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社会治理实践提供更加深入的学理支撑[21]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22]我们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学，也应该直面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实践，促进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中国社会治理实践呼唤更加深入的学理支撑

所谓社会治理，就其基本含义而言，是指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团结、涵育社会活力、防范社会风险的一系列体制、机制、组织、技术安排和工作过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文化与体制背景下，基于不同的国情和治理需求，社会治理的安排也有不同。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断探索适应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治理路径，促进发展与治理的良性互动，创造了丰富多样的社会治理实践。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我们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作出了更加系统的部署。我们已经明确了创新社会治理的大方向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明确了社会治理的基本体制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明确了社会治理的基本路径是“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明确了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是专项治理与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紧密结合；明确了社会治理关键内容包括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和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等等；明确了社会治理重要机制是推动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明确了社会治理的关键保障在于加强制度建设，特别是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建设。如此等等日渐系统并且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社会治理安排，一定是体现了对社会运行和发展规律的某种认识和把握，一定是对中国社会研究具有重要理论启示的。我们社会学者的当务之急就是要直面现实、深入分析、深刻总结，揭示出更加清晰的、更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与方法，在有效回应社会治理实践呼唤的同时，也切实发展社会学学科自身。可以说，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对当代中国快速发展中的治理实践所能提供的学理支撑，还是有很大不足的。

研究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关系

有助于揭示社会治理的规律性

要深入研究社会治理的本质、规律及其表现形式，我们要有一种系统的视角。一方面，有效的社会治理本身肯定是一个不断完善的体系，这个体系涉及社会治理的各种主体、各种要素、各个层次以及各主体、要素、层次之间的关系状态和演变机制，等等；另一方面，社会治理体系也是更大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治理有其治理环境，这种环境包括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历史文化条件、社会制度基础、社会需求类型，等等。要深入揭示社会治理的规律性，我们既要重视对社会治理内在体系的研究，更要关注其与外部社会互构共生的复杂关系，必须进行综合性、整体性分析，而这样一种分析方法正是社会学学科的优势。

新世纪以来，社会学界围绕社会治理议题召开了很多次研讨会，做了很多研究，也产出了不少成果。但是，相对而言，我们对发展与治理的关系，或者说是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的关系，还研究不够。今天研讨会的主题将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关联起来，是很有意义的，充分体现了社会学思维。我们要为社会治理实践提供更加深入的学理支撑，就必须把社会治理放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去考察，将其与宏大的社会变迁进程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任何治理实践总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社会变迁的性质、阶段、方向、规模、方式、深度和广度，等等，都影响甚至规定着社会治理的很多方面。我们只有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才能确定社会治理的需求、设定社会治理的目标、设计社会治理的体制与机制、明确社会治理的路径与方向。如果我们脱离社会变迁的具体情境去抽象地讲社会治理，一定会窄化甚至扭曲对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并导致错误的实践。另一方面，社会治理实践也影响、推动甚至决定着社会变迁。无论是所谓自发的社会变迁，还是有计划的社会变迁，都是人们有目的的行动的结果，其区别不过在于人们有目的的行动的组织化程度。在此意义上，人们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实践，本身就是社会变迁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代社会治理实践，无论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取向，还是在市场扩张和国家建设过程中以社会保护为取向，都在反制、重塑和改变着社会变迁的进程，定义着社会变迁的内涵和方向。所以说，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之间是密切互动、互构共生的关系，深入研究这种复杂关系有助于在更为本质的意义上阐释社会治理的学理性，从而为社会治理实践提供更加科学的理论指导。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的

互动实践是理论创新的肥沃土壤

当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23]。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为探索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创新社会治理理论提供了强大动力、丰富灵感和广阔空间。只要我们坚持解放思想，破除条条框框，直面现实，深耕实践，我们就一定能够在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的互动中发现一般性规律，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点的社会治理理论。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最为显著的特殊性在于，这是拥有数千年文化传统的社会巨变，是具有超大国模人口的社会巨变，是在与发达国家相比落后很多的基础上的社会巨变。而且，这种巨变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大、程度之深、影响之广，世所罕见。这样一种社会巨变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基于社会主义制度而发生的，它挑战了西方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开辟了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的新路径。它既不是基于西方意义上所谓的市场经济，也不是基于传统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而是综合了计划、市场等多种资源配置机制，发挥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横向学习借鉴和帮扶支持等多个维度的积极性，调动了广泛多元的社会力量。我们在社会巨变过程中根据不同阶段的情况实施了不同形式的社会治理，整体上保持了社会和谐稳定，用实践回答了发展、改革与稳定是可以统筹的。这种统筹当中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力，展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动创造，我们把这些内涵更深入地揭示出来，就能更清晰地从学理上阐释社会治理实践，并为新的实践提供有效指导。

放眼全球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巨变

有助于揭示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是有其特殊性的。很明显，独具特色的中国实践必将催生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理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学快速发展。但是，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当今中国社会巨变也是整个人类社会巨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般性，我们不能仅仅从内部去看待和研究这种巨变，也要站在更高的位置，以更加宽广的视野，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脉络，以审视、反思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巨变过程，从而对社会巨变的规律性作出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更有前瞻性的分析，也对社会巨变的全球影响作出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实际的判断。

如果放眼全球考察社会巨变中的社会治理，我们可以更加丰富社会治理研究的层次和内容，揭示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治理的外部因素，同时更加清晰地把握哪些治理规律是具有一般意义的普遍规律，哪些治理规律是具有相对特殊性的规律。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一方面学习借鉴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国际经验，更好地指导中国社会治理实践；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将在中外比较中总结出的社会治理一般规律介绍给世界，为国际学术界做出贡献，增强学术话语权，扩大学术影响力，并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改进社会治理提供学理参考。在此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学才能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意义，真正成为对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人类社会发展都具有支撑作用的重要社会科学。因此，我深信围绕今天会议主题“改革开放40周年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开展持续深入的研讨和交流是十分重要的，期待会议取得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