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变化的关注

19世纪7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的状态进入组织化的状态，进而推动了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和资本的集中与垄断。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过程中，劳动生产率得到极大的提高，科层制管理普及，无产阶级内部开始出现分化，逐渐形成了工人贵族阶层。在这种背景下，资本主义的统治日益稳固，无产阶级革命似乎变得越来越远离现实。面对这种情况，正统马克思主义、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与列宁从不同的视角解释和分析了这些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促使资本主义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同时“丰裕社会”的出现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牢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出现大调整。具体而言，在密里本德所处的这个时代，有两个突出的变化：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阶级消亡”论也随之而起。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取措施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从社会民主化到福利国家的推广，再到社会改革，整个资本主义进入了“丰裕社会”，掩盖了阶级矛盾，缓解了阶级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很大程度上减少了阶级斗争。密里本德的政治理论正是在对上述资本主义客观现实变化的关注中产生和发展的。

一 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东西方处于冷战对峙的态势之中，但总体而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这就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在这个较为和平稳定的时期，它们率先开展的以电子信息科技为主导的新科技革命引发了这些国家的深刻变革。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也使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进而对这些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生深刻影响。与之相对应，这些国家的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化。

就工人阶级而言，尽管在人数上依然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其呈现出不断分化的趋势。传统蓝领工人减少，白领工人增加。以前劳动力的主要构成部分是体力劳动者，但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对象的变化催生了大量脑力劳动者，工人的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此外，第三产业工人比重也大幅提高。20世纪50年代后期，社会下层的社会政治身份日益多元化，阶级只是政治身份和行为的多种决定性因素之一，年龄、种族和地理位置变得越来越重要。[2]就资本家阶级而言，其构成也趋于复杂化。除了传统的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外，一些人凭借知识和管理技能成功跻身经理阶层，成为资本家阶级中的一员。而中间阶级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中间阶级并没有像马克思预想的那样逐渐减少，而是仍然存在，并不断壮大。

西方学者面对上述阶级结构变化，试图以中产阶级的概念来回避工人阶级的客观存在。他们以收入作为主要划分依据，将工人阶级中的一些高收入者划归到中产阶级队伍中，进而指出工人阶级正趋于消亡，阶级斗争不复存在。甚至一些左翼学者也提出类似的观点。例如，在高兹看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已经发生蜕变，他们不再对社会主义抱有憧憬。他将工人阶级定义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机器”。鉴于他们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所谓的工人阶级，由此做出了“告别工人阶级”的论断。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现实变化，尤其是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导致西方学界展开阶级与无阶级的广泛讨论，并在英国新左派内部形成了一些争论，成为战后英国左派所经历的危机的核心部分。在这种新的历史现实中，密里本德深入展开对发达资本主义阶级、国家等问题的研究。

二 对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调整和改良的关注

密里本德密切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变化和特点。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活动，以及工业、商业、金融和相关的通信行业，处于私人所有和控制之下。这种控制活动的强度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其主要利益提取的形式不再是单纯地剥削工人阶级，并且“资本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稳固地内嵌在社会秩序中”[3]。同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市场关系被称赞为个人和社会交往的最理想的形式，商业化也前所未有地遍及生活的各个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自身进行调整和改革。

首先，“社会的民主化”。密里本德认为，虽然“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发展水平和物质福利水平上极为不同，但它们却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没有试图提出任何重大的要求。在他看来，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除了公民社会的重要性日渐突出，能够限制、分化和控制国家权力，以及世界工人运动衰落之外，更重要的在于资产阶级通过各种机制使群众远离政治。“二战”后统治阶级为了维持既有的社会秩序，捍卫自身的既得利益和特权，开始改善工薪阶层的日常生活，试图收买工人阶级。密里本德将这些资本主义做出的努力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可能没有提及的，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的民主化”现象。

其次，福利国家的推广和趋势。1948年英国建立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福利国家，开启了资本主义与福利国家的结合。这一模式得到迅速模仿，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共同的政策。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次大变革，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范围以及影响持续扩大。一些西方学者将这个时代称作“福利国家资本主义”时代，并进一步指出，越来越多的民众收入由政治规则和权利决定，国家的常规活动也越来越集中在社会安全的监管和社会关怀及教育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家庭收入来源于公共收入，而不是来源于作为私人或公共资本的财产或劳动。所以他们大肆宣扬社会民主范式、福利国家、凯恩斯主义管理的混合经济。但密里本德指出，西方主流学者只是一味宣扬福利国家的优点和繁荣，却掩盖了其背后的实质和趋势。在他看来，西方国家的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派之间关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共识侵蚀了战后繁荣时期的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攻击了公共和福利政策的公共支出。虽然西方国家决心降低公共供给的水平，但取得的成效甚微。因此，虽然不能完全摧毁“福利国家”，但事实上它正在被逐渐地侵蚀。此外，西方福利国家兴起的潜在原因之一是要解决阶级冲突和社会主义构成的威胁。由此，密里本德将仍然存在的“福利国家”定义为资本主义一个低劣的、吝啬的事业，它并不能像宣称的那样，可以不论阶级地位和收入水平，根据每一个人的需要提供资助。[4]因为国家的这种“福利功能”丝毫不会改变它的阶级本质，它是阶级斗争的内在部分，也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修正。

最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改革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改革是这些政权得以长期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改革的目的在于应对阶级冲突。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的不平等暴露出它对于自己一直宣称的“民主”和“公正”的背离。为了应对来自下层阶级的挑战，缓和矛盾与冲突，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的捍卫者不得不进行了大范围的社会改革。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等西方国家纷纷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随着撒切尔上台执政，英国也开始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同时也出现阶级分化和社会阶层固化等问题。密里本德尖锐地指出：“社会改良一直是资本主义政治内在的组成部分，而支持这种改良的人不仅不关心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反而把社会改良看成是反对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预防措施。”[5]因此，资本主义国家这种零散的改革不足以治愈其自身的罪恶，改革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它只是对某些特定的无关紧要“问题”的回应，并且一直被资本的逻辑所束缚。他将保守的政府改革看作是通过购买社会和平与让步来防止社会的激进转换。此外，他也提到，资本主义改革大多局限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创造的结构中，即“民主”政治结构对国家行为不可避免的限制。由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必然与它宣布的目标相去甚远。因此，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的修补活动一直进行，但他们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也无法掩盖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弊端。

总之，在密里本德看来，不论是社会的民主化，还是福利国家，抑或是资本主义的改革，它们的目标都是缓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问题。而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措施和手段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西方学者李普塞特甚至断言，工业革命的基本政治问题已经解决：工人已经取得工业和政治上的公民地位；保守党人已经接受福利国家；左翼民主派已经承认国家权力的全面增长对自由的危害，远比解决经济问题为甚。还有的学者否认世界处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中，并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视为同一类型的工业社会的两种形态。对这些现实问题的关注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社会主义的挑战促使他进一步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