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我国当前面临着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大家直观地感受到的是空气污染比较厉害，像近些年看到的损害公众健康的PM2.5等污染较为严重。世界银行的资料显示，中国500个城市中，空气质量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标准的不到5个，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世界银行，2007）。其他像水污染、土壤重金属污染也较为严重。全国500个河流监测断面中，只有28%达到饮用水质标准，多达33%的河流水体受到严重污染，以致不适用于任何用途（世界银行，2006）。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已经成功地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地区之间的差距始终存在，随着经济出现结构性减速，近年来，地区之间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地区分化加剧，有可能抑制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地区差别并不显著。这一点大家基本比较认同，但对于改革开放后的观点则有所分歧。有学者认为，中国地区之间的差距逐渐变大（Tsui，K. Y.，1991；魏后凯，1996；林毅夫、李周，1998等）。Tsui（1991）认为，中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在1952—1970年变化不明显，而在1970—1985年则有所扩大。魏后凯（1996）用加权变异系数的人均居民收入分析1985—1995年各省区市后，认为地区之间的差距呈扩大趋势。林毅夫、李周（1998）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呈扩大的趋势。许召元、李善同（2006）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之间的差距经历了先缩小后变大的过程，2000—2004年，中国地区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而扩张速度则明显慢于20世纪90年代，2004年地区之间的差距又出现缩小的迹象。

也有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省级地区之间的发展比较平衡（世界银行，1997；章奇，2001；贾俊雪、郭庆旺，2007）。世界银行（1997）认为，1990年以前，中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呈缩小趋势，1990年以后则呈扩大趋势。章奇（2001）认为，在整个80年代，各个省区市之间的发展是比较平衡的，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地区之间发展差距扩大才比较明显。贾俊雪、郭庆旺（2007）认为，全国基于基尼系数的人均GDP水平差异主要源于地区之间的差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区之间的差异一直在扩大，但在2001年以后，地区异化速度减缓，到2003年出现了逆转迹象。张自然、陆明涛（2013）认为，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地区不平衡，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不同。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省级地区之间存在差距，但存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三个趋同俱乐部（Chen and Fleisher，1996；Jian，Sachs and Warnar，1996；Raiser，1998；Yao and Weeks，2000；蔡昉、都阳，2000；Fujita and Hu，2001；沈坤荣、马俊，2002；潘文卿，2010）。有学者还预测了俱乐部趋同的速度（林毅夫、刘培林，2003；覃成林，2004；董先安，2004；徐现祥、李郇，2004；许召元、李善同，2006）。汤姆斯（Tomkins，2004）认为，地区经济增长俱乐部趋同现象将成为研究热点。Chen和Fleisher（1996）使用索洛模型，分析了1952—1993年中国地区经济增长趋同，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前出现差异化趋势，1978—1993年间出现趋同，其中，绝对收敛速度为0.9%，条件收敛速度为5.7%。Jian、Sachs和Warnar（1996）研究了1952—1993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收敛性后，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1952—1965年经历了微弱的地区趋同，1965—1978年地区之间则出现异化现象，改革开放后又出现明显的趋同现象。Raiser（1998）分析了1978—1992年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后出现地区趋同，收敛速度为0.8%—4.2%。Yao和Weeks（2000）分析了1953—1997年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问题，认为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发生了条件趋同，其中，改革开放前的收敛速度为0.414%，改革开放后的收敛速度为2.23%。蔡昉、都阳（2000）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一个地区之间的差距，没有普遍的趋同现象，但形成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三个趋同俱乐部。Fujita和Hu（2001）研究了1985—199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趋同情况，认为1885—1994年中国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经济增长的异化不断增强，而在沿海地区内部则存在趋同现象。沈坤荣、马俊（2002）认为，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形成了趋同俱乐部。潘文卿（2010）认为，1990年之前，在全国范围内存在显著的β绝对收敛特征，并收敛于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两大“俱乐部”，但1990年之后，全国范围内不存在β绝对收敛，并且形成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三大收敛俱乐部。林毅夫、刘培林（2003）认为，1981—1999年，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条件趋同，收敛速度为每年7%—15%。覃成林（2004）认为，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在1978—1990年表现为趋同，收敛速度大于2.2%，并认为，俱乐部的收敛现象主要集中在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内部的趋同。董先安（2004）基于1985—2002年省区市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国地区经济增长有明显的趋同条件，收敛速度为每年9.6%。徐现祥、李郇（2004）通过中国216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的收敛性研究后，认为中国城市的经济增长存在α收敛和绝对β收敛。许召元、李善同（2006）利用1990—2004年以不变价格的人均GDP研究后，认为我国的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条件趋同，趋同速度约为每年17.6%。彭国华（2005）认为，全国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存在条件趋同，其收敛速度为每年7.3%。东部地区存在俱乐部趋同，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不存在俱乐部趋同。覃成林、张伟丽（2009）认为，在俱乐部收敛的研究中，除地区分组的方法和俱乐部收敛检验的方法外，还需要选择研究的起始点和时间段。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不存在地区收敛现象。马栓友、于红霞（2003）通过1981—1999年的数据分析后，认为中国地区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趋同效应，而且还以每年1.2%—2.1%的速度发散。刘夏明等（2004）认为，1980—2002年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内部不存在俱乐部收敛。王志刚（2004）认为，中国地区经济增长总体来说不存在条件收敛。

马栓友（2003）只采用了1995—200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数据，样本量少（许召元、李善同，2006）。王志刚（2004）使用了较长时期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采用的是随机效应模型（许召元、李善同，2006）。刘夏明等使用的分区方式是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和一般按照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划分方法暂时无法比较。

关于经济发展是否趋同、趋同速度均不一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第一，分析的经济指标不同（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居民消费水平），或者用总量经济指标；第二，经济指标是名义值而不是统一为以基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或者用CPI价格指数等替代相应指标的不变价格指数，或者用全国的指数来替代地区的指数，等等问题；第三，分析的时期和时间的长短不一致，导致结果也不一致；第四，样本量少；第五，不同数据来源的差别；第六，存在多种衡量地区之间差别的统计指标（包括基尼系数、泰尔指数、有权重或无权重的变异系数等）；第七，分析或建模方法各不相同。

不过，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地区逐渐趋同，地区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但是，自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结构性减速，由此可能再次出现地区分化的可能。在早几年之前，我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国的省级地区之间可能出现分化现象。《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3—2014）》的副标题就是“TFP和劳动生产率冲击与地区分化”，就提及地区可能出现分化，地区发展前景的副标题也为“地区增长与分化”。主要是自2011年以来大部分省区市经济出现结构性减速，中国已经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对经济的贡献变小，由此可能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地区之间的分化。近几年的地区发展前景的研究发现，地区分化可能越来越明显。地区分化如果越来越厉害，就有可能影响经济增长，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探讨地区分化这个问题。2010年前后，对1990年前的地区分化问题有过较多的探讨，本书主要探讨1990年后的主要经济指标和2003年后环境质量的地区分化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