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门户开放政策与美国的反殖民主义

早期的一些反帝国主义者，如一些英国知识分子信奉亚当·斯密在18世纪提出的自由贸易经济原则。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对帝国主义进行了谴责，认为殖民地给其宗主国造成的只是麻烦、成本和不能实现的目标。这种思想在美国国内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人认为美国应该致力于建立一种基于经济权力的帝国，而脱离那种“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正式殖民主义的负担。也有人指出，美国有能力征服世界，而不需付出传统的殖民扩张代价。他们提出用一种“反殖民的市场扩张作为解决19世纪90年代美国决策者面临的问题”[50]。可以说，要解释19世纪后期美国复杂的反帝国主义的冲动，很大程度上应该与门户开放政策联系起来。一般来说，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形成于1899年和1900年，国务卿约翰·海针对中国的两次门户开放照会。实际上，门户开放作为一种思想原则，在美国早期的外交政策中就充分体现出来，美国人对自由贸易的追求与反殖民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美国的反殖民主义常常混合着理想主义和一种强烈的自我经济利益的因素。”[51]

经济因素在早期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和执行中起着十分突出的作用。美国的开国先辈从一开始就深深卷入贸易的扩张，早在革命时期就要求拥有航海自由来促进贸易。美国在其建国不久就确立了商业立国的思想，在领土扩张的同时，对外商业扩张也日益迫切。但是刚刚获得独立的美国根本没有实力与老牌欧洲国家展开激烈的商业竞争，当时的欧洲国家，尤其英国仍是美国的主要贸易对象，而英国利用其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商业影响力，以及拥有广袤的殖民地，使美国在对外贸易中遇到许多歧视性的贸易条款，美国商人从中受害颇多，严重削弱了十分依赖海外商业的美国。美国政府虽然十分同情这些商人，但由于自己没有海外殖民地，其所能做的只是呼吁其他国家实行不设障碍的贸易政策。在寻求对策的过程中，一些美国外交官提议美国推行自己的海外殖民政策，来对付欧洲的殖民政策，但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当时大多数美国人倾向于时任国务卿威廉·马西（William Marcy）的观点，即“遥远的殖民地对于任何政府来说都非力量之源泉，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点”，他们认为商业垄断是一种令人厌恶的行径，与美国试图通过商业互惠寻求的门户开放相背，而且殖民主义与美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体系是不相容的。[52] 美国决策者所希望的是实行一种自由的商业贸易。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实现这一目的，打破欧洲殖民制度，一种现实的手段就是商业互惠。在19世纪20年代，亚当斯就确定了美国的政策，即所有同外国交往的基础就是商业互惠。亚当斯的这一政策为美国提供了商业扩张的前景，他提出的商业互惠计划与其反殖民计划结成了一体。这样，商业互惠就成为打破欧洲殖民统治的一种手段，要求殖民地商业向所有国家平等地开放，只是美国反对欧洲殖民主义的主要目标之一。

当然，美国试图追求完全商业互惠的最初尝试没有成功，欧洲殖民国家没有一个愿意使其殖民地向美国人平等开放。美国通过互惠和商业战争来打破欧洲殖民制度的尝试也失败了。实际上，正是由于美国自身对外扩张的需要，亚当斯担心传统欧洲殖民主义将会封闭那些对于未来美国的商业扩张十分重要的地区。从这方面来看，商业互惠只是亚当斯及其继任者采取的摧毁旧的殖民秩序，使世界向美国的道义及物质影响开放的策略之一。“门户开放、反殖民主义和互惠建立在这样的观念基础上，即依赖于美国制度中的自由主义，自由的美国人民的活力和想象力，美国无尽的自然资源以及对其最终的开发以确保美国的世界经济领导地位。”[53]

从19世纪30、40年代起，对门户开放的追求逐渐与美国的反殖民主义信念融合在一起。美国人极力反对殖民主义制度下封闭的经济体系，因为那些关闭的大门威胁到了美国在世界体系中成长和发展的“自由”。对于美国人来说，政治和经济的自由已经不可分开。在19世纪50—70年代，国务卿威廉·西沃德也极力主张进行商业扩张，建立门户开放式的商业帝国，进一步提出了“贸易机会均等”的思想。此后，门户开放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到19世纪末，随着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利益的扩张，尤其是在中国商业利益的增加，面对欧洲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潮，美国国务卿约翰·海在1899年和1900年，先后两次发表了针对中国的门户开放照会，声称要“保护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并“保护世界各国在中国境内平等公正贸易的原则”。约翰·海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基本设想是“公平，没有偏爱”，但是其所宣称的“公平”明显是要符合美国的利益。[54]

美国在表面上对通过提倡门户开放政策而保持中国的独立感兴趣，但美国首先是试图促进其自身的利益。这一门户开放政策的意图和应用范围是十分有限的，美国政府并没有设想去结束列强在中国的竞争，其主要目的是确保西方列强将来在中国获得特权时不能损害美国的利益。美国著名外交史学家托马斯·贝利曾这样写道：“约翰·海运用了一种古老的原则，给其蒙上了鲜亮的新装，戴上了珠宝，给了美国人称之为‘门户开放’的口号以完整的概念。”[55] 美国的这一使中国不能被殖民化的要求，主要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因为唯有保持中国的完整和摆脱殖民地化，才能使美国向4 亿多中国人销售其日益过剩的商品。[56] 正如威尔逊总统所承认的那样，约翰·海的政策所设想的“不是对中国的权利开放门户，而是对美国的货物开放门户”[57]。门户开放政策无非是为了进一步扩大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可以提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地位，其目的在于凭借美国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打破欧洲列强的保护主义壁垒，构筑一个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开放式商业帝国。

在美国决策者看来，欧洲的殖民统治不仅阻碍了殖民地人民获得自治的诉求，也阻碍了美国在不发达地区公平地获得市场和原料的商业机会，这不仅损害了美国的商业利益，也不利于国际秩序的和平与稳定。[58] 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十四点”计划中进一步强调了门户开放的因素，进而与其他政治目标结合起来。20世纪30年代，当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来临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筑起贸易壁垒以求自保，同时展开了激烈的经济争夺战，进而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1932年，英国与英联邦成员国在加拿大的渥太华召开帝国会议，建立起一种帝国特惠制度，即给予彼此的产品特惠待遇，这对美国产品平等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极为不利。由于美国的产品在许多英联邦国家，尤其是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市场占有很大的份额，渥太华决议引起了美国官员的极大愤怒，在之后的15年内他们一直致力于摧毁这种经济壁垒。[59]

在20世纪30、40年代，美英关于战后世界经济和殖民地问题的主要分歧，在1941年美国通过的“租借法”和美英共同签订的《大西洋宪章》中体现出来。美国政府一直希望英国能够放弃其帝国特惠制度，美国人不能忍受其政府在缺少某种互惠的情况下向英国人提供援助。1941年时担任副国务卿的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es）在大西洋会议上提出了这一问题，指出“封闭的经济体系在过去是致命性的”[60]。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也认为作为帝国体制一部分的歧视性的和垄断性的贸易行为，已经成为导致世界战争的因素。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早在一战期间他就认识到，“畅通无阻的贸易与和平密切相关，高额关税、贸易壁垒、不公平的经济竞争常常与战争相伴”[61]。赫尔长期以来对这种歧视美国商品的帝国特惠制度表示愤怒，尤其是在东南亚，美国的石油公司只有在美国政府表示要报复荷兰在美国的利益时，才被允许获得荷属东印度的资源。当面临太平洋战争的威胁以及美国对橡胶、锡等商品的需求日益增长时，英、法、荷等国却一度串通一气严格控制从自己的殖民地出口这些资源。[62] 1944年，罗斯福，包括赫尔和韦尔斯等美国领导人在各种国际场合不断重申：自由贸易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和平因素。[63]

从这方面来看，美国的反殖民主义混合着对门户开放的追求，美国对欧洲帝国的抨击，意味着要结束帝国特惠制度和希望获得商业和投资机会。[64] 在《大西洋宪章》中，美国明确了其战后目标是“在消除歧视以及平等的基础上获得市场和原料”。正如美国国务院战时附属地区事务委员会主席本杰明·格里哥，在阐述美国提出的国际托管计划与门户开放之间的关系时所认为的那样，“国际托管为结束国家经济帝国主义和寻求门户开放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手段”[65]。由此可见，美国在提倡反殖民主义的同时，所追求的首先是更为广泛的经济目标。美国决策者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只有开放经济、减少贸易壁垒，才有助于促进和平、富裕和民主，也才能确保美国的政治、经济力量及“自由信念”和生活方式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总之，美国的这种传统的反殖民主义“理想”常常与现实的物质利益相吻合。通过门户开放，贸易机会均等与反殖民主义、民族自决等观念的结合，使美国的商业利益和其外交立场联系起来。这样，在美国外交史上，美国政府就积极促进一种建立在经济和政治自决、代议制或立宪制的政府、公海自由和个人自由基础上的自由的世界秩序。美国决策者认为，“进步依赖于经济自由、公平竞争和门户开放，经济利益与自由改革已经结合在一起，不可分割：互惠主义提供了没有障碍的商业扩张的前景，以及促进了美国实现摧毁殖民主义和改造世界的自由使命”[66]。

可以说，门户开放政策减轻了19世纪后期以来美国人心中那种面临“封闭的边疆”而带来的国内压力，调和了在主张帝国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之间进行的激烈争论，也减少了对殖民主义的担心，但同时却加强了美国自身的对外经济扩张。门户开放被美国人设想成一种不通过战争去赢得胜利的手段。尽管其区别于传统的欧洲殖民主义，但它无疑亦是一种帝国形式。[67] 另外，美国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贯彻并不一致，在原则的使用上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例如，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从来不会把其所倡导的门户开放观念使用到与自己在太平洋和加勒比地区的附属地的贸易中去。至于其他国家与波多黎各和古巴的贸易，美国遵循一种“关闭门户”的政策。在夏威夷和菲律宾，没有任何其他外国被允许享有与美国一样平等的贸易条件。[68] 对于欧洲，由于美国的势力受到局限，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才开始追求一种门户开放政策。

美国人习惯于按亚当·斯密的思想思考问题，认为国际贸易是一个物质问题，也是一个道义问题。商业是“人的自然权利和责任之一”，国家有“责任”去进行贸易，贸易则是推进文明的一种方式，商业能够使中国等东方国家皈依西方文明，打开它们对美贸易大门便是使其对美国自由主义打开大门。19世纪末美国在远东要求“门户开放”以进行贸易，便是显然易见地把对利益的追求和促进西方文明的“高尚”目标结合在一起。美国人相信，商业的传播会促进人类文明、发展并且自由化。他们还相信，共和政体的传扬同样会将人类提高到一种完美的状态。笃信宗教的美国人相信，基督福音的传播对于文明的传播是必不可少的。[69] 进入20世纪后，随着美国势力通过门户开放政策而日益全球化，大多数美国领导人坚持认为美国模式与世界的结合，就一定能够促进诸如民主、个人自由、经济发展及社会公正等这些目标的实现。在他们的眼中，美国的国家利益与这些“高尚”的目标是一致的。从美国立国伊始，不少美国的政治家就天真地认为，对于美国最好的东西，也是对于世界最好的东西。如迪安·艾奇逊就常这样说，“美国是人类的火车头，而世界上其他国家则是追随其后的众多车厢”[70]。

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美国，呈现出了崛起大国的一个共同特征，实力的增长导致了其利益和权力感的延伸。约翰·海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宣布，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一方面，它反映了美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准备在欧洲占据优势的世界上遥远的地区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门户开放政策也确立了一种美国的行为方式，其长远影响超越了亚洲。随着其在1898年兼并了夏威夷、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美国国内已经开始呈现出一种把领土占领作为满足其扩张冲动的途径的兴趣。但是，约翰·海的声明表明美国的扩张开始转向一种不同的方式：美国将通过经济霸权而非大国统治来扩大其影响。这一设想证明有着巨大的持久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符合美国作为一个根植于反殖民主义和“例外论”原则基础上的国家的自我认知。在之后的20世纪里，美国人鄙视其他国家的帝国意图，即使美国自身也努力在国外攫取经济机会。[71]

在一定程度上，门户开放政策在思想上迎合了美国人的那种传统的对殖民主义的反感，以及他们对自由原则的承诺。尽管美国在19世纪末不断违反其自身提出的反殖民承诺，而保持着对拉美的准帝国统治，但国会中大多数议员以及公众舆论仍然坚持认为美国从根本上是一个反殖民国家。1898年在对菲律宾兼并问题的大辩论期间麦金莱政府所面临的抵制，表明了反帝国主义舆论的强大力量。门户开放提供了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案，因为它为美国获得中国市场提供了机会，同时也占据了道义的高地。用美国历史学家马修·雅各布森（Matthew F.Jacobson）的话来说，门户开放声明代表了“一种反殖民主义面纱下的帝国主义经济效果”。那些贪婪的扩张主义者和自由放任的卫道士在门户开放思想下统一了起来。这一政策的吸引力还在于，它提出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而使中国获得西方所提供的最现代的商品和思想。这样，这一政策就与美国那种自诩作为世界上落后地区现代化和对其进行教化的力量的观念相吻合。基于诸多原因，门户开放政策在美国受到了广泛的欢迎。[72]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全球体系，这一体系建立在门户开放的基础上，而非传统的殖民主义。门户开放的重要性在于，首先它既不是一种军事战略也不是一种传统的均势政策，它被设想或设计成一种不通过战争去赢得胜利的途径；其次，它源于那种认为美国拥有绝对优势的经济力量，能够把那些更为贫穷、弱小和不发达的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塑造成亲美国的模式。[73] 对于那些倡导门户开放观念的人来说，对海外经济机会的寻求只是一种向西部扩张的延伸，从而把美国市场推进到了太平洋。这一观点认为，随着19世纪90年代美国边疆的关闭，美国商人将其注意力转向了国外市场，并认为通过同样的已经在国内流行的市场开放和独特机会的思想，能够扩张美国的影响。按照这一观点，新市场的不断开辟对于保持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良性运转是十分重要的。根据门户开放观点的解释，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的扩张，威尔逊对建立一种开放的全球经济的呼吁，以及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决心阻止东欧的“苏联化”，都是源于为美国工业开辟和维系市场以及保持国内平衡的同样的动机。[74]

门户开放政策对于美国外交政策有着深远的影响，它所提倡的“机会均等”“自由贸易”的观念，先是适用于中国，而后被广泛地应用，成为以后构筑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框架的基础。这种观念体现在美国后来的几个重要的政策声明中，如1918年威尔逊关于战后世界秩序的“十四点”计划，1941年美英宣布的《大西洋宪章》，以及战后美国与世界各国进行的各种关税贸易谈判，乃至在1995年构成了美国促进世界贸易组织成立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