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德阳方言研究现状及趋势

一 前人对四川方言研究的贡献

（一）四川方言的普查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汉语方言研究开始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学者们对四川方言开展了两次大规模的普查。第一次普查由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牵头，共调查182处，以县为单位共134县，最后由杨时逢执笔，于1984年在台湾整理出版240万字的《四川方言调查报告》。第二次普查由四川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学院牵头，于1956年对四川汉族地区的150个县（市）的城区方言进行了调查，最后由四川大学的几位先生执笔于1960年整理出版《四川方言音系》。

《四川方言调查报告》是于1941年秋和1946年春夏实地调查四川方言得出的较为详细的方言调查报告，该调查包括了德阳地区六区县：旌阳区（原德阳县）、什邡、广汉、绵竹、罗江、中江。每一方言点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发音人履历、声韵调表、声韵调描写、与古音比较、同音字表以及音韵特点六个部分。调查记音人主要是丁声树和董同龢两位学界前辈。其中，旌阳、广汉、绵竹三地调查的是城区音，另外，罗江、什邡和中江三地调查的是非城区话音系，罗江调查地点为罗江县新盛场、中江调查地点为中江县大桑镇、什邡调查地点为双盛场镇。

郝锡炯、甄尚灵、陈绍龄三位先生发表于1960年的《四川方言音系》[《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0年第3期] 对四川境内包括德阳市市中区（今旌阳区）、罗江、广汉、什邡、绵竹、中江在内的150多个调查点作了方言调查，均以县（市）人民委员会所在地为代表点。但《四川方言音系》只是列出了各个点的声、韵、调表，以及450余字的字音，并没有作详细的声、韵、调的比较及分析。

（二）关于四川方言源流的探讨

四川地区自元明清以来，成为一个移民大省。因此，考察现代四川方言的源流，一直是研究四川方言的前贤们关注的重要论题。崔荣昌先生（1985）认为，“元末明初的大移民把以湖北话为代表的官话方言传播到四川，从而形成了以湖北话为基础的四川话；清朝前期的大移民则进一步加强了四川话在全省的主导地位，布下了四川话的汪洋大海”。而后崔荣昌先生在《四川境内的湘方言》（1996：1）“四川方言的形成”一节中强调：“我们认为，四川方言，包括四川官话都是外省移民带来的。”黄尚军（1997）先生在《湖广移民对四川方言形成的影响》一文中，引用了大量的方言志和族谱资料，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观点。

但是，也有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如李蓝先生在《六十年来西南官话的调查与研究》（1997）一文中指出，是原来的四川话改造和影响了移民带来的方言，而不是移民的方言取代了原有的西南官话。他认为崔荣昌先生的结论与语言事实并不符合。李蓝先生从词汇方面给出了理由：明末四川遂宁人李实《蜀语》记录了563条明代遂宁话词语，清代贵州学者郑珍修《遵义府志》时，根据遵义话选择了“与其相合”者入志，结果选入近500条词语，说明清代移民对西南官话的影响并不大。又引《广韵》：“坝，蜀人谓平川为坝。”据李考证，该词在现代汉语方言中主要用于云、贵、川三省的西南官话区，而湖南、湖北、江西等地极少使用，这一词例辅证了明代进入四川的湖北话并没有完全取代原来的四川话。李蓝先生指出湖广、云贵、广西的官话形成途径和方式并不一致，他认为商旅的往来和移民的迁移，使得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官话同云、贵、鄂、湘、桂的官话逐渐趋同，即四川地区的西南官话是西南官话的中心。郭丽（2009：114）认为：李蓝先生虽然指出了四川西南官话的重要地位，但是并未从语言本体上给出例证，使得该观点缺乏论证的力度。杨波（1997）研究四川合江话入声现象时，曾指出四川西南官话中入声区和非入声区的不同来源，入声区方言是由中原汉语发展而来，即秦到宋时期的“老四川话”，而后者则是由于明清移民入川，带来的明清官话覆盖了原来的土著语言。这是由历史文化原因造成的。宋晖、路越（2011）认为，“现代四川方言大致以岷江为界，以东以北地区是明清移民带来的方言，以西以南是当地宋元方言的遗存”。孙越川（2011：148）认为：“四川地区的西南官话主要来自明清时期的 ‘湖广填四川’ 移民，但是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移民过程具有地点性和程度性，其影响由东到西逐渐减弱。在土著与移民的语言竞争中，川东地区湖广话取得了竞争的胜利，而四川盆地尤其岷江流域的 ‘老四川话’以底层方式保留自己更多的痕迹。”但除了入声是否独立这一条特征，作者并没有明确具体哪些特征属于“老四川话”。

刘晓南先生（2012）考证历史文献，分析了宋元时期巴蜀方言的语音特征，结合这一时期四川社会变迁的历史，认为大概在宋元时期，古代巴蜀方言已经走向了历史的尽头，只在历史文献中留下了某些零星的保存。即宋元之前的巴蜀方言和元以后的西南官话不是同一来源。周及徐先生（2013）根据四川方言调查得到的资料和四川地区移民史的资料证明：“四川（以及重庆）地区的方言有错层的历史沉积，特别是仍然成片地保存着元明清大移民以前延续下来的方言。”他指出：“四川盆地岷江以西以南地区以及与其相延续的长江以南地区的有独立入声调类的方言（即‘南路话’），应是更早的宋元时期古代四川方言的遗留。岷江以东以北四川中东部地区，以成都、重庆话为代表的成渝片方言（即‘湖广话’），才是明清 ‘湖广填四川’ 的结果。”现代四川方言的形成有两种情况：“即明清以后外来方言在四川中东部地区直接填入和明以前当地方言在四川西南部地区存留。这是官话方言在四川和重庆地区两大不同的历史分支。”[30]

正是由于四川方言形成历史的复杂性，使得深受移民文化影响的四川方言成为一个饶有趣味的研究课题，这种外来移民的植入性特征成为我们今天讨论四川方言形成历史的一个重点。德阳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加之其复杂的移民历史，使其今天的语音面貌也带上了独特混合型方言特征。同时，德阳境内各区县方言的语音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理条件、移民情况、行政区划等方面的差异对方言形成的影响。对德阳方言音系的描写和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梳理四川方言的源流，揭示移民史与方言之间的联系。我们认为，从元明时期开始，秦汉以来的古巴蜀语言体系被打乱，由于战乱、饥荒等原因，巨大的移民潮将原巴蜀方言的部分地区基本覆盖了，这些移民方言在部分地区落地生根，与当地方言密切接触，改变了原地区的语音面貌，今天的四川中东部的“湖广话”主要是由元明时期的湖广移民带来的，而沿岷江以西、以南的大部分地区还保留了部分移民之前四川土著方言的语音特点。

（三）四川西南官话的分区讨论

“西南官话”这一概念于1937年提出[31]，继而西南官话区作为一个独立方言区存在。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年版）调查显示，西南官话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此外还分布于湖北、湖南、广西、陕西、甘肃等省区的一些县市。

《四川方言音系》中提出以入声的有无和入声的归并作为四川方言的分区标准，将四川方言分为四个区[32]，郝锡炯、胡淑礼（1985）运用模糊数学方法的运算，进一步证明《四川方言音系》中分区标准的合理性，将四川方言分为四区：“第一区（阳平区）、第二区（入声区）、第三区（去声区）、第四区（阴平区）以及单列的一个‘拒绝归类’ 的西昌方言区。”其中，德阳地区的旌阳、广汉、绵竹、罗江、中江属于阳平区，什邡属于入声区。

黄雪贞（1986）列出了西南官话区96个县市的声调调值，将西南官话分为11片：“成渝片、滇西片、黔北片、昆贵片、灌赤片、鄂北片、武门片、岑江片、黔南片、湘南片、桂柳片。”其中，德阳地区的旌阳、广汉、绵竹、罗江、中江属于成渝片，什邡属于灌赤片。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出版了《中国语言地图集》，其中对西南官话的定义为：“古入声今读阳平的是西南官话，古入声今读入声或阴平、去声的方言，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调值与西南官话的常见调值相近的，即调值与成都、昆明、贵阳等六处的调值接近的，也算西南官话。”我们从地图集中的《官话之六》图（黄雪贞绘制）可以看到：德阳地区的旌阳、罗江、中江、广汉、绵竹属于成渝片，而什邡划归到灌赤片的岷江小片。

李蓝（2009）再次提出西南官话分区的问题，从划分区域的层级和名称看，与黄雪贞的划分有所不同，他者将西南官话分为“川黔片、西蜀片、川西片、云南片、湖广片、桂柳片等6片，下分为22个小片”。但从划分标准看，李蓝的分区本质上是与黄雪贞相同的，也主要以古入声的归派不同为标准，将原来的一些分片进行了合并，并在小片的层级上将其区别开来。旌阳、罗江、中江、绵竹、广汉在黄、李的划分中均划分到成渝片，将什邡划分到西南官话灌赤片中的岷江小片。

吴红英（2010）根据实地调查的结果，认为川西广汉等五县市的广汉话、什邡话、新津话、新都话与成都话有很大的不同，保留了入声声调。作者将广汉话、什邡话与其他三个方言点的音系横向进行了比较，并总结出其与成都话的语音差异。作者认为，广汉话入声调类独立清楚，即古入声今读入声，与西南官话灌赤片中的岷江小片的特点相同，当划归岷江小片。

综上所述，德阳大部分地区独立入声调消失，派入阳平，一般划归到成渝片中，什邡话划归到保留独立入声区，而广汉话的方言划归似乎有一定争议。我们希望结合本次最新调查结果，对德阳各区县方言状况再进行一个划属。

二 前人对德阳方言研究的成果

目前针对德阳方言语音的整体调查研究还没有专门的论著。对德阳市所辖区县方言的调查，有上文提及的吴红英《川西五县市方言调查研究》（2010），文中只涉及德阳境内两个点的调查，虽然该文总结了广汉、什邡等五县市方言与成都话的共同的特点及其在声母、韵母和声调方面与成都话的不同，并进行初步的归纳，但文中尚未揭示出形成这种差异的深层次原因。语法方面有廖庆《德阳方言语法现象管窥》（2006），文章列举了德阳地区较有特色的几种构词现象，并加以举例说明。但内容较零散，尚无法了解德阳方言语法特征全貌。

除了德阳各区县城区通行的西南官话，德阳境内还存在大大小小的一些非西南官话方言岛。这些方言岛内的语言虽然在长期与周边西南官话的接触中不断受到影响甚至同化，但其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还保留了一些自身特点。对德阳境内非官话方言的研究有崔荣昌《四川境内的“老湖广话”》（1986），作者主要对中江、金堂和乐至进行了调查，涉及中江县的非官话主要以永兴话为代表，分析了其音系特点，并结合移民史证明了永兴话的来源。

根据崔荣昌先生（1986）的调查，在德阳境内存在湘方言岛、客家方言等，这些方言的遗留均与历史移民有密切联系。崔先生在广汉、中江调查了“老湖广话”，广汉市说这种方言的群众自称“死湖广”，中江县内多个乡镇都说老湖广话，崔先生将中江县内的这一派方言以永兴话为代表，根据所收集的家谱资料证明该地主要由原湖南地区移民而来，而现在的永兴话“从表面看来，既不像四川官话，也不像湘方言”[33]。

陈保亚先生（2006）在《从接触看濒危方言、濒危特征和濒危机制》（2006）一文中以德阳孟家方言岛为例，列举了孟家话与德阳城区话不同的特色词语，并认为孟家话的这些特点“对于解释方言远征形成的语言变化有很高的价值。如果孟家话消失了，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另有廖庆、唐磊的《德阳客家话方言特色探讨》（2006），文章描写了德阳客家话声韵调，并有特色词汇举例，但作者没有在文中标明调查点，对方言岛的性质定义模糊。饶冬梅的《德阳黄许话音系调查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该文对德阳黄许方言进行了全面音系描写，认为黄许话是遗留在德阳境内的一个非西南官话方言岛。文章将黄许话与城区官话及中古音系统进行比较，对比其差异，并结合移民史分析了黄许话今与城区官话语音词汇差异形成的原因。对非官话方言语法研究的有饶冬梅（2006）的《浅析德阳黄许话中的“咖”字》，文章从德阳黄许话中的“咖”字入手，描写了该词在当地方言中的用法，“咖”字在黄许话中既可以作为语气词也可以作为结构助词，其功能和形态丰富。作者从“咖”与城区官话的区别以及移民史的角度，考察了“咖”一词的来源，追溯了黄许话与湘语、赣语之间存在的源流关系。

以上涉及德阳地区方言研究的论文从内容上主要还是对单点或个别现象的调查与分析，德阳方言的音系特点，内部各区县音系特征差异性的形成，与周边方言的关系，历史移民对德阳方言有何影响等问题在之前的研究中都未得到重视和研究。因此，对德阳方言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还有很多欠缺和不足，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三 德阳方言研究的趋势和不足

（一）从“普查”到深入具体方言点调查

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开展的两次四川方言调查，掀起了近现代四川方言研究的热潮。两次方言调查范围均涉及德阳地区的六个方言点，为我们提供了德阳方言音系的宝贵资料。但两次调查均属于“普查”性质，其主要目的是描写整个四川方言的概况，德阳境内各方言点的音系特征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才能得到更全面的揭示。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四川方言的调查研究进入了从面到点的阶段。方言学者们开始着力于调查具体方言点的音系、词汇及语法特征，并细致描写各方言点一些特殊的语言现象，对具体方言点的调查研究进一步深入。但目前，对各地县市话的调查和研究情况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现象，主要集中在对成都、攀枝花、南充、达县、西昌等地，即有些县市话的调查研究相对丰富，而个别地方的方言语音系统的记录尚不健全，加之一些县市方言志描写也不够准确详细，某些点的调查研究甚至还是空白，因此一些县市的方言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还需进一步研究以揭示具体方言点的特殊语言规律。德阳地区的方言面貌至今还没有得到方言学者的重视，作为具体方言点还没有人进行过全面细致的由面到点的调查，对于德阳方言的语音体系，以及内部独特的一些语音现象，都还没有得以展现。这离实现四川方言的全面调查研究还有一段距离，是方言研究者们需努力前进的一大方向。

（二）从共时描写到历时溯源

过去的方言调查研究，通常是从共时的维度，对其语音、词汇及语法系统进行描写，并将其与普通话或其他方言作横向比较，以看出其中差别，并以此总结方言点特征。但要进一步对某地方言进行全面研究，还需从历时的角度，透过方言的表征去揭示形成这些特征及规律的历史成因。只有在追溯方言形成历史的过程中，我们才能进一步认清影响方言形成和演变的各种因素，这其中既有来自语言自身内部演化的力量，也可能存在与其他方言接触影响而发生的演变。

德阳地区在历史上有着复杂的移民历史，自元明清以来的外省移民填入德阳地区，移民与当地土著长期生活和交流，对当地方言形成了深远影响。这种移民迁徙产生的方言互动，是考证当地方言源流的重要线索。目前，关于德阳方言的语音词汇及语法系统，还没有前人进行过系统的共时描写，更没有从源流上去考证过其历史演变。因此，德阳方言在四川方言当中的性质及地位目前还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和揭示。

（三）从调查城区官话到发掘乡区方言岛

四川地区大部分方言属于西南官话，因而对四川方言的研究大多都以境内西南官话为对象。“普查”时期，《四川方言音系》调查的对象都是四川地区的西南官话，即以各县市城区方言为调查对象。而《四川方言调查报告》中涉及的调查点不全是县城，也有部分乡区。对德阳地区六区县的调查中，旌阳、绵竹、广汉调查点在城内，而罗江、什邡、中江三点为境内乡镇方言。《报告》中详细记录了这些乡区方言的语音特征，但并没有进一步从历时角度考察其来源。随着对四川方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四川境内除西南官话外，还存在其他方言，如湘语、客家话、闽语、属于江淮官话的安徽话以及北方官话的河南话等（崔荣昌，1996）。这些调查结果大大丰富了四川方言的内容，同时也扩宽了四川方言研究的视野。

目前，德阳地区境内也遗留有不少移民方言岛，这些方言岛有的可以从其音系特征找到对应的源语言，如中江“永兴话”（崔荣昌，1996）。而很多移民方言岛由于历史原因，方言接触演化到今天，从方言岛的音系结构特征已经找不到基本对应的源语言了，因此这些方言岛成了区别于城区西南官话的孤岛方言。方言岛内的居民随着现代交通条件的便捷，传播媒介的多元化，加之年青的一代外出务工，方言岛内操原方言的居民越来越少，对内用岛内方言，对外说城区话，形成“双语”现象。这些方言岛语言目前已经成为濒危方言，有待于引起方言学者的关注并记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