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国，提起波兰，人们往往会想到伟大的波兰音乐家肖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波兰坎坷的国家命运与丰富的文化成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正如波兰历史学者所言：“波兰是一个有着极其复杂历史的国家。这种曲折和反复常常使波兰人自己都望而兴叹。”[1] 作为旁观的“局外人”，试图以一本书的体量全面展示波兰古往今来的变迁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通过管窥这个国家在发展中形成的若干特点，还是可以在深化对波兰的国别研究上起到些许抛砖引玉的作用。
首先，波兰是一个古老但历经波折的中东欧国家。波兰历来有“欧洲的心脏”和“欧洲的十字路口”之称，这首先源自波兰独特的地理位置。今天的波兰共和国（Rzeczpospolita Polska，The Republic of Poland，简称波兰）位于欧洲大陆的中部，东部与白俄罗斯、乌克兰相邻，东北部与立陶宛、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地区接壤，南部与捷克和斯洛伐克为邻，西部与德国相连，北面隔波罗的海与瑞典、丹麦相望。“波兰”在斯拉夫语中意为“平原”或“平原之国”。波兰的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在西南部和南部有喀尔巴阡山脉和苏台德山脉，中部和北部为平原和坡地平原，占到全国总面积的92%。波兰境内的维斯瓦河、奥德河、布格河、瓦尔塔河等主要河流自南向北流入波罗的海，因而也有“千湖之国”的美誉。平坦的地势，充沛的水资源，来自大西洋的暖湿气流和来自欧亚大陆腹地的干燥气流交汇下形成的温和气候以及丰富的矿藏和森林资源等一系列资源禀赋优势，使得波兰在中东欧地区中具有一份追求强国富民的殷实“家底”，而且有连接欧洲东西南北的贸易交通走廊的区位优势。
然而，波兰作为“欧洲的心脏”又使其民族和国家的建构屡屡陷入对外部强国的反抗而几经中断。波兰的主体民族是缘起于西斯拉夫人的波兰族。约在963年，波兰大公梅什科一世（Mieszko Ⅰ）在西斯拉夫人的部落联盟基础上建立了封建王国，定都于波兰西部的格涅兹诺（Gniezno），历史上称为皮雅斯特王朝（Piast Poland）。格涅兹诺在波兰语中是“巢”的意思。相传，波兰民族的祖先在这里见到了白鹰在夕阳下回巢的雄伟景象，决定定居下来，繁衍生息。公元10世纪末，波兰的国土面积达25万平方千米，人口110万，是当时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大斯拉夫国家。随着皮雅斯特王室的衰落，波兰一度陷于封建割据，其领土先后受到来自西面的条顿骑士团和东面的蒙古军队的入侵。1385年，波兰和东边的邻国立陶宛通过王室联姻结成波兰—立陶宛联盟，并于次年建立雅盖隆王朝（Jagiellonowie），开始逐步收复领土，重新实现国家统一。1569年，波兰和立陶宛合并为统一国家，建立波兰—立陶宛联邦（史称波兰第一共和国），国家的领土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黑海。波兰—立陶宛联邦也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居住着波兰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日耳曼人、亚美尼亚人、卡舒比人、犹太人、鞑靼人等，信奉罗马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等。到1618年，波兰的面积达到了99万平方千米，人口约1100万，在欧洲雄极一时。“随着国家的扩大，其版图也因为传统、宗教和语言的相异而变得极其不同。波兰的统治者缺乏实力和资源，将这些融合为一个统一而集中的实体。”[2] 随着波兰内部的君主与贵族之间矛盾日益加深，同时又对外与邻国展开激烈的军事竞争，在这一双重作用下，国力开始由盛转衰，最终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三次瓜分后于1795年亡国。经过长达一百多年的亡国磨难，波兰在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新恢复独立，成立波兰共和国（波兰第二共和国）。然而，这一短暂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复兴因为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而再度中断，波兰成为纳粹德国和苏联两个强大邻国的“牺牲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英三大国根据《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公告》重新划定了波兰的领土范围，改变了其在欧洲版图中的形状和位置。不仅如此，在波兰人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引入波兰的新政治与经济体制是被外国强加的。许多波兰人对苏联充满怀疑并带有敌意，苏联式的共产主义被视为与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传统格格不入的舶来品”。[3] 因此，尽管波兰在冷战期间加入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并成为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在欧洲展开对峙的前沿，但也是第一个在1989年走向剧变的中东欧国家，寻求以全面的政治经济转型“回归欧洲”。
其次，波兰也是一个转型成绩优秀的中东欧国家。1989年剧变后，波兰在政治上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在经济上推进自由化和私有化以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尽管在转型初期，波兰一度因实施激进的“休克疗法”而出现短暂的转型性经济衰退，但在1992年就率先在中东欧国家中恢复了经济增长，也是最先恢复到转型前经济水平的中东欧国家，并于1995年和1996年分别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4年波兰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后，欧盟提供的各类基金使之在追赶发达国家上更是如虎添翼。2014年，波兰加入欧盟10 周年之际，波兰总统莫罗夫斯基、总理图斯克、外长西尔科斯基等政要十分自豪地向世人宣布，波兰交出了一份耀眼的“成绩单”。他们高度评价欧盟在波兰发展道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波兰在10年期间取得的历史性进步值得引以为豪。波兰为达到欧盟成员国标准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进行了全面的改革，自下而上地重塑了国家，用不到10年的时间建立了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尤为让波兰人骄傲的是：“在加入欧盟的10年间，波兰的GDP飞涨了48.7%，即使在2009—2013年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我们的经济还是增长了20%，在欧洲表现最好。”[4] 波兰在宏观经济上的出色表现不仅使之具备了在中东欧国家中发挥领头羊作用的底气，而且为其在面对欧盟和更广泛的外部世界时增添了更多的自信和主动。2014年8月，波兰总理图斯克当选为欧洲理事会主席，意味着欧盟对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转型和波兰不断增长的影响力的充分肯定。
然而，波兰并不满足于上述转型成就，而是寻求更为持续、强劲的内生动力促进经济增长。尽管波兰经济在欧债危机的外部冲击下表现出了逆势增长的韧性，但是波兰仍面临着传统外部市场疲软、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挑战，不少波兰政治精英担心随着转型红利的逐渐消失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为此，目前波兰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的“经济智囊”、现任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于2016年2月主持出台了《负责任的发展战略》，设立了中长期发展目标：到2020年，波兰人均GDP要达到欧盟平均水平的79%，2030年达到欧盟水平；投资率从2015年的18%提高到25%；研发支出将从2015年GDP总值的0.8%增至2020年的2%。波兰能否通过这一战略的实施在中东欧国家乃至整个欧盟维持经济连年增长的纪录值得密切关注。
再次，波兰还是一个对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高度敏感而与众不同的中东欧国家。18世纪波兰被欧洲列强三次瓜分的历史记忆给波兰民族的性格和认同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整个被瓜分的19世纪，波兰人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流淌的是波兰民族的血液，自己的祖国则是一个丧失了国土的国家。”[5] 在外部异族的统治之下，波兰的天主教会承载了凝聚起“没有国家的民族”的历史重任，逐渐形成了“波兰—天主教”（Polak-Katolik）认同，直至今日仍然在波兰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漫长的大分裂时期，波兰被瓜分的几个部分，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都大不相同，由此导致的深远的地区间差异至今还影响着波兰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布局。同时，在寻求复国的过程中，“波兰的精英们对祖国的困境做出了不同反应：协作、反抗、期望得到外国支援”。[6] 这不仅造成在20世纪初许多相互竞争的民族运动竞相影响着波兰，而且也塑造了今日波兰如何看待外部环境的方式。“自从国家灭亡的那一刻起，波兰人内部就在争论应该接受哪一方的帮助，采取怎样的具体措施，才能使他们最终达成复国的梦想。”[7]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波兰内部出现了将德国还是俄罗斯视为主要威胁的两派政治力量的尖锐争论。目前，波兰再次面临着是寻求在加强欧盟的团结中强大起来，还是将欧洲一体化视为对波兰自主性的制约、甚至是威胁，两种针锋相对的战略抉择。波兰在看待欧洲一体化上将何去何从，不仅会左右波兰国内的治理议程，而且会给欧盟内部的权力格局带来深远变化，还将影响着波兰与更广阔的外部世界的互动方式。
最后，波兰是一个与中国“患难见真情”、双边关系稳中有进的中东欧国家。波兰与中国相隔万里，属于不同的文化文明圈，但两国人民有着许多共性。中波两国不仅在古代通过波兰的天主教传教士建立了初步接触，而且两国在近现代都有过被外部列强压迫的惨痛历史遭遇，加深了两国人民的相互同情，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斗争中相互支持，建立起了深厚友谊。波兰是最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也是较早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第一个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中东欧国家。在中波两国建交70 周年的历程中，双边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冲击，在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差异的同时，两国在探索建立市场经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上存在着相似的关切，在拓展双边政治对话、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上存有高度的共识和可观的合作潜力。2012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波兰期间正式确立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框架即“16+1”合作[8]。2015年波兰总统杜达访华期间，与中国签署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波兰期间，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签署了编制中波合作规划纲要的谅解备忘录。可以说，中波双边关系在“16 +1”合作和“一带一路”框架下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多边合作平台，但也面临着双边贸易不平衡、“华为事件”等带来的挑战，未来如何推进两国关系的发展仍然需要双方共同付出切实的努力。
本书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振研究员担纲的国家社科基金“一带一路”建设研究专项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别研究报告”的首批系列成果之一。本书由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复旦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从事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宗教和城市研究的20 余名专家学者组成的课题组分章撰写而成。全书分为基本国情研究、重大专题研究和双边关系研究三大部分，对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琥珀之路”交汇地、素有“欧洲的心脏”之称的中东欧地区大国波兰进行全面的介绍和系统的研究。
基本国情研究部分，依据由课题组自创的综合国力评估指标体系，从人口结构、资源禀赋、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政治生态、民族与宗教以及对外关系七个方面，收集、整理和分析来自波兰政府、欧盟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权威机构的第一手数据、官方政策文件和研究报告等，做出了波兰的综合国力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位居前列的总体判断，从而为发展中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两国在“16+1”合作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务实合作提供一个客观合理的参照标准。
重大专题研究部分，从宏观到微观，自上而下地关注和分析了当前波兰发展面临的若干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议题。第一，聚焦于自2015年以来，本届波兰政府在国家层面制定和实施《负责任的发展战略》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带来的一系列宏观政策和当前的投资营商环境的变化。第二，介绍了波兰在华沙和格但斯克等主要城市、工业和技术园区、科技创新等中微观领域，采取的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各种具体措施及其实施效果。第三，探讨波兰的民粹主义思潮、天主教会和工会等社会力量兴起演变的复杂历史，它们相互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及其对波兰社会的广泛影响。
双边关系研究部分，从系统回顾中波两国建交后双边关系的曲折发展着手。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了自“16+1”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波兰的精英、公众和媒体对中国的认知变化，及其对中波战略伙伴关系抱有既重视又存疑的矛盾心态。通过对中波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定量分析，解释了当前波兰的矛盾心态与中波双边经贸合作中存在着突出的不平衡现象有密切关系。同时，对由“中欧班列”引领的中波物流合作、中国四川—波兰罗兹的地方合作以及人文合作展开案例研究，梳理和分析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波双边关系取得的进展、面临的挑战和发展潜力。
本书各章的写作立足于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需要，力图做到客观、准确地呈现波兰方方面面的现状和发展态势，并试图为推进国别研究建立一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本书既可为广大普通读者加深对波兰的认识提供助益，也可为专业人士深化波兰的国别研究提供参考。本书的问世首先有赖于课题组各位专家学者的精诚合作，不少素昧平生的专家学者欣然应允课题组的约稿，充分表明了加强国别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同时，也要感谢首席专家王振副院长对我本人负责本书编写工作的充分信任和大力支持，还要感谢我所在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李开盛研究员为课题的顺利推进所做的大量细致周到的协调工作。最后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丽副编审在出版过程中的辛勤付出。但限于有限的时间、资料和本人的学术积累，书中难免存在挂一漏万和疏忽纰漏之处，欢迎广大学界同行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1][波]耶日·卢克瓦斯基、赫伯特·扎瓦德斯基：《波兰史》，常程译，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中文版序言第1页。
[2][波]耶日·卢克瓦斯基、赫伯特·扎瓦德斯基：《波兰史》，常程译，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页。
[3][波]耶日·卢克瓦斯基、赫伯特·扎瓦德斯基：《波兰史》，常程译，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页。
[4]马细谱：《波兰加入欧盟10年的成绩与问题》，2016年5月27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http://www.easdri.org.cn/newsitem/277392688）。
[5][英]哈莉克·科汉斯基：《不折之鹰：二战中的波兰和波兰人》，何娟、陈燕伟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页。
[6][波]耶日·卢克瓦斯基、赫伯特·扎瓦德斯基：《波兰史》，常程译，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中文版序言第3页。
[7][英]哈莉克·科汉斯基：《不折之鹰：二战中的波兰和波兰人》，何娟、陈燕伟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