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远东地区华商的数量及经营情况

帝俄时代，俄国远东地区中国人所从事的各类活动中，经商者的比例是很高的，这能从时人既包括俄国人，也包括中国人的记述中得到证实。关于这点，П.Ф.翁特尔别格评价道：没有任何一个买卖行业里，我们会看不到中国人，从中国人作为卖主的市场提供生活必需品——粮食、肉类、蔬菜开始，到小本生意，市场的货摊，以至于省内各主要中心城市，直至乡村的常设商店，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人……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商店，数量与年俱增，小本生意几乎完全由他们操纵，当地的大贸易商行也感到自己营业所蒙受的损失在日益加重。[2]

1881年，督办东北边防事宜的晚清官员吴大澂的奏折中关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华人的数量和经商情况有所表述：“海参崴地方约有华民六七千人，各处商民往来络绎”,“海参崴工商民户中国人十居其八”,“海参崴地居沿海华民尤众，其中良莠不齐、自相仇杀及为俄人戕害各案，历年据吉林将军咨报者指不胜屈”。鉴于远东地区特别是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国人数量及华人生活状况，吴大澂建议“派员设立公所管理”,“既可阴为保护，亦可免起衅端”。[3]

1885年，曾奉命密查黑龙江左岸情形的清朝官员、舆地学家曹廷杰对远东中国人经商情况有记载，并对华商进行分类，分为三类：第一类名副其实的坐商，“伯利、红土岩、双城子、海参崴、彦楚河五处，共计大小肆店三百余家，各立门市坐贾营生”。第二类介乎坐商和行商之间的，“名虽坐贾，实则行商”。“自三姓贩运货物，通行松花江至东北海口，行乌苏里江至穆棱河口以上者，共二百余家，皆于江沿盖有房舍”，以船载来的货物换取毛皮、参茸等，然后“分售伯利、三姓等处”。第三类是纯行商，“自三姓分往二江以货易货春去秋回者，每年亦约千余人”。[4]

近代中国颇有影响力的报纸《东方杂志》也有关于20世纪初在俄华商的记述。关于在哈巴罗夫斯克的华商，“华人工商两项共约六七千人，商人分为东宁关广四帮。关帮百余名，广帮十余名，宁帮三十余名，余皆东帮。除宁波商人均作裁缝手艺外，山东广东关东各上概西华洋杂货。”[5]关于尼古拉耶夫斯克的华商，“华侨平时五六千人，如遇春夏大兴工程，数之万余，商居五分之一余”，商人分为“东关北三帮（山东曰东帮，关东曰关帮，直隶曰北帮），商号之多东帮占十分之八，关北两商占十分之二”。[6]

俄文资料显示，1897—1899年，俄国远东地区中国商号规模较大者有：利源茂（ЛиЮнмо），年商品交易额达120万卢布；义泰（И Тай），年商品交易额70万卢布；源和山（Юн Хозань），年交易额70万卢布；图利（Тун Ли），年交易额60万卢布；昌泰（Чэн Тай），年交易额60万卢布；广源昌（Куан Юаньчэн），年交易额50万卢布。据清政府驻符拉迪沃斯托克商务代表李家鳌统计，1899年仅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商业机构总交易额超过1900万卢布。[7]

《黑河地区志》记载，19世纪末布拉戈维申斯克有中国店铺500多家，规模较大的有华昌泰、同永利和永和栈；其中华昌泰规模最大，执事是广东人梁献臣，曾任华人商会会长，店铺是座二层的楼房，雇伙计100多人；同永利和永和栈都是山东掖县人经营的，主要出售日用品，各有伙计10多人。[8]

20世纪初，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外交代表在致外交部的文件中提及中国商人数量。1908年，符拉迪沃斯托克华商数量：20万资本以上华商共有16号，2万资金以上华商约有100余号，千元、百元以上者400—500号。[9]

从业人员数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该行业发展情况，同时一定数量的从业人员也是行业发展的一个必备条件，下面从远东地区商业领域中国人数量角度来探讨中国人的商业活动。那时中国商人较为集中之地是滨海州，而阿穆尔州中国商人数量及规模不及滨海州。

通过以上表格数据对比可以看出：第一，进入20世纪后阿穆尔州中国商人数量急剧下降，出现这种情况既与海兰泡惨案、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有关系，骇人听闻的屠杀让中国人心有余悸，纷纷返回祖国。也同20世纪初俄国关税政策有关，鉴于西伯利亚大铁路外贝加尔段的竣工，为了保护本国企业在远东地区发展，1900年取消了自由港制度，日俄战争后虽然短暂恢复了自由港制度，但持续时间不长。取消自由港制度，包括中国商品在内的外国商品进入远东需要交关税，这增加了经营成本。自由港政策取消后，有14家中国商铺结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商业活动，如利源茂和公源昌，1900年两家商号的商品交易额合计170万卢布。至1904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商号总交易额降至700万卢布。[10]第二，俄商数量无论是在滨海州还是在阿穆尔州数量增长都比较快，这和俄国采取种种优惠政策吸引本国移民来远东地区有关，如1861年颁布的《俄国人和外国人向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移民条例》，移居两地者可享受“免征兵役义务十次，并终身免交人头税”等优惠政策。

帝俄时代，在俄国远东从事工商活动的中国人中有几位影响力较大，他们是纪凤台、张廷阁、叶华林，他们是中国商人的代表，下面就三位的工商活动及对中俄关系的影响展开论述。

一 纪凤台在远东及中国东北的工商活动

纪凤台是山东黄县人。[11]关于他的出生年份俄文资料记载有两个时间，分别是1849年和1853年。[12]至于到底出生于哪年鉴于中文资料匮乏，不得而知。1873年，纪凤台从山东来到哈巴罗夫斯克。在远东最初几年的经历记载有限。他在俄国远东工商活动的起点是在哈巴罗夫斯克创办商行——“利成行”。他的财富增长较快，1875年，获得二等商人证书。这说明他具备一定经济实力了，至少拥有2万卢布的资本，因为当时若成为二等商人需要拥有2万卢布的资本。[13]1891年，商行贸易额达1.5万卢布，不动产价值2万—5万卢布。[14]经商成功和他通晓俄语有关，曾进入符拉迪沃斯托克商务专科学校学习俄语，这在当时是罕见的。因为他专门学习过俄语，后来到哈巴罗夫斯克一个工程队当过翻译，结识了一些俄罗斯人，为其后来经商成功打下一定人脉基础。

19世纪80年代，纪凤台有一定财力、生活较为优渥的一个证明是，从1879年起，纪凤台家雇佣了一名果尔特[15]女性希德黑（Шидэн-хэ）为仆人，每年支付她120卢布的薪酬，雇用持续了5—6年时间。[16]此外，乌苏里哥萨克步兵营的格林（Глен）上校的报告中对纪凤台的乌苏里地区的经商情况作过描述：在辖区附近住着包括工人在内的109名中国人，他们从事粮食、蔬菜种植及将木材流送到哈巴罗夫斯克的工作，也同南乌苏里等地的土著居民进行毛皮等的贸易活动。除了这些中国人外，每年会有150—200名渔猎采集人员从中国来当地从事挖参等工作。无论是长期居住的中国人，还是外来的、打短工的中国人都受雇于纪凤台，短暂来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的工资要远低于长期生活的中国人，纪凤台每年在乌苏里地区商品贸易额达4万卢布。[17]

19世纪80—90年代，纪凤台在哈巴罗夫斯克的中国人当中有一定影响力，两件事可为证明。第一件事是1880年纪凤台参与哈巴罗夫斯克华人协会会长的选举，获得了第二多的选票。另一件事是他受到了当时的皇储、后来沙皇的尼古拉的接见。1891年，到东方旅行的尼古拉一行途经哈巴罗夫斯克，接见了地方各界代表，纪凤台作为工商代表参加了会见，皇储向其颁发了一枚银质奖章。[18]

19世纪90年代，纪凤台在远东地区的经济活动得以拓展，参与到中俄松花江贸易中来。松花江沿岸地区土质肥沃，资源丰富，农工商业较为发达，俄国政府很希望在这里进行贸易。早在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前，俄国商人就试图在此贸易。《北京条约》签订后，在俄国官方的支持下，俄国商人多次非法经松花江航行至中国境内进行贸易，对此清政府进行一定抗议，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效果不佳。[19]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方允许俄国在松花江沿岸进行贸易，“廿一、二年经喀使与总署商订，俄轮可任便在松花江、嫩江上下驶行，向沿江居民购买阿穆尔省军民所需粮食牲畜”[20]。俄国取得了松花江贸易的合法权。“1895年夏，一艘俄轮首次航行于松花，访问了三姓及其他城市。”[21]这里所言的“首航”是指合法航行，纪凤台参与到这一过程。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总督С.М.杜霍夫斯科伊的支持下哈巴罗夫斯克商人С.Я.波格丹诺夫（Богданов）获得松花江的贸易权，每航行一次可获得1700卢布的补助。1895年夏，纪凤台与波格丹诺夫乘坐“电报号”（Телеграф）轮船，从哈巴罗夫斯克出发，沿松花江航行，行至伯都讷[22]以上30俄里后返程，以高价将从哈巴罗夫斯克运来的商品售出，购买了当地出产的毛皮、烟草、粮食等9000普特的商品，这些商品在哈巴罗夫斯克出售后纯利润达15%。纪凤台在松花江沿岸商业行为，在清朝外交档案中也有记载：“顷俄使来云，俄商体丰泰奉阿省粮台谕，在巴彦苏苏、伯都讷两处前经购定军粮，地方官不准装运出境，请放行。”[23]这里所言的“体丰泰”即为纪凤台。

在松花江沿岸贸易中纪凤台能获利颇丰，和纪凤台的中国人身份有一定关系。纪凤台作为中国人比俄国商人更了解松花江沿岸一带中国人喜欢什么商品，加之他具有语言优势，可以很好地与当地的中国人沟通。一段时期里纪凤台在中俄松花江沿岸贸易中处于垄断地位，时人评价说，纪凤台和他的代理人是“松花江地区和哈巴罗夫斯克商人交易的唯一中介人”。[24]由于纪凤台在俄国远东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经济活动的日趋活跃，1895年，纪凤台获得了当时在俄国远东的中国商人几乎不可能获得的——一等商人证书。1897年，纪凤台在三姓成立了商行，商行由纪凤台的生意伙伴、同为远东地区华商的叶华林管理，“华商设有商务公所，举叶君华林为总董”。[25]

纪凤台在远东地区经济活动不仅限于商业，还经营实业。从80年代起，陆续在哈巴罗斯克创办砖厂、面粉厂、锯木厂等。根据1895年哈巴罗夫斯克市不动产登记信息，纪凤台在哈巴罗夫斯克拥有不动产的价值达9.4万卢布，不动产拥有情况为：18间住宅、8间仓库、14个店铺、5间马厩、2间厢房、4间临时灰棚、2间板棚、3个货栈、3间草房、1座石头地窖、几间冷藏室。[26]

1895年纪凤台的一份履历表中的信息也能证明纪凤台的富有。履历表记载他的不动产情况为：在哈巴罗夫斯克第一街区第4号；第七街区第44号、第45号和第47号；在第十九街区第142号和第146号；在第三十三街区第240号；在第四十三街区第302号；在第五十五街区第370号；在第六十八街区第2434号和第七十一街区第553号；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第一街区第2号。[27]

1893年，纪凤台加入俄国国籍，从此有了名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纪凤台的俄籍华商。此前，他曾几次申请加入俄国国籍。1885年第一次申请入俄国国籍，但因为没有皈依东正教被拒绝。1891年再次申请入籍，被要求满足两个条件即皈依东正教和剪掉辫子方可接受。纪凤台不想剪辫子，为此致信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总督 А.Н.科尔弗（Корф），请求放宽他入籍的条件，在保留辫子情况下入俄籍，并解释说剪掉辫子与中国人做生意时有诸多不便，承诺两年内剪辫子，但请求未被科尔弗接受。[28]这样，纪凤台在皈依东正教和剪掉辫子后加入俄国国籍。

19世纪末至日俄战争爆发前是纪凤台事业大发展时期。1901年，纪凤台与4名中国人合伙成立了拥有20万卢布资产的“纪凤台公司”（ТифонтайиКO），纪凤台是大股东，其中一名合伙人是叶华林。该公司的总部设在哈巴罗夫斯克，至1903年“纪凤台公司”拥有5家分公司。

与纪凤台在远东经济领域取得的不俗表现相对应的是，纪凤台获得了一些荣誉。1899年，在哈巴罗夫斯克举办阿穆尔—滨海地区工农业展览会上，纪凤台获得俄国工商协会向其颁发奖状和银质奖章，还获得组委会颁发的两份表彰他在面粉加工和砖业生产的功绩的奖状。纪凤台还积极参与哈巴罗斯克的社会活动，如无偿为穆拉维约夫伯爵在哈巴罗夫斯克的纪念碑底座修建提供建材，免费为哈巴罗夫斯克孤儿院建设提供建材等。纪凤台的捐助活动得到了回报，1891年当选“监狱监督协会哈巴罗夫斯克监狱委员会主任”,1892年，当选为俄国东正教边远地区协会候选会员。[29]

20世纪初，纪凤台在俄国远东地区的富有和声望在当时中国人的著述中也有记载。1893年，爱国将领聂士成奉李鸿章之命考察东北三省边政，期间曾赴俄国远东地区。在其所撰的考察报告和沿行见闻录——《东游纪程》中有关于远东地区风土人情的记述，也涉及在俄的中国人，关于纪凤台记载如下：

屯有华商纪凤台设利成洋行。纪，山东黄县人，只身至海佣工，渐有积蓄若干，自立生意。及俄修伯利衙署、码头，首为鸠工，日胜一日。今阅二十余年，有三十万之富。习日语、俄语，均娴应对。并于日、俄人各置一妾，日已生一子，即依日装。俄人重商，每事亦甚推重。察其情状，固无南回中国之志矣。[30]

1899年，直隶清河道员李树棠奉直隶总督之命赴漠河视察金矿和中俄边界事宜，李树棠在公务之余到访了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在他的日记中对在俄的见闻有记载，其中有关于纪凤台的：

中国大商纪风台，山东黄县人，管事叶华林、傅巨川来拜，并邀往街市遍游……施邀至家，以西筵相待。询此处头票商人只纪风台一家，每年纳租税千佘圆；二等票商二十余家，每年各纳租税百余圆；三等票商五六家，每年各纳租税二三十圆。[31]因为纪凤台在当地有声望和富有，他家成为来哈巴罗斯克的中国社会名流的会面之所，李树棠就在纪凤台家里同瑷珲副都统寿山见面：适爱珲副都统寿眉封都护山由京回，唔于纪风台家，接谈甚洽。[32]

纪凤台工商业活动已经超出了俄国远东地区范畴，经济活动扩展到中国东北地区。1898年，俄国租借旅顺和大连后，在两地大兴土木，建港口、修要塞、铺铁路。受商机的诱惑，众多的中、俄工商人士来此淘金，纪凤台就是其中一员。纪凤台承包了大连港口和船坞部分建筑工程，最多时雇佣3万名华工[33]。之后，纪凤台在大连广置产业，投资开办了一家蒸气动力面粉厂、几家浴池、一家酿酒厂、一家剧院、一家杂技团、几家酒吧和数家鸦片烟馆。[34]纪凤台在旅顺和大连都设有商号，后来闻名遐迩的“大和旅馆”20世纪初就是纪凤台在旅顺商行的所在地，日俄战争后被日本人没收、充公，于是有了“大和旅馆”这个名字。除了旅顺、大连外，纪凤台还在辽阳、抚顺、宽城子、奉天等城市设有商号或仓库。此外，纪凤台还与烟台商人刘肇亿合作。刘肇亿财力雄厚，是当时在大连的中国商人群体——“八大家”之首，纪凤台和刘肇亿合作开办了“瑞记木行”，二人借旅顺、大连大搞基础建设、需要木材的良机将大小兴安岭的木材运至旅大。纪凤台负责木材的销路，刘肇亿负责经营管理，二人均获利颇丰。有日文资料记载，在俄国租借旅大期间即日本所谓大连的“露西亚时代”纪凤台与“德和号”的张德禄合作过。张德禄担任过大连俄国驻军的翻译，因为这层关系他财富积累迅速，创办了“德和号”、任大连商会会长。

20世纪初，纪凤台还涉足过东北地区的航运业。日本人中根斋计划拓展航运公司的业务，寻找合作者，英国商人柯尔纳贝和包括纪凤台在内的两名中国人入股中根斋公司。1901年，四人出资二十万元，创办山东轮船公司。公司拥有龙口、羊角口、锦州安东、旅顺等航线，并将航线扩展至海参崴、上海、日本。因亏损，纪凤台等人很快退股。[35]

日俄战争前，纪凤台在中国东北的工商活动获得成功，除他能捕捉商机、善于经营外，同与俄国官方的扶植有很大关系，日俄战争前纪凤台与俄国军方在东北地区存有合作关系。有日本学者称纪凤台是俄国在大连的“御用商人”[36]。租借旅顺大连后，纪凤台承担了向旅顺驻军供应军需品的任务。义和团运动期间，纪凤台根据曾任俄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时任俄国“关东州”长官的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要求将“纪凤台公司”的两艘货轮开至旅顺，以此来保障大沽口同烟台间军需供应。

纪凤台及其公司卷入了中日甲午战争后日俄战争前俄、日在东北地区的角逐。日俄战争爆发前夕，俄国在东北地区进行了一些应对未来战争的准备工作，储备必要的军需品势在必行，因为时间紧、任务重，一般的商人很难胜任，军方将任务交给了纪凤台。纪凤台迅速组建了由1000头骡子组成的驮运队和1500辆大车、6000头牲口的大车队，他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此外，纪凤台为即将发生的战争铺设了600俄里土路、为修筑炮台和堡垒挖土30万立方米。沙河战役后，纪凤台还承担了向旅顺俄国军队运输军火的任务。

1904年初，纪凤台受命组建由500名中国人组成的侦察队，为俄军搜集情报，侦查所需的各项费用先由纪凤台垫付。有记载就组建侦察队一事纪凤台曾写信给俄国军方：我，纪凤台，暂且用个人的资产垫付侦察队三个月的费用，如劳务费、马匹等装备的费用。若结果证明侦察工作卓有成效，且能胜任，在得到满洲军总司令的认可后再行报销之前的花费。若侦察队的工作效果不佳，未达到俄国军方的期望，则侦察队立即解散，之前侦察工作的花费由我个人承担。[37]可以看出，纪凤台不遗余力地为俄国战备及战胜日本服务。日俄战争结束后，纪凤台被俄国政府授予一枚银质胸章和一枚二级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

纪凤台在日俄战争期间的助俄行为让日本愤怒，日本侵略军将领曾言：抓住纪凤台就等于打赢这场仗。为此缺席审判纪凤台，判处他死刑，没收在中国东北的全部财产。不仅如此，日本军方还在报纸上发布消息和在占领区粘贴布告的方式通缉纪凤台，抓到纪凤台者可获得1000美元的赏金，通缉令内容如下[38]：

公告

大日本皇军指挥官川崎勋（Чуан-цисюнь）

纪凤台，山东省登州府黄县人。他负责为俄国在满洲的军队征收粮食税、商品税工作。在战争爆发前，他潜逃了。纪凤台是俄国间谍，他的间谍行为对大日本皇军的军事行动造成极大危害，因此判处他死刑，全部财产被没收。特此公告，以儆效尤。

明治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因受通缉，为了人身安全，战争期间纪凤台经常变换在东北地区的居住地，甚至在同一住处连续居住不超过两天。日俄战争俄国战败的结果让纪凤台损失惨重，他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财产都被日本没收，损失达150万卢布，“纪凤台公司”也出现债务危机。战争结束后，纪凤台向俄国政府请求补偿他因战争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后经俄国大臣委员会讨论，决定补偿他10万卢布，这笔钱对于深陷债务危机的纪凤台来说是杯水车薪。为了度过危机，不得不变卖在远东的部分产业。1910年，事业遭遇重大打击的纪凤台病逝，作为帝俄时代俄国远东地区最富传奇色彩的华商就此谢幕。按照他的遗愿，遗体运回中国埋葬。

适应异国生活环境是海外华人华侨要正视的，因为必须要接触同中华文化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文化，需要处理好东道国文化或者迁入国主流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关系，这两种文化几乎在每一位海外华人华侨身上都有一定程度体现。纪凤台身上鲜明体现了中俄两种异质文化的结合，一方面他剪掉辫子、皈依东正教、接受俄罗斯人某些生活习惯、送子女进入俄国学校学习……另一方面固守中国的某些传统，如一夫多妻制，他有多个妻子，原配是中国女性，后来又娶了俄罗斯女性和日本女性；为了叶落归根，遗体要回葬中国。

纪凤台临终前遗言让其长子留在俄国，长子的中文名字不得而知，只知道俄文名字叫弗拉基米尔，在圣彼得堡学习过。“让他留在俄国吧。中国不应仅仅是俄国的邻居和朋友。在俄国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与在中国的俄国人越来越多一样，都会对这两个伟大的民族有益。未来的亚洲将属于中俄两国联盟，他们在一起将无所畏惧”。[39]可以看出，纪凤台对生活20—30年之久的“第二故乡”抱有很深的感情。有记载纪凤台的一个玄孙女（праправнучка）生活在莫斯科。[40]这是纪凤台家族在俄国的第五代移民，这在俄罗斯的中国人中是罕见的。

纪凤台在俄、中两国获得了完全相反的评价，在俄国人眼中纪凤台是俄中友好的使者，是当时在俄国诚实、精明、有修养的中国人代表。“纪凤台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是因为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生意上他都是个诚实的、光明磊落的、可以信赖的人”。[41]俄罗斯档案记载，1882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经商的美国人卡尔·库别尔（Карл Купер）的两个儿子叶普盖尼、约瑟夫被杀后，纪凤台曾帮助过来哈巴罗夫斯克谋求生计的中国人。因为小库别尔们在普拉斯通湾（з.Пластун）被库别尔公司的中国雇工勾结红胡子杀害，一段时间里远东地区的企业主对雇佣中国人持谨慎态度，这影响了来远东地区寻求生计的中国人的就业。在“小库别尔事件”后不久，有6名中国人来哈巴罗夫斯克谋生，受到冷遇和歧视，纪凤台帮助了6人，先对几人的品行进行担保，使得几人不再受当地警察的纠缠，然后又雇佣他们来自己商行工作。有了纪凤台的帮助几人得以在哈巴罗夫斯克落脚。[42]这件事为俄罗斯学者所乐道，是给纪凤台较高评价的一个理由。通过这件事也可以看出纪凤台心地善良，颇有同情心。

与俄罗斯学者笔下纪凤台口碑好不同的是，同时代的中国人对其评价不佳，给其打上奸商、卖国贼的标签。19世纪80年代，曾考察过阿穆尔河左岸的爱国知识分子曹廷杰对纪凤台有过评价，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人对其看法，曹廷杰在《西伯利东偏纪要》中写道：

查彦楚河有华商刘福、伯力有华商纪凤台二人，俱未改装，华貌俄心，意不可测……纪凤台系山东黄县人，在伯力开立和成号字号，交结俄官最密，各处俄人无不知有纪凤台者。华人贸易下江，不经其手以分利，每被俄害。娶三姓某氏女为妇，上下无常，凡边防一切事宜，无不周知。与俄官言，必故讳其足壮声威者，傅会一二小事，张大其词，菲薄不已。向华人言俄事，则反是。故俄人昔年敬畏华人，近来大反其局，欺虐日甚，狡谋日张，皆此人导之也。华人闻名无不唾骂，然又谓当面若小鸟依人，不忍弹指。此次三至伯利，彼皆款洽殷勤，复馈送广藤鞋一双，糕饼四盒，洋鱼四匣，又代觅轮船，私情甚为可感，然以大义揆之，实为边防之患，谨以实陈。[43]

除了纪凤台外，曹廷杰在《西伯利东偏纪要》中还记载了几个在远东地区的中国人的事迹，有文殿奎、刘福，对二人的评价亦是负面的。关于文殿奎的“劣迹”,“教俄官勒令华人一律取票，每人票一张俄钱一串”,“兴俄人之大利，贻华人之大害，人人切齿，道路以目”。[44]将俄国向在远东中国人收“票证”费归咎于文殿奎。关于另一个中国人刘福写道：“内地苟有举动，俱一一为俄人言之”，并将俄国向中俄边境移民、加强防务的举措归之于刘福的“告密”。“前将军铭、督办吴招民实边之意，因此人探明转告，故俄人于近年专访其法，迁民于双城子、彦楚河一带，垦田养兵，为足兵足食之计，遂至黑顶子分界一事愈形狡展。”[45]同样夸大了刘福在中俄关系中的作用。

民国学人魏声和在《鸡林旧闻录》中关于远东地区纪凤台等中国人的描述与曹廷杰相同：“有俄奴文殿奎者，为虎作伥，乃遂作俑……闻当时为怅于俄，以媚外起家者，双城子有孙福，伯力有纪凤台，红土崖有崔明善等，皆文殿奎之流亚云。”[46]

曹廷杰、魏声和给予负面评价的几位在俄远东地区中国人：纪凤台、文殿奎、孙福[47]、刘福有共同特点，即在俄国生活时间较久、受俄国影响较大。“通俄言”、“服俄服”“行俄行”“去发刘须”；同俄国人交往密切，“交结俄官最密”、帮助俄国人写告示，“凡海参崴、双城子一带俄人用汉文出示，皆其手定”[48]。纪凤台等人的改装易服、同俄国人交好等做法与在远东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同，后者多是“候鸟”，春去东还，不会在俄长期生活，他们更多地生活在华人圈里，与俄国人的接触有限。纪凤台的这些行为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组成部分的安土重迁观念、乡土情结等相悖，也与当时在俄的绝大多数华人有异，纪凤台的这些“另类”行为在曹廷杰这样的传统知识分子看来是不妥当的，是离经叛道的，故在其笔下形象不佳。此外，与19世纪80年代前后中俄关系不是很友好也有关系，伊犁事件发生后，中俄战争大有一触即发的可能。在“恐俄”“防俄”的背景下，部分中国人对俄国的态度一定程度会殃及在俄国的中国人。

此外，当代学者刘远图认为，1886年中俄勘界时，在立“耶”字界牌时，纪凤台做有利于俄国的伪证，导致勘界时中国吃亏。在换立界牌的前夕，俄方事先仿制了一块“耶”字界牌并私自竖立在冯得禄小河子以东的地方，后来换立“耶”字界牌时，让纪凤台来证明“耶”字界牌原来就在此处。[49]得出纪凤台是“汉奸”结论的依据是重新立“耶”字碑时纪凤台是中方“通事”。

台湾学者赵中孚持有与刘远图同样的观点，在“耶”字界碑的换立问题上纪凤台做了伪证：

光绪十二年东界重勘时，吴大澂未亲赴兴凯湖以北地段，俄勘界官勾结俄籍华人纪凤台等，诿称在喀萨克维茨沃站（与华界乌苏里镇相对，即通江子江叉流入乌苏里江之处）发现木牌，乃就该处换立石牌。[50]

民国学人魏声和作于20世纪30年代刊发的文章中认为纪凤台有卖国行为：光绪十二年，清使吴大澂勘界之役，吴氏并未亲莅，任凭俄员勾合俄籍华人纪凤台等。诿称发现耶字木碑于喀萨克维持卧站，即在其地换立石碑。前年俄方曾提出当日勘界换碑之记录。文尾华官之署名者为协领顺凌，并有通事佟敖三纪凤台等人。[51]

无论是刘远图，还是赵中孚、魏声和得出纪凤台是“汉奸”依据是纪凤台以翻译身份参与了“耶”字碑的重立，而纪凤台参与界碑重立的记载来自1920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中俄关系史料·东北边防》，内容如下：

千八百八十六年七月九号，即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二日，我等立此记录书名于后，阿穆尔军参谋本部委派营长窝罗斯挪夫、管理乌苏里沿江殖民事宜大尉佛立别勒格、喀萨克维赤站佐证人穆尔金、朔斯金、通事德米特勒耶夫；三姓副都统协领顺凌及其属员防卫林庆、管理乌苏里江下游部份防卫庆山、管理乌苏里江相对格拉多华界部份佟教三、通事哈巴罗夫（伯力）商人纪凤台等。为证明事：今在乌苏里江左岸喀萨克维池站以上，我等找得木牌一柱，上刻“耶”字，其面精细。各遵长官命令将原立木牌抛弃，照旧样在原地点会同换立新石牌完竣。俄历千八百八十六年七月十四号（哈巴罗夫城）。[52]

该文件原件是俄文的，《中俄关系史料》中收录的文件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该文件传入中国的背景是20世纪20年代初中苏边界谈判中，苏方为了证明当时“耶”字界碑所处位置的合法性而将1886年重立“耶”界碑时的文件交与中国谈判代表。该文件俄文原件存于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И），文件后被收录到В.С.米亚斯尼科夫（Мясников）主编的《俄中条约法律文书：1689—1916》（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договорно-правовыеакты:1689－1916）[53]。由此可以确定纪凤台参与了1886年中俄“耶”字界碑的重立工作，但是否可以作为纪凤台知晓俄方的“偷梁换柱”的行为，并进而作出有利于俄国的伪证呢？笔者觉着下此结论有些牵强，至于该问题的是非曲直及纪凤台在该问题上是否是清白的有待于更多史料的发现。

与曹廷杰几乎同一时期赴黑龙江左岸考察的晚清爱国将领聂士成曾赴“耶”字界碑实地探查过，在其沿途见闻录——《东游纪程》中对“耶”字界碑有过简单的记述：“考乌苏里河口之耶字界，距站三里许，比携学生辈往，兼立图说。其地名窝家口，石牌一道，东南面系俄字母Е，背面译成汉字耶字，其用如中国天干地支也。中国[俄]分界以乌苏里江、黑龙江为界，此牌应立于伯利城西南之通嘴上，今立此处，殊极疏忽，俄因占出八十里地，今固无从挽回矣。”[54]关于“耶”字界碑地点更换的原因只用“殊极疏忽”一言概之，没有说具体的原因，更没有提及纪凤台。

在分析1886年中俄勘界在重新立“耶”字界碑问题上中国吃亏原因时，同为当代学人的刘家磊先生的观点较为中肯，认为是具体负责立界碑适宜的富克锦协领顺林（顺霖）“不学无术，不谙地理”导致的，“误认乌苏里江支流小通江子为正流，而植牌于小通江子东口四里余之西北岸，冯得禄小河子以东地方”，即俄人潜移之处。[55]

吕一燃先生的观点与刘家磊相同，认为富克锦协领顺凌和吴大澂都负有责任。“顺林并不是一个办事认真的官员，他在没有弄清楚条约规定设立‘耶’字碑的乌苏里江口的位置情况下，竟轻信俄国官员的说法，草率同意将‘耶’字碑立于乌苏里江与通江子会合处稍南地方，此处距乌苏里江口约九十华里。这个错误首先应由顺林负责，但也不能不说吴大澂在此勘界过程中一个重大失误。”[56]顺林是主要责任人，吴大澂的责任是将换立“耶”字界碑简单化了，没有亲前往查勘。“前三姓副都统长麟曾赴乌苏里江口上，会同俄官补立界碑，历年未久，想不致毁坏。且自乌苏里河至松阿察河数百里内以水为界，东西截然，无界限不清之处。”[57]

关于纪凤台与19世纪末的中俄关系，除了“耶”字界碑的重立一事外，还有纪凤台是瑷珲阿林别拉沟煤矿交涉案的当事人之一。1897年，瑷珲永和公商号的张志清、齐齐哈尔鼎盛昌商号的李文展获得了瑷珲霍尔沁煤矿和阿林别拉沟煤矿开采权，煤矿的经营模式是当时普遍采用的“官督商办”。

黑龙江将军恩泽奏、详拟新采阿林别拉沟煤矿章程。一、官督商办。一、酌抽厘税。一、详定局章。一、撙节薪工。一、豫筹弹压。下所司议。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详核章程所列。尚属井井有条。应饬该将军遵照办理。仍随时督饬核实征收税厘。务期利兴弊除。官商两益。[58]

可以看出，俄商没有介入煤矿开采前清廷是允许黑龙江地方商人采矿的，但俄商介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永和公、鼎盛昌两商号将瑷珲对岸的布拉戈维申斯克作为煤炭的主要销售地，瑷珲“与俄界毗连，所有俄人轮船火磨需煤甚多，祗语言不通，难于销售”。[59]为了在俄顺利售煤，1898年，永和公、鼎盛昌与纪凤台、布拉戈维申斯克商人卢宾诺夫合作，四方签署了共同经营阿林别拉沟煤矿的合同，并成立“黑龙江城煤矿公司”[60]，合股开矿。然中俄商人合股开矿未经过中国官方，该一事为瑷珲地方政府获悉后上报黑龙江将军恩泽，于是有了黑龙江将军介入其间，并进而演变为轰动一时的中俄矿务交涉案。

从中国角度看，该事件牵涉瑷珲副都统、黑龙江将军、总理衙门、工部，俄方除了涉事的俄国商人外，俄国驻华公使也介入其中。1899年，俄国驻华公使就此事照会总理衙门：“现时正遇本国与满洲地方贸易将有起色，俄国商工与中国商人往来亲密之际，而由中国地方官无故百方禁阻，实于推广两友邦贸易，极有妨碍，而于两邻邦属民睦谊往来，有所阻窒。”[61]中俄矿务交涉案除涉事方多外，该事件持续时间长。从1898年四方缔结合同算起，跨越“庚子俄难”，至日俄战争后的四股东之一的卢宾诺夫依据之前的合股合同带雇工抢占瑷珲的法别拉煤矿，导致黑龙江官员再次与其交涉。前后签订了两份合同，1898年华俄商四方签订了合股采矿合同。一年后，在黑龙江将军代表的参与下签订了新合同。由于该交涉案的复杂性、长期性及影响力之大，作为当事方之一的纪凤台在该事件中的表现倍受关注。

关于中俄商人和黑龙江将军的代表候补巡检李席珍三方关于合股开矿的交涉过程，黑龙江将军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有过汇报。最初，中国当局“派员查办严饬退毁讵”，但被纪卢二人拒绝，“纪卢二人托故他去”，所以“迄无成议”。李席珍转而要求永和公、鼎盛昌修改已签订合同的内容。他列举的修改合股开矿合同的理由中主要涉及两点，一是原合同“有俄文而无华文”；二是合同适用的地理范围是黑龙江将军辖区，不是煤矿所在地瑷珲副都统辖区，“通省煤矿更非爱珲一处”。[62]

关于李席珍所提的两条理由，笔者查阅了《清季外交史料》和《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矿务档》中所载的1898年合同文本。1898年，合股开矿合同以俄文文本为主，合同“原稿存于鲁毕诺夫手，股友均各录存一分”，鲁纪二人“有华文押二，经海兰泡州署之翻译涅克留得将此二押以华译俄”。[63]鲁纪二人持有两名华商签字画押的并已经被俄罗斯人翻译成俄文的合同文本，即华商先在华字文本上签字画押，然后再将经华商签字画押的汉字文本合同翻译成俄文，俄商再在俄文文本签字画押，合同以俄文文本为主。这种做法不符合惯例，在汉文本转俄文本的转换中不仅对译者的翻译水平要求高，且译者的立场也至为关键。华俄合股开矿交涉案惊动总理衙门后，总理衙门曾令人查阅了华俄商人最初签订的合同，发现合同华俄文本不符。“所拟各条，核与原订合同，已去其太甚。惟后附俄文两纸，现经敕令重译，与华文语意，明有不符。”[64]可以看出，1898年合股开矿合同的文本确有问题。

关于合股开矿合同的适用范围问题，1898年合同规定：在阿穆尔河右岸，依格那其耶夫屯上游三俄里之豁洛津相近爱珲之阿列克地方。暨齐齐哈尔黑龙江省各处煤矿，均准田吉臣李文卿纪丰泰等三人开探，亦准鲁毕诺夫事同一律。[65]合同适用的范围超出了瑷珲副都统辖区，扩展到黑龙江将军辖区。

关于李席珍所举的1898年合同的弊端和修改提议，俄商不以为然，双方产生分歧。关于合股公司的经营的地理范围，中国官方提出仅在瑷珲副都统辖区，“只办瑷珲一城，他处不得援例”，纪卢反对，主张在黑龙江将军辖区内都有效，并列举理由“开办煤矿非同小贩延雇，矿师购办机器，一切用度核计需款非四五十万不可，若限定在副都统辖境内菜板，设煤不佳不旺。如许巨款势必字虚，承办者将何以了局。应用黑龙江辖境字样，期可推广，以免事后之悔”。最后在黑龙江将军恩泽提议下以折中方式解决，瑷珲辖区的煤矿由合股公司承办，在黑龙江将军辖区的其他地方的煤矿再允许“开办一二处”。关于合同的以何文本为主，李席珍提出以华文为主，俄商提出“增入附占俄文四字”。[66]

可以看出交涉中黑龙江地方政府和纪凤台、卢宾诺夫的分歧很大，尽管签订了合同，因事关对外交涉，黑龙江将军不敢擅自定夺，恩泽上报总理衙门，请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管理矿务局大臣妥议”，没有多久爆发义和团运动，瑷珲局势异常混乱，合股开矿一事不了了之。

中俄矿务交涉案中，作为当事方之一纪凤台的表现值得关注，他在其间的表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时人和后人对其看法。笔者认为纪凤台在阿拉别林煤矿交涉案中表现，具体说他反对中国官方代表的提议是时人对其“差评”的原因之一。交涉中纪凤台的中国人身份和他与中国代表的严重分歧乃至对立引起了参与交涉的中国官方代表的不快。在改定合同的谈判中，黑龙江将军的代表李席珍分析了原合同出现不利于中方的原因时将责任归咎于卢宾诺夫和纪凤台的欺骗。永和公、鼎盛昌“不明事体，不解洋文”，被纪凤台和卢宾诺夫“作弄”,“大受其骗”，导致“所议条款利权半非己有”的严重后果。[67]李席珍作为中国官方代表，在交涉中采取维护中国国家利益举措，这与纪凤台、卢宾诺夫扩大他们作为股东的公司在中国境内的矿务开采权发生冲突，加之纪凤台的华人身份，导致对纪凤台印象不佳，甚至是打上“奸商”“汉奸”标签的一个原因。至于交涉案中，作为一名加入俄籍的中国人是否负有助帝俄掠夺中国矿产资源，笔者认为下此结论有些牵强。作为一名商人让他作为股东之一的公司在中国境内采煤、销售等环节上拥有更多的权限，进而谋求更多的利润也无可厚非。

二 张廷阁在远东的工商活动

张廷阁，1875年出生，山东掖县平里店镇石柱栏村人。家境贫寒，少年丧父。中日甲午战争后，为了生计，张廷阁和同乡先结伴“闯关东”，之后又“跑崴子”。张廷阁来符拉迪沃斯托克之初在中国人开办的名为“福长兴”的菜摊当学徒。由于张廷阁幼年时读过几年私塾，粗通文墨，加之其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很快悟出经商之道。难能可贵的是，张廷阁能较流利地讲俄语，这为后来同俄国人做生意打下了基础。当时远东地区的中国人多数生活在较为封闭的环境中，他们交往的范围主要是华人圈，很少接触俄罗斯人，多数人几乎不会俄语，即使会的话也是简单的日常交流。当时远东地区发展较好的中国人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俄语好、与俄罗斯人交往没有语言障碍，这样便于生意往来。当时远东地区华商代表纪凤台、张廷阁、叶华林都具备这个特点。

在“福长兴”张廷阁结识了同来自掖县的中国商人郝升堂。郝升堂来符拉迪沃斯托克比张廷阁早，1889年，郝升堂已与他人合伙成立一家名为“双合盛”的杂货铺，但生意不景气，合伙人撤资，郝升堂需要寻找新的合作者。郝升堂邀请张廷阁来“双合盛”共事，1898年张廷阁入股“双合盛”。张廷阁受郝升堂的信任和器重，任命其为“双合盛”的执事（副经理），并逐渐将“双合盛”的经营管理交与张廷阁。“双合盛”成为张廷阁施展经商才华的舞台，同时“双合盛”也在张廷阁的经营下迅速发展。

“双合盛”和张廷阁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是日俄战争。日俄战争前，符拉迪沃斯托克驻扎了大量俄国军队，张廷阁想方设法承揽了为符拉迪沃斯托克驻军供应军需品的业务，“双合盛”获利颇丰。这时期张廷阁将“双合盛”的业务拓展至国内，向哈尔滨的“义合成”杂货铺投资5万卢布，是辛亥革命后“双合盛”转战国内的前奏。张廷阁通过与符拉迪沃斯托克俄国人的接触获悉俄国和日本即将爆发战争的消息，于是“双合盛”开始大量囤积畅销商品。不久后，日俄战争爆发。战争期间日本舰队对俄国在太平洋沿岸包括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内的港口实施封锁，导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物价飞涨，商品供应紧张。“双合盛”出售之前的囤积商品，获利甚巨。如战争前4分钱1斤购进的食盐，战争期间卖至5—6角钱1斤。日俄战争后，张廷阁又获悉了俄国政府要加税的消息，他由此断定加税后物价必上涨，“双合盛”大批赊购商品，待加税、商品涨价后出售，“双合盛”再获巨利。[68]这样，日俄战争结束后，实力大增的“双合盛”开始扩大规模，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心地带购买地皮，为商号建新房舍。“双合盛”由之前默默无闻的仅经营日用百货的杂货铺变成了资金雄厚的零售兼批发呢绒、绸缎、五金等的综合商号。

“双合盛”是符拉迪沃斯托克首屈一指的中国商号。俄罗斯学者按照资本拥有量将远东地区中国商业机构分为大、中、小三类，大商行指的是拥有20万—50万卢布资本的商号，中等商行拥有6万—10万卢布，小商行拥有0.8万—5万卢布。那时“义泰”（И Тай）有25万卢布资本，“福兴昌”（Фу Синчан）有20万卢布资本，“昌泰宁”（Чэнь Тайни）有45万卢布资本。[69]1907年，“双合盛”资产规模约100万卢布。据当时中国人的记载，20世纪初符拉迪沃斯托克有三家有实力的中国商号，分别是“双合盛”“义泰”“广源盛”（Гуанюаньшэн）。另有记载，20世纪初符拉迪沃斯托克规模大商号有：“双合盛”“图利广和成”（Тун-ли Гуаньхайцяо）、“义泰”“鸿顺福”（Хунь-Шин-фу）、“源和山”（Юн-хо-зан）。[70]无论是哪个记载，双合盛都名列其中。

日俄战争后，“双合盛”的业务范围超出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远东地区的地域范围，在莫斯科、大阪、横滨、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设立分号或代理机构，直接与厂商建立进货关系。[71]主体业务转回中国前，符拉迪沃斯托克一直是“双合盛”总部所在、经济活动的基地。与张廷阁及“双合盛”资本迅速增长同步的是，张廷阁在远东地区华人圈影响力增强，他积极参与远东地区中国人的社会事务。1909年，被选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华人商会（Владивостокское китайское коммер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理事，1911年当选为符副会长，1912年升任会长。[72]要成为华人社团的领导人要满足一系列条件，除了具备一定社会地位、声望外，还要精通俄语，便于同俄国行政机构打交道，还要具备一定的中、俄文书写能力。

张廷阁和“双合盛”在俄国远东的商业活动在辛亥革命后开始收缩，将发展重心移至国内，至1919年结束了在远东地区的全部业务。张廷阁不仅是名经营有道的商人，也是一位爱国实业家。1914年，张廷阁购买了瑞士企业家在北京的啤酒汽水厂，更名为“双合盛啤酒汽水厂”，生产中国自己的啤酒——五星啤酒。与此同时，在哈尔滨等地开设面粉厂、制革厂、制油厂等，20世纪20—30年代张廷阁步入哈尔滨著名的民族实业家行列。

三 叶华林在远东工商活动

1864年，叶华林出生于中国，1879年即15岁时来到俄国远东地区。1885—1895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德国公司“兰格里季耶”商行（Торговый Дом И.Лангелитье и Ко）当伙计。1886年，受洗成为东正教教徒。1895年，叶华林离开了“兰格里季耶”商行来到哈巴罗夫斯克，进入纪凤台的商号工作，叶华林的经商才能得到纪凤台的赏识，两人开始合作。1895年，纪凤台组建一家饮料加工厂，生产饮料和啤酒，纪凤台将饮料加工厂交给叶华林管理。

1897年，叶华林当选为哈巴罗夫斯克华人协会（Хабаровское китай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会长。当时共有5名中国人参加竞选，俄国当局支持叶华林，理由是他俄语好，且能用俄文书写。1901年，纪凤台、叶华林和其他三名华商合资成立“纪凤台公司”。叶华林和纪凤台在生意上多有合作，他同纪凤台一同参与到19世纪末中俄松花江贸易，是“纪凤台公司”在松花江沿岸商行的负责人，后来和纪凤台一样获得了一等商人的称号。

1902年，叶华林加入了俄国国籍，成为俄国公民，有了弗拉基米尔（Владимир）·尼古拉耶维奇（Николаевич）·叶华林（Ехоалин）的名字。在这之前叶华林几次申请入俄国国籍，但未能如愿。1895年第一次申请入籍，被拒绝，拒绝的理由是他在中国有家室，据此推断他申请入籍不是“发自内心”，是为了在远东地区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为了摆脱俄国法律对外国人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获得不动产的限制。[73]1897年，再次申请入籍，仍被拒绝。1902年，叶华林如愿加入俄国国籍。他能入籍与娶了一个名叫奥丽加（Ольга）·弗拉基斯拉沃夫娜（Владиславовна）·鲍斯特洛伊（Построй）俄国女性为妻有关。奥丽加的父亲В.Э.鲍斯特洛伊（Построй）是波兰人，因参加1863年波兰起义而被流放到远东地区，19世纪末鲍斯特洛伊已成为哈巴罗夫斯克颇具资产的商人。

20世纪初，叶华林在哈巴罗夫斯克获得了一定社会地位，成为哈巴罗夫斯克市杜马的议员。同纪凤台一样，叶华林在日俄战争期间帮助俄军运输军需品。有资料记载叶华林参与了旅顺要塞保卫战，因为他在旅顺要塞保卫战中的贡献，1908年叶华林成为哈巴罗夫斯克“世袭名誉公民”（Потомственный почётный гражданин）。叶华林是帝俄时代哈巴罗夫斯克历史上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人。1910—1911年，叶华林任滨海州罪犯监护人协会哈巴罗夫斯克分会（Хабаров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Приморского област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Попечительного о тюрьмахобщества）的主席。1913年，叶华林同哈巴罗夫斯克市长、市杜马议员和俄国交通运输部大臣一同参加阿穆尔铁路工程局大楼落成仪式，因为工程施工中得到了叶华林的资金支持。1914年，叶华林去世。

同为远东地区的华商，且曾经是纪凤台生意上合作者，叶华林得到了当时国人的好评，曹廷杰曾向吉林交涉局建议奖励叶华林“五品蓝翎奖”即为证明：

卑府前在伯利，与华商叶华林婉商吉江两省商人借俄轮抗税，江关员司无法措办，不能不就俄镇派人稽查。拟恳赏给该商叶华林五品蓝翎奖札，并恳咨行山东原籍，饬令代查伯利华商粮石未完江关税课，俾资鼓励等情。[74]

中国商人除了在俄国远东地区的城镇广泛开展业务活动外，还将商业活动延伸至土著民族居住区，而且对当地贸易的垄断程度要强于其他地区。早在阿穆尔地区未被俄国吞并前，汉族人就向这里的少数民族供应生活用品，这种关系没有因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而发生变化。1860年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商人仍是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日用品的主要供应者。关于19世纪末中国商人向远东土著居民供应商品问题曹廷杰评价道：“贡貂诸部入俄多年，至今眷念中国，不改俄装，皆赖华商维持。”[75]这里所言的“贡貂诸部”指的是远东地区土著居民赫哲人、鄂伦春人等。曹廷杰看到了中国商人在向土著居民供应生活用品方面的作用，但有些夸大。

那时中国商人和土著居民间的买卖是易货交易，通常是用毛皮来交换需要的生活用品。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刀兵河（р.Даубихэ）一带住着一位叫孙塔（Сун Тай）的中国人，他主要向居住于刀兵河和松阿察河（р.Сунгача）一带的那乃人供应生活用品，并将收购的毛皮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哈巴罗夫斯克出售。

中国商人和远东土著居民的商品交易是按照一定价格来交换的，不同的地区价格会差异。1904年，比金河（р.Бикин）一带的交易情况是：1普特黄米交换1/2只—3只黑貂；1普特满洲茶交换6只黑貂；1普特盐交换3只黑貂；3俄丈平纹布交换1只黑貂；1把火绳枪交换6只黑貂；1把短枪交换6—8只黑貂；20发子弹交换1只黑貂。而1904年宏格力河（р.Хунгари）和奥托依河（р.Отой）一带及帝国湾（Императорская гавань）一带的交易情况是：1只黑貂可以交换1袋55俄磅的美国面粉或30俄磅糖或8块茶砖，而土著居民要得到1俄磅火药需拿1/3只—4只黑貂交换，要得到1俄磅铅弹则用1/8只—1只黑貂交换。[76]

后来俄国毛皮商人也来到远东土著民族居住区，俄国人和土著居民贸易随后展开。与中国商人不同的是，他们之间的买卖是多用金钱来支付的，而非华商和土著居民则是物物交换。曾经深入土著居民居住区的格拉韦搜集到一些交易情况的数据：1只带有外皮的黑貂价格是15—50卢布。俄国商人出售给土著居民商品价格分别为：1支步枪100—150卢布、1发子弹近1卢布、1瓶酒3—5卢布、1普特小米10—20卢布。[77]

通过华商、俄商与远东土著居民交易对比看，俄国商人出售给土著居民商品价格要高于中国商人的，而俄商收购毛皮价格要低于中国商人的。关于这点，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总督Н.А.克留科夫（Крюков）曾评价道：关于中国商人剥削“异族人”的言论“或多或少”被“夸大”了，俄国毛皮商人在和“异族人”打交道时要比中国人“坏许多”。[78]

以上所谈主要是阿穆尔河左岸中国人从事工商业的情况，1906年前外贝加尔地区是隶属于阿穆尔河沿岸总督辖区，故中国人在该地区的工商业活动也属于本节研究的范畴。20世纪前，外贝加尔地区的中国人的主要经济活动是经商，这一特点与中俄恰克图贸易有关系。有“沙漠威尼斯”之称的恰克图是18—19世纪上半叶中俄贸易最主要地点，这里云集了数量众多的中、俄商人，盛极一时。19世纪下半叶，许多中国商人经过恰克图来到外贝加尔地区，而中俄间的一些条约、章程为中国商人进入外贝加尔提供了法律保障。如1862年《中俄陆路章程》的“边境50俄里无税贸易区”等。当时外贝加尔地区中国人较为集中之地的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Троицкосавск）距离恰克图较近。有资料记载，1864年经恰克图进入外贝加尔的中国商人为56人，1867年有290人，1869年有557人，1894年有674人。[79]其中许多中国商人会在外贝加尔长期居住。

当时除了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外，上乌丁斯克（Верхнеудинск）也是中国商人较为集中之地，上乌丁斯克有个商品交易集市。每年的1月末2月初开市，中国商人是该集市的常客。上乌丁斯克有位叫李万新（ЛиВан-си）的中国商人颇具实力，他是二等商人，在上乌丁斯克拥有商号和货栈。他皈依了东正教，并娶了俄罗斯女性，在20世纪初加入了俄国籍。[80]

在外贝加尔地区的中国商人从民族成分上看主要是汉族商人，蒙古族商人要少于汉族商人。从籍贯上看，晋商占有较高比例，这与在恰克图的晋商居主导一样，与当时阿穆尔沿岸地区鲁商数量多不同。

中国人在外贝加尔地区的经商活动与恰克图贸易兴衰紧密结合，在恰克图贸易衰落后，中国人在外贝加尔的商业也开始走下坡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外贝加尔地区采金业的发展和西伯利亚大铁路外贝加尔段的修筑，中国人在外贝加尔地区从事的活动逐渐多样化，进入金矿和铁路建筑工地的中国人渐多，经商不再是外贝加尔地区中国人的主要的职业。1902年，外贝加尔铁路上乌丁斯克段有180名中国工人，楚戈尔斯克（Цугольск）段有191名中国工人；1902年，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有华商35人、恰克图仅有1名中国人，这个人不是商人，是名报务员；1902年，赤塔（Чита）生活着43名中国人，其中有27人是商人。[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