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文化”的概念分析

在该论题研究中，“文化生态”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生态研究的核心范畴，“文化”则是文化生态的概念基点。基于词源学分析，“文化”的概念源流需要进一步辨清；基于哲学一般意义上的理论阐释，关于“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予以界定与厘清。

（一）“文化”的词源分析

基于词源学的综合分析，“文化”一词在中西方文明中具有不同的始初意义。在西方文明视域中，“文化”（culture）英文一词最早起源于拉丁语“colere”，最初之意是指农业的种植、耕作，其意义由物质生产引申至社会精神生活，其后又延伸为人的能力培养与精神修养。本成果在参照西方的“文化”概念的同时，重点立足中华传统文化的源流脉络，审视“文化”的内涵特质与价值意蕴。

1.中华传统文化关于“文”包含两个层面的意蕴

在中华传统文化视域中，“文”是由“观乎天文”的方式，观照万物之纹理、表征与规律，逐渐演化为以“观乎人文”的方式，省察人的规则、秩序与伦理。

其一，“文”是物的存在与表征方式，具体表现为物的样态存在与色彩纹路。“文”从最早可查的文献中，始现于《易经·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文”意指万物并生相杂，而呈现出的多样物态。可见，“文”是“观乎天文”，关于万物并存并育的具体样态。又如《礼乐记》中，“五色成文而不乱”，“文”意指颜色斑斓多彩，而呈现有序纹路。由此，“文”也是颜色在多彩多样的并存中，形成了有序性、和谐性的色彩。基于此，“文”是物之存在的具体性，呈现为外物存在所形成的具体样态，形成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共生状态。“文”也是物之存在的有序性，呈现为外物所蕴含的有规则与相耦合的存在样态。

其二，“文”是人的伦理秩序与价值规则，具体表现为人的文采、文雅、文辞等方面。如《论语·雍也》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可见，“文”与“质”相对应，有文雅之意。又如《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文”有文理、文思之意。可见，“文”的意蕴转变，是由物推己及人，由万物样态与颜色纹理引申为文采、文辞与文雅。基于此，“文”是人之存在的秩序性，以“观乎人文”的价值观照方式，由外物推及于人，由外在的自然秩序升华为人之存在的规则秩序。“文”是人之存在的主体性，不仅呈现为外物存在的客观属性，更是赋予了人之存在的价值属性。“文”也是人之存在的规定性，由外物存在的合规律性转变为人之存在的合目的性，使“人文”成为人之存在的精神规定，成为人之存在的价值尺度，也成为人之发展的价值内驱力。

2.中华传统文化关于“化”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

“化”作为外物与人演变、发展的过程、方式与规律，其本质意义呈现出由物之“化”推及到人之“化”的过程，由“察时变”之“化”推及到“化成天下”之“化”的过程。

其一，“化”是物的存在方式与过程，具体变现为生成万物，造化自然。如《礼乐记》，“和，故万物皆化”，“化”有万物生成变化之意。在此意义上，“化”构成了自然界规律演进的本质规定，也构成了自然万物发展变化的本质表征。“化”具有自在性，是万物遵循客观规律之变化，被动受制于规律的约束与限定。“化”具有自成性，是万物在规律作用下，在具体客观条件的限定下，呈现为“万物静观皆自得”的自然化境。“化”也具有周期性，是基于发生学意义上的时间推演，万物契合生成发展的规律，呈现为“生生不息”的生命周期循环以及生态链的耦合机制。

其二，“化”是人的发展过程与方式，具体表现为人之变化，以及思想教化、渗透与熏陶。如《老子》中，“我无为而民自化”，“化”意指人的发展变化。又如《孟子·尽心上》，“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在此，“化”意指人的教化与熏陶。“化”是有万物之变化，推及为人之化育，成为人的精神存在过程与方式。基于此，“化”具有发展的指向性，人作为自主存在的价值主体，具有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内驱力。“化”具有变化的规定性，是以“人文”为生成变化的价值规定，发挥着“人文”对人的教化功能、化育作用。

3.中华传统文化关于“文化”的本质意蕴

综上可知，“文化”是“文”与“化”的合称，是以“文”为人的精神存在内容、秩序与规则，以“化”作为人的精神存在过程、方式与手段，形成了“文”与“化”之间的价值耦合机制。

其一，文化是人之存在的外在纹理秩序与内在义理根据。如《周易·贲卦·彖传》中，“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是具有“人文”的外在客观规定，即人之存在的规律、周期与过程决定了人的客观规定，为人的存在设定了如同外物纹理的规律机制与周期。文化具有“人文”的主体价值规定，即人的存在具有“人文”的价值衡量尺度，具有了“人之为人”的伦理规则与价值秩序。文化也具有“化成”的价值实现机制，其作为人的本质存在方式与确证方式，将外在的客观规律转化为具有价值逻辑、伦理秩序的精神规定，将被动依从于自然规律的本能存在升华为主动遵循规律、自主实现价值的能动存在。

其二，文化是人之存在的价值通约方式与精神纽带。如《说苑·指武》中，“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在此意义上，文化以德性教化的方式，促成了社会发展与群体、个体发展之间的规则趋同，实现了道德的价值引导、匡正与规范功能。文化是以价值通约的方式，不断实现群体、民族与社会的价值求同、认同与趋同，凝聚更为广泛的价值共同体。文化也是以精神纽带的方式，发挥着“文治教化”的育人功能，不仅具有治理、安邦的宏观文化功能，也具有协调、规范与疏导的中观与微观文化功能。

（二）“文化”的哲学阐释

关于“文化”的学理阐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分析框架，界定“文化”的本质内涵与外延，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中梳理关于“文化”的理论阐释与论述。

1.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关于“文化”的概念界定

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域，“文化”具有广义与狭义等两个层面的内涵。其广义与狭义的界定，该成果主要是基于人之存在的三重维度，侧重于人之存在的整体内在规定或具体本质属性予以界定。

其一，广义的“文化”，“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结果，即人们在其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中所创造的一切”[1]。在内涵层面，文化是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成果，具有实践的目的性、成果性与过程性。就目的性而言，文化是追求一定实践目的，满足一定物质与精神需要的活动。就成果性而言，文化是通过实践活动实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创造了器物层面、制度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实践成果。就过程性而言，文化是人的实践活动过程，也是人之存在的过程，反映了人的物质需要、社会需要与精神需要，促成了人的三维属性的需要不断生成、实现与再生成的周期化发展。在外延层面，文化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以及社会的风土人情、习俗、风尚等等一切‘文化’的事物”。[2]就此而言，广义的文化界定主要是基于人作为自然存在、社会存在与精神存在的整体存在，其所创造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与精神属性的实践成果。广义的文化是实体、关系与精神存在，在实体层面是人所创造的具有精神文化标识的物质成果；在关系层面是人所创造的制度规则体系；在精神层面是人所创造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与道德规范。

其二，狭义的“文化”，“是精神文化或观念形态，仅包括与精神生产直接有关的现象”[3]。就外延而言，文化包括“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等等的思想观念和生产活动产品”。[4]由此，狭义的文化是思想观念的活动过程与成果。在内涵界定层面，文化主要是侧重于关注人的精神存在而予以界定，即人以有意识的方式，从自在向自由转化过程中，所表征的精神存在过程与创造的精神实践成果。在外延界定层面，狭义的文化是内隐与外显存在的精神存在，在内隐层面是隐性的思想观念、精神活动与思维过程，在外显层面是显性的语言表达、行为活动与精神实践过程。

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化”的阐释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多维的理论视角，围绕文化的内涵界定与外延划定、表述与表征方式，对文化问题予以理论省察与现实审视。关于文化的哲学阐释，主要是围绕内涵界定、外延划定与具体表述等三个层面予以论述。

其一，关于“文化”的本质内涵，文化具有属人性的内在规定性。具体表征为三个层面：文化即“人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以“自由自觉的活动”为根本表征。文化是人的存在与发展方式，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确证方式。恩格斯指出，“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5]文化是人的发展成果，是人类所创造的精神成果与结晶。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6]

其二，关于“文化”的外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所提及的“文化”是“人化”的过程与结果，具体限定为精神层面的存在过程与结果。关于“文化”的外延划定在过程层面，具体表征为“精神生产”“精神生活”等层面；在成果层面，具体表征为 “观念”“思想”“文明”“意识形态”等层面。

其三，关于“文化”的表述与表征，“文化”是从人的个体、群体与类的层面予以进行具体表征分析。在个体层面，“文化”表征着人的精神修养与教育程度，是个体的能动意识活动，也是个体的自由自觉的发展程度，具体表征为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在群体层面，“文化”表征着精神生活方式发展水平，以及各类精神文化的交流与交锋状态，具体表征为社会意识、社会思潮、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等层面。在类的层面，“文化”表征着人类的文明进步程度与脱离蒙昧状态的开化程度，是自由个性的生成、全面发展的实现程度，具体表征为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人类文明形态。

综上分析，该成果是基于狭义层面予以界定“文化”概念。就此而言，“文化”是精神层面的人化，即文化作为人的精神存在的内容与方式、过程与成果、属性与功能，构成了人之存在的精神前提、价值基础与逻辑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