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社会学视角

（一）乡村、社区

旅游是一种社会行为，除了具有经济属性外还具有社会属性。不过，在民族旅游的参与过程中，与族群相关的社会单位有很多类型，族群文化所承载的空间更多的是乡村。

在我国古籍中， “社会”作为一个概念使用较少，使用较多的是“社”或“会”。一般地，“社”是指用来祭神的地方，后指一种乡村基层组织；而“会”是指集会、聚会，有时也指民间团体。总的说来，古籍中的“社会”基本上是指民间的、有一定联系的人形成的社会活动的形式。

社会学中的“社会”一词是英文“society”的译语，又来自拉丁语socius（伙伴）一词。西塞罗曾用societas来表示人类的共同体，后来这一概念用来表示人与人结合的存在关系，而使其含义变得越来越抽象。社会一词在社会学领域是一个核心概念它有如下含义：[83] 第一，社会是由有意志的个体组成的，社会是人们共同生活的结合体，社会是人的社会；第二，社会是有意志的个体通过互动而形成的，社会是一个互动的体系，共同的兴趣和结合在一起带来的利益是人们结成社会的深层原因；第三，社会是由相关的社会关系积累、连接而成的，社会是社会关系的体系，这些社会关系是在具体情况下人们共同活动的规范。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总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与他人共同生存与发展。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了社区的概念，认为这是一种共同体状态，是由具有共同习俗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所形成的关系密切、富有人情味的社会组合方式。社区的社会组织会发生社会变迁，在社会变迁中利益问题是主要的动力。社区与社会不同，它更强调地域和共同体的特点：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组织起来的人群，有一定的地域界限、有共同的社会生活、有一定的社区文化，居民对社区有认同感和归属感。

但是，中国对这一概念的使用明显具有中国特色。由于我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社区就包含了社区与村落的双重内涵，不管怎样都包含着地域、社会互动和共同约束。从社区的形成方式上来看，自然形成的就是自然社区，如村落。由于人们聚地而居，共同生活，而从内部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人们的共同仪式，并形成了人们对居住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社区，因此，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有了自然村、行政村等不同的社区区别。

农村社区是相对于传统行政村和现代城市社区而言的，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农村居民在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农村与乡村的概念有很多相同点，只不过前者更体现了其农业生产方式及农业文化的特点，而常用乡村强调人类的村落居住场所和乡村文化。另外，自然村是经过长时间在某处自然环境中聚居而自然形成的村落；而行政村是指政府为了便于管理，在乡镇政府以下建立的中国最基层的农村行政单元。自然村一般小于行政村，如几个相邻的小村可以构成一个大的行政村，这个行政村由一套领导班子（支部、村委会）管理，可以把几个自然村分成几个组，每组一个组长，这些自然村都要受行政村村委会和村支部的管理和领导。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两者本身就有着很多天然的联系而无法割裂。第一，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有机联系与后天积累。社会学是以研究人类社会为根本原则，而人类的社会现象亦即文化现象；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这种文化也包括人类社会及其一般原则。除此之外，两者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技巧也有相同之处，如问卷调查、数据统计等。第二，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一直都与社会学如影相随，甚至是“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完全可以三科并举、互相交叉、各得其所、共同发展”的局面。第三，受理论提出者学科背景的影响，如麦康纳就曾受到地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训练。[84] 不同的是，文化人类学更注意对社区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考察；而通过对不同社区、乡村的文化形态的比较可以深刻认识社区的特点和变迁。

在本研究的四个案例中，只有一个是旅游景区，其余三个皆具有村落文化的特点，隶属于四川盐源县泸沽湖镇木跨村管辖的达祖虽是村（社），但由于其在现代旅游场景中的村落呈现，在研究中忽略其具体的“社”的行政意义，而作为村落来进行研究。

（二）旅游场域

目前，对“旅游场域”的研究已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理论的探讨，对其概念的分析和特点的研究以及旅游场域中涉及和卷入的社会力量或各种社会关系主体；二是对旅游场域的具体运用，如探讨民族旅游场域中的民间规则、宗教旅游场域中的特殊宗教部门以及旅游场域中对“舞台真实”问题和各种权力问题。

“场域”并非一个新概念，梅洛·庞蒂、萨特在其著作中已经使用过，布迪厄在1966年的《论知识分子场及其创造性规划》中最初使用这一术语，直到70—90年代这一概念才在他的著述中不断发展，其重要性逐渐超过了“习性”等概念。必须承认，布迪厄的场域观在理论上是引人入胜的，这也因此常常被人作为解决某一特定区域问题的分析理论框架（朱国华，2004）[85]。同时，由于布迪厄的场域和相关的惯习、资本等概念和理论研究的系统性和反思性的特点，也因此带来了很大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

“场域”理论的提出与学术研究的历史背景和特点有关。长期以来，社会学理论中“个体”与“整体”“主体”与“客体”等各种二元对立的命题一直被奉为圭臬。布迪厄指出：这种二元对立中的一元选择体现了对社会现实的常识性知识，正是这种常识性知识妨碍了社会学的活力。布迪厄倡导思维方式的多元性和从关系的角度来进行社会现实的分析与研究，并以双重（而非二元）运动规律的辩证关系为基本假定，提出了构成其独特理论体系的重要概念“场域”（field，或译作“场”）：“它必须是研究活动的中心”[86]。所以，场域及相关理论在他的学术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场域”是布迪厄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场域”具有丰富内涵和具体特性，而且，“场域”是进行社会活动分析的基本单位。

旅游场域是一个较为特定的概念，有着很强的理论含义和现实意义。笔者早在2003年的硕士论文中就提出了“旅游场域”的概念，后在博士论文中又对旅游场域的概念、特征，尤其以东巴文化为例对旅游场域及其中的象征资本东巴艺术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笔者认为，旅游场域是以旅游现象为中心而形成的非实体性客观关系网络。简单地说，它是指存在于旅游空间中的一个客观关系网络，或是被卷入到旅游活动中的各种社会角色所形成的一种关系构型[87]。任何场域都是由历史积累而成的，广义上而言，只要有旅游活动及相关的社会现象，就会有旅游场域；狭义而言，真正的旅游场域是在现代旅游活动产生后形成的。基于现代旅游活动的基础，丽江旅游业的发展规模已形成了具有“独立”意义的“旅游场域”。

与“场域”“旅游场域”相关的三个重要概念是习性（habitus，有译作“惯习”）[88]、资本（capital）和社会行动者（agent）。习性是指一种明确地建构和理解具有其特定“逻辑”（包括暂时性的）的实践活动的方法[89]。资本是旅游场域中行动者所独具的能力和资源，资本的三种根本类型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经济资本是“可以立即并直接转换成金钱，是一财产化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社会资本是以社会义务（“联系”）组成的，这种资本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还有一种象征资本，如“东巴文化”在旅游场域中独特的地位成为一种最有代表性的“符号资本”。资本是布迪厄对马克思的“经济资本”概念的改造和延伸，不同的是：它既被当作场域内争夺的目标，同时又是赖以展开争夺的手段，比如可以进行不同类型的资本交换。不同权力的行动者在不同的位置上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旅游场域中的权力是行动者所具有的独特社会角色和相应的合法性资格。

旅游场域的社会行动者围绕着与旅游有关的文化资本进行转换、支配与控制，以获得各自所需的文化权力，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文化的权力生成主要有三种策略：区别异己争夺大众、争夺资本获得霸权性和符号再生产追逐利益化。而策略的实施需要通过贯穿于旅游市场中生产、传播和消费过程的文化商品化与符号资本再生产的方式获得社会的认同，主要通过景观的生产与空间消费等途径得以实现，并形成了围绕景观、影像与形象的由内至外的符号生产体系。文化的权力生成与表达及其相互作用，推动着文化资本与其他资本的转换，因此对旅游场域的演进具有重要意义。[90]

需要说明的是，“旅游场域”与“旅游系统”“旅游空间”和“旅游圈子”不同。“旅游空间”主要是指旅游活动的地理空间[91]；“旅游系统”则一般认为是由旅游主体（旅客）、旅游媒体（旅游交通、旅行社、饭店）、旅游客体（旅游资源）组成的概念。旅游场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为旅游活动的根本；旅游系统是静态概念。而“旅游圈子”和“旅游场域”的内容其实相同，都源自布迪厄。为了解析社会区隔现象的动力机制，布迪厄打造了“圈子”（champs或field）的概念，“圈子”是社会研究的视野从传统社会扩展到发达社会时非常必要的工具；并认为圈子是社会区隔的基本结构单位[92]。

在旅游场域的理论模型下来探讨民族文化所面对的具体问题，尤其民族文化的旅游展演过程中不只有管理主体的介入还有更多的社会角色，这样可以更集中地分析其中多元而立体的社会关系以及各种资本的动态转换，特别对影响民族文化变迁、文化商品化、文化保护及与旅游活动相关的主要社会行动者和权力关系进行深入探讨。

（三）社会区隔

进一步，为了深入对不同文化地域中的东巴文化尤其是旅游场域中的文化资本的积累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区隔”也可以很好地将四个案例的文化特征进行相对区分。

文化资本的传承和积累是长时间的过程，其结果是形成某种生活方式。布迪厄在《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一书中从惯习概念的延伸中又进一步指出了文化趣味在社会分层、社会地位中的重要性。布迪厄认为，任何个体、群体和机制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都可以用他们保有的资本总量和资本构成这两个指标来确定。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化趣味是行动者的阶级、社会等级归属的标志。文化趣味不仅是一种审美能力，它不经意地泄露和表达了行动者的社会位置。习性、生活形态（life style）的区隔，为研究阶级的传统方法注入新鲜血液。这样，既考虑到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阶级区隔功能，又没有掉进缺乏历史和经济因素的后现代形式研究的泥沼，而是植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之中，研究现代社会的复杂的阶级区隔状况。[93]

同样，社会区隔也对旅游活动的分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曹国新指出，社会区隔是旅游活动的文化社会学本质。[94] 人们积累旅游文化资本的目的是将自己与他人区隔开来，人们展示旅游文化资本的目的也是将自己与他人区隔开来。旅游文化只是社会区隔这一人社会存在的本质目标的手段之一。他还指出，在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认识架构内，旅游文化资本由其他类型的资本转换而来，可以区分为旅游文化能力、旅游文化产品和旅游文化制度三种形式。当然，这三种形式对于旅游场域比较成熟的旅游文化地来说是可以进行区分，但对于旅游场域还未形成或不成熟的小区域而言却是很难进行分析的。

总的来看，对区隔的研究分两个层次，一是对于特定社群的社会文化，二是对于旅游文化区域，不论怎样，从整体观的视角来看，四个案例地的东巴文化积累和日常生活成为各自相对于纳西族群西部文化区的社会区隔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