口号，在民国建立时开始倡导“五族共和”旗帜下的多民族建国。但是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孙中山的民族理念发生了变化，在《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中，他提出了“把汉满蒙回藏五族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的口号，并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了通过兴建铁路实现对内蒙古地区的“开发”。这种理念直到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才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引导下向倡导“民族自决”发生转变。
[14] 这里所指的“国族”与现在意义上的国族并不具有相同的内涵，现代意义上的国族是建立在“公民权”的基础上的，是国内各民族基于平等公民地位构建起来的对于国家的认同感而形成的。国族化过程是一个不断地增进权力共管、国家统一、政治文化同质的过程。如当前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但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抱持的“国族”则是建立在民族同化基础上以消除民族特殊性为前提建立起来的对于国家的认同。
[15]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60页。
[16] [日]田山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5页。
[17] 参见[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18] 黄奋生：《蒙藏新志》，香港中华书局1938年版，第98页。
[19] 黄奋生：《蒙藏新志》，香港中华书局1938年版，第99页。
[20] 《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七日蒙古代表及那彦图等致内阁袁世凯函》，《蒙古起义清方档案》参见柴德赓等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辛亥革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9页。
[21] 白拉都格其、金海、赛航：《蒙古民族通史·第五卷》（上、下），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页。
[22] “内卷化”一词源于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在这里，内卷化是指当国家对民族地方的政策发展到一定模式后缺乏进一步的转化，因此虽然对于民族地方的统治力在不断加强，但其权威则在不断弱化。
[23] 卓宏谋：《蒙古鉴》，北平打磨厂1935年版，第44页。
[24] 黄奋生在《蒙古盟旗自治运动纪实》中对内蒙古自治运动的起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国府）对于蒙古王公既少联络，对于蒙事亦缺乏真确之认识，于是蒙情不能上达，政令不能下行”。由此可见当时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是基于固定模式而不是基于政治实践而实施的。
[25] 贡桑诺尔布对于蒙古民族最大的贡献即培养了大批蒙古族青年精英，其中吴恩和、博彦满都、伊德钦、白云梯等人都成为推动内蒙古政治变革的重要力量。可以说，贡桑诺尔布通过兴办教育搭建了蒙古族青年精英向上层流动的机制和桥梁。其影响甚至惠及至今。
[26] 荣祥：《略谈辛亥革命前后的家乡旧事》，《内蒙古辛亥革命史料》，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页。
[27]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第四、五、六条都提出了剥夺王公扎萨克实权、保全蒙古人民公有制土地、提倡针对王公等的革命活动的口号，体现了其民主革命的色彩。
[28] 白拉都格其、金海、赛航：《蒙古民族通史·第五卷》（上、下），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6页。
[29] 早在1941年5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即公布施政纲领“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另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1942年开始，边区政府陆续在定边、曲子县等地划定回民自治区，在伊克昭盟成立了蒙民自治区。
[30] 王希恩主编：《20世纪的中国民族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页。
[31] 周平：《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