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0年10月14日下午，在兰州市农民巷的四方肘子馆，西北师范大学何玉红先生向我建议：能否将已做的访谈，聚合在一起出版，免得每次上课都让研究生去复印，俾便他们学习参考。这一想法得到了当时在座的么振华、铁爱花、苗东等学友的赞同。我仔细想来，似乎也颇有必要。这就是本书编选的缘起。在此首先要特别感谢何玉红兄的提示和帮助。
给著名学者做学术访谈，始于1998年冬季，记得当时在河北大学校办勤工俭学的一位学弟转告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打来电话，找你有什么事。我把历史所（指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今改称宋史研究中心）的电话告诉他了。”稍后，接到电话，打电话的是著名世界史学家王斯德先生。他邀请我对漆侠先生做一次访谈，并说了大概要求。随后不久，我收到了王斯德先生邮寄来的资料，那是《历史教学问题》编辑部已经编发的几位著名学者的访谈稿，和王斯德先生的亲笔信。我将此情况告诉漆先生，先生答应了。那年的冬天，似乎格外的寒冷，先生去医院输液的次数稍多，和往常一样我几乎是接送和全程的陪护者。在和先生的聊天中，我一边听先生讲述，一边尽量快地在医院给的空白处方纸上，记录下先生的话语。当时的条件很简陋，我没有录音机，只能靠速记和记忆中残存的印象，把先生的话记录下来。最后整理成文，先生修改了几处文字，再配上先生那张经典照片，这篇访谈录就刊登在上海《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1期了。如今，先师远游九原接近二十年了，我只有在文字间回味当时的问答。
此后十几年间，受王斯德先生的委托，我还对十数位著名史学家进行了访谈，或显或隐地参与了一些约稿，也多半发表在《历史教学问题》这份杂志上。2003年我入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后，由于《历史教学》编辑部蔡世华先生的信任，也参与了这家杂志的学术访谈栏目。其中，或显或隐，参与较多。此后，新的机缘出现，那就是《史学月刊》的主编李振宏先生、《学术月刊》的主编田卫平先生的信赖，使我也参与了几位著名学者的访谈。当然，此后也给另外的期刊做过一些事情，不过均隐多于显。这些都是我参与这一访谈形式请益前辈的轨迹，记录在此，回忆过往，点点滴滴，一如昨日。此书的出版拖延至今，有几位前辈也已远游，想来愧甚。
学术访谈算不得学术成果，我依然是抱着极为认真的态度，策划着一位又一位前辈学者的访谈。承蒙诸多前辈不弃，我得以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数十位名家的访谈。转益多师，是我在这些访谈中获得最多的。前辈们的宝贵治学经验和睿智的思考，有些并不能从其学术论著中获取，而在面对面的交谈中，在不经意对话之间，迸射出智慧的火花，时不时使人有醍醐灌顶的顿悟，也借以砥砺一己的向学之心。在经历了“史学危机”到2001年央视百家讲坛史学普及化的过程，我颇多感受到学院派卓越史家“口述史”的重要性。在此，我真诚地感谢诸位前辈。
虽然本书访谈的著名史学家并不限于宋史，毕竟宋史研究方向的名家居多。其实就宋史领域而言，仍有很多的名师，譬如陈乐素、徐规、朱瑞熙、李裕民、张其凡、何忠礼、刘复生、戴建国等前辈，以及海峡对岸的王德毅、梁庚尧等教授，有的我曾多次联系或寻找可以访问的合作者，有的教授则明确表示太忙顾不上等，未及能够一一选入。感谢邓小南老师的介绍和陈智超先生的惠允，将陈先生早些时候所做的张政烺、邓广铭先生学术的访谈也收入此书。
本书的编选次序，以年庚排列，同庚者则尽量序以月份。
感谢曾经帮助整理录音资料的王志双、张德安、夏柯和刘佳佳等学友，也感谢他们和我的愉快合作。
20世纪以来，沧桑巨变，或朝暮之间即有转变，大时代的背景下，一代又一代学人的追求。学术乃天下公器。有关学术真与美的讨论，大多关联到中外学术评鉴的理念。中国传统学术追求义理、考据、辞章，学术的真知灼见往往在一位学者的天赋、勤奋、专注和耐心等因素中得以显现，但是近200年来，国人不乏对中国学问不自信而乐意以引述欧美甚至日本学者以为噱头并炫示自高者。欧美人文社会科学在近三百年间的发展确实堪称繁盛，各种流派学术智慧深蕴的理论和学说不胜枚举，其中难免“他镜窥我”者的自信满满。而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之下泛滥而成的历史虚无和各种扭曲性学术颠覆，或也在提供给中国学人“不同角度观察中国的能力”以借鉴。致力于某一学术论题之精致、精深、高妙、执着的忘我和陶醉，以及对于学术真善美的敬畏之心，在他们看来，抑或一丝也不少；然而在勇于建构的时候，更应该在大胆怀疑、证伪质疑的同时，在追求独到、创新的同时，更多精密考证既有学人成果的诚实与理性的努力，更要自我反问和在追求反证过程中呈现出厚重学术的邃密。域外高明的学者往往批评中国学人的“揽镜自窥”，乃至被批评为“划疆自守”和“自说自话”。近来中国倡导文化自信，遂有部分学人越发从一个极端走往了另一个极端（出版的相对容易，也导致了不少学人为追求其所谓“标新立异”，忘记了学人的本分而急功近利抑或纯粹“为稻粱谋”，不负责任的出版给这个世界增添了学术垃圾。当然，学术创新不会刻意逃避标新立异，但是，选择了“新”是否就意味着完全取代和淘汰“旧”？那些已经创新的学术之“新”，是否可以“承续先贤将坠之业”,“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可以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反复呈现众所周知、习以为常的凡俗世人的常识，学者就常常被批判为懈怠和懒惰。人文学术研究的价值追求，有学人认为在于学术成果是否激发了后来者的继续思考，使原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陈旧的而丧失了活力的世界与秩序焕然一新；有学人强调：研究型学者的使命，就在于开拓人类知识和认识的边界，带领读者在知识、观念上抵达一个他们从未去过的地方；甚至是以前在人们眼中不是问题的问题，经过他们的疏导，开始变成了饶有兴味的深邃的问题。唯有如此，在争议的背后，整个社会观念的水位得以跃升。与大众流行的常识毫无差别的学者所谓“洞见”，其实在学术道德领域讲是很羞耻的，专业学者必须以专业意见挑战大众常识（以上参考刘瑜《观念的水位》）。至于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美国学者裴宜理说：
我认为，最好的历史学能解释各种文化、机构和行为从何而来——并通过对人类共同的过去中那些经常被遗忘或隐藏了的元素认知，为将来如何改善这些文化、机构和行为提供启迪。我相信，最好的历史学还可令学者陶醉在自己的研究和撰述过程中，并使阅读者兴趣盎然，因为它提供一种扣人心弦且令人信服的叙述，告诉我们何以成为现在，并借由言外之意和扩展引申，使我们知晓何以在未来前进的路上走得更远。[1]
旨趣高远。邓小南教授提倡“不重复自己，也不重复别人”。前人创造的知识总是太容易被后人忘记，后人总以为自己聪明绝顶，是天下独一无二、不世出的天才。事实上，不把既往前贤论断改头换面以为己有，既自信又不自负，是专业学者所应该具有的职业品质。
切思切问，切琢切磨。聆听智者的心音，感悟学术之浩渺无际涯，游弋其间，收获的多是智慧。但愿这本书的编选，能对青年学子向学之心与求学之志有所裨益。高山仰止，我们仰慕名家的经典学术和智慧，或许更应该思考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在学科整合、文献数字化之后的未来，我们更多应该思考的是：怎样无限接近、超越名家而走出新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步履。
最后，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宋燕鹏编审的诸多努力和帮助，终于使这部辗转了两家出版社依然“待字闺中”的书得以问世。
刁培俊
2019年2月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