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区体制的积极作用
正如《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所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代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和监督地方政府，对于贯彻中央政策，实施人民民主建设工作，进行各种社会改革运动，恢复国民经济，以及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中，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都胜利地完成了它的任务。”[9]
一 为恢复国民经济提供了有力保障
政权的巩固与发展需要丰富的政治资源和稳定的经济基础。对于饱受战争摧残、经济极其落后的新中国而言，经济建设与发展是国家建设的头等大事。然而，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取得国家政权之初不仅面临着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不利局面，而且还延续了基于战争需要而不顾经济发展的政区设置，这进一步增加了国家治理的难度。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缺乏和平建设的经验和能力的，中央政府不可能实现对如此多的省级政府直接有效的管理。因此，由大区代表中央政府领导各省（市）进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工作，显然是一种具有针对性和现实可行性的管理模式。尽管大区设置的初衷并非基于经济发展而进行的行政区划，但客观上实现了政治发展与经济建设的有机整合，为接下来进行的统一财经、稳定金融、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了良好的国家制度基础，大大减轻了中央政府的管理难度，缓解了中央政府的管理负担。各大区政府在党中央和大区中央局的领导下，结合本大区的实际情况，对辖区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事务进行了富有特色的管理和建设，在各省市重点建设、粮食调拨、灾荒救济等方面，均能在大区范围内适当集中各省力量及时予以支援。可以说，如果没有大区政府的统筹安排和高效协调，各解放区在土改、剿匪、救灾等方面的工作很难如此顺利地进展。因此，大区体制在政权稳定和恢复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二 为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积累了经验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观念差异悬殊的多民族国家，各地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益冲突和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当经历过战乱之后，迫切需要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不仅需要建立科学有效的国家政权体系，还需要做好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尺度拿捏。设置大区一级行政建制恰好可以满足这些需要。首先，大区建制的设置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地方政权的建设任务主要集中在新解放区和尚未完全解放的一些地区，有必要在大区内部协调不同省份的建设步伐，根据各自工作重心的差异相互帮助，资源互补。与此同时，大区政府、大军区、中央局在区域设置上相互重叠，便于实行党政军一体化的领导体制，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央政府实现对地方的强有力控制。因此，在省级行政之上设置大区政府，对于当时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完整政权系统的中央政府而言，起到了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的重要作用。其次，大区制度有助于实现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实行了地方行政建制的四级制或五级制设置，作为最高一级地方政府，大区弥补了中央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体制不健全和能力有限的缺陷。此后，随着国家政权的不断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有序恢复，中央政府率先在财政领域实行集权，并逐步在更大范围内实行计划管理体制，最终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政府间关系体制。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在目前情况下，大行政区应该成为一级政权组织，由它领导一个大的地区工作。这个地区，在经济、政治、民族等方面有许多共同点，在军事上是连成一片的。绝不会因为有大行政区这一级而成为不统一。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经济发展不平衡，必须在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才能逐渐走向完全的统一。”[10]最后，大区制度的实践客观上限制了地方积极性的发挥。在大区政府存续期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矛盾比较突出。中央政府需要考虑如何实现全局和局部、中央和地方、集中统一和因地制宜的兼顾。中央政府开始在强调中央财政高度统一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地方的财政自主权。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开始注意到不同地区的特色和困难，及时有效地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为地方发展提供保障。这些实践为此后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提供了经验。
三 为应对内忧外患整合了资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影响力只限于西北、华北和东北等地，而此时的新生政权还面临着民族分裂主义和边界纠纷的严峻考验。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央政府需要建立一种能把边境地区与内地有力地联结起来的省级以上的行政建制，并设军政委员会实施军事管制，集数省之力尽快结束国内战争，整合边疆与内地的资源，消除可能出现的民族分裂和边境军事冲突，乃至消除发生大规模内乱或外敌入侵的可能。如由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和上海等省市组成的华东地区，“虽已全部解放，但盘踞在台湾及沿海岛屿的残兵败将，尚待肃清，华东军政委员会的设立，仍然负有严重的军事战斗任务”[11]。
大行政区体制的设定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完成的，它吸收了苏共与中国近代行政区划的优点，因时而变，因地而宜，对中共在全面执政初期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都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并为此后进行全方位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计划经济体制铺平了道路。[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