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电视文化身份建构寻求传统文化的必然

一 传统文化是中国电视发展的资源库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漫漫五千年的文明进程中，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化，还传承下来极其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以及以兼容并蓄为主的传统文化特征，这些共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以文化遗产的方式存留至今，就形态而言，有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之分。有形文化遗产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遗产”，是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的标准，文化遗产，即有形文化包括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此外，传统文化遗产中还有非常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在民间长期口耳相传的诗歌、神话、史诗、故事、传说、歌谣、民谚；传统的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木偶、皮影等民间表演艺术；广大民众世代传承的人生礼仪、岁时活动、节日庆典、民间体育和竞技，以及有关生产、生活的其他习俗；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以及与上述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场所等。

中国国土面积辽阔，南北相距5500多千米，跨纬度约50度，并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共同创造了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独具特色、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正是这地域辽阔、民族多样等诸多原因造就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文化植根于生发它的土壤，文化离不开滋养它的土地。这些内容丰富、灿若繁星的民族文化瑰宝在当前开放活跃的文化生态氛围中成为中国电视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中国电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也用事实证明了传统文化作为电视发展资源库的重要意义。不论是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直接改编翻拍的古典名著，取材于传统文化的益智类节目、讲坛类节目，还是记录民俗风情的纪录片、专题片，以及在新闻、娱乐节目、电视广告中，都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如电视广告《南方黑芝麻糊》《孔府家酒》《天和牌骨通贴膏》就是利用了传统文化中的诸多元素，再比如2013年和2014年旧历新年之际中央电视台制作的“让爱回家”系列广告，就有效利用了中国人重视家庭的传统观念，向观众传递了浓厚的亲情感，效果非常好。可以说，中国电视在作品内容、表现形式和情感传递中都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

1.电视作品内容中的传统文化元素

电视作品在内容层面上包括作品的题材、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和作品的创作宗旨。

（1）题材的选取。中国文化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留下了浩如烟海的素材，成为电视媒介必然的素材来源。其中民间故事、话本小说、杂剧传奇，或者是今人写古人的题材，都是电视创作中的鲜活题材。首先，中国电视作品很多直接取材于古代历史事件和人物。比如《卧薪尝胆》《昭君出塞》《郑和下西洋》等电视剧就是以历史故事为素材，《文成公主》《康熙大帝》《汉武大帝》《宰相刘罗锅》等就是以历史人物为素材。其次，当代电视剧对传统小说、戏曲等重新演绎。如前所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被反复搬上荧屏。此外，很多戏曲剧目也被改编成电视剧搬上荧屏，比如根据戏曲《打金枝》改编的电视剧《新醉打金枝》等。最后，以传统文化中可直接表现的内容为素材的电视节目。《百家讲坛》《汉字听写大会》《成语英雄》《国宝档案》《鉴宝》等栏目就取材于传统文化中可直接表现的内容，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2）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任何作品都是依托鲜活的艺术形象存留在受众的心里。综观中国电视作品的众多艺术形象，不管是人，还是景物，都被深深地烙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首先，各种类型的电视栏目和电视剧中的主要人物，一般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正面人物。这些人物身上可能有一些小的性格缺陷，但是从整体上说，这些人物身上一定潜藏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和高尚品德。比如《渴望》中的刘慧芳之所以一度成为中国男性的择偶标准，就是因为刘慧芳身上所展现出来的中国女性隐忍、贤淑等传统美德，时至今日依然是国人十分重视和在意的。其次，电视作品中自然景物的呈现也带有明显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比如20世纪的电视纪录片“山、河、路、墙”系列，以及《苏州六纪》《故宫》《大秦岭》等立足国家或者地域文化传播的一大批纪录片，就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民族风情等结合在一起，使景物也承载了节目主旨、参与了人物性格的塑造、抒发了深沉的情感。

（3）创作宗旨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反思。首先，大量电视作品中张扬着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多部电视剧都凸显着中国人的人格力量和中华民族的民族智慧，强化了民族的文化特征，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概。比如《闯关东》《乔家大院》《国家命运》《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等反映不同时空背景的电视剧中都弘扬了中华儿女刚健自强的民族精神。再比如，近些年来的历史电视剧，如《秦始皇》《汉武大帝》《雍正王朝》《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一代廉吏于成龙》《长征》《开国领袖毛泽东》《走向共和》等都将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叙事视角，并用现代意识去观照传统思想。由于蕴含着深刻的反思性和独创的艺术性，从而使得这些电视剧具有空前的历史深度和文化内涵。其次，当代电视作品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当代电视在表现传统文化、从传统文化中寻求素材的同时，也在多部作品中对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和落后方面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尤其是对传统的伦理更是进行了全面的反思。

2.电视作品表现形式中的传统文化元素

作品的创作是以受众接受为最终目的的，电视作品在创作中除了在内容方面符合观众的收视习惯外，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也应符合观众的审美习惯。

（1）“大团圆”结局。中国人喜欢大团圆的结局，这是国人的审美习惯。相较于震撼人心的悲剧，中国人更愿意接受皆大欢喜的美满团圆的收尾形式。因为从情感体验上来说，喜剧性的结局可以使剧中人物、作者的意愿以及观众的期待统一起来，构成和谐的一体，让人欣慰。这种结局体现了人性的美好，反映出国人向往团圆美满生活的朴素愿望。这种“大团圆”的审美习惯直接影响着电视作品的创作。比如，中国电视剧中不论是情侣、夫妻、家人，还是生意上的伙伴、曾经的敌人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最后都会消解误会，重新建立和谐的关系。多部家庭伦理剧中感情陷入危机、婚姻几近走到边缘或者已经解除婚姻关系的双方，最后总能在经历了挣扎和反思之后，与“原配”破镜重圆，比如《婚姻时差》《婚姻保卫战》《新结婚时代》等。反映家庭亲情的电视剧《大哥》《大姐》《亲情树》《你是我兄弟》《亲兄热弟》《老大的幸福》等也都是兄弟姐妹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相互理解，冰释前嫌，关系重新回归到“兄友弟恭”的和谐关系秩序中。甚至有些电视剧在剧中呈现出很多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解决的问题之后，都选择理想化的“大团圆”结尾，为的就是满足观众的审美习惯。比如，反映中国养老问题的现实题材电视剧《老有所依》，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第一代独生子女在面对养老问题时的力不从心，其问题在剧中全面展现，但是结尾处却理想化地依赖政府建立了敬老院，从而解决了主人公的现实困难。这个结局表现得牵强而又不太合乎生活逻辑，使该剧的现实性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消解，但是，这样的结局安排符合大多数观众“圆满解决问题”的心理期待。

（2）“意象”与“意境”的美学表达。胡塞尔说，人对世界的认识是从表象开始的。意象就可以理解为“意向性的表象”。当代中国电视无论是选择带有民族印记的名山大川，还是选择英雄、领袖的图像，都使这些物质性的图像成为意向性的表象。20世纪中国纪录片中“山、河、路、墙”系列意象的呈现，就是借助现代媒介的技术，将其转化为可以物理呈现的表象，从而帮助国人在心理上完成文化寻根，并对民族文化形成反思。以实写虚的表现手法是意境美的主要表达方式，中国电视作品中经常利用空镜头、人物的虚化、构图上的含蓄等方式暗示或者隐喻一种暗含在意象之外的诗意化意境，比如《大明宫词》《橘子红了》等电视剧在这方面就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再比如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以中华美食为切入点，在探讨食物与中国人的关系的同时传递出浓郁的“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和美学观，以其独特的气韵风度广受好评。

3.电视作品情感中的传统文化元素

苏珊·朗格说，“艺术是情感的符号，所有的艺术品都是用一定的符号来表达情感”。中国当代电视作品饱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情感特征，主要有含蓄节制的情感抒发、忧国忧民的文人情怀和悲情传统的诗意表达。

（1）含蓄节制的情感表达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一种情感抒发方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含蓄是古代诗学最吸引人的地方，比如唐代刘禹锡的《竹枝词》中“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将恋爱中少女的将信将疑、忐忑不安的复杂情感写得含蓄而真挚。张籍用“节妇”拒绝追求者的口吻写成的《节妇吟》含蓄而决绝地拒绝藩镇高官邀请，更是令人拍案叫绝。现代中国电视作品在表达情感上也是含蓄而节制的，这不仅表现在电视剧中，在很多电视栏目中情感表达也经常是“点到为止”，非常含蓄。

（2）忧国忧民是中国文人历来的情怀，时至今天，知识分子依然秉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思，关注民众疾苦，关心国家命运，这一点在电视作品的创作中也有充分体现。比如《英雄无悔》《苍天在上》《孔繁森》《国家使命》《老有所依》等电视剧都关注中国社会当下，将精英文化对社会现实的思考融入电视作品表达中。多档电视栏目，包括新闻节目，也都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比如大量新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新闻周刊》《新闻1+1》《焦点访谈》《新闻直播间》等栏目都聚焦中国当下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并从媒体的角度进行“舆论监督”，发挥着普利策所说的“船头眺望者”的职责。

（3）悲情传统的诗意表达。中国人历来喜爱喜剧，但中国也并不缺乏悲剧传统。从远古的神话《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共工怒触不周山》等故事中，我们就能看到中国人对生命的执着追求和对死亡的超越意识。这种悲剧意识影响着后世的文学艺术创作，从《离骚》《国殇》到后来的《孔雀东南飞》，再到《窦娥冤》《汉宫秋》《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等作品都蕴含着浓郁的悲剧意识，塑造了悲剧性的人物。被王国维称为“悲剧中的悲剧”的《红楼梦》更是通过宝黛的爱情悲剧，写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将中国古典悲剧引上最高峰。当代电视作品也对传统的悲剧意识进行了继承，比如在大量革命题材影片中，面对外敌侵略、山河破碎，英雄人物总是舍弃一己之身，视死如归，慷慨就义，影片的情感基调也总是高亢而悲壮的，洋溢着“悲而不怠”的生命激情。

综上所述，中国电视在作品内容、表现形式和情感传递中无不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电视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容补给。下面我们再以传统文化中的戏曲对中国电视的影响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

中国电视开播于1958年，当时戏曲艺术还处于比较辉煌的时期，剧场演出还比较频繁。中国电视开播之后就播放了大量的戏曲电影和戏曲节目。随着电视摄录技术的不断提升，1975年至1976年，北京电视台利用彩色录像设备录制了一批戏曲名家的经典剧目，包括李和曾的《碰碑》，赵燕侠的《红娘》，高盛麟的《挑滑车》，张学津、刘长瑜的《游龙戏凤》，岳美缇、蔡瑶铣的《琴挑》《思凡》等，一经播出，取得了极高的收视率和广泛赞誉。而以1979年浙江电视台现代越剧《桃子的风波》和上海电视台拍摄的现代越剧《孟丽君》为标志，戏曲电视剧作为一种新的节目形态得以确立。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戏曲电视剧迅速发展，涌现出了一批取材于传统剧目的优秀作品。比如上海电视台的越剧《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青岛电视台的柳腔《王三卖鱼》、辽宁电视台的拉场戏《摔三弦》、江苏电视台的越剧《秦淮梦》、云南电视台的京剧《谢瑶环》、安徽电视台的黄梅戏《劈棺惊梦》《遥指杏花村》等。20世纪90年代之后，戏曲电视剧更是进入了发展的高潮时期，涌现出了众多的代表作，比如上海电视台的京剧《潘月樵传奇》《曹雪芹》，安徽电视台的黄梅戏《孟丽君》《桃花扇》，辽宁锦州电视台的评剧《野戏班》，江苏电视台的京剧《太平公主》，河北电视台的河北梆子《钟馗》、京剧《孔雀胆》，浙江电视台的越剧《大义夫人》《天之骄女》，宁波电视台的越剧《琥珀泪》，福建电视台的赣剧《竹乡姐妹》等。此外，还出现了10集京剧长篇电视剧《曹雪芹》。戏曲电视剧的规模和影响进一步扩大。

除了戏曲电视剧之外，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电视屏幕上还出现了戏曲电视晚会和竞赛类戏曲电视节目。1992年开始，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春节戏曲晚会”，迄今已有25届，受众广泛、影响深远。竞赛类戏曲电视节目早期局限在专业戏曲演员之间的专业大赛，比如1987年中央电视台的“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等，之后出现了一批以戏迷等非专业选手参赛为主要形式的非专业戏曲竞赛节目。

随着中国电视节目制作与播出专业化、分工化的发展趋势，戏曲电视栏目应运而生，其中有代表性的有：陕西电视台1979年开办的戏曲电视栏目《地方戏》（1988年更名为《秦之声》）、中央电视台1985年推出的《戏曲欣赏》（1993年更名为《九州戏苑》）、河南卫视1994年开播的《梨园春》、安徽卫视1999年10月开播的《相约花戏楼》、山西卫视2001年3月开播的《走进大戏台》等。此外，为了满足戏迷对演员等戏曲相关内容深入了解的需求，以戏曲演员和戏曲相关知识深度报道为主要内容的戏曲专题片也在21世纪重磅推出，出现了《昆曲六百年》《大戏黄梅》《京剧》等规模宏大、人文感厚重、制作精良的戏曲专题片。

进入21世纪之后，为了适应受众分众收视的需求，同时适应市场化运作的媒体环境，中国电视逐渐开始进行专业频道化发展模式。2001年7月9日中央电视台正式推出戏曲频道。之后，梨园频道、东北戏曲频道、岭南戏曲频道等以传统戏曲为主要内容的专业戏曲频道纷纷亮相，戏曲电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14]

回顾戏曲与电视结缘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第一，戏曲电视剧、戏曲专题片、戏曲电视晚会、戏曲类竞赛节目等电视节目形态都是在中国传统戏曲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中国的传统戏曲，中国电视屏幕上不会出现这么多新的节目形态。第二，传统戏曲催生多种电视节目形态的同时，又为这些节目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资源。虽然戏曲电视中也有一些现代戏曲，但是戏曲电视剧、戏曲晚会、戏曲专题片中仍旧是以传统曲目为主，包括近些年选秀类的戏曲节目中参赛选手演唱的也大都是经典的传统剧目。第三，为了对戏曲电视剧、戏曲晚会等与戏曲相关的节目有相对权威和有效的评价标准和体系，全国性的电视节目评奖活动也将戏曲节目纳入其中。“飞天奖”“星光奖”两大电视政府奖分别设立了专门的奖项来表彰优秀戏曲电视剧及专题类、栏目类的戏曲节目。“金鹰奖”作为观众投票产生的民间奖项，从1983年举办之初就设有最佳戏曲电视片奖，之后又增设了多个专门奖项。此外，戏曲电视节目专门评奖还有全国戏曲电视剧和全国电视戏曲节目的“兰花奖”。奖励体系的逐步建立在促进戏曲节目发展的同时也完善了电视栏目品类的相关结构。

传统戏曲能够催生新的电视节目形态，也以其丰富的资源为电视的发展提供了内容支持。其他形式的传统文化也大都可以借助电视媒体进行不同态势的传播，所以说传统文化是中国电视发展得天独厚的资源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