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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问题缘起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章士钊和他的《甲寅》期刊是不可缺少的一笔。在我们的印象中，《甲寅》期刊是反动复古的逆流，章士钊是反动复古的头子。产生这种印象，乃是基于这样的事实：1925年，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创办《甲寅》周刊，提倡尊孔读经，提倡文言文，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与五四新文学阵营公开较劲。这是五四时期新文学阵营遭遇的继林纾一派、“学衡派”之后的最后一支复古主义势力，即通常所说的“甲寅派”。对此，新文学阵营的胡适、高一涵、徐志摩、鲁迅、陈独秀等人予以坚决还击，结果《甲寅》周刊穷途末路，被迫停刊，章士钊及其附逆者以失败告终。从此，在现代文学史的长期叙述之中，“章士钊”“《甲寅》”“甲寅派”便成为反动、复古的“代名词”，成为人们鄙夷不屑的“贬义词”。

可是，这样一种叙述却造成了对某些历史事实的忽略和遮蔽，那就是对“前甲寅”的忽视。

事实上，章士钊、《甲寅》期刊、“甲寅派”在其开始，非但不复古，不反动，而且还努力“开新”，努力“进步”，为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发生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首先是《甲寅》月刊。1914年5月，“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的章士钊在东京首创《甲寅》，以月刊发行，矛头直指大野心家袁世凯。《甲寅》月刊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相标榜，反对专制复辟，倡导宪政共和，鼓吹个人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觉醒，开一时思想的新风。《甲寅》月刊撰稿人除了章士钊，还有高一涵、周鲠生、张东荪、杨端六、易白沙、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刘文典、吴稚晖、吴虞、苏曼殊等。作为章士钊老朋友的陈独秀，还一度参加《甲寅》月刊的编辑工作。《甲寅》月刊几乎囊括了后来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主要成员，为《新青年》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组织、思想和智力的支持。陈独秀正是紧随《甲寅》月刊之后，由东京潜返回上海，然后创办了《青年》杂志。可惜1915年10月，由于袁世凯查禁，《甲寅》月刊发行到第10号便告停刊。接着，是《甲寅》日刊。在月刊停刊两年后，即1917年1月，章士钊在北京复刊《甲寅》，以日刊发行。章士钊自任主编、报董，同时邀李大钊、高一涵、邵飘萍参加编辑和撰稿。不用说，其中的李大钊、高一涵正是《新青年》的两员主将。袁世凯这时已经死去，章士钊以国会参议员的身份投身于宪法会议之中。为配合这种形势，《甲寅》日刊一方面强调“重今”，密切联系当时社会、政治的实际，为重开宪法会议，推进政治入轨造舆论、壮声势；一方面强调“自觉”，鼓动社会丢弃悲观，保持乐观，积极追求“真理”“理想”和“自由”。《甲寅》日刊具有政治实践的务实精神和五四时代的“青春”气息。《甲寅》日刊之时，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已经蓬蓬勃勃开展起来，《甲寅》日刊与《新青年》同在北京，相互之间人员共享，精神相通，并驾齐驱，互成呼应之势，领先了当时思想界的潮流。那时，章士钊与李大钊，包括高一涵、邵2飘萍，还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和深厚的友谊。至于三人与章士钊分道扬镳，成为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和五四学生运动的领潮人，走到章士钊对立面并与其论战，那是后来的事。1917年6月，张勋复辟，辫子军进京，发行仅5个月的《甲寅》日刊被迫停刊。最后，是《甲寅》周刊。在日刊停刊八年之后，即1925年，章士钊在北京再度复刊《甲寅》，改为周刊发行，这时的情况已经大变。章士钊变成了“老虎总长”，《甲寅》周刊变成了“老虎周报”，为世人所不齿，即如本文开头所描述的那样，这里不再赘述。

可以看到，《甲寅》期刊不只是一个“周刊”，它还有“月刊”和“日刊”。《甲寅》期刊并非一开始就复古、反动，《甲寅》的日刊、月刊时期，即所谓“前甲寅”，在那时，“章士钊”“《甲寅》”“甲寅派”通通都还是令人敬仰、闪耀着历史光辉的名字。如此情况，今天的文学史就不应该只说“后甲寅”，只说“反面”的章士钊、《甲寅》周刊，而忽略甚至抛弃“前甲寅”，完全漠视前面“正面”的章士钊、《甲寅》月刊和日刊。

表面上看，《甲寅》三个期刊，前后时间间隔久，作者群来源、构成不同，办刊宗旨不一，文章内容反差很大，似乎难以将三者捏到一块相提并论。然而，总体上看，《甲寅》期刊创刊、复刊，前后相续，同一“甲寅”刊名，同一主编“章士钊”，而无论前后甲寅、前后章士钊，无论《甲寅》的月刊、日刊、周刊，都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发生了非常直接的关系。《甲寅》期刊不是一个普通的期刊。正是在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发生直接关系的意义上，章士钊和他的《甲寅》期刊及其前后转变才凸显了特别的历史意义。“前甲寅”“后甲寅”，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意义上，属于同一问题的两面，经由《甲寅》期刊主编“章士钊”这个关键性人物串连起来。《甲寅》系列期刊是章士钊人生舞台上最重要的表现，倾注着章士钊的生命和心血，他曾说：“甲寅者，愚与国人共资以与天下明道解惑者也。其中所任文事之重，蹔莫如愚。愚生《甲寅》生，愚死《甲寅》死。愚德，《甲寅》之文字有光；愚不肖，《甲寅》且覆酱瓿之不足。”[1]“前甲寅”“后甲寅”，具有贯穿前后的中心线索，似可分，实则难分，应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应该把它们当作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当然，这是一个特殊的整体，是一个时间上前后转变、内容上前后反差的整体。

对章士钊、《甲寅》期刊的情况，“五四新文学运动”无疑是一个有效的视角。从“五四新文学运动”视角对这个非同一般的《甲寅》期刊的考察，可以达到对研究对象的直接认识，可以反过来丰富对“五四新文学运动”自身的认识，还可以达到对“《甲寅》期刊”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二者关系的深入把握。

于是，有这样一些问题让人思考。

第一，章士钊及其《甲寅》期刊既然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具有如此紧密的关系，那么，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维度上，章士钊、《甲寅》期刊到底意味着什么？

第二，前后《甲寅》、章士钊既然都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具有直接关系，那么，那些关系是如何发生、发展和演变的？

第三，章士钊、《甲寅》期刊有一个前后区别、前后转变的问题，那么，章士钊、《甲寅》期刊是怎样转变的？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第四，《甲寅》期刊穿过民初一二十年代，处于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跨越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一前一后，那么，处于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章士钊及其《甲寅》期刊对于现代文学、文化和历史具有什么启发和意义？

因此，章士钊及其《甲寅》期刊的问题，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二研究现状

学术界对《甲寅》期刊、章士钊的研究，一直显得很沉寂。不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近20年间，却兴起了一股“《甲寅》热”和“章士钊热”。

对《甲寅》期刊和章士钊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前已开始。最早，可追溯到1922年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20世纪30年代，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述评》、王森然的《近代二十家评传》、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等著作，都有涉及。40年代，又见谢幼伟对章士钊逻辑学的探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零星的、片段的点评。新中国成立前的研究，总的来说，由于章士钊在段祺瑞政府中的不光彩表现，学术界对他的关注少，研究成果不多，研究也不够深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文学史、文章学角度对章士钊政论文体的评述，一是对章士钊在五四时期人生命运的描述。新中国成立之前，是章士钊研究的萌芽期。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大陆章士钊研究的空白期。尽管章士钊跟毛泽东私人关系很好，但由于章士钊在“三·一八”惨案中的历史污点被定案，又由于章士钊是鲁迅的对立者和论敌，是被鲁迅骂过的人，章士钊似乎没有作研究对象的资格。

20世纪80年代是大陆章士钊研究的恢复期。这时，章士钊及《甲寅》期刊重新回到研究者的视野。其一，对章士钊的历史经历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清理，代表性的研究者是白吉庵。其二，在不动摇章士钊历史反动性一面的情况下，重新发掘了章士钊的历史进步性，《甲寅》月刊作为《新青年》先声的意义也被提出来。这方面的研究者，主要有岳升阳、白吉庵、饶怀民、丁伟志、邓新华等。但总的来说，80年代高昂的现代化追求没有让章士钊得到太多的关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大陆现代化追求受阻，保守主义思潮急剧抬头的时代背景下，章士钊研究、《甲寅》期刊研究迎来了一股热潮。尤其是新世纪开始，伴随着白吉庵、章含之主编的《章士钊全集》出版，这股热潮持续升温。具体地讲，90年代以来的“章士钊热”或“《甲寅》热”，可以从“研究者”“研究成果”两方面体现出来。

一是研究队伍庞大，结构完善。80年代，大陆章士钊、《甲寅》期刊的研究者不过七八人。自90年代以来，研究者数量一下子飙升到七八十人，增长约10倍。庞大的研究队伍带来了大量的研究成果。80年代章士钊、《甲寅》期刊的研究，基本限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进入90年代，几乎整个知识界都卷入进来，延伸到诸如政治界、文学界、哲学界、法学界、出版界等。研究者来源的多元化带来了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同时，《甲寅》期刊、章士钊研究还形成了比较合理的学术梯队，有长期致力于此的“章学”大家白吉庵，有如邹小站、郭华清、丁仕原、陈书良、袁景华这样的专家，有如李怡、刘黎红、袁伟时、浮新才、杨琥、姜义华、李日、张家康这些中坚，还有众多处于开拓中的涉足者和硕、博士研究生。这样的研究队伍结构完善，保证了章士钊、《甲寅》期刊研究的可持续性推进。

二是研究成果多，质量高。新中国成立前有关《甲寅》期刊、6章士钊研究的成果，不过10 来篇。新中国成立之后30年间几近为零。80年代，研究开始恢复，但成果总量也不过20 篇。而自90年代以来，在不足20年时间里，研究成果达到了200 篇（部）以上。据笔者掌握的情况，其中专著4部，有关章士钊的学术性传记4 部，以专章专节进行研究的著作3 部，博士论文5 部，硕士论文11 篇，还有约180篇可检索的公开发表的论文。不用说，这个数量是非常可观的。同时，这些成果的学术质量也有较高的档次。比如，白吉庵的学术传记，邹小站对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的研究，郭华清对章士钊调和论思想的研究，刘黎红对五四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李怡从五四新文学视角对《甲寅》月刊的研究，杨琥对《新青年》和《甲寅》月刊关系的研究等，这些研究或者资料扎实，或者富于理论穿透力，或者观点独特新颖，整体上都表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跟大陆90年代以来的“《甲寅》热”“章士钊热”相辉映，港台地区及海外国家也持续跟进。台湾地区在章士钊去世前后的60、70年代，曾掀起一股介绍、纪念章士钊的风潮。不过真正体现台湾章士钊研究水平的，是沈松侨1986年发表的一篇10万字的长文：《五四时期章士钊的保守思想》。该文的学术质量在当时整个章士钊、《甲寅》期刊研究界，应该说都是遥遥领先的。香港地区1976年曾有符兆馨的硕士论文《政论家章士钊：北洋政府时代》，着重探讨了《甲寅》时期章士钊的政治思想，可惜此后香港地区不曾发现有后续研究者。日本是海外章士钊研究的重镇。章士钊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又流亡日本，在东京创办《甲寅》期刊。章士钊与日本有缘，日本章士钊研究的兴起与此不无关系。日本研究者有镫屋一、高田淳、后藤延子、有田和夫、野村浩一、丸山松幸等，主要在章士钊政治思想和文化人格两方面用力。其中，镫屋一对章士钊政治思想的研究，高田淳对章士钊文化态度的研究，最见功力。美国是章士钊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板块。Chester C.Tan，Timothy B.Weston是其中重要的研究者。Chester C.Tan对民初章士钊民主政治思想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有成果。Timothy B.Weston对《甲寅》月刊与《新青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有深入细致的探讨。总的说来，港台地区及海外的章士钊研究，具有文献扎实、富于原创、立场客观等特点，这对大陆的章士钊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以上对研究文献进行宏观扫描之后，以下再对《甲寅》期刊和章士钊研究具体的学术观点进行归纳、分析。

（一）对章士钊政治活动的研究。章士钊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从1903—1928年，二十多年间，章士钊一直活跃在历史的前台，近现代之交的政治事件风起云涌，几乎全都与章士钊结缘。苏报案、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南北和谈、护法运动、曹锟贿选、段祺瑞执政、“三·一八”惨案……章士钊都是这些事件的主角之一。在1928年章士钊淡出政坛之后，他还参加了解放战争后期的国共和谈，还在50和70年代两次为谋求两岸统一奔走。章士钊富有传奇色彩的政治生涯，历史学界对此兴趣浓厚。王森然的《章士钊先生评传》[2]、白吉庵的《章士钊传》[3]、邹小站的《章士钊传》[4]、陈书良的《寂寞秋桐：章士钊别传》[5]、章含之的《我与父亲章士钊》[6]、饶怀民的《民主革命的宣传家——评辛亥革命时期的章士钊》[7]、日本学者高田淳的《章炳麟·章士钊·鲁迅》[8] 等，都在这方面用墨很多。他们对章士钊的政治活动描述比较客观，对其历史功过评价比较公允，在不回避章士钊政治反动性的同时，也充分发掘了章士钊政治上的进步性，学术气息浓厚。

（二）对章士钊人际关系的研究。章士钊长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近现代以来，政界名流如孙中山、黄兴、黎元洪、袁世凯、岑春煊、段祺瑞、蒋介石、毛泽东等，与他都有近距离交往。考察章士钊与近现代政治人士的关系，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一把钥匙。在各种章士钊的传记中，对此多有涉及。此外，郭华清的《章士钊与段祺瑞》[9]、李吉奎的《是非蜀洛待澄清——孙中山章士钊关系探索》[10]、李琬的《毛泽东与章士钊交往记实》[11] 等，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章士钊与众多文化圈中人的关系，是章士钊人际关系的另一重要板块。章士钊，读书人出身，又曾著书教书，并多次介入文化界之事。章士钊与五四文化人的交往和关系，异常复杂丰富，并卓有文化意义。比如，章士钊跟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胡适、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鲁迅、沈尹默等，都有重要关系。跟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关系尤为复杂。私人关系、文化关系、政治关系，掺杂其间。朋友与论敌，友谊与矛盾，合作与斗争，交往与绝交，交错交织。考察章士钊与五四时期文化名人的关系，是理解近现代之交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这方面，白吉庵对章士钊和胡适关系的研究，张家康对章士钊与陈独秀关系的研究，龙敏贤、王宜放对章士钊和李大钊关系的研究，陈漱渝对章士钊和鲁迅关系的研究等，是其中的重要成果。而全面考察章士钊人际关系的学术成果，则有丁仕原的专著《章士钊与近代名人》[12]。该著从文化的视角，多侧面考察，多领域涉及，讲述了章士钊与近代以来社会各界名人的交往，是一部兼备学术性和知识性的优秀之作。

（三）对章士钊政治、法律思想的研究。章士钊是有独立思想的政论家，时人称民初“政论家第一”。民国成立伊始，为了建立理想的政党内阁制，章士钊主张将国内所有党派全部毁坏，按照政见不同分正负两派，重造两党，提出所谓“毁党造党说”。《甲寅》月刊时期，处于袁世凯阴谋复辟和革命党酝酿再次革命的局势，章士钊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包括调和各方政治势力的“调和立国论”，容许反对党有合法地位的“政本有容论”，政治势力向心力与离心力相守的“政力向背论”，限制中央集权化的“地方分权论”，纳民众于法治轨道的“宪政共和论”，保障国民人身权利的“出庭状制度”等。1920年，针对国内南北军政对峙的格局，章士钊又提出削减军队、根本制宪的“裁兵造法论”。1922年欧游归来，章士钊对“基尔特社会主义”产生兴趣，在《新闻报》和《甲寅》周刊上，提出以农立国的“农治说”和各从其业的“业治说”。在当时政制上，有感于曹锟的总统贿选，章士钊又提出废除国家元首的“无元首论”等。如何理解章士钊上述政治法律主张？如何评价章士钊政治法律思想的意义？对此问题，邹小站的《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13]、浮新才的《章士钊〈甲寅〉（月刊）时期政论研究——以调和论为中心》[14]、徐宗勉的《失败者的探索——1913—1915年间关于中国如何实现民主政治的讨论》[15]、丁仕原的《20世纪的一面镜子：章士钊论稿》[16]、夏海英的《章士钊法律思想研究（1903—1917）》[17]、岳升阳的《〈甲寅〉月刊与〈新青年〉》[18]、邓新华的《甲寅派政治思想述论》[19]、姜义华的《章士钊宪政思想研究》[20]、郭华清的《章士钊调和论研究》[21]、袁伟时的《章士钊思想演变的轨迹》[22]、张谦的《章士钊和他的政党政治论》[23] 等，都有深入的研究。此外，香港地区的符兆馨，台湾地区的沈松侨，日本的镫屋一、丸山松幸，美国的Chester C.Tan，也有这方面的重要论述。

（四）对章士钊调和论的研究。调和论是章士钊的一个哲学理论，贯穿章士钊从《甲寅》月刊到《甲寅》周刊的整个“甲寅”时期，是章士钊思考政治、社会、文化问题甚至人生问题的最高抽象。政治上有“调和立国论”，文化上有“新旧调和论”，二者都是章士钊“调和”哲学的具体体现。对于前者，上述有关章士钊政治思想研究中几乎都有涉及，浮新才、邹小站、徐宗勉、邓新华、袁伟时等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对于后者，在对章士钊文化思想的研究中也都有具体涉及，刘黎红、郭华清、縢峰丽、丁伟志，台湾地区的吴相湘等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不过，专门从哲学思维的本身研究章士钊“调和论”的，是郭华清与袁伟时。郭华清的《宽容与妥协：章士钊的调和论研究》一著梳理了章士钊“调和论”的形成、来源和表现等。其中对“调和论”内涵的剖析，深入细致，理论性强，颇为精彩。郭华清指出，“多元非线性的差异协同”和“二元线性的对立统一”，是章士钊调和哲学的特点；而其“调和”的具体含义，有“宽容理念”“妥协理念”“兼两理念”“以反求正理念”“稳健理念”“承续理念”“渐变理念”“循环理念”等[24]。袁伟时在《章士钊的“调和”哲学》[25] 中，也对章士钊的“调和”哲学进行了比较准确的描述。

（五）对章士钊文化、文学思想及其实践的研究。《甲寅》期刊及“甲寅”时期的章士钊，同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关系密切。探讨章士钊的文化、文学思想，尤其是同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关系，是近年来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鉴于这一部分与本书选题具有直接关系，拟在下文中专门进行讨论。

（六）对章士钊新闻思想的研究。章士钊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的表现，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报刊这一媒介工具进行的。章士钊堪称一个地道的报人，从鼓吹激烈革命排满的《苏报》，到反对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甲寅》周刊，20 多年间，由章士钊主编、发起、创办或主撰的报刊，多达十四五种。其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有《苏报》《国民日日报》《民立报》《独立周报》《东方杂志》《甲寅》月刊、日刊、周刊、《新闻报》《国闻周报》等十种。可以说，谈及章士钊，就不能不谈他的报刊。报刊是章士钊的“铁饭碗”，是章士钊的“本行”，是章士钊人生历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在这方面，李日的博士学位论文《章士钊的新闻理论与实践研究》是一部开拓性成果。该文前半部分梳理了章士钊从《苏报》到《甲寅》周刊近30年的新闻实践，后半部分则探讨了章士钊的新闻理论、新闻业务理论、新闻特色、章士钊与近现代新闻人才群体的关系等问题[26]。

（七）对章士钊学术研究的研究。章士钊还是一位颇有造诣的学者，他在逻辑学、语法学、墨学、翻译学、柳宗元研究等领域都有建树，出版有学术著作《中等国文典》《逻辑指要》《柳文指要》等三部。而在逻辑学领域，其功劳尤著。章士钊是继严复引入逻辑之后，在中国专门研究逻辑、大力宣讲逻辑的第一人，时有“逻辑先生”之称。谢幼伟《评章著〈逻辑指要〉 ——兼论演绎与归纳》[27]，李日、郭春香《试论章士钊〈中等国文典〉对于汉语语法学的贡献》[28]，郭双林《章士钊与中国近代文法体系》[29] 等，对章士钊的逻辑学及其他学术贡献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和公允的评价。

以下对章士钊文化、文学思想及实践方面的研究进行总结、分析。学术界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对《甲寅》月刊与《新青年》渊源关系的探讨。早年，常乃德就曾指出，《甲寅》月刊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具有渊源关系[30]。但开始专门探讨该问题，并取得突出成就的，是岳升阳。1988年、1989年，岳升阳在他的硕士学位论文《〈甲寅〉月刊与〈新青年〉》[31]、论文《〈甲寅〉月刊与〈新青年〉的理论准备》[32]、论著《移植西方民主政制的失败与启蒙思想的复苏—— 〈新青年〉的先声〈甲寅〉月刊》[33] 等中指出：《甲寅》月刊在捍卫“天赋人权”说，以个人为本位调整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提倡功利主义，强调自我意识等四个方面与《新青年》存在深刻联系，《甲寅》月刊为《新青年》的产生提供了理论的准备。岳升阳后，有Timothy B.Weston、闵锐武、杨琥、庄森、李怡等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探索。Weston 指出，《甲寅》月刊聚集了民初中国最进步的知识群体，《甲寅》月刊超越了党派的偏见，关注民智的启发，倡导个人自由权利，重新定位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为《新青年》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生，提供了组织和思想的准备[34]。闵锐武认为，《甲寅》月刊反对帝制复辟、宣传民主共和、阐述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强调公民的政治自觉、捍卫“天赋人权说”等主张，以及在人员的构成方面，都与《新青年》具有深刻的渊源关系[35]。杨琥认为，《新青年》在其创刊之初，跟《甲寅》月刊在主编、撰稿人队伍、发刊宗旨、栏目设置、刊物风格等方面都存在深刻的渊源关系[36]。庄森指出，《青年杂志》承袭了《甲寅》月刊的办刊思想、编辑思路、作者队伍，延续了《甲寅》月刊的自由主义、人权思想等[37]。李怡抓住问题关键，指出从《甲寅》月刊到《新青年》的思想流变，是在对国家主义的批判和对个人主义的倡导这一核心问题上[38]。此外刘桂生、郑超麟等还从史实史料上提供了《甲寅》月刊与《新青年》渊源关系的佐证[39]。

第二，从新文学视角考察章士钊及其《甲寅》期刊。从新文学视角切入《甲寅》月刊，其代表性的研究者是李怡。李怡《〈甲寅〉月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思想先声》一文立足历史的审视，通过对《甲寅》月刊文本的穿透性考察，指出在对近代至民国初年的政治思想的反思之中，章士钊及其《甲寅》月刊同人重新调整了个人与国家的基本关系，为确立未来五四新文学的基础立场——个人主体立场，从现实政治思想的层面打开了一个通道，在这个意义上，《甲寅》月刊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思想先声[40]。刘康的硕士学位论文《五四新文学缘起的政治文化再考——以〈甲寅〉月刊为中心》也从新文学视角切入《甲寅》月刊，基本观点同李怡类似，但强调了以《甲寅》月刊为典型的政治文化是五四新文学发生的一个重要源头[41]。从新文学视角考察“后甲寅”及“后甲寅”时期的章士钊，主要的研究者有王永生、许祖华、郭华清、刘长华等。王永生《鲁迅与“五四”时期捍卫文学革命成果的斗争》一文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成果，该文指出五四时期鲁迅跟封建复古势力的“甲寅派”和章士钊进行了坚决的斗争[42]。许祖华《在逆反中构建的理论形态：论“学衡”、“甲寅”等复古派的文学主张》一文是80年代后期的成果，该文指出，“甲寅派”以“循环论”和“文以载道论”建构起复古的理论，在新文学的载体——“白话”这一焦点问题上与五四新文学阵营集中地展开了对抗[43]。近年来的成果，有郭华清的《章士钊与新文学运动》，其中指出，由于社会变革思想的不同，新文化派思想激进，主张新旧决裂，章士钊则主张渐进变革，新旧调和，由此引发了章士钊和新文学阵营的对立和冲突[44]。还有刘长华的《“甲寅派”文学价值观的历史考察和当下意义》，其中指出，“甲寅派”的文学价值观包括价值取向、文化品位、文本建构、作家身份等四个方面，尽管“甲寅派”具体的阐述存在不足和片面，但坚持民族道路、高雅品位、形式主义和精英立场，这些观点都有一定历史和现实意义[45]。另外，从新文学史视角考察章士钊政论文及文学观的，新中国成立前有胡适、钱基博等，近年来有欧阳可惺、周逢琴等。胡适将章士钊的政论文体归入古文范围内的一种变革[46]，钱基博则将其纳入现代文学史中进行叙述[47]。欧阳可惺的《从早期〈甲寅〉看政治论道及文学观念的转变》对章士钊的政论文体和“文学是什么”的观念进行分析[48]。周逢琴《论章士钊的逻辑文》[49]和徐鹏绪、周逢琴《论章士钊的文学观及其“逻辑文”》[50] 从章士钊的文学观念和文体意识出发，探讨了章士钊“逻辑文”的形成原因、文体特征，以及它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影响和意义。

第三，对章士钊的保守思想及《甲寅》期刊、章士钊五四以后的转变进行探讨。首先，关于如何理解章士钊的保守、章士钊保守主义的思想实质、具体表现和社会反应等问题，很多研究者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刘黎红首先分析了“保守”的含义。她指出，保守的内涵是复杂的，实际上兼有保守、反思现代化的社会弊端、革新等多种含义，不可作简单化处理[51]。刘黎红又对章士钊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新旧调和论”进行专门分析，指出，章士钊等对“新旧调和论”有系统化的理论论证，章士钊等辨析了东西/新旧、是非/新旧的关系，界定了“新旧调和”的含义、原则和方法，并援引进化论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这表明，虽然章士钊等人存在认识缺陷，但并非一味复古，也并非排斥新思想，而主张以重视实践、自由和理性的态度来处理思想文化问题[52]。刘黎红还分析了章士钊等人“新旧调和论”的社会反应。她说，五四时期围绕新旧“调和”展开的辩论，对“调和”的必然性、合理性都有复杂的认识，并不是简单的否定；对新旧问题的处理，希求采取批判的、理性的态度，而不是感性的排斥一切；对于“新”“旧”含义的理解，许多人都不一样，使得当时人们对调和的理解和态度，显得很复杂[53]。郑大华对包括章士钊在内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特征进行分析。他说，民族主义色彩浓厚，文化取向与政治取向的不完全一致，具有强烈的文化优位意识，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特征[54]。丁伟志通过同新文化阵营的对比，对章士钊等人的文化调和论进行了重新评价。他说，调和与反调和，是五四旧文化派和新文化派辩论的焦点。文化调和论是中体西用论的一种翻版，与新文化派的文化取代论相对。在文化发展问题上，旧文化派抛出“新旧杂糅说”与新文化派的“新陈代谢说”相对。在发展路向问题上，双方都不幸陷入了文化模式的挑选之中，实际上，需要越出挑选，而以新型的“文化关系分析”的观念，去实现古今中外文化的大交融[55]。郭华清也分析了章士钊的“新旧调和论”。指出，章士钊认为新文化运动主张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国传统文化，割断了事物发展的新旧历史联系，根本违背了章士钊坚信的调和规律，由此，章士钊抛出新旧杂糅调和论（文化调和论），同新文化运动展开论战[56]。沈松侨通过比较全面地分析五四时期章士钊的保守思想，指出章士钊保守思想的非传统性或反传统性的特点。他说，章士钊固然表现了对儒家文化伦理秩序的关怀，但他完全是以“是否适时”的“工具理性”作为权衡标准的；章士钊反对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任意比附，认为世界文化是多元的，没有毁弃自身文化、全盘袭取他者文化的道理；同时，为了有效维护自身文化，章士钊还极力在传统之外探求有利的思想资源。这些表明，章士钊的保守思想实际上已经越出了传统的范围[57]。钟华从历史连续性理解章士钊的文化保守思想。他说，新文化运动者不承认新旧文化有继承关系，一概弃绝传统文化，全盘认同西方文化，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而章士钊等人看到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提出新旧调和论，这对新文化运动的认识错误是一个纠正[58]。滕峰丽也对章士钊的文化保守主义进行分析，指出，章士钊强调对传统的继承，认为中国传统中存在着适用古今的“通性”，无论对传统还是对外来思想，都要进行仔细研究，以它们是否适用于当今的需要为取舍的原则。滕峰丽认为章士钊这些主张基本上是可取的[59]。

其次，关于章士钊保守思想的形成、《甲寅》期刊和章士钊的前后转变、转变过程、转变逻辑等问题，不少研究者也有深入的探讨。李华兴认为，随着对西方了解的增多，对改造中国难度的体会深入，再加上民初政治的败坏和欧洲一战的爆发，使得西方、现代化的弊病显露，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显现，由此，章士钊同五四时期其他保守主义者一样，由歌颂西方转变为批判西方，由疏离传统转变为回归传统[60]。滕峰丽认为，前《甲寅》时期，章士钊接受西学，谋求中国政治转变，是进步的；经过民初的政治失败和欧洲战争，章士钊转而谋求民族文化的延续，变得复古保守。章士钊前后的这种转变，折射了一代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救国方法中，从中到西，再从西到中，在中西碰撞中矛盾、冲突和迷茫的心境[61]。周基琛从历史和学理的角度探讨章士钊文化思想的转变。他说，章士钊的文化思想经历了由温和至保守的迁易，心理结构的因素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传统价值的核心如道德理想主义、文化精英主义、以天下为己任的立身原则以及文化民族主义等在心理上的深厚积淀，使章士钊整个心理结构的更新困难重重，相对于理性观念的现代化严重滞后，由此诱发了人格结构的分裂。为了弥合这一分裂，章士钊索性牺牲了知性结构的现代化，全心全意地皈依了传统。章士钊心理结构的这种错裂，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现象[62]。郑大华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兴起的“东方文化救世论”思潮与五四文化保守主义的兴盛有重要关系[63]。袁伟时指出，像章士钊这种由提倡西学到回归传统的转变，主要由缺乏穿透复杂历史现象的观察力，思想原创性不足、无力抗拒西方极端思潮的裹挟，民族主义情绪的侵袭等三个因素造成[64]。刘黎红说，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对赫胥黎的进化学说进行了主观加工，随着形势的变化，在五四时期，互助进化论取代了严复版进化论在中国的主流地位，同时其他进化论也纷至沓来，各种进化学说从不同方面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学理依据。新旧循环天演观，就为章士钊的保守思想提供了依据[65]。俞祖华认为，类似于章士钊这样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承认传统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的事实，认识到传统需要变革，痛苦地否定传统，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民族意识又不断觉醒，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认同传统文化，这样一种冲突性心理，便酿成了五四时期的文化回归现象[66]。鲁兰洲也认为，文化回归现象是五四知识分子思索在学习西方过程中如何保持文化民族性问题的一种表现[67]。邹小站认为，章士钊有政治文化的理想，但章士钊认为理想的实现，只能依靠少数精英；章士钊虽主张个人的自由权利，但他更注重国家的富强，国家主义最后压倒了个人主义；为了国家的富强，章士钊认识到应该向西方学习，但西方文化的冲击，打击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民族文化传统的延续和维护，转而变得重要。章士钊从激烈到温和再到保守的转变，原因便在这里[68]。沈松侨独辟蹊径，从章士钊的“转变”中看到章士钊的“不变”。沈松侨认为，五四前后，章士钊的思想外貌一再更迭，然而其中若干基本要素始终未变，章士钊标举的精英主义与新文化运动的平民主义始终有距离，其所以忽而激进，忽而保守，完全以是否适时为定[69]。

再次，关于对章士钊、《甲寅》的转变如何评价、对章士钊的保守思想如何评价，可以说见仁见智，从否定到肯定，各种看法都有。一为基本否定。长期以来，学术界均以“反动”“复古”相看待。新时期以后，还是有很多人坚持章士钊、《甲寅》周刊“反动”“复古”的看法。比如，王永生便将章士钊及《甲寅》周刊视为文学革命的反动势力[70]。刘宏伟将《甲寅》周刊视为反历史发展的逆流[71]。二为否定中亦有肯定。这种态度总体否定《甲寅》周刊和章士钊，但也承认他们的一定价值。比如，丁伟志认为，相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过激主义”，“文化调和论”的大前提是完全错误的，但其中仍有合理成分[72]。袁伟时认为，章士钊一类人执意回归传统，是误入歧途[73]。三为肯定大于否定。比如，钱婉约认为，新文化运动者主张偏激，思维方式简单、粗暴，对思想文化发展和学术研究带来了不良后果，而章士钊一派主张比较公允，认识比较合理，其学术价值应该得到重视[74]。滕峰丽也认为，章士钊保守派的主张基本可取，但有一些偏激和片面[75]。四为基本肯定。这种态度淡化，或者回避章士钊的负面价值，而特别凸显保守的意义。比如，邹小站认为，章士钊能够在论争中维护自由言论的权利，在根本上体现了一位自由主义者的作风[76]。廖超慧认为，章士钊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基本是对的，总体上应该把章士钊看作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77]。

第四，对章士钊文化活动、文学实践的研究。五四时期的章士钊，不仅在思想、话语的层面介入新文化、新文学，而且还有实际的文化文学实践。比如，章士钊的教学活动与实践，章士钊宣传自己主张的演讲活动，章士钊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和冲突，章士钊在段祺瑞政府中的“整顿教育”，还有章士钊坚持不懈的旧体诗词创作等。在这个方面，有沈松侨从“行动中的保守主义”对章士钊整顿教育的分析[78]，白吉庵从思想文化角度对章士钊与胡适关系的解读[79]，丁仕原对章士钊旧体诗词创作的品评[80]等，都有一定独到之处。

归纳整个《甲寅》期刊和章士钊研究，可以发现这样一些情况。

《甲寅》期刊、章士钊研究已经全面铺开。章士钊的政治活动、生平交往、政治思想、调和论、文化文学思想及实践、新闻思想及实践、学术研究等，各方面都有人涉足，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章士钊的生平交往、政治思想、调和论等方面，关注尤多，成果亦多，几乎占了研究总量的七八成。同时，《甲寅》期刊、章士钊研究的整体学术水平也很高。很多研究者长期关注于此，浸泡其中，一些学术界的大家、名家也在这一领域用力。其研究或有新材料，或有新视角，或有新观点，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也带给人深刻的启示。其中，特别涌现出一批优秀之作，视野开阔，文献扎实，理论概括力强，对对象把握得准，对历史洞察得深入，颇见功力。

不过，在研究热潮、丰硕成果后面，也暗藏一些问题，甚至有比较突出的问题。首先，用力不均衡。对章士钊的生平交往和政治思想研究，过于泛滥，泛泛而谈者多。而在很重要的章士钊的文化思想方面，却相对投入不够。“章士钊与五四新文化”“章士钊与五四新文学”“章士钊与近代学术”“章士钊与近代新闻事业”等课题，都可以深入挖掘。“章士钊与近代教育”等课题，甚至无人问及。就本书选题而言，将《甲寅》期刊融入整体的文化思潮之中，比如融入民初民主思潮和五四保守思潮，考察其思想内容及其思想转变者很多，而专门从新文学视角将三个《甲寅》一体考察，探讨《甲寅》期刊及章士钊发展转变者少，或者没有。其次，重复性的研究较多，有独创性的开拓少。比如在本书选题这个方面，对《甲寅》月刊和《新青年》关系的探讨，很多文章在两刊的外部联系方面下功夫，或者满足于两刊思想观点的罗列和比较，有穿透性和独创性的发现相对较少。而探讨章士钊的转变及章士钊保守思想的形成，基本就围绕章士钊的民族主义意识、国家富强观念、精英主义立场等方面做文章。

与本研究密切相关，还有一些方法上的问题，也在章士钊文化文学思想研究的方面暴露出来。一种做法是，把章士钊划入五四时期的保守主义，从文化思潮的整体性上对章士钊进行把握。这种研究方式的好处在于，视野开阔，可以全方位展示时代的风貌和文化的景观，具有强烈的历史感。然而问题也是明显的，那就是，往往议论空泛，不能落实，一些命题、判断经不起推敲，也经不起检验。章士钊具体怎样，有何特性，有何独特意义，不得而知，研究对象真实的存在不能呈现出来，对研究对象的深入把握于是显得困难。一种做法是，直接从章士钊的言论材料入手，比如从《甲寅》期刊入手，以文字解读、文本细读的方式理解对象。这种从文献出发的研究思路，无疑是正确的，本书也将继续遵循。它有利于对象的真实呈现，有利于把握对象的具体性、独特性，一切有原创性的学术观点，往往从中得来。问题是，一些研究者深陷文献之中不能脱身和自拔，不能跳出文献看文献，跳出章士钊看章士钊，不能对对象以历史的审视和历史的洞察。这样的研究，可能观点正确，论证也合理，材料也翔实，然而，由于没有从具体材料的裹缠中挣脱出来，升华起来，进入到宽广的历史文化空间，去把握对象与其历史文化环境的逻辑联系，把根须扎入历史文化厚厚的土壤，这样的研究，实际上往往是肤浅的，是没有穿透性的。只有既潜入文献，潜入章士钊，又跳出文献，跳出章士钊；既进入其内部世界，细致地领悟其内在蕴含，又升腾到宽广的外部世界，宏观地把握对象与外部世界的逻辑关系，把根须扎进历史、文化的土壤；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内外反复，持续不断，达到微观文献具体与宏观历史流程的契合与贯通。这样，兼备准确性与深刻性、具体性与概括性、新颖感与厚重感、原创性与穿透性的研究成果，才可能出现。

三研究思路

本书拟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和良好的研究经验，同时回避前人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和缺陷，尽量扬长避短。本书选择前人涉及不多的新文学运动的视角，摆脱单纯文本分析的套路，由期刊阵地向广阔的历史文化空间延伸，将微观的文献分析与宏观的历史文化把握相结合，对前、后《甲寅》进行整体性的考察。横向以把握各个《甲寅》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为中心，首先揭示以章士钊为中心的各个《甲寅》的背景、来源和特征，然后阐述各个《甲寅》的具体表现，最后将各个《甲寅》落实到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关系的方面。纵向以清理前后《甲寅》、前后章士钊的转变为中心，扣紧《甲寅》期刊主编章士钊的主线，遵循《甲寅》期刊创刊、续刊的脉络，以时间为序，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中推动叙述。希望在这种纵、横交错之中，建立一种新型的逻辑思路和逻辑体系，并从中推导出与现有观点不同的结论，给人一点别样的启示。

围绕论题，全书分绪论、正文、结论三部分，大致形成总—分—总结构。

绪论首先提出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然后进行文献综述和现状分析，再后作全文结构安排。

正文以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为序，分三章。

第一章以《甲寅》月刊及章士钊等《甲寅》月刊作者为中心，分析清末民初追求民主政治的革命力量兴起，给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带来的机遇。第一章分五节。第一节结合学术界观点，分析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在近代尚未实现的原因，指出政治革命力量的出现给五四中国文学带来了机遇。第二节以《甲寅》月刊作者群为中心，探讨清末民初政治革命力量的形成、内涵、性质和目标等。第三节探讨追求民主政治的革命力量由实际政治军事行动到从事民众启蒙活动的转变。第四节从启蒙者、启蒙对象、启蒙方式、启蒙内容、启蒙目标等方面，探讨追求民主政治的革命力量在《甲寅》月刊平台所进行的启蒙活动。第五节梳理从《甲寅》月刊的政治启蒙，到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思想文化启蒙和文学启蒙的过程。

第二章以《甲寅》日刊及《甲寅》日刊时期的章士钊为中心，探讨章士钊代表的政治革命力量的工作转向，并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方向逐渐分离的情况。第二章分三节。第一节分析章士钊代表的政治革命力量由从事民众启蒙活动回落到实际政治军事行动的过程。第二节分析旨在进行民主政治实践的《甲寅》日刊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关系。第三节探讨章士钊初期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态度及其原因。

第三章以《甲寅》周刊及章士钊等《甲寅》周刊作者为中心，分析五四以后章士钊代表的新型政治革命力量的形成，给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带来的挑战。第三章分五节。第一节探讨五四以后，章士钊代表的追求礼教政治的革命力量的形成、内涵、性质和目标等。第二节探讨章士钊及《甲寅》周刊看待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视角问题。第三节分析章士钊、《甲寅》周刊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启蒙主义的认识问题。第四节探讨章士钊、《甲寅》周刊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采取的实际措施的问题。第五节论述新文化新文学阵营对章士钊、《甲寅》周刊的还击及其结果，指出新文化新文学此后依然面对类似章士钊、《甲寅》周刊那种非民主政治追求的革命力量的挑战。

结论归纳全文要点，提取中心观点，并从《甲寅》期刊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关系探讨现代中国政治与文学的关系。

[1]章士钊：《晶报后题》，载《甲寅》周刊第36号。

[2]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初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3]白吉庵：《章士钊传》，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

[4]邹小站：《章士钊传》，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5]陈书良：《寂寞秋桐：章士钊别传》，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

[6]章含之：《我与父亲章士钊》，载《中州统战》2003年第9期。

[7]饶怀民：《民主革命的宣传家——评辛亥革命时期的章士钊》，载《求索》1986年第1期。

[8][日]高田淳：《章炳麟·章士钊·鲁迅》，（东京）龙溪书舍1974年版。

[9]郭华清：《章士钊与段祺瑞》，载《安徽史学》2005年第2期。

[10]李吉奎：《是非蜀洛待澄清——孙中山章士钊关系探索》，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1]李琬：《毛泽东与章士钊交往记实》，载《党史天地》199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