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唐后期应科举阶层与地域的扩大

隋朝建立之后，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并废除了州郡长官辟举佐官的制度，各级官吏包括地方佐官一律由中央任命，同时实行了科举制开科选人。唐代在继续实行官员门荫之外，同时继承了科举选人的制度，并且有了新的发展。[42]选官制度上的变化，逐渐在社会上激起社会底层参加科举考试的热情，并且促进了社会读书的风气。由此也造成了唐后期一个人数不多，但颇具社会声望的知识群体。经过五代的纷乱，北宋继承了唐代科举制的绝大多数成果，并且有新的发明。北宋一百多年的发展，“子当读书”已经成为一种被普遍认同的家族发展模式，由此社会上兴起读书之风，整个社会的识字率也大为提高。读书为“士”也成为很多人的职业选择。在“士族”阶层崩溃之后，“士人”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身份。

（一）唐后期应科举阶层的扩大

唐后期，高官子弟应举者增加，许多贵族子弟抛开门荫，利用进士科和辟举结合，来作为世代担任高官的工具。此时，应举者之中出现了许多贫寒子弟，原来不能预于士族队伍的工商子弟和胥吏也有应举及第的。[43]应举及第者的地区也从北方扩展到南方广大地区。这些都表明，平民和中下层官僚子弟应举及第的比重也存在扩大的趋势。

贫寒子弟的应举及第是贞元（785—805）时期一个突出的现象。[44]韩愈、白居易都是这时进士及第的。韩愈自称其“家贫不足以自活”[45]，“在京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46]。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照寺木兰院，随僧斋飧，僧厌怠，乃斋罢而后击钟”[47]，这就是有名的“饭后钟”的故事。王播的处境相比韩愈以及稍后的寒士要更为艰难。

唐朝前期，虽然工商也列入“士农工商”四民之中，但直到开元年间，依然保持了“工商之家，不得予于士”[48]的规定。州县胥吏虽然粗通文墨，但也算不得习学文武者，故也不能列入士类。尽管唐朝后期制度规定仍没有改变，但是应举者的身份限制实际上却宽松了很多。[49]

工商子弟应举及第的，有开成、会昌间进士及第的陈会，“家以当垆为业，为不扫街，官吏殴之。其母甚贤，勉以修进，不许归乡，以成名为期。每岁糇粮纸笔，衣服仆马，皆自成都赍致”。后及第。及第后“李相固言览报状，处分厢界，收下酒旆，阖其户，家人犹拒之，逡巡贺登第，乃圣善奖训之力也”[50]。作为酒家子，陈会因为没有扫街而被官吏殴打，地位之低下自不待言。而当陈会进士及第后，李固言命令陈家收下酒旆，关掉酒店，意思是陈会既已经进士及第，就是取得做官资格，因而不能再执工商之业。

工商子弟应举入仕还有更为深刻的社会背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使许多农民从农业中分离或半分离出来，从事工商业活动。这是唐代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加之还有许多官僚从事商业，士、农和工、商已很难严格划分。

不言而喻，唐朝前期科举考试的中第者主要是北方人。整个唐前期，南方的许多地区都没有正式进入科举考试的范围。其任官采取特殊的方式，临时派官员，充使选补，多用土著，称“南选”。[51]这些地区主要包括桂、广、交、黔、泉、建、福、韶、洪、荆等岭南、岭北地区。“南选”始于高宗上元三年（676）：

桂、广、交、黔等州都督府，比来所奏拟士人任官，拣选未甚得所，宜准旧例。至应选补时，差内外官五品以上清正官充使选补，仍令御史同往注拟，其有应任五品以上官者，奏取处分。[52]

终于文宗太和三年（829）：

岭南选补，虽是旧制，远路行李，未免劳人。当处若有才能，廉使宜委推择，待兵息事简，续举旧章，其南选便可更停一二年。[53]

这反映了当时以上地区尤其是岭南大大落后于北方的实际情况，直至天宝末年始略有改观。《唐会要》卷七五《选部下·南选》：

天宝十三载七月敕：如闻岭南州县，近来颇习文儒，至今已后，其岭南五府管内白身，有词藻可称者，每至选补时，任令应诸色乡贡，仍委选补使准其考试，有堪及第者，具状闻奏。如有情愿赴京者，亦听。其前资官并常选人等，有词理兼通、才堪理务者，亦任北选，及授北官。[54]

唐前期科举出身的人物，江南道虽然也出现了不少人物，仅两《唐书》有传的就有63人，但多数集中在润、苏、常三州。[55]江南其他地区应举及第的就更少了，有的地方几十年才有一个及第的，还有的地方在“安史之乱”前一百三十多年里没有及第的。

唐后期，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润、苏、常三州进士及第者增加了，前期没有出过进士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进士。就润、苏、常三州而言，后期见于两《唐书》人物共41人，占江南道人物总数90人的46%。其中科举出身的共23人，占入传人数的56%。入传的人物，一半以上具有科举出身的资格，其中，以上三州两《唐书》有传的科举及第者主要集中在苏州，共18人，占三州总数22人的82%。[56]

应举及第增长幅度最大的是福建、江西和湖南。《唐语林》卷四说：

闽自贞元以前，未有进士。观察使李锜始建庠序，请独孤常州及为《新学记》，云：“缦胡之缨，化为青衿。”林藻弟蕴与欧阳詹睹之叹息，相与结誓，继登科第。

福建在贞元以前科举及第，见于文献记载的，据徐松《登科记考》所考，只有神龙二年（706）进士及第的姚仲豫、薛令之，天宝十二载（753）明经擢第的林披和大历二年（767）进士及第的贾翕等4人。因此“闽自贞元以前，未有进士”是不准确的。但贞元以后闽之进士激增却是事实。据《登科记考》，仅从贞元四年至十七年（788—801），科举及第的就有10人，其中进士6人，明经4人。元和元年（806）至光启二年（886）的八十年，仅进士及第者就有33人。在唐王朝苟延残喘的最后十六年（890—907），福建进士及第者共17人，平均每年1人，增加的趋势是很明显的。[57]

江西至唐末钟传主政时，政教文化始略有起色。《太平广记》卷一八四“钟传”载：

唐朝自广明庚子之乱，甲辰，天下大荒，车驾再幸岐梁。饥殣相望，郡国率不以贡士为意。江西节帅钟传起于义聚，奄有疆土，充庭述职，为诸侯表式，而乃孜孜以荐贤为急务，虽州里白丁，片文只字求贡于有司者，莫不尽礼接之。至于考试之辰，设会供帐，甲于治平，行乡饮之礼，尝率宾佐临视，拳拳然有喜色。后大会以饯之，筐箧之外，率皆资以桂王。解元三十万，解副二十万，其余皆不减十万。垂三十载，此志未尝稍息。时举子者以公卿关节，不远千里而求首荐，岁常不下数辈。

湖南在开元以前几无中举者，此后，各科及第的有29人，其中大多数也是在贞元以后考中的。[58]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荆州（治今湖北江陵）自贞元五年（789）、十四年（798）李建、李逊兄弟进士及第后，五十年间几无及第者。[59]因此，大中四年（850）刘蜕进士及第，就成为“破天荒”的大事。

唐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曰天荒解。刘蜕舍人以荆解及第，号为“破天荒”。尔来余知古、关图、常修，皆荆州之居人也，率有高文，连登上科。[60]

南方其他地区应举及第的也都有增加，特别是皖南的宣、歙、池，浙东的杭州，不仅本地应举者有所增加，还有一些外地举子到这里取解应举。如白居易就是被宣城守所贡，而白居易为杭州刺史时，江东士子也多至杭州取解。[61]

虽然从及第人数来看，在总数中比重仍然很小，但作为一种起步，一种趋势，却是值得注意的。这不仅反映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预示着南方政治人才群体的兴起。离群索居的士人是很难在科举考试中及第的。而交游广泛的士人则有更多的机会在长安看到自己的春天。进士及第人数多的地方，当地普通士人群体则具有一定势力；而进士及第人数少，甚至没有及第的地方，士人群体就显得比较弱小。所以从唐代后期开始，因科举考试的力量，更多的下层民众卷进读书的行列。江南地区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代表。[62]

从图1—1可以发现，江南某些地区的进士及第人数并不少于北方的文化中心，以此可以推断江南地区知识群体已经开始逐渐增长。

（二）唐后期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

科举登第者毕竟是少之又少，大量的落第士人因参加科举而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贡举人，据《唐律疏议》卷九《职制上》“贡举非其人”条疏议：“依令，诸州岁别贡人。若别敕令类，及国子诸馆年常送省者，为举人。”举人包括别敕令举的制举人和荐举人，以及由国子监保送参加常举的国子明经、国子进士。诸州岁贡之人即“其不在馆学而举者，谓之乡贡”[63]，包括乡贡明经、乡贡进士等。后来，凡取得应举资格的，均称为举人。国子明经、国子进士、乡贡明经、乡贡进士，凡是获得这些贡举人称号的，不过表明他们已取得了应举的资格，并不表明他们的社会身份，更不是一种头衔。而对于已经及第的前进士、前明经就不同了。他们既然已经及第，也就是取得了出身，即做官的资格。因此，在他们还没有获得官职就去世时，往往以他们这个仅有的身份作为头衔来书写他们的碑志。[64]贡举人以所举科目作为头衔最初多见于墓志。但唐代前期这种情况当时还不多见。到开元、天宝（713—756）之际，在为别人撰书碑志时以“乡贡进士”“乡贡明经”头衔的就多了起来。此外还有“国子进士”“国子监进士”等头衔，这还不是进士，仅是国子监以参加科举为目的的学生。同样，“崇文馆进士”就是崇文馆以参加科举为目的的学生。当然，唐后期的墓志铭中出现的频率更高。另外在墓志铭的叙述中，对志主的子嗣参加科举也开始作为事迹陈述。[65]正是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参加科举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唐代出土的北方墓志在数量上要远远多于南方，所以所见墓志多是北方的“乡贡进士”，我们不难想象，这种观念在南方也会存在。[66]

图1—1 唐后期进士分布[67]

此外，举进士的士子在行卷时也自称“乡贡进士”。《唐国史补》卷下：

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实集其中，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故争名常切，而为俗亦弊。其都会谓之举场，通称谓之秀才。投刺谓之乡贡，得第谓之前进士。

总之，“乡贡进士”“乡贡明经”这些原本是贡举人的名称，离开了原来的意义，而被作为一种表示身份的头衔，在社会上广泛使用。

这种情况，于贞元（785—805）之后“膏粱之族，率以学校为鄙事。若乡贡，益假名就贡而已”[68]。更重要的是，由于贡举者的不断增加，而能及第者终究有限，社会上积累了一批获得贡举资格而未能取得出身的人。贡举人不同于常人，至少从制度上来说，要取得乡贡进士、乡贡明经的称号，是要通过州府的考试的。考试合格，才能取解，才取得到中央参加考试的资格。因此，取得乡贡进士或乡贡明经的称号，意味着已经经过了一次淘汰，是州府考试的优胜者。这样，就把他们和一般士子区分了开来。

科举考试不及第的，根据开元二十一年五月敕：“即诸州人省试不第，情愿入学者听。”可以申请进入四门学。[69]学生属于内职掌，而准《赋役令》：“内外六品以下官，及京司诸色职掌人，合免课役。”[70]一旦成为四门学学生，便可享受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官才能享受的免除课役的特权。

乡贡进士、乡贡明经虽然没有取得做官的资格，但是他们的身份是确定的。《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关于“士”所下的定义是“凡习学文武者为士”，并规定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作为良人的一部分，士居于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在社会上习文成风的情况下，加之唐后期取解不受籍贯限制，许多农家子弟乃至商人子弟都取得了贡举人的资格。这样，科举便成为四民身份变动的桥梁。农、商子弟只要取得贡举资格，士的身份也就确定了下来。

乡贡进士、乡贡明经作为士的一部分，人数越来越多，他们上面连着已经及第的进士、明经，而在他们后面，则是人数更多的连贡举人资格都没有取得的读书人。正是在及第者和读书人之间，出现了贡举人这样一个社会群体、社会层面。[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