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富兰克林·罗斯福与反殖民主义

门罗主义、门户开放等美国传统外交思想以及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其主要决策者对殖民主义的态度。罗斯福并非一直是一个反帝国主义者，他在出任威尔逊政府的海军部长助理期间，表达出一种强烈的对美国殖民地的家长式态度。罗斯福支持威尔逊在一战结束前提出的国际组织构想，他认为美国应该加入国际联盟，其关于国际合作的看法并不排除美国或者其他国家保留其殖民地。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罗斯福开始敦促政府在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实行一种积极的合作性政策，他认为美国应该履行其最终撤出菲律宾的诺言。1928年，罗斯福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文章，指出1898年反帝国主义者所体现的重要作用，有助于引导美国对菲律宾群岛的政策向着教育菲律宾人自治的方向发展。[135] 就任总统后，罗斯福准备把这些新的原则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他不断请求国会授予波多黎各最大程度的自治，支持授予菲律宾自由的运动，并于1934年批准通过了菲律宾独立法案。

在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就注意到欧洲殖民制度的存在对于实现美国的世界秩序构想是一种严重的障碍。他希望国际经济秩序能够与美国的政治价值观和经济利益相协调，但是殖民主义制度严重限制了自由贸易活动，宗主国对附属地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不仅与美国追求的政治自由和民族自决相悖，也损害了自决原则和排斥了美国商业的自由扩张，而且挑起了暴力与革命，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正如时任副国务卿的萨姆纳·韦尔斯所指出的：“如果半数的人口仍处在被奴役之中，我们如何能希望创造一个自由的和稳定的世界？”[136] 罗斯福认为帝国秩序由于其垄断贸易、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只能为未来殖民地的动荡和大国之间的冲突播下种子。在他看来，殖民制度的存在不利于美国全球利益的实现。罗斯福的自由主义思想及人道主义的本能，使他对殖民主义深感厌恶。[137] 1943年初，他去卡萨布兰卡时途经英国的殖民地冈比亚，目睹了当地人民的悲惨生活状况，认为冈比亚人的待遇比牲畜还糟。他还多次公开抨击法国在印度支那糟糕的殖民统治。他指责道：“殖民制度意味着战争，对印度、缅甸、爪哇资源的剥削，掠夺走那些国家所有的财富，但从不回报给它们任何东西，如教育、适当的生活水平、最低限度的健康条件——你们所做的这一切是在积聚导致战争的某些问题。”[138]

罗斯福执政后，开始把非殖民化（尽管他还没有使用这个词）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部分，把反殖民主义的理想付诸实践。他首先确定了美国自己在菲律宾实行非殖民化的时间表，促进了菲律宾的自治进程。1934年，罗斯福签署了“泰汀斯—马克斯·达菲法案”，确定了菲律宾独立的日期是1946年7月4日。他还希望其他欧洲列强能够效仿美国的这一非殖民化模式。国务卿赫尔曾指出：“我认为我们处理菲律宾的方针，为一个国家应该如何对待其附属地或殖民地，在与之合作并为之获得自由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方面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139] 罗斯福还不断地派出代表到世界各地宣讲民族自治和自由的信条，强调美国人与欧洲人的不同。他还通过“租借法”和《大西洋宪章》的条款向欧洲列强施加压力。罗斯福在不同的国际场合，通过不同的行动，不断地推动着非殖民化的议题，自决的原则不断被重申。他认为美国正处于重塑世界历史的地位，而实现民族自决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他曾这样宣称：“我们，美国人民，正在书写新的历史。我们认为任何民族，无论多小，都有成立自己独立国家的与生俱来的权利。”[140] 罗斯福是威尔逊主义的支持者，他的理想主义中同样混合着更多的现实主义。他认为美国积极参加了这场世界大战，就意味着为美国获得战后世界领导地位创造了第二次机会，美国再次成为负有世界性使命的大国。早在1939年4月14日，罗斯福就在一次演讲中表示：“毫无疑问，在未来几年内，远洋商船将穿越浩瀚大洋，一如今天它们穿越封闭的欧洲海域一样容易。世界经济运行将日益成为一个整体，任何地方的经济生活都将密切相连。”[141] 在之后的几次演说中，罗斯福把美国的安全、民主和商业与发生在美国边界以外的事件联系起来。1941年1月6日，他在给国会的年度咨文中包含了关于“四个自由”的理想，他指出美国最紧迫的任务是成为那种基于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四个“自由”的伟大事业的军火库。[142] 同年8月，罗斯福与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大西洋宪章》中勾画出共同的事业。

1941年8月14日，罗斯福与丘吉尔共同颁布的《大西洋宪章》，目标之一就是在民族自决的原则基础上建立战后的世界和平。根据他的儿子埃利奥特的回忆，罗斯福一直认为既然美国参加了战争，就无论如何不能允许欧洲国家保留其殖民帝国，战后殖民地的政治状况必须进行变革。在纽芬兰会议期间，他这样说道：“我不相信我们既然能够进行一场反对法西斯奴役的战争，而同时就不能致力于使全世界的人民从一种落后的殖民政策中获得自由。”[143] 赫尔进一步强调：“总统、我本人及整个美国政府都热诚地支持所有附属地民族在切实可行的最早时间内获得自由。”[144] 1942年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这样阐释了美国的愿景，“这场战争必须意味着一些民族凌驾于其他一些民族之上的帝国的结束”[145]。1943年3月，美国宣布“民族解放宣言”，提出要利用《大西洋宪章》中列出的原则促成一种国际程序，由此使殖民国家同意“通过教育和使附属地民族自治而为其未来的独立做好准备，并公开这一进程的时间表”[146]。

富兰克林·罗斯福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其强烈而持久的反殖民主义。在二战前期，罗斯福的反殖民主义立场总体上是坚定的，他不断敦促欧洲各殖民宗主国保证为殖民地的最终独立制订好日程表。从1942年开始，他提出在战后建立一种国际托管制度，希望通过由发达国家作为监督者或托管者，使当地的民族精英承担起自治的责任。他设想把殖民地区置于国际托管制度之下，以便它们为自治或独立做准备，这样才能使未来的和平前景有大的改观。[147] 对于罗斯福来说，国际托管制度意味着一种折中方案，他认为国际托管制度将能保证殖民地的独立而避免过早把权力移交给缺乏经验的当地精英的弊端。[148] 然而，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罗斯福在殖民地问题上的激进立场逐渐消退。尽管罗斯福相信，就任何国家而言，帝国主义政策都是难以在被容忍的。他确信殖民地民族合法的自治和最终独立的愿望不能被永久拒绝。[149] 1945年2月，在罗斯福从雅尔塔返回美国的途中，他同记者谈到了这些事务，还特别提到了印度支那，他再次坚持印度支那应该被置于国际托管之下，而非交还给法国。但事实上，到了二战后期，尤其是在罗斯福去世前夕，其对于殖民地问题的处理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虽然他认为殖民帝国的结束已经指日可待，但他没有料到会来得如此迅速，他把大国之间的合作置于非殖民化之前，认为欧洲盟国大约需要30年的时间来教化土著和为殖民地的最后独立做准备。[150] 1944年底，他逐渐放弃了为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及其他附属地所设计的国际托管制度，默许英、法、荷等国在战后恢复在东南亚的殖民秩序。美国在非殖民化问题上的摇摆立场，在20世纪以前的美国对外关系中已经可以明显看出，20世纪40年代的这种做法与以前的先例很难分开，自决权作为一个基本原则在美国的政策中常常被折中。

罗斯福在殖民地问题上的这种政策变化有着意识形态及政治、军事战略等现实利益方面的考虑，它反映了美国政府在面对一种利益纵横交错的复杂形势时实用主义的一面。在意识形态因素方面，罗斯福及其政府官员们虽然具有强烈的反殖民主义理想，但他们并没有摆脱美国社会中那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和种族观念，他们怀疑那些深肤色的民族实行自治的能力，很少设想使附属地尽快实现独立。罗斯福抱着那种“白人的负担”的家长般的心态，怀疑这些殖民地民族管理自己的能力，认为它们在自治问题上是不成熟的，而“先进”民族对于“落后”民族具有不可推卸的“保护”及“指导”责任。他提出国际托管制度的设想，希望由“先进”民族来培养他们自治或独立的能力，希望在联合国的指导下，随着其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渐进地走向自治或独立。罗斯福政府的其他官员有不少也持这种观点，如韦尔斯就曾这样说：“我们知道，对于一些落后的民族来说，需要几代人来为自主和统治自己的能力做准备。但是我相信，任何国际组织都应该建立在任何国家都无权征服或者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的原则基础上，所有那些对落后民族具有管理权的国家，只能用于培养这些民族自治能力的目的。所有那些达到这一程度的民族，无论黑人、黄种人、棕种人或白人，才有权获得独立。”[151] 因此，殖民地的解放并不意味着它们将马上获得独立。直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负责近东、南亚和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拜罗德（Henry Byrode）在一次声明中仍持这种观点：“我们的基本政策是支持所有民族尽可能快地向自决演进，但是给予那些尚未做好准备的民族完全的自由将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也不符合整个自由世界的最佳利益。”[152] 美国领导人思想中长期存在的种族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罗斯福政府在非殖民化问题上的保守主义。

其次，在政治上，二战及其之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向美国外交决策者提出了挑战。美国长期倡导民族自决原则，希望通过支持亚洲、非洲和中东的独立运动获得政治和经济利益。但罗斯福的非殖民化设想从一开始就遭到了英国、法国及荷兰的极力反对，同盟国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面对这些欧洲盟国的强烈抵制，罗斯福担心坚持一种咄咄逼人的反殖民主义立场，会造成战时同盟之间的关系恶化，危及战后与这些国家在西欧的合作。赫尔后来谈道：“我们已经与这些宗主国进行了不断的会谈，但是考虑到我们正在努力寻求与它们在欧洲进行尽可能亲密的合作，我们在西南太平洋上不能向其过分施压。……我们不能在东方疏远它们，我们期待着在欧洲与它们共事。”[153] 战争期间的军事急务不允许同盟国的破裂。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打败轴心国是盟国的首要任务，这就要求英、法、美等国之间的密切合作，这也意味着罗斯福必须在殖民地问题上作出各种妥协。战时利益的需要，最终抑制了罗斯福向盟友施加更大压力的可能，从而不可避免地在非殖民化立场上倒退。

此外，罗斯福的反殖民主义“理想”还受到军事战略以及美国自身安全防御需要等因素的影响。在二战后期，美国海军要求占领太平洋上的岛屿，联合参谋部和海军都认为保留这些岛屿对于美国的安全极为重要。战后的“纵深防御”主义进一步激起了美国决策层对占有太平洋岛屿的欲望，他们认为美国的飞机能够把这些岛屿作为抵达亚洲的前哨基地。[154] 来自军方的压力使罗斯福不可能对战后任何试图在太平洋地区重建战前统治地位的行为满意，进而认可了国际托管制度的原则不适用于美军占领的战略地区。同样，这一原则也就很难应用到欧洲的殖民地。1944年8月12日，罗斯福在一次演说中宣布，美国军队已经决定占领将使他们能够控制太平洋的海军和空军基地。二战后期的战略目标使罗斯福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大打折扣。

不可否认，罗斯福对非殖民化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与美国思想传统中的反殖民主义理想有着渊源关系，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美国舆论主流的一种反应，对帝国主义的憎恶一直植根于美国社会。但在罗斯福的反殖民主义政策中，美国“理想”与美国利益混杂在一起，经济因素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殖民地贸易壁垒的存在，无疑对美国一贯奉行的门户开放政策形成了威胁。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使罗斯福及其政府官员们意识到战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性，打破封闭的国际经济秩序成为美国支持非殖民化的动机之一。战争伊始，美国就利用“租借法”和《大西洋宪章》使英国有条件地向美国开放了其帝国特惠体系。《大西洋宪章》第四条指出：“（盟国）将致力于使所有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能在世界上平等地参与其经济繁荣所需要的贸易和获得原料。”[155] 这说明罗斯福政府在追求其反殖民主义理想的同时，一直试图缔造一个符合自己利益的、以自由贸易和自决等原则为特征的更加开放的世界。罗斯福以及其他许多高级决策者都认为，只有这样一个世界，才能确保美国所追求的和平、繁荣、稳定与安全。殖民地贸易壁垒的存在，极大地触犯了美国世界开放的观念。就东南亚来说，在二战以前，东南亚殖民地经济几乎是完全排他性地满足母国的需要，成为宗主国保护性的原料和劳动力的来源地及制造品的市场。罗斯福政府认识到如果战后东南亚的殖民制度得以重新建立，不进行根本性的改变，那么美国对该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将会与过去一样受到某种歧视性的待遇。美国政府要求欧洲殖民地实行更加自由和开放的政策的设想，表明了对现实国家利益的考虑与反殖民主义的立场密切相关。[156]

总的来说，尽管罗斯福的反殖民主义“理想”有着极其灵活和现实主义的一面，但他在原则立场上反对殖民统治是无可置疑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其强烈而持久的反殖民主义，民主和自决是其反殖民主义理想的核心。他坚定地相信，民族独立是民族固有的自然规则，所有殖民地最终必须获得独立。他认为殖民地区的自治或者独立，对于建立持久的世界和平秩序是十分必要的。然而他在决定如何去促进实现这一目标时陷入了困境。反殖民主义是其理想主义的一种形式，而他的现实主义政策则形成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考虑，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使他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发生了巨大的断裂。保持战时同盟的完整和确保战后大国合作的需要，使他不会把反殖民主义的政策推进到威胁美国与盟国之间关系的程度。“保持美国与欧洲盟国的团结及保护美国在战后世界的安全利益，能够解释但不能减少美国从1944年开始在非殖民化问题上日益增加的保守主义。”[157]

像威尔逊一样，富兰克林·罗斯福同样受到自决理想的挑战和困扰。罗斯福同样认为建立一种国际组织，对于把自决原则转变成政治现实是必要的，他在战时就开始酝酿成立联合国，在1941年的《大西洋宪章》中，罗斯福与丘吉尔一起，把一些共同的原则和民族政策写进了宪章。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英、美关于这些具体原则的解释及其适用范围问题，又存在巨大的分歧，从而导致了二战期间美、英关于殖民地前途问题的激烈争论。威尔逊和罗斯福都是渐进主义者，他们都认为殖民地民族最终将决定自己的前途，但不愿看到欧洲殖民制度马上崩溃。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一个强烈的威尔逊主义者，他笃信与威尔逊同样的目标，他力推威尔逊的主张，但目的不同。他希望重塑国际联盟，以使其更加有效地维护和平。托管制度的观念很容易成为美国的一个防御武器，而观念则是服务于其自我利益，美国的反殖民主义常常与安全的需要相一致。[158]

因此，尽管美国对欧洲殖民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但是无论在二战前还是在战争期间，反殖民主义从来都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原则，平衡其他利益的需要常常缓和了美国的反殖民主义倾向。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过程中，高尚的理想主义经常让位于现实的国家利益，这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特征。美国在罗斯福执政时期从非殖民化问题上的实际后退，持续到了杜鲁门任职总统时期和艾森豪威尔执政之初。

整体上来看，20世纪美国在世界殖民地问题上的政策，与两个世纪以来美国外交传统中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和经历是一致的。1945年4月罗斯福去世，杜鲁门政府继承了罗斯福政府在殖民地问题上复杂和模棱两可的政策遗产，从战时的激进立场继续后退。随着“冷战”两极体系的形成，在日益世界性的美国政策框架内，非殖民化变成一种尴尬和棘手的行为。一方面，要保持殖民地区的稳定、在那里赢得盟友，就必须支持非殖民化。美国历史上的反殖民主义传统、战时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和声明，使广大殖民地区的民族主义者渴望在美国的帮助下获得独立，希望美国能够履行战时的诺言，而如果美国彻底背叛自己一直宣传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势必会造成殖民地民族的失望与敌视，会把它们推到共产主义阵营中去，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结果。另一方面，“冷战”形势下与苏联对抗的加剧，使美国亟须加强与欧洲盟友的关系，在战略上需要西欧的支持，西欧的经济复兴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对于这些西欧盟友来说，殖民地是其政治权力和经济力量的一个重要部分，西欧殖民国家继续控制这些地区，不仅可以把这些地区直接纳入西方阵营，而且将提供对于遏制政策十分重要的原料和战略基地。如果美国继续推行激进的非殖民化政策，就会损害西方阵营的安全和团结。1953年11月，副国务卿拜罗德道出了美国的这种担心。他说：“我们应坦率地承认，我们支持那些在殖民地施加影响的欧洲国家的强大与稳定，他们是我们的盟友。经济联系的骤然切断可能会严重损害我们的大西洋防御体系所依赖的欧洲经济，同时也损害了殖民地自身。”[159] 因此，美国不愿向其西欧盟友过分施加压力。

这样，“冷战”及反共产主义的现实需要，使美国的反殖民主义理想再次陷入两难困境。美国外交不仅面临着在支持欧洲盟友的殖民政策还是支持广大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进行抉择的困境，而且还面临着来自国内各方面的压力：1950年1月，杜鲁门的经济顾问提交了一份报告，把殖民地区归类为两种意识形态阵营之间斗争的关键性地区，指出应该尽一切努力促进这些地区的民主进程和促进他们向独立发展。与此同时，许多国会议员以“殖民主义被驱逐后，共产主义将取而代之”为理由反对非殖民化。美国政府试图在这些不同的舆论潮流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力图不伤害任何一方的感情。[160] 这种处境使美国决策者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殖民地问题上采取了一种“中间路线”的政策。

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中期，美国在非殖民化问题总体上奉行了一种棘手的“中间”路线。正是为了维护现实的安全利益和战略利益，尤其是与苏联在第三世界展开激烈争夺的需要，美国采取了在反殖民传统与现实利益之间进行调和的政策。在联合国，当美国代表不能阻止把殖民地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或安理会的议事日程中的时候，他们就竭力寻求折中的解决方案，提出一些无助于解决问题但又不会伤害任何国家的无关紧要的方案；在对任何一个棘手的问题进行表决时，他们大多数时候要放弃投票权。但实际上，美国的这种“两面”政策既受到了西方国家的怀疑，也受到了殖民地人民的怀疑。西欧盟友一直怀疑美国在反殖民主义背后的真正目的，认为美国正试图以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在殖民地世界取而代之。而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者宣称他们敬仰美国的华盛顿、林肯和威尔逊，他们期望美国以一种公平的方式帮助他们获得自由。但是，早从旧金山会议开始，美国政策的演变就逐渐削弱了这种信赖感。这一时期，美国被指责没有运用其影响支持殖民地人民的事业，而是像殖民列强所希望的那样接受了现状；更有人谴责美国积极地支持殖民统治（如援助西欧经济复兴的马歇尔计划等）。[161]

美国在20世纪的反殖民主义倾向，源于其追求自由的民族传统和对美国扩张机会的继续寻求，这时的美国外交政策“一定程度上具有反殖民主义的特征，但也有帝国的特征”[162]。美国参与非殖民化的过程远非仅仅源于自决和自由的传统，它也与其过去的许多传统一脉相承，其所作的妥协也具有彻底的传统性。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高尚的理想主义常常让位于国家利益的现实，这在1950年4月美国国务院附属地区问题委员会负责考察殖民地政策的下属委员会准备的一份文件中，得到了最好的反映。该文件这样指出：“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为了培植有价值的民主制的朋友而向附属地民族提供的支持将是不值得的。如果这样做，可能就会严重威胁到目前的安全和民主本身的生存。”[163]

在20世纪民族主义运动强有力地推动下，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处理，从一战后的大国“委任统治”制度演变到二战后的联合国国际托管制度，乃至世界非殖民化运动的蓬勃开展，美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立场与其在此之前两个世纪的外交政策是一致的。这一主线从门罗主义中的“不再殖民原则”、追求门户开放过程中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及对殖民地问题的立场以及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反殖民主义理想与实践，到杜鲁门时期对殖民地问题的态度变化，再到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越南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困境。尽管这条线并非笔直，但它足以反映出19世纪以来美国外交中关于世界殖民地政策演变的基本轨迹，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战后美国对非殖民化问题的基本立场及其深层次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