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究思路及方法
（一）基本思路
本书的基本思路是：以现代化理论为视野，以湘西南侗族地区为个案，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四个方面对现代化背景下大众传媒影响与侗族社会文化变迁进行描述，探索大众传媒影响民族文化变迁的方式、机制及特点，并对大众传媒与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进行反思。
为了论述方便，下面将湘西南侗族地区现代化发展的分期问题和田野调查点的选择问题进行简要介绍。
1.关于湘西南侗族地区现代化发展的分期问题
目前，关于现代化发展的分期有很多方式。有的从国家政权形式划分，有的从经济发展形态划分，有的从文化变迁意愿划分，等等。本书结合国家政权形式、经济发展形态和各民族发展现代化的意愿，将湘西南侗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分为封建资本的被迫现代化、官僚资本的伴生现代化和人民资本的自主现代化三个发展阶段。
（1）1840年至1911年：封建资本的被迫现代化
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鼎盛一时的东方大清帝国逐步走向衰败，而在西半球一些刚刚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迅速崛起。一场没落的封建文明与新兴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而冲突的结果就是大清帝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惨败，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两次鸦片战争的失利使得大清帝国的一部分官僚认识到天外有天、国外有国，洋人之所以能取胜的根本原因是船坚炮利，大清帝国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建立新式工业是一切文明民族生死攸关的问题，希望依靠移植国外先进工业技术实现民族“自强”“求富”。从此，一场长达30年的以建立新式海军和创办近代工业企业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登上了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也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实业的最初尝试。
19世纪上半叶，湘西南侗族地区尚处在封闭的小农经济时期，广大苗族、侗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同胞过着“日出而耕，日落而归”的自然生活。湖南历史上最先具有现代化眼光的当属魏源，他在《海国图志》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张之洞在湖南开展了洋务运动，虽然其影响主要是在省会长沙等地，但是受其影响，湘西南侗族地区也出现了某些现代化的萌芽。来自湘西凤凰县的熊希龄等人创办了湖南最早的报纸《湘报》，向社会鼓吹“开民智”。1897 年，熊希龄又创办长沙时务学堂。作为湖南省第一个现代化学校，时务学堂对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促成了新式学校的设立和书院制度的改革，实现了由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变。湘西南的芷江、靖州、新晃、会同等地都建立了近代学堂，开启了近代教育。与此同时，一些近代工业企业也相继建立。
（2）1911年至1949年：官僚资本的伴生现代化
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大清帝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下，被迫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国家政局动乱不稳，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在洋务运动的催生下，民间资本虽然十分弱小，但仍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不可克服的软弱性，在20世纪40年代前的中国现代化发展中始终没有能够成为独立完整的组织主体，中国现代化的组织主体是“由外国资本、国家政权、资产阶级共同担当的，而且中国资产阶级还始终处于屈从、配角的位置上”[232]，因此，从1911 年民国建立到1949 年国民党政权退出大陆，这期间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主要是官僚资本垄断下的伴生现代化。
在湘西南侗族地区，其现代化发展主要与军事活动有关。20 世纪20 年代，军人出身的湘西王陈渠珍主持湘西军政后，开始实施“湘西自治”，兴建了各类学校和工厂，置办了一部印刷机，设立报馆。1937年，受熊希龄之托，成立了凤凰工艺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湘西地区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许多重要的机构、团体、组织、学校迁往湘西地区，湘西地区一时呈现出战时的现代化繁荣。学校、报馆、邮电局、电影院、工厂、发电厂、火柴厂等一些现代化机构、企业聚集到芷江、新晃、洪江等湘西南侗族地区。熊希龄及其子女也相继在湘西创办了小学、初中、职业初中，招收女生入校学习缝纫、刺绣、织布及蚕丝、语文、算术、常识等科目，同时也招收部分男生。
（3）1949年至今：人民资本的自主现代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经清朝政府、北洋政府、民国政府，但真正实现现代化自主发展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的。按照胡承槐先生所言，中华民族经历了两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在20世纪50年代末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次革命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军事和政治上的，而是一场中国历史上最为彻底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的历史起点。第二次革命则是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这是一次和平的革命，这次革命“不仅使中国经济进入了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将为中国现代化营造一个适宜的社会关系载体”[233]。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华民族先后独立自主地进行了一系列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经历了不少挫折。
至1950年，湘西南侗族地区全境解放，其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首先是实现了民族主权的独立，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国家独立和政权自主是湘西南侗族地区实现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其次是完成了土地所有制革命，实现了社会主义初期的土地改造，广大人民群众掌握了生产资料，有了发展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再次是交通能源、农业科技、邮电通信、教育文化卫生、新闻传播等现代化建设得到了初步发展。1954 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1964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建设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强国目标。2005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一五”期间全面建设“以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为特征的“新四化”。2012 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新四个现代化”目标。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我国第五个现代化目标。党和国家提出的一系列现代化发展目标切合我国各个阶段的发展实际，表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断摸索和实践，至21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已经进入自觉发展现代化阶段，中国的现代化不再是一种本能的、漫无目的的现代化，而是一种有明确目标的、适应自然与社会发展规律的现代化发展阶段，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新时代。
2.关于田野调查点的问题
本研究的田野调查点为湘西南侗族地区。湘西南侗族地区位于湘黔桂三省交界处，自古有“黔楚咽喉”“祖国大西南桥头堡”之称。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区位、历史背景和文化特点，湘西南侗族地区长期以来属于欠发展地区，现代化发展较慢，民族文化保持相对完好。
从区域范围来看，湘西南侗族地区包括怀化市的新晃侗族自治县、芷江侗族自治县、通道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会同县、洪江市、洪江区和邵阳市的绥宁县、城步苗族自治县、武冈市、新宁县、洞口县、隆回县，规模适中，为侗族的主要聚居地，其侗族人口占湖南侗族总人口的90%以上，是十分理想的田野调查点。
20 世纪80 年代后，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沿海地区现代化发展的浪潮不断冲击该地区，引起了该地区社会文化的急剧变迁，该地区的变迁又逐渐波及贵州、广西、重庆、云南等祖国大西南地区。因此，该地区在我国现代化发展变迁中属于“过渡地带”，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民族学田野调查和传播学量化分析方法为主，辅以文献法和媒介内容分析方法。通过田野调查对湘西南侗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变迁进行质的描述，通过量化统计分析来观察大众传媒在湘西南侗族社会文化变迁中的作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本研究调查分田野调查和网络调查两种形式。课题组分别于2013年7—8月、2014年7—8月、2015年7—8月、2016年7—8月四次深入芷江、新晃、通道、靖州、绥宁、会同等侗族同胞比较集中的田野调查点进行调研。共发放调查问卷700份，回收652份，回收率93.14%；其中有效问卷615份，占全部问卷的87.86%。从性别构成来看，男性328人，占全部人数的52.5%；女性287人，占全部人数的45.9%。男女比例与湖南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比例基本一致。[234] 从民族构成来看，侗族437人，占全部人数的69.9%；苗族168人，占全部人数的26.9%；汉族占0.6%，基本反映了湘西南地区侗族、苗族聚居的特点。从年龄分布来看，41—55岁的339人，占全部人数的54.2%；56岁及以上的130人，占全部人数的20.8%，基本反映了当前我国农村地区老年人留守、年轻人外出打工的情况[235]。另外，受客观因素影响，年纪较大者接受访问的情况较少。从职业分布来看，农民528人，占全部人数的84.5%。同时，课题组在问卷星官网发布“侗族文化传播问卷调查”的互联网调查问卷[236]，发布时间从2014年11月15日至2015年1月3日，共50天，回收调查问卷197份。从性别构成来看，男性124 人，占总人数的62.94%；女性73人，占总人数的 37.06%。从民族构成来看，侗族 89 人，占全部人数的45.18%；汉族67 人，占全部人数的34.01%；苗族28 人，占全部人数的14.21%。从年龄构成来看，20岁及以下的7人，占总人数的3.55%；21—30岁的55人，占总人数的27.92%；31—40 岁的74 人，占总人数的37.56%；41—50岁的 54 人，占总人数的 27.41%；51 岁以上的 7 人，占总人数的3.55%。
本研究使用的统计软件是SPSS 19.0，主要用于计算频率、百分比、相关性参数等。网络调查的相关统计数据由网站自动生成。
本研究结合目前国内外现代化评价指标和民族学对文化考察的维度，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四个方面考察现代化发展程度。其中物质文化包括房屋建筑、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交通工具和服饰穿戴五个方面，制度文化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婚姻家庭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五个方面，精神文化包括伦理与价值观念、集体观念、婚姻家庭观念、审美意识和情趣、禁忌与宗教信仰、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六个方面，行为文化包括饮食习俗、节庆习俗、人生礼仪、社交习俗、医卫习俗和丧葬习俗六个方面，具体见表1。
表1 文化变迁考察体系
表1 文化变迁考察体系续一
表1 文化变迁考察体系续二
表1 文化变迁考察体系续三
针对本书所列的考察体系，需要在此说明三点。其一，现代化是一个十分庞杂的体系，人们对现代化理解角度众多，对现代化发展的考察标准也不尽相同，很难说某一种标准是十分完美的。本书主要基于民族学学科提出的考察维度，更多体现为质化描述标准，适当结合统计数据等量化指标。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有些指标没有办法采取定量的方式考察，而只能通过人类学民族学的传统办法——参与观察或访谈来解决。其二，由于文化内涵的复杂性，对文化的划分方法很多，各个元素之间相互交叉而不能完全区分，比如服饰，既是物质文化，布料、颜色、饰物等不同物质呈现的风格不一样；同时更是精神文化，因为每件服饰背后更多地体现了持有者的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甚至历史背景。因此，在制定考察标准时也只能选择其最明显的特点进行叙述。其三，由于文化事象包含的内容太过广泛，限于篇幅，所设各级次目还过于简单，不能一一对应，只能在研究中加以具体判断。
（三）研究重点与难点
本书的研究重点是探讨现代化背景下大众传媒与湘西南侗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变迁及其方式与特点。
本书的研究难点主要是分析大众传媒与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总结大众传媒影响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方式、机制及特点。民族社会文化变迁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其中的影响因素很多，如何准确而有效地分析大众传媒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将面临一定困难。同时，由于大众传媒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是隐性的、渐进式的，因此对其机制的探索并非易事，也将是本研究的难点。
（四）基本观点
第一，现代化是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主要趋势。湘西南侗族地区现代化取得了较快发展，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各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现代化发展趋势，但是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该地区现代化发展依然不平衡不充分，存在各种问题。
第二，大众传媒是现代化发展的“推进器”，是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促进民族社会文化现代化变迁的重要力量。大众传媒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地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的现代化，同时由于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及人群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媒介生态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失衡状态，导致当前我国民族文化生态的失衡，民族文化的价值被日益弱化，民族文化传承后继乏力，民族文化多样性遭受破坏，民族文化出现功能性缺失，民族文化以非正常速度消失。
第三，信息传播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方式，民族文化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能量信息交换的复杂的整体的生态系统。如生物有机体一样，民族文化需要依赖一定的生态系统才能生存和发展。民族文化生态系统的运行状况直接影响到民族文化发展的质量，好的文化生态能够促进民族社会文化的发展，反之则会遏制民族社会文化的发展。信息不仅是物质的基本属性，也是文化的特殊属性。信息传播不仅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方式，也是民族文化生态系统运行的基本方式。媒介生态系统是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众传媒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群进行信息和能量交换的桥梁。
第四，信息势能是大众传媒影响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力，其效能受到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的制约。在与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冲突中，媒介文化总是具有更大的能量，导致文化因子总体上从媒介文化流向民族文化，对民族文化产生消解作用，影响民族文化的变迁。虽然说信息势能的大小是大众传媒影响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力，但是这种动力发挥的效果却受到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的制约。因此，大众传媒影响民族社会文化变迁呈现出效果的制约性、方式的隐蔽性、时间的持久性和渠道的可控性四个方面的特点。
第五，应正确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生态调适功能，促进民族社会文化生态健康发展。媒介生态系统对社会文化生态系统具有十分重要而独特的调适功能，正确发挥大众传媒的生态调适功能，对维护社会文化生态平衡，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增强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功能、舆情监测功能、舆论疏导功能、文化建构功能、经济发展功能，增强民族文化的信息势能，优化民族社会文化生态，促进民族社会文化健康发展。
第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现代性应该是多元的而非单一模式的，现代化也不等于西方工业化，人类社会的发展原本并无统一的模式，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完全可以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设自己的现代性，发展自我特色的现代化。只有找到切合实际的“地方性”现代性，才能真正找到实现自我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第七，应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优化文化生态，促进民族社会文化健康发展。大众传媒必须时刻清醒认识到自身所肩负的现代化发展责任，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始终坚持把良好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严格把握舆论导向，唱响社会和谐主旋律，抵制低俗文化的入侵；积极担负起重任，发挥文化传播功能，促进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积极架设沟通的桥梁，促进广泛的跨文化交流。
[2].刘鹤：《抗战时期湘西现代化进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09年。
[3].石方军：《湘西农民现代化实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南大学，2005年。
[4].龙运荣：《大众传媒与民族文化变迁--芷江碧河村的个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南民族大学，2011年。
[5].龙运荣：《大众传媒与民族文化变迁--芷江碧河村的个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南民族大学，2011年。
[6].龙运荣：《大众传媒与民族文化变迁--芷江碧河村的个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南民族大学，2011年。
[7].龙运荣：《大众传媒与民族文化变迁——芷江碧河村的个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南民族大学，2011年。
[9].展江：《社会学、人类学与传播研究关系初探》，《中国传媒报告》2006年第2期。
[10].蔡骐：《文化·社会·传播》，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103页。
[11].田超：《〈第三次浪潮〉 作者托夫勒去世 未来三部曲影响世界》，《京华时报》2016年7月4日第27版。
[12].参见 [美]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13].张学洪：《我国农村新闻传播现状研究》，陈崇山、弭秀玲主编《中国传播效果透视》，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166页。
[14].参见徐培汀《新闻社会学刍议》，《新闻大学》1988年第1期。
[15].参见邵培仁、陈建州《传播社会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6].郭建斌：《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7].参见 [美] 约翰逊《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展明辉、张金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8].参见李春霞《电视与彝民生活》，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9].参见益西拉姆《中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大众传播与民族文化》，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246页。
[20].参见谭英《中国乡村传播实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版。
[21].参见谭英、王悠悠、缑博、赵士文、李庆风《电视文化传播对农村文化生态的干预研究——以山西省高平市南朱庄村和内蒙古武川县三间房村为例》，《新闻界》2008年第4期。
[22].参见罗翔宇《民族地区党报的发展理念与传播策略——大众传媒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研究之一》，《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23].参见方晓红《大众传媒与农村》，中华书局2002年版。
[24].参见谢咏才、李红艳《中国乡村传播学》，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
[25].参见李红艳《乡村传播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7].参见姚君喜《甘肃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报告（2002—2003）》，甘肃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28].参见庄晓东《网络传播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建构》，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29].参见张宇丹《传播与民族发展——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30].参见卜卫《进入地球村：中国儿童与大众传播》，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年版。
[31].参见王怡红《大众媒介对观念现代化的影响》，《新闻研究资料》1990年第2期。
[32].参见尚妍、彭光芒《大众传媒与农村社会文化变迁》，《理论观察》2006年第3期。
[33].参见尚妍、刘文奎《观察大众传媒与农村文化的现代转型》，《现代商业》2007年第12期。
[34].参见曾栋《大众传媒在梅州农村的变迁及其社会作用分析》，《科技资讯》2008年第16期。
[35].参见赵晋凯《广播电视村村通与乡村文化变迁——以龙胜县实施现状为例》，《今日南国》2010年第5期。
[36].参见赵鹏升《城村电视传播——大众传媒与乡村的民族志研究》，《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37].参见吴翔之《大众传媒的文化建构：区域民俗的传承与变迁》，《新闻知识》2011年第7期。
[38].参见陈燕《大众传媒与陕南民俗文化变迁的相关性》，《青年记者》2013 年第17 期；陈燕《大众传播媒介对陕南民俗文化变迁的影响》，《新闻爱好者》2012年第10期。
[39].参见彭婵、吕尚彬《媒介接触行为与民俗文化变迁的相关性研究——以利川市土家族节庆民俗文化为个案》，《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40].参见李斌《洋务运动时期的大众传播媒介与文化变迁》，《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41].参见侯杰、辛太甲《英敛之、〈大公报〉 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侯杰、秦方《〈大公报〉 与晚清时期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42].参见蒋建国《晚清消费文化中的西方元素——晚清时期报刊广告与西餐消费的变迁》，《学术月刊》2013年第12期。
[43].参见潘忠党、魏然《大众传媒的内容丰富之后——传媒与价值观念之关系的实证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4期。
[44].参见胡琼文《电视剧文化对青少年价值取向的影响与对策》，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4年。
[45].参见袁瑾《媒介转型与当代认同性的变迁》，《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46].参见袁瑾《媒介想象与地域主义》，《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48].参见龙运荣《全球网络时代的大众传媒与民族认同》，《广西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
[49].参见谭瑶姬《大众媒介中女性形象的嬗变及其文化镜像功能》，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5年。
[50].参见邓峥嵘《浅议民国时期上海女性服饰变迁》，《神州》2012年第3期。
[53].参见梁萍《侗族地区大众传播现状及其对当地社会变迁的影响——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侗族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3年。
[54].参见王飞霞《大众传媒在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中的传媒现状与媒介分析——基于建始县花坪乡变迁的反思》，《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55].参见杨柳《浅析大众传媒背景下土家摆手舞文化的变迁与传承》，《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56].参见覃慧宁《大众传媒背景下山歌的传承与传播机制——以广西宜州市为例》，《民族艺术》2004年第2期。
[57].参见时丹《论民族传统体育赛事与大众传媒的融合——以广西为例》，《企业科技与发展》2011年第5期。
[58].参见木尼拉·叶尔健《大众传媒与新疆哈萨克族社会变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新疆大学，2014年。
[59].参见刘珊宇《电视传播与兵团社会变迁——基于对兵团农七师一三一团的民族志调查》，硕士学位论文，新疆大学，2014年。
[60].参见张春辉《文化传播视角下的三少民族文化变迁与转型——以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2013年。
[62].参见卢丹《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2年。
[63].参见石奕龙《应用人类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页。
[64].参见孙秋云《文化人类学教程》，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43—46页。
[65].参见孙秋云《电视传播与乡村村民日常生活方式的变革》，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66].参见王铭铭《传媒时代与社会人类学》，《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4期。
[67].参见周大鸣《凤凰村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27页。
[68].参见柏贵喜《转型与发展：当代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页。
[69].参见海阔《媒介人种论：媒介、现代性与民族复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0].参见蒋中意、徐榕、徐杰舜《办报人的心史：〈金华日报〉 的媒体人类学考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71].参见王海飞《文化传播与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变迁——裕固族30年来文化变迁的民族志阐释》，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
[72].参见金军《新媒体时代武陵山片区乡村民族文化嬗变及问题对策——基于大众传媒对武陵山区民族文化生态影响的田野调查》，硕士学位论文，中南民族大学，2013年。
[73].参见王飞霞《大众传媒在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中的传媒现状与媒介分析——基于建始县花坪乡变迁的反思》，《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74].参见田阡《新媒体的使用与农民工的现代化构建——以湖南攸县籍出租车司机在深圳为例》，《现代传播》2012年第12期。
[75].参见赵玲玲《电视传媒与农民现代化实证研究——以湖南两村村民为例》，硕士学位论文，中南大学，2011年。
[76].参见龙运荣《嬗变与重构：新媒体语境下侗族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77].参见傅安辉、余达忠《九寨民俗：一个侗族社区的文化变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78].参见姚丽娟《侗族地区的社会变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9].参见姚丽娟、石开青《侗族地区的社会变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80].参见龙运荣《嬗变与重构：新媒体语境下侗族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81].参见陈曦《从侗歌展演文化功能的变迁看侗族民歌文化的传承》，《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82].参见吴建冰《旅游影响中的龙胜侗族民间歌舞及文化变迁》，《边疆经济与文化》2009 年第6期。
[83].参见杨晓《社会结构变迁与侗族大歌保护的多重困难》，《中华文化论坛》2011年第3期。
[84].参见曾梦宇《生境变迁与侗族文化传承》，《经济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6期。
[85].参见龚荆忆《高增侗歌传承的文化变迁》，《中国音乐》2001年第4期。
[86].参见黄小明《侗族歌舞“多耶”的文化变迁》，《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87].参见谭厚锋《宰荡村侗族大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0年。
[88].参见罗卉《论侗族大歌的历史演进及人文生态保护》，《音乐创作》2010年第3期。
[89].参见张应华《民间临济派道场音乐的文化传统及变迁——湘黔交界北部侗族地区的再研究》，《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90].参见赵巧艳《空间实践与文化表征——侗族传统民居的象征人类学研究》，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
[91].参见石拓《中国南方干栏及其变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南理工大学，2013年。
[92].参见余达忠《守望乡土：侗族居所建筑的文化变迁》，《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93].参见杨筑慧《变迁中的侗族村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94].参见汤芸《旅游场域中侗族鼓楼及其社会文化意义变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6期。
[95].参见项萌《旅游业背景下侗族传统民居的文化意义与变迁——对广西三江林溪侗族村寨的田野考察》，《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1期。
[96].参见蔡凌《社会变迁与文化传播中的建筑文化互动——以贵州天柱县三门塘村为例》，《华中建筑》2012年第8期。
[97].参见周梦《苗侗女性服饰文化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0年。
[98].参见曹寒娟《侗族服饰文化在社会转型期的演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2010年。
[99].参见吴广《浅谈广西侗族服饰遗产保护主体的分析——以三江侗族为例》，《艺术与设计（理论）》2009年第12期。
[100].参见李颖《论侗族服饰及其文化内涵》，《社科与经济信息》2001年第9期。
[101].参见黄诚《旅游开发进程中侗族传统文化传承研究——以湖南芷江、通道侗族自治县为例》，《文史博览（理论）》2011年第10期。
[102].参见蔡亚玲《社会文化变迁下的侗族婚姻习俗探析——以新民中寨为个案》，《歌海》2009年第5期。
[103].参见廖梦华《侗族传统婚恋习俗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0年。
[104].参见罗康智《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与侗族传统婚姻习俗的变迁》，《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1年第1期。
[105].参见李欣欣《电视下乡、打工经历与贵州苗族、侗族乡村妇女家庭生活变迁》，《贵州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106].参见杨筑慧《当代侗族择偶习俗的变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107].参见张勤《从“走姑娘”民俗看侗族传统文化特质及其变迁——以黎平黄岗侗寨为个案》，《学术交流》2012年第10期。
[108].参见邢丰丰《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侗族婴幼儿家庭教育传统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0年。
[109].参见王大梅《结婚法律制度与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的冲突和平衡》，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政法大学，2011年。
[110].参见邓敏文《侗款的历史变迁》，《民族论坛》1994年第4期。
[111].参见石开忠《侗族款组织及其变迁研究》，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
[112].参见姚丽娟《侗族地区款组织的变迁》，《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113].参见粟丹《从款约的发展看侗族法文化的变迁》，《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114].参见朱宜《侗族习惯法“侗款”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功能》，《武汉纺织大学学报》2012 年第1期。
[115].参见傅安辉《九寨侗族的巫师、屋山头与款组织》，《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5期。
[116].参见张银锋《“屋山头”的文化嬗变——对清水江流域一个侗族村落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1年第6期。
[117].参见郭鹏《当代侗族款制变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南民族大学，2008年。
[118].参见田书清《侗族寨老组织的发展与变迁》，硕士学位论文，贵州大学，2009年。
[119].参见周世中《黔桂侗族习惯法的变迁——以“款约法”为例》，《北方法学》2007年第5期。
[120].参见钟立跃《侗族传统社区组织变迁分析——以湖南通道阳烂村为例》，《怀化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121].参见郭剑平《侗款的变迁及其与侗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研究》，《现代法学》2012年第5期。
[122].参见石昌模《“十洞”款会的历史变迁及其价值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123].参见张跃、何明《中国少数民族农村30年变迁》（下），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
[124].参见杨玉琪《侗族传统伦理道德的特征及转型》，《广西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
[125].参见贺能坤《旅游开发中民族文化变迁的三个层次及其反思——基于贵州省黎平县肇兴侗寨的田野调查》，《广西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
[126].参见刘芝凤《侗族南部方言区择偶婚俗价值观的嬗变研究》，《厦门理工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127].参见龙先琼《析民族传统价值观与民族经济发展的关系》，《怀化学院学报》2004年第8期。
[128].参见杨林华《通道侗族伦理道德传统及其现代转化》，硕士学位论文，中南大学，2007年。
[129].参见朱玉伟《民族文化变迁中传统伦理道德的嬗变——以贵州省黔东南州为例》，《安顺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130].参见孙杰远《民族文化变迁与教育选择——对广西龙胜侗、瑶民族地区的田野考察》，《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131].参见邢馨月《教育人类学视域下的侗族传统女性教育》，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1年。
[132].参见林亚萍《侗族育儿习俗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0年。
[133].参见邢丰丰《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侗族婴幼儿家庭教育传统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0年。
[134].参见刘景慧《侗族传统文化的变迁——以杂交水稻的传入所引发的文化变迁为例》，《怀化学院学报》2004年第12期。
[135].参见黄柏权《散杂居民族的文化适应和文化变迁——湖北恩施市芭蕉乡侗族调查》，《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6期。
[136].参见赵金锋《散杂居地区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与发展》，硕士学位论文，中南民族大学，2012年。
[137].参见田冲《社会转型期的民间信仰及其变迁》，硕士学位论文，中南民族大学，2010年。
[138].参见马奎《试论广西三江侗区社会文化变迁》，《民族论坛》1997年第8期。
[139].参见许鹤凡《旅游开发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再表达》，硕士学位论文，华中科技大学，2012年。
[140].参见黄淑娉《试以黔东南民族文化变迁论民族文化交融的过程和条件》，《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4期。
[141].参见余达忠《汉文化的辐射与侗族文化的变迁》，《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2期。
[142].参见杨庭硕《地方性知识的扭曲、缺失和复原——以中国西南地区的三个少数民族为例》，《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143].参见秦秀强《北部侗族文化涵化的过程和机制——天柱社区的个案研究》，《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
[144].参见吴定勇、王珏、石明昌《侗族地区大众传播及接受现状调查报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145].参见吴定勇《侗族网站发展现状、主要问题及对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146].参见吴定勇《大众传媒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以黔东南州侗族地区为个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147].参见吴定勇《大众传媒与民族地区和谐发展——从侗族和谐文化建设及侗族文化传承之角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148].参见梁萍《侗族地区大众传播现状及其对当地社会变迁的影响——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侗族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3年。
[149].参见周丹丹《湖南民族自治地方的媒介生态系统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新疆大学，2011年。
[150].参见龙运荣《嬗变与重构：新媒体语境下湖南侗族传统文化现代性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153].参见梁萍《侗族地区大众传播现状及其对当地社会变迁的影响——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侗族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3年。
[154].参见陈怡静《从音乐传播视野探究非遗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以侗族大歌为例》，《音乐传播》2014年第4期。
[155].参见李善兰《影视人类学视野下的侗族大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2年。
[156].参见刘鹤、张华《抗战时期湘西现代传媒的发展及其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吉首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157].参见龙运荣《嬗变与重构：新媒体语境下湖南侗族传统文化现代性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158].戢斗勇：《文化生态学论纲》，《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9期。
[159].[美] R.MCC.内亭、张雪慧：《文化生态学与生态人类学》，《民族译丛》1985年第3期。
[160].[美] J.H.斯图尔德、王庆仁：《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民族译丛》1983年第6期。
[161].黄育馥：《20世纪兴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162].[美] J.H.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潘艳、陈洪波译，《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163].邓辉：《卡尔·苏尔的文化生态学理论与实践》，《地理研究》2003年第5期。
[164].戢斗勇：《文化生态学论纲》，《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9期。
[166].戢斗勇：《文化生态学——珠江三角洲现代化的文化生态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67].罗康隆：《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168].庄鸿雁、张碧波：《中国文化生态学史论》，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
[169].侯鑫：《基于文化生态学的城市空间理论：以天津、青岛、大连研究为例》，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70].周膺、吴晶：《城市文化生态学》，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71].张涛：《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72].隋丽娜：《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文化生态学视角》，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73].梁渭雄、叶金宝：《文化生态与先进文化的发展》，《学术研究》2000第11期。
[174].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9页。
[175].孙兆刚：《论文化生态系统》，《系统辩证学学报》2003年第7期。
[176].柴毅龙：《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2期。
[177].王玉德：《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辨析》，《生态文化》2003年第1期。
[178].李学江：《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论析》，《理论学刊》2004年第10期。
[179].邓先瑞：《试论文化生态及其研究意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180].魏美仙：《文化生态：民族文化传承研究的一个视角》，《学术探索》2002年第4期。
[181].余谋昌：《环境哲学的使命：为生态文化提供哲学基础》，《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182].黄云霞：《论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3期。
[183].杨亭：《中国文化生态化演进的历史透察》，《理论月刊》2007年第3期。
[184].王尔敏：《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185].刘魁立：《文化生态保护区问题刍议》，《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186].周绍斌：《城市建设与文化生态问题》，《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
[187].陈宇飞：《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新文化生态建构问题》，《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5期。
[188].周全德：《中原城市群发展中的文化生态思考》，《城市发展研究》2004年第5期。
[189].潘鲁生：《保护农村文化生态 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190].方李莉：《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第3期。
[191].高丙中：《关于文化生态失衡与文化生态建设的思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192].参见龙运荣、李技文《近二十年来我国民族文化生态研究综述》，《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193].参见杨维军《加强西部民族文化生态建设》，《光明日报》2003年12月17日第C3版。
[194].参见吴刚《梁平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7年。
[195].参见韦晓康、方征《民族文化生态建设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载《体育文化导刊》2006年第8期。
[196].参见薛群慧、董建新《村寨民族文化生态的保护与发展——对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岔河彝族村案例研究》，《学术探索》2001年第4期。
[197].参见纳日碧力戈《民族文化生态与现代化的适应》，《中国民族学会第四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198].参见李锦《民族文化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对泸沽湖周边及香格里拉的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8页。
[199].参见龙运荣、李技文《近二十年来我国民族文化生态研究综述》，《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200].参见宋林飞《社会传播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
[201].参见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文化的控制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202].尹鸿：《电视媒介：被忽略的生态环境——谈文化媒介生态意识》，《电视研究》1996年第5期。
[203].邵培仁：《论媒介生态学的五大观念》，《新闻大学》2001年第4期。
[204].童兵：《入世一年的中国传媒市场格局》，《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02年。
[205].张立伟、李之侠、杨飚、邓斌：《入世一年四川传媒生存环境的变化与基本对策》，《新闻记者》2003年第4期。
[206].张国良、廖圣清：《上海市民接触大众媒介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上海市民与媒介生态”抽样调查报告》，《新闻记者》2000年第7期。
[207].崔保国：《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2期。
[208].单波：《西方媒介生态理论的发展及其理论价值与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2期。
[209].叶芳：《中国大陆媒介生态理论研究述评》，《新闻知识》2006年第7期。
[210].陈兵：《拯救传播：论传播生态的失衡与重建》，《中国传媒报告》2004年第2期。
[211].王敏芝、南长森：《从媒介生态看政治生态——孙志刚案件引发的思考》，《报刊之友》2003年第5期。
[212].王敏芝、南长森：《从公共舆论看媒介生态——“宝马肇事案”传播学分析》，《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13].支庭荣：《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
[214].张健康：《媒介生态的失衡与调适》，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6年。
[215].刘忻：《生态电视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
[216].徐国源：《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217].正赋：《解读传媒：传媒生态与新闻生态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18].正赋：《解读传媒：传媒生态与新闻生态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19].[美] 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20].邵培仁：《媒介生态城堡的构想与建设》，《当代传播》2008年第1期。
[221].邵培仁：《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新闻与写作》2008年第1期。
[222].邵培仁：《论媒介生态系统的构成、规划与管理》，《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223].参见刘敏《媒介生态视阈下的新闻平衡报道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2年。
[224].参见王娜《媒介生态系统信息流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大学，2012年。
[225].单波：《西方媒介生态理论的发展及其理论价值与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2期。
[226].参见曹爱民、潘元金《中国媒介生态学的几点思辨》，《新闻爱好者》2012年第5期。
[227].参见陈浩文《中西方媒介生态学的研究状况和理论反思》，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8年。
[228].叶芳、庚月娥：《中国大陆“媒介生态理论”研究述评》，《新闻知识》2007年第6期。
[230].刘远军：《我国媒介生态研究述评》，《长江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231].金雷磊：《中国当代媒介生态理论研究述评》，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
[232].胡承槐：《现代化：过程、特征与回应》，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
[234].湖南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省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为33768248 人，占总人口的51.41%；女性人口为31915474人，占总人口的48.59%。
[235].调查发现，受访的侗族农村，由于子女受教育程度不高，十多岁外出打工者较为普遍，二十多岁结婚生子者较多，所以农村居民四五十岁就当爷爷奶奶，留在家里照顾小孩而成为“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