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远东当局及中央政府对华商态度和政策

与对待在远东地区从事种植活动和采金活动的中国人一样，如何看待帝俄时代远东中国商人的活动问题上，在远东各个阶层存在不同的态度和评价。有的人主张区别对待远东的中国商人：大商人活动是积极的、有益的，活跃了远东市场，丰富了居民生活。中小商人特别是深入土著居民区的华商，经常欺诈、盘剥土著居民，使他们更加贫困，持这种意见的代表是参加了1910年阿穆尔考察队的俄国外交部特派员格拉韦。在格拉韦看来，应该区别对待远东地区中国商人，应该肯定中国大商人在远东经济发展中的贡献：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中国大商号，按当地人的说法数量并不多。这些大商号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们起着调节当地商品价格的作用，同样也限制着俄国商人过分的“胃口”。从这一点上说，他们是有益的。他们对俄国的大商号还不能构成大竞争，他们售出的商品数量不多，品种也较为单一，他们又不善于迎合口味变换极快的消费者，同时这些中国商人又是俄国大商号商品的买家。他们唯一的负面作用就是资助中国小业主，以此领导中国人的所有生意和手工业网络。对此必须要进行斗争，但应该打击的不是这些中国大商号，而是小商家。[88]

格拉韦不看好远东地区中国中小商人活动，原因有三：其一，从俄国商人和俄国工商业发展的角度看，具体说从中国商人对俄国商人的排斥和刺激消费方面看。中国人在农村的买卖，特别是挑贩和贩运商的“危害性尤大”，在土著居民区华商垄断了和土著居民的买卖，俄国商人很难插手，这阻碍了俄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同时，中国商人会将赚得的钱带回祖国，所赚取的俄国人的钱全部流入了中国。另外，中国人在俄国的消费仅满足于“最基本的消费”,“用的主要是中国商品”。其二，从政治角度出发，具体说是从国家安全角度看，不能对中国商人特别是挑贩和流动买卖“视而不见”，为了经商他们经常往返各地，熟悉阿穆尔沿岸的地形，“需要的时候”他们会成为“敌军最好的向导”。其三，从“异族人”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商人和“异族人”的买卖带有掠夺性，使“异族人”陷入绝境，甚至危言耸听地说中国商人“榨光异族人的全部油水后”，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奴隶”。[89]

当时也存在有异于格拉韦等人的看法，如任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总督的Н.А.克留科夫（Крюков）就不认为中国商人在土著居民区的活动是有害的：中国人向“异族人”供应所有必需品，他们同“异族人”能自由交流，很清楚他们需要什么，这对“异族人”很有益。[90]

剥削远东地区土著居民并非中国商人的“专属”，当时活跃在远东地区的俄国商人也这样做。关于这点，曾在远东地区任职多年的翁特尔别格是承认的，阿穆尔公司和东西伯利亚公司活动的一个“主要基础”是剥削“按低价向公司交售貂皮及其他各种毛皮的异族人”,“不仅这两公司，几乎所有的与异族人作生意的企业都施展各种各样的剥削异族人的伎俩”。[91]

当时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著名外国商行“库斯特—阿尔贝斯”的经理А.В.达曼（Датман）[92]在总结中国人经商成功经验时说：中国人的经商天赋、狡猾、令人厌烦的纠缠及钻营的特点是华商成功的经验。[93]的确部分中国商人存在欺诈行为，如缺斤短两等行为，但只是少数，而非主流。

帝俄时代，在限制远东的中国人问题上远东当局很积极，当代俄罗斯学者A.Г.拉林承认：在打击移民问题上俄国各个部门看法并非不一致，远东当局主张采取强硬态度，他们一年比一年更强烈地要求执行严厉的反移民措施。[94]拉林的评价用于中国商人问题上是再合适不过了。帝俄时代俄国远东地区商业的中心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是远东商业活动的集中之地，包括华商在内的各国商人云集这里。该地华商和俄商的竞争也异常激烈，排挤华商是俄商及远东当局的共同目标，排斥和限制华商远东当局的一贯政策，只是在不同背景下程度有轻重之分。

俄国远东当局对华商的态度及政策体现在三次会议上，即1893年滨海州的限制中国商人活动会议、1900年初的会议、1903年第四次哈巴罗夫斯克代表会议。

在远东俄国商人推动下，19世纪末符拉迪沃斯托克曾出现一个“限制中国人贸易问题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 по вопросам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й торговли）的组织，该组织的宗旨是保护俄国商人在滨海州经济利益和排挤华商。在滨海州对华商不友好的俄国商人积极努力下，滨海州地方当局开始把限制华商活动提上了议事议程。1893年，滨海州政府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召集了由一等商人、俄国远东地区知名企业家М.Г.舍韦廖夫（Шевелёв）任主席、地方杜马和富商大贾代表参加的专门会议。此次会议的宗旨就是制定限制中国人商业活动的办法，会议拟定了以下措施：

①向中国人的工商活动征取5%—10%的税。

②在税务人员的协助下，成立一个对中国人买卖进行稽查的机构。该机构所获取的税金要在遵循国库相关规章基础上，并基于实际情况来使用。

③对于被证实未遵守或破坏规定的中国人要加倍惩罚。

④对于两次被揭发违反规定的中国人，若第三次再被揭发，则要和伙计一同被永远驱逐出境，店铺被关闭。

⑤责成中国社团对中国人的纳税情况进行监督，中国社团要为某些中国商人的玩忽职守行为，或违法行为负责，并要接受罚款惩处。

⑥坚决禁止中国人在城市之外的村镇及南乌苏里其他地区做生意，那里中国人现有的店铺要限期关闭。[95]

当这一议案提交滨海州当局审议时，滨海州驻军司令П.Ф.翁特尔别格（Унтербергер）做了如下批示：“从所有收集的资料看，我认为现在是应该对中国人的生意采取措施的时候了。中国商人不仅给俄国人经商活动带来不利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呈扩大趋势。但是，目前为了消费者的利益，不应采取过激措施，可以根据其危害程度在本区不同地域课以不同的特别税是可行的，也是比较稳妥的。这项措施可以通过授权驻军司令以扩大向拥有不动产的中国人和朝鲜人征收商业税的办法实行。”[96]

翁特尔别格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黄种人”来到远东地区有着深深忧虑，主张对黄种人特别是中国人采取限制政策，对待中国人的这种态度贯穿了他在远东任职的始终，无论是在任滨海州驻军司令期间，还是任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总督期间都是如此。这时他否决了上述会议决议是因为他认识到在滨海州工商业不发达的情况下严格限制华商活动不现实。时任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总督的С.М.杜霍夫斯科伊（Духовской）持有和翁特尔别格同样观点，认为对中国商人采取限制措施为时过早，故1893年滨海州严格限制中国人会议的决议未能实行。

在Н.М.奇恰戈夫（Чичагов）任滨海州驻军司令时，如何对待包括中国人在内的“黄种人问题”再次提上了日程，为此而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其一，在不影响贸易大局的情况下，减少中国人的大商号数量，为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在城市可以允许买卖完全自由。

其二，对中国人在农村的商业活动实行最大程度的限制。

其三，由于实施第二项措施会伴随着风险，希望采取能够有效防止中国人剥削农村居民的措施。

其四，坚决禁止中国人到异族人居住地。

其五，禁止中国人到临近交通要道的哥萨克村镇和重要的战略地点。

其六，禁止中国人开办酒肆。[97]

后来俄国借着义和团运动之机，在使用极端暴力手段驱逐中国人，促使远东中国人数量锐减，故上述措施未能付诸实施，但这些规定为后来已经升任为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总督的翁特尔别格主持制定《同“黄种人”涌入做斗争的措施》（Меры борьбып ротивнаплыва жёлтых）时采纳。

中国商人除了在滨海州大量存在外，在阿穆尔州及其他地区亦不少，因而制定一个切实有效的对中国商人政策关乎远东的社会经济发展大局，已经超出了滨海州一地的范围。1903年，在哈巴罗夫斯克召开的第四次阿穆尔沿岸地区代表大会上专门讨论了黄种劳动力和黄种人贸易问题，经过与会代表的激烈讨论，会议通过了“给予黄种人正当竞争前提下的贸易自由权”决案。[98]

此处需要解释的是决议中所说的“正当竞争”暗指的是当时存在不正当竞争现象，其中就包括走私行为。最终将走私贸易的存在归结为中国边境“50俄里免税贸易区”的规定，因而主张取消该项规定以杜绝走私贸易，进而为中俄商人在阿穆尔地区的正当竞争营造良好的环境。作为取消“50俄里免税贸易区”补偿之策，时任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总督的Н.Л.贡达基的建议中央政府在阿穆尔河沿岸开放部分城市，如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布拉格维申斯克、尼古拉耶夫斯克等城市。[99]贡达基的建议为中央政府采纳，取消了中俄边境50俄里免税贸易区，在中俄边境设置多个海关关卡，对入俄国境内的商品征收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