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路径

一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进行解释的优势

新制度主义视角的研究强调制度在决定社会和政治产出中的作用。具体而言，Hall和Taylor（1996）归纳了三种新制度主义研究视角——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这三种视角在已有的研究中，被广泛应用于解释国家内部政治制度及其变迁，以及国家之间的制度比较研究。

在已有对于全球治理机制变迁的解释中，虽然没有按照这三种制度主义视角进行区分，但可以发现在上一章文献综述中总结的一些解释视角，与这三种新制度主义视角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例如，上文综述的从利益竞争视角，解释全球治理机制的研究，比较接近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研究视角，即认为不同的行为主体通过精确计算，能够明确自身的固定利益偏好。在面对集体行动困境时，各方行为主体根据自身利益偏好进行博弈，并在此过程中创造具有特定功能的制度，实现各方利益的均衡。从观念建构视角以及组织理论视角出发，解释全球治理机制变迁的研究，比较接近于社会制度主义视角的研究。社会制度主义视角对于制度形成和变迁的核心解释逻辑是，机制变迁遵循的是社会适应性逻辑（Scott,1994），即认为行为主体采纳一种新的制度，并不是为了提高效率实现自身利益，而是因为特定的制度能够提高制度的社会合法性，符合社会的主流观念。

另外，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解释的价值和优势，却在已有全球治理机制变迁研究中受到忽视。已有对于全球治理机制变迁的解释，缺乏对于具体议题长时间维度的跟踪考察，对于全球治理机制复合体的动态演变无法作出充分回应。全球治理研究领域的一些领军学者，近年来纷纷呼吁，指出需要重视在具体历史背景下，对特定制度的形成和变迁进行研究，深入分析主体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主体权力的形成和变化、主体行动理念和利益形成和发展，以及所有这些因素如何相互影响，并最终改变全球治理机制格局（Weiss and Wilkinson,2014b）。

这些有待开展的工作恰恰是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解释的优势。一些学者甚至直接指出，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出发研究国际关系是近年来的新发展趋势（Fioretos,2011）。Hall和Taylor（1996）总结了历史制度主义研究的四个特点：“其一，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研究相当广义范围内制度和个人行为的关系。其二，历史制度主义研究强调在制度运行和发展过程中的权力不对称性。其三，历史制度主义对于制度发展的理解强调路径依赖。其四，历史制度的研究尤其关注将其他诸如观念的因素整合，能够导致政治产出。”

下面两个小节将具体分析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对于关键时刻的研究路径，说明这种研究路径对于解释全球治理机制变迁中的优势，同时也提出已有研究路径的缺陷并对其进行补充。

二 关键时刻的研究路径

关键时刻的研究路径，是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研究的重要分支。Capoccia和Kelemen（2007）在《关键时刻研究：历史制度主义中的理论、叙事与反事实》一文中提供了清晰的研究思路，基于对关键时刻的分析解释机制的形成和变迁。作者指出，提出关键时刻的概念，是为了与另一个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核心概念——路径依赖进行比较和区分。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由于制度存在路径依赖而不产生重大变化；在关键时刻中，机制变迁则更有可能发生。因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关键时刻，主体获得比平常时刻更多的选择可能性，其在关键时刻做出的偶然性的行为选择，能够引发制度变化并在此后产生路径依赖（见图3-1）。

图3-1 关键时刻的研究路径

Capoccia和Kelemen（2007）指出在关键时刻的研究中，有一些特别需要强调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本书将如何建构解释框架。

其一，关键时刻研究对于机制变迁的解释，强调的是处于关键时刻中的行动主体行动与策略，对于机制变迁的内生性解释。区别于很多宏观历史研究的分析思路，关键时刻研究强调机制变迁中行为主体的选择，而并不认为机制变迁是由外生结构性因素决定。这一点也恰好回应了本书第二章文献综述中对于功能主义视角的批判。即关键时刻的产生很有可能是来自外界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的重大变化，但这并不等于认为，外界环境必然会导致某些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的制度发展，和另一些不适应外界变化的制度衰落。

其二，和所有历史制度主义研究强调权力不对称性一样，关键时刻研究也强调主体行使权力的条件。在一个关键时刻中，需要有历史证据分析主体是否真的具有足够的自由度来选择其行动。在研究中，需要分析主体在各种行动可能性中，是否能够自由地选择一种行为，还是被外界的其他权力操纵而做出选择。同时，关键时刻研究对于权力的强调还体现在，需要分析有影响力的主体，在关键时刻的选择如何引发新的制度结构的平衡。因此，为了刻画行为主体如何做出行动选择，就需要在分析中明确其行动目标与偏好、行动选择以及影响他们行动的事件。

其三，关键时刻研究适合在理论指导下，采取过程追踪等叙事方式。因为在关键时刻的研究中，不仅要分析主体所选择的决策和行动，同时也要分析那些曾经被考虑但最终没有产生行动的选择，进而通过反事实研究，更加突出关键时刻的重要性。只有先建构起对于关键时刻的理论预设，才能在具体的分析中通过过程追踪和反事实研究，对理论做进一步的检验和发展。

进一步需要强调的是，已有的历史制度主义研究通常强调经济危机和军事冲突引发关键时刻，但大部分研究都没有很好地回答，什么是关键时刻（Capoccia and Kelemen,2007）。本书则对全球治理中的关键时刻做更为清晰的界定。在本书的研究中，关键时刻是由外界环境变化所引起，但并不是所有的外界变化都会产生全球治理的关键时刻。本书的分析强调关键时刻的产生原因通常源于外界冲击所引发的新的治理问题。例如，战争冲突、政治局势的动荡或者科学技术的颠覆式发展，使得原有的治理议题优先级发生变化，或者在原有治理议题上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从而使得原有的机制复合体结构面临挑战。例如，在Nye（2014）对于互联网空间治理的研究中，指出机制复合体中事实上存在很多个子议题，不同的治理主体对相关子议题有更强的关注程度。但Nye没有指出机制复合体中多个子议题的出现并非一蹴而就，而更有可能是在受到一次次外界冲击的作用下而先后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