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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新夏

来新夏（1923—2014），浙江萧山人，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46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学系。1949年初在华北大学第二部学习，接受南下工作的培训，后分配在该校历史研究室，为范文澜教授研究生，攻读中国近代史。1951年奉调至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由助教循阶晋升至教授。先后担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校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图书馆学系系主任、教育部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所属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学术委员会委员、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审定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顾问等职务。主要从事历史学、方志学、文献学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发表论文百余篇，另撰有大量随笔散文，汇编成集的有《冷眼热心》《一苇争流》《且去填词》《出枥集》《学不厌集》《来新夏书话》《邃谷师友》和《皓首学术随笔丛书·来新夏卷》等十余种。

主要著作

《北洋军阀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北洋军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

《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华书局2010年版；

《中国近代史述丛》，齐鲁书社1983年版；

《方志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林则徐年谱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林则徐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天津近代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2009年版；

《中国地方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清人笔记随录》，中华书局2005年版。

纵横“三学”求真知

——来新夏先生访谈录

专与博、冷与热、学与用是我们在治学中经常面临的问题。作为一位横跨历史学、方志学、图书文献学的学术大家，来新夏先生研究领域之广泛、成就之突出，在学术界中是很少见的。更可贵的是，来先生一直提倡和实践“为人之学”，如今，年逾80岁高龄依然笔耕不辍，在从事专业研究的同时，还撰写大量随笔杂文，并将此作为普及历史知识，服务社会的重要途径。来先生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和“常开新境”的学术风格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来先生，您好！您是我们尊敬的学界前辈，学界称誉您为“纵横三学”著名学者，大概也就是说，您在历史学、文献目录学、地方志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影响深远。您能谈谈您的学术经历和研究概况吗？

好的，先谈谈我的本业历史学吧！我是上世纪40年代的大学生，1942—1946年间就读于辅仁大学，受过传统史学的科班训练。当时正是抗战时期，燕京关闭，北大成为伪大。辅仁作为德国教会学校，受日寇干扰较少，故而当时留在北京而不愿任伪职的学者纷纷加盟辅仁，一时名师云集，文史方面就有陈垣、余嘉锡、朱师辙、启功等名家。当时辅仁的学生较少，师生关系也很融洽，所以每个学生都能得到教师的悉心指点。在这一环境熏陶下，我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大学期间，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唐以前的中国历史，毕业论文做的就是有关汉唐年号变化与政治关系的题目。1949年参加革命以后，我到华北大学接受南下工作培训，后来，被留在历史研究室当研究生，师从范文澜先生，开始转向近代史研究。一年以后，我奉调到南开大学工作，讲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鸦片战争史、中国近代史和北洋军阀史等课程。虽然学术方向有所转移，但我并未放弃古代史。我一贯主张学术不但要古今贯通，还要中西贯通，反对学问越走越窄，这个我们下面再谈。北洋军阀史是我研究近代史的核心点，这要追溯到跟随范老学习的那个时候。当时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制为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接受了100多麻袋北洋档案，在整理这批档案过程中，我开始接触北洋军阀史。那时的工作条件很差，每天在仓库里弄，尘土飞扬，每人只发一件灰布制服，一个口罩。整理工作分两步，第一步非常辛苦，就是先把土抖落干净了。因为那些档案都很多年没有动，非常脏。我们早上去，晚上回来的时候，眼镜的镜片都是黑的，口罩遮住的地方是白的，可是口罩上两个鼻孔的位置也是黑的。全身都是土。这是第一步，弄干净后，把档案按文件类型分堆，再做大致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分类，这就弄了近半年。第二步整理的时候就很细了，要把每份文件看一遍，然后做卡片，写明这是什么时间，什么事情，写出概要性的东西，进行专题的内容分类。在研究这些档案的同时，我又看了一些有关的书籍，对北洋军阀史产生了兴趣，我认为这是治学中的“从根做起”。1957年时，湖北人民出版社向我约写北洋史书稿。当时没有人写相关专著，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写成了12万字的《北洋军阀史略》。没想到，出版后反响强烈，日本还出了两次译本。我当时自认为这是以马列观点写就的第一部北洋军阀史。1957年以后至70年代末，因受形势影响，研究处于徘徊阶段，没有什么进展。进入80年代，湖北人民出版社又向我约稿，希望增补《史略》。1983年面世的《北洋军阀史稿》就是在原书基础上重新扩充、修改完成的。《史稿》出版后，我仍觉得当时没有一部完备的北洋军阀通史是一个缺憾，认为这是自己的职责所在，遂又经过十余年努力，在几位同人的协助下，写就100万字的《北洋军阀史》一书。这本书获得了教育部科研成果奖。当时我自信心很强，认为50年内很难出现其他北洋通史，因为这是一部填补学术空白的著述。我在“文化大革命”时受冲击，其中一条“罪状”就是因为研究北洋史，被人指为是专门研究坏人的历史，与反动派气息相通。可我觉得，历史是丰富和多样的，如果大家都去研究英雄烈士了，那历史的另一面谁来研究呢？这样的历史不就成了片面的，而不是完整和全面的历史了吗？

以上是我在历史学方面的研究情况。我的另一研究领域是目录学。我们读大学时，允许跨系选课，我就选了中文系的目录学课程，师从余嘉锡先生学了几年。目录学难度较大，比较枯燥，要教好学好都不容易。作为老师，如果涉猎不广，积累不多，没有旁征博引的功夫，要讲得新鲜生动、引人入胜是不可能的。在“极左”时期，目录学属于“三基”，受到了批判，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直到80年代时，我才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开设目录学的课程，后来因为身体原因，讲了两年多就没继续。我学目录学，是从《书目答问》入手的，读通了这本书，就掌握了2000多种古籍的大致情况，心中就有了做学术的纲领，无论你做哪个领域，都可以大致明了该领域内的基本书籍，再接触其他的书，就可以很容易地增补进这个体系中去。我现在正在总结自己在目录学方面的成果，明年中华书局将出版我的《书目答问汇补》一书。我在攻读目录学时，曾经做过《书目答问》索引，一种是从人名到书名，先列出作者，字号，属于哪一家，再列出著作；另一种是从书名到人名，先列出作品，属于四部中哪部，再写出作者。通过制作这两种索引，就等于将《书目答问》拆散了又重组，学问就应该用这个做法。你们可以看看我早年手批手校的《书目答问》，那时我就用了这个办法。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外，地方志也是我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在这方面，我的起步较早，因为我的祖父是民国《萧山县志》的独立纂修者，所以，我有一定家学渊源，也很想继承祖父研究地方文献的传统。四五十年代，我阅读了大量旧志。我国的方志有2000余年的历史，但志书的分布却不均衡，有的地方修得多，有的地方少，有的甚至没有。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很重视纂修地方新志的工作，号召各地编修自己的“地情书”。由于政治运动不断的原因，新方志的修撰工作屡兴屡废，直到80年代初，才掀起全国性的修志高潮。当时由梁寒冰先生负责主持全国的修志工作，我担任第一助手，由此进入到地方志研究领域。我在这个领域除写了《方志学概论》《中国地方志》《中国地方志通览》《志域探步》《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等书外，还做了四点工作。第一，是做了新志编修的启动工作，负责起草了全国新志编修规划和第一次启动报告。第二，是参与了若干新志的评审工作，给几百个县市区的地方志写序，做了一些评论和纠谬的工作。第三，是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新志纂修人才。1982年时，我担任了华中、华北、中南、西北四个地区新志编修人员的培训工作。现在我的学生和私淑弟子遍布全国各地。第四，是倡导和参与了旧志的整理研究工作。我国是个志书大国，新中国成立前编修的旧志就将近万种，不但存量大，而且种类繁多，包括各级行政区划志、江河山川志、行业志种种。这些志书包含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地方情况，是一个蕴藏量和信息量极为丰富的资料库，所以有必要进行相关的整理研究工作，以为现在社会所用。当时，我参与了旧志的目录编修、资料分类、内容研究和整体评价工作。

上述三个部分构成了我的学术体系，也就是别人讲的我的“三学”，所以我入选《南开史学家论丛》的集子就取了《三学集》的名称。到晚年后，我又想，干了一辈子学术，一辈子得到民众供养，如果只写了几篇供专业人士看的文章，意义有限，所以，我就想把我的知识和才学还给民众。因此，从80年代以后，我开始了学术随笔的写作。史学工作者所做的学术随笔，与作家随笔不同。我的随笔是以学术为根柢的，目的是给人更多的历史资料与信息，就算是针砭时弊，也是以历史为基础的。近30年来，我一直坚持写随笔，已经出版了十余种随笔集。最近的一本，是中华书局出的《皓首学术随笔丛书·来新夏卷》。所以，我觉得在我的“三学”之外，还有一学，就是学术随笔。以上就是我的学术研究概况。

来先生，作为一位出色的教育家，您在图书馆学的建设方面体现了史学家的通识，您能补充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好的。我是历史系的教授，按照学校的安排，1983年，我离开历史系担任了南开图书馆馆长。1979年我曾创办了南开大学分校的图书馆学专业，1983年又组建了校本部的图书馆系。在办学过程中，我提出了编写教材和引进人才的“两材（才）”方针。首先是改变传统的图书馆学课程设置。原先的图书馆学专业课程有重见叠出的弊病，如中国书史、中国目录学史和中国图书馆史这三门课程在谈到图书的源流、分类，编目时都要涉及刘向、刘歆父子，所以，当时有学图书馆学要“七见向歆父子”的说法。于是，我就构想实施三史合一的课程，即以图书为中心，而将涉及与图书有关的各种事业，包括制作、搜求、典藏、分类和再编纂等包容进来，不仅最大限度地容纳了原来三种课程的内容，而且重新进行了编排和整合。为了将这一构想付诸实践，我就拟定提纲，组织人员，并亲自承担章节编写和删订通稿，先后完成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和《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的编写，应用于课堂，不仅使课程设置更趋科学合理，而且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为了建立图书馆学的基本框架，我还组织编写了一套有七种专业课程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列教程》，涉及图书馆学、文献检索、情报工作、国外图书事业等方面，使南开的图书馆学专业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学科。另外，我还增添了“中国书法”一课。有些人不理解，我的想法是一个图书研究者每天和书、文字打交道，也要做一些书写工作，所以，掌握书法的基础知识是很有必要的。从这门课开设后的情况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来先生，能谈谈您治学的心得体会吗？

好的，我想大致谈四点体会。首先，做学问一定要有基干，老话说就是“专攻一经”。无论你是搞哪一领域，先把这一领域内的重要书籍念透一部。我研究目录学，首先读的就是《书目答问》，一字一句地念，还将各家批注和相关资料汇总起来研究。我研究近代史，首先读的是《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因为近代史最重要的就是对外关系。在读书过程中，一定要作笔记，要会作笔记，不要怕麻烦、怕慢。读书快，但记得不牢，体会不深，快就等于慢；反之，细细研读，做了笔记，慢就等于快，这就是读书的快慢辩证法。年轻人不要自恃年轻聪明，记性好，一定要记得人总有老的时候，得来太易，失去也会太快。现在大家都用电脑，有好处也有坏处。我曾有一个“偏见”：没有“废话”的论文多是伪造，那都是靠电脑下载拼凑的“学术百衲本”，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价值。电脑下载是为秘书们伺候长官准备的“急就篇”，做学问不是攒书，不要搞这种“奶妈学术”，要注重根柢，不要做无根之木。

其次，是要注重积累。现在学术界不重积累，这是受了社会风气浮躁的误导。特别是量化的评价标准，害死人。这是新八股的余毒，方便了评审，危害了学术。什么是好文章？能说清楚没有人说清楚的问题的就是好文章，10万字的是，500字的也是。现在设立许多数量的杠杠，这是不合理的。要积累就要抄书，做笔记，要做到四勤：脑勤、眼勤、手勤、耳勤。不要光看，而且要调动多种途径。学英语有所谓“快乐英语”，不但要看懂，还要嘴巴喊着，耳朵听着，调动各种感官，才能有效果，做学问也一样。一定要善于写杂记，这是做学问的一个重要步骤。在看书积累资料的过程中，一定要抓住那些一纵即逝的思想闪光，要马上记下来，否则过后即忘，就是狗熊掰棒子，一无所得。我所说的“积”，就是广泛地搜集，“累”就是不停地增多。每天都要抄一点，记一点，这样“日积月累”，学问才能不断进步。你们一定要重视我国的成语，“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这都是方法的总结，智慧的结晶，要深刻体会其中的精髓。抄书什么时候最难？打开书，抄第一条的时候最难。一定要沉住气，才能坚持下去。抄书不是盲目地抄，不是做印刷机、复印机，而是一个研究的过程。首先是点读，其次是分析，然后是记录思维的火花。所记的东西不一定很完善，但一定要把思想记下来。在此基础上，将同类的资料和看法归结成小堆，整理以后，写出三四百字的小杂记。小杂记写多了，再进行分类集合，就可以写出小文章。小文章积累多了，再加以整理，就可集合成一部小书。在小书的基础上，再搜集，补充资料，就能写出部大书来。我的文章和专著大多都是这样写成的。所以说，读书研究一定要掌握“分合法”，先把读的书分开，再把它们合并，先分，后合，先有灰石砂土，才有高楼大厦。学文科的人一定要勤于积累。文科是很养老的，年轻时多积累，年老时就足够所用。二三十岁时一定要想到有一天会老，脑力体力不会永远旺盛，记忆也不会永远的过目不忘。你们不要被古人所欺骗，我非常反对“一目十行”的说法，这不是效率高，而是浮皮潦草。读书应当“十目一行”，一定要把书吃透。从“一目十行”到“十目一行”的转变很痛苦，但这是真有所得，而不是夸夸其谈。

再次，是一定要尊重传统，尊重前人的成果。所谓创新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创新，绝不是不尊重前人成果，自搞一套。要相信一点，历史是在很公正地筛选。那些经过历史考验保存下来的文献，必定有它的道理和价值。学术固然有愉悦自身的功用，但这样的“为己之学”只是学术的一部分，“为人之学”才是学术的根本立足点。我一直觉得，读书要做善举，我编著《清人目录提要》《清人笔记随录》《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等书，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最近成书的《书目答问汇补》，汇总了各家批注和相关资料，方便了他人，免去了后来者奔波于图书馆的劳累，延长了他们的学术生命。现在的文史研究之所以进展不快，跟很多学人不屑于为人服务有关。大家都想着尽快搞出自己的一套，默默为人奉献的就少了。“为人之学”必须要有耐心，不是一年、两年可以成就的。我写《清人笔记叙录》，积累了几十年，到晚年才出版。我现在担任的国家大清史项目“清经世文选编”总共200多万字，没有多年阅读积累，也不可能承担得起。此外，我现在一两年出一本随笔集，工作量也不逊于你们年轻人。总之，任何时候，心中都必须存有一念，即“为别人所用”。“天增岁月人增寿”，只有“为人之学”方能达到这一目的。

最后讲一点，做学问不要赶风。你只要做好你这块领域就行了，不要什么热潮都去赶。现在流行“国学热”，我在《中国文化》上发文，说赞同国学，但不赞同“国学热”。现在问你国学是什么？你能透彻讲明白吗？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国学。国学应当提倡，但不是拿国学作工具，谋一己私利。现在的“国学热”不是真正学习和普及国学，而是炒作，是商业行为。我在《中华读书报》上发文说，于丹的心得是于丹的，不是你的心得，你应当回到经典去求你的心得。学术有“显学”，也有“晦学”，不要光顾“显学”，也要注意“晦学”，不要什么都赶时髦，而要坚持做好选定的方向。比如你是做清史的，清史有很多领域都值得研究，比如清承明制问题，清代国史问题，清代的吏治问题。为什么有了养廉银，却养不了廉？陋规又加陋规，陈陈相因，这对现在治理腐败很有启发意义。另外诸如漕运、河工、铜政、盐务等问题对当前都有借鉴意义，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只要选中其中一个领域深入研究，踏踏实实地干，都会有成果。等研究有所得时，依然要保持一个“冷”的态度。作为学者，要经常保持一个“冷”字，求学时，要坐得起冷板凳，干事业时，要经得起冷遇，观察事务，则要保持冷眼。这里的“冷”指的就是沉着、平静、淡然。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坐“冷板凳”与吃“冷猪肉”》，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一个学者，只有持有这样的态度，学问上才能有建树，才能为社会作贡献，为百姓所铭记，才能到文庙里吃冷猪肉。做学问不是求荣华富贵，要发财、要当官，就不要走这条道路。当然我讲这点，并不是完全反对当下的学术炒作热潮。炒作也有一定作用，能引起社会关注，扩大学术的影响力，问题是对大众应当予以引导，而不是误导。现在的“国学热”就是误导甚于引导。

来先生，能谈谈您对国外史学的看法吗？您认为在借鉴他们的研究经验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呢？

对国外史学，我了解不多，但有一点感触很深，就是国外学者能从基础做起，从关键点切入的治学风格。国外真正史学家的作品都是求真求实的。我看过他们的一些著述，也很佩服他们的治学精神。我和一些美国、日本的史学家交流，他们都很羡慕中国的文献储藏量，既有档案，又有载籍，还有地方上的金石碑刻，他们认为中国是“无处没有史料”。不过同时，他们也比较委婉地批评了中国人不太珍惜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他们还认为中国的一些学者的急于求成，不是自己去源头挑水吃，而是从人家水桶里舀水吃，常常使用二手资料，而不重视去掌握第一手资料。有些外国学者来中国一两年，就泡在档案馆，从源头做起，从最基础的史料发现新的研究课题。他们的史料功夫很切实，也很注意历史的细节，擅长抓住研究的切入点，比如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就抓住了中国历史上这一瓶颈期、转型期做文章，所以能有创见，也很有学术价值。另外，我觉得国外学者“和而不同”的学术风格也很值得我们学习。他们不搞“一言堂”，而是各抒己见，经常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在此基础上，再求同存异，寻求合作。他们的“和”是从不同中求得的，就像乐队演奏，黑管是黑管，大贝斯是大贝斯，绝不会混淆，但是合起来呢，又能奏出优美的旋律。所以说先得有不同，才能有“和”，这是问题的重点所在。另外，在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方面，也要多加借鉴。中国传统史学也有实地调查的传统，但主体上仍然是文献编撰学。历史学应当吸收社会学注重调查研究的方法，应当加强田野工作。我的一个老学长李世瑜是研究秘密社会的，他通过调研美国一个小镇，发现了裂教的160余个教堂，这是闻所未闻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个专门的口述历史研究馆，收集了大量的口述资料，虽然不一定都完全真实，有避讳和避重就轻现象，但毕竟是第一手的材料，有其独到的史料价值。重视实地调查还有助于从现实中找寻问题。华盛顿大学的郝瑞教授为研究中国近代人口的迁徙、流量、生息等问题，就选择浙江萧山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在掌握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带着助手，并邀我这个萧山人参加，亲自到萧山实地考察，并就地扩大资料量，从分析当地姓氏宗族入手，寻求人口迁移变动的真实原因。这种深入实际，解剖麻雀的小题大做的研究方法，所得到的成果，就比较接近真实，值得我们吸取借鉴。比如我们研究清代的“堕民”问题，光从文献中爬梳还不够，必须实地去考察。浙江慈城有很多“堕民”后代存在，通过对他们的走访调查，就可能得到史书上未记载的资料，获得更为全面的认识。总之，对国外的研究成果必须要关注，不能自我封闭起来，而是要择善而从。我是主张融合的，光抱着乾嘉家法不放，并不是治学的最佳途径。当然在此过程中，也不要一味接受，而是要懂得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的道理，善于取长补短。

来先生，南开历史学的精神是“惟真惟新，求通致用”，在致用方面，除了专业研究外，您主要是通过杂文的途径把学术返还给民众，服务于社会。您能谈谈历史知识传播的问题吗？

我之所以写杂文，也是从“为人之学”的角度考虑的。传统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从文献到文献。这点从专业本身来讲没错，但是从更大的社会角度来看，就不免有空对空的嫌疑了。很多历史学家的研究过程就是个自我愉悦的过程，是一个人在“独乐乐”，看了许多书，发见了一些问题，写了几篇文章，就是给学术圈子里的千百十号人看看，大家一块高兴高兴，乐和乐和，而没有去想如何让自己的研究成果，让无数倍于圈中人的更多人去了解、去接受。历史学家对这块阵地的拱手相让，正好给那些投机热炒者提供了空间。所以，我是赞成学者去讲历史的，也是赞成用影视、广播、网络等多种传媒手段传播普及历史知识的，但是必须有一个底线，就是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他人负责的态度，提供给大众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的信息，而不是打着专业的幌子，拿历史作工具，故意迎合大众的不正常心理，以达到牟取私利的目的，这是我坚决反对的！这样做比原来的自我封闭和稗官野史戏说的流毒更广、贻害更深！

总之，历史学家不但要求真，也要求新，不但要务实，也要致用，不但要自适，也要为人，不但要研究历史经验，也要紧扣时代脉搏，不但要坚守学术阵地，也要开辟新途径，耕耘新天地。如果还是囿于一隅，抱残守缺，光在爬梳文献中打圈圈，那历史学就不仅仅是面临困境，怕是要走向绝境了！

来先生，您在专业史家和杂文家之间的角色递换如此自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您出色的文笔，您能透露一下历史写作的秘诀吗？

好的。你们可能还不知道，我在历史系开过一门写作课。我觉得写作是个技巧活儿，除了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外，还必须有一定的程序。程序过了，就是八股，没有程序，就成不了文。所以，我开写作课时就讲了各种文体，讲如何取材，如何论述，如何写景写人，使学生了解写作的基本规范。任何一个学历史的人，心中必得存有一念，即兼容文史，同时掌握文献和文字。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字是把知识传给第三者和更多受众的重要工具，所以必须予以重视。那么，如何写好文章呢？我觉得首先要有积累，要多读、多背、多记名人名篇，丰富自己的语言和词汇。其次是要从小处着手，要学会写小文章。我在辅仁读书时，陈垣先生教我们写文章，就定了个规矩，超过500字的不收。我当时还耍了个小聪明，写小字，一行当两行。陈先生发现后就把我喊去，教导我说只有会写小文章的人，才能写大文章，才能真正放得开。这话我一直牢记于心。另外，写文章切忌一挥而就，要保持冷处理的态度。思考主题时要冷静，写完后不要急着发表，先放放，让思想有回旋的余地。发现了问题，要不怕麻烦地修改。要让三种人给你提意见，一种是比你强的人，一种是和你同水平的人，另外一种是不如你的人。这样不但得到教益，也了解了各种层次的人对本文的接受程度。提完意见后要继续修改，字斟句酌地改，特别要注意虚字，这是最不好用的。最后一点，写文章一定要善于触景生情。文献也是景，看书就是进入场景中去，但更重要的景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以一定要多接触群众，多观察世态。世态是最激发思想的，多听多看，就有了内容，就会思考。比如，有一次我在大街上走，看到许多家长背着提琴盒，背着画板，领着孩子去上培训班，大热天，汗流浃背，我就写了篇文章，题目叫《饶了孩子吧》；我看到一些教授热衷于念博士，就写了篇《我好想考博哟》；我写《且去填词》，给宋仁宗翻案，认为宋仁宗让柳永填词，不是狭隘，而是知人善用，要没有他的谕旨，就成就不了柳词的光辉。我之所以有这个观点，就来源于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有次我听到楼下的小贩吵架，有人就说：“吵什么吵？该干吗干吗去！”这句话就给了我启发，令我思考，现实生活中不就经常有不安本分、一肩多挑、越俎代庖的事吗？有些学者为了行政工作，把学术给耽误了，学者嘛就且去研究嘛，有些文学家担任了社会兼职，何必呢？文学家且去写小说嘛，如果人人做好本职，工人把工做好，农民把地种好，当官的把官当好，经商的把生意做好，学者把学问研究好，这样我们的社会就能和谐得多。

总之，写好文章的秘诀就在于九个字：“背得多，看得多，写得多”，要勤于写，笔头快是练出来的，不是什么人都是生来倚马可待的。

来先生，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常面临博和专的矛盾，能谈谈您对此的看法吗？

我的意见是不要怕杂。杂不但有助于开启思路，还可增加见闻。做学问太纯容易闭塞思路，所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并不可取。有些人认为战线不要拉得太长，我觉得一个学者的知识储备量必须得大。金字塔屹立千年不倒，就在于底部宽大。我有个看法，一人一事不宜作博士论文的题目，这样会束缚自己的学术道路，也不利于将来教学研究。我任南开校务委员时，曾提出学生住宿应当文理相杂，也是出于这个目的。我念大学时读的《中国史大纲》，跟现在按朝代论述的中国史教材不同，它是按政治、经济、文化等专题分章节，按时代论述，这就有利于突破朝代的框框，形成通贯的认识。像我写的《书文化的传承》，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总之，不要怕杂，杂而后才能显正。当然也要注意杂而不乱，我提的杂是博杂，而不是驳杂。

来先生，能谈谈您对学术界和青年学子的期许吗？

作为一个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要特别注意避免浮躁之气，要读好书，做好人，做个实实在在的人，不想走捷径的人，这样才可以有所成就。成就不是靠走捷径求来的，而是靠坐冷板凳，靠积累所得。在这里，我想对你们提八个字：“博观约取，好学深思”。这是读书的方法，也是治学的方法。“博观”和“好学”是一个范畴，这是做学问的第一步。只有读书多了，涉猎广了，你的视野才能打开，才懂得比较。比如学明清史的人，就应当懂点汉唐的历史，以此作背景，才可以比较，才能明白明清的历史地位。历代的典章制度对前代都有追承和借鉴，所以必须往上追寻，比如，明代内阁制对清代的影响，六部理事与南北朝六曹理事的关系，摊丁入亩与一条鞭法的关系。除了古今比较，也可以作中外比较，比如，清代与朝鲜李朝在各方面的关系和比较，都可以启发思维。有了博观和好学的基础，还要懂得深思与约取。学而不思则罔，不懂得思考，就认识不到事物背后的实质。“约取”就是提炼，一块废铁可以熔化成钢，关键就在于掌握了化腐朽为神奇的方法。我们研究历史，就应当抓住史料中蕴藏的精神实质。比如《清代笔记》中记了一个大雷雨后在庄园里留下大脚印的故事，说某地的一个地主，为富不仁，欺压乡民，有一次下大雨，电闪雷鸣，地主家遭到雷劈，夷为平地，现场留下一个大脚印，而其他村民家却安然无恙。这样一个表面荒诞的志怪故事，却蕴含着当时人们的观念和期许。我们就应该把这些挖掘出来。历史是讲究细节的，往往不是桌面上的事，不是太大的事，起到了关键作用，我们就是要从这些问题中约取、提炼、归纳出精神实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