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文学活动考论

王学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陶雄主要从事戏曲方面的工作。他先后担任华东文化部戏改处研究室主任、华东戏曲研究院编审室主任、上海京剧院副院长等职务，出版《三世仇》《伏虎冈》等京剧剧本和《红氍毹上》《黄花集》等戏曲评论集，作为编委参与《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等大型辞书的编写，主编《中国戏曲曲艺辞典》《中国京剧史》等戏曲理论著作，他还是影响广泛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主要编导人员。因此陶雄逝世之后，是被作为“我国当代卓越的素孚众望的戏曲理论家”[27] 而加以纪念的。其实陶雄首先是一位新文学作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发表过一大批有影响的小说、戏剧、译作，还曾长时间担任“文协”成都分会的常务理事，负责过该分会总务部、研究部的工作。在今天很多现代文学研究者已经不太知晓新文学作家陶雄的情况下，很有必要对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文学活动进行梳理。

一

陶雄（1911—1999），江苏镇江人，作家、戏曲理论家。他生于南京，幼年时随父母来到北平，先后就读于女高师附小、北师附小、师大附中等学校，与张岱年、陈伯欧（北鸥）等同学[28]，1932年夏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系。陶雄上大学时即开始在中学教授英文，他先后任教过的学校有师大女附中、志成中学、春明女中及河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等。1936年陶雄被聘为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即后来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讲师。全面抗战爆发后陶雄考入当时空军的领导机关航空委员会任英文编译，翻译过一些技术文件。1938年随军入川，转任《中国的空军》等报刊的编辑、主编。抗战胜利后陶雄回到南京，任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副教授兼总务主任，后任上海光华大学外国文学系和大夏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陶雄从小就爱好文艺，当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小戏迷时，就常去广和楼看富连成小四科杨盛春、高盛麟一辈演出的小武戏”[29]，在北平上大学时，曾“加入了内务部街‘雪社’票房淘点玩艺儿，是个十足的大戏迷”[30]。据张岱年回忆，陶雄在北师大上大学时，与同学阮庆荪、陈伯欧、谷万川等组织了“人间社”，该社曾邀请鲁迅、张申府等校外名家来校讲演。[31] 这种爱好为他以后的文学活动奠定了基础。

考察陶雄的文学活动，首先必须把陶雄与陶熊、龚雄二人区别开来。

有几种著作记载抗战时期在遵义、自贡等地上演过陶雄的剧作《反间谍》[32]，其中一种还说得很具体：“《反间谍》作者陶雄，江苏镇江人，作家，抗战期间在贵阳、遵义从事过戏剧活动，在遵义还写有剧本《潘金莲》《不愿做奴隶的人们》。”[33] 这是将陶雄与《反间谍》等剧的作者陶熊弄混了。三幕剧《反间谍》1946年3月由文江图书公司出版时，封面上印着“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第四届毕业公演”“演出修正本”字样，作者陶熊在《序》中说“这个剧本是在三十年春写成的，同年六月中旬在母校首次上演”，并称万家宝为“我师”。[34] 由此看来，陶熊毕业于国立剧专，是曹禺的学生。而陶雄毕业于北师大，他与曹禺均曾任教于国立剧专，二人年齿相仿，陶雄仅比曹禺小一岁，不可能尊曹禺为师。显然陶熊不是陶雄，而是另有其人。

龚雄的中篇小说《银空三骑士》曾连载于《中国的空军》[35] 并出版单行本，其生平亦不详。陶雄的小说集《麻子》1947年12月在上海由独立出版社出版时，在版权页和目录页之间，单独有一页列有“本书作者其他几种著译”，奇怪的是除《0404号机》《伥》《壮志凌云》《敌后的插曲》《人质》《航空圈内》《总站之夜》外，《银空三骑士》也赫然在列。这就把龚雄与陶雄联系起来了，让人不能不发生联想：“龚雄”就是陶雄吗？作为《中国的空军》的工作人员，在自己编辑的刊物上发表作品时署个笔名，是完全可能的。根据现存的资料，可以发现龚雄除发表《银空三骑士》等不多的文学作品外，还曾发表《漫谈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扩充与飞机》《苏联跳伞的十年间》《地面上的飞行试验》《“尾巴查理”——一个空中射手的自白》《空中竞赛》等译文，这似乎也与陶雄翻译家的身份以及曾在航空委员会翻译空军技术文件的经历吻合。问题是陶雄在《抗战四年来的空军文学》一文中，曾经列举空军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他将《天王与小鬼》《0404号机》《夜曲》等作品归并到自己名下，而仍然说《银空三骑士》是“龚雄作”[36]。这又不能不让人对龚雄就是陶雄产生怀疑。《银空三骑士》是“空军文艺丛书”的第二种，封面上印着“陶雄主编”“龚雄作”等字样，“主编”应该指主编“空军文艺丛书”，“作”应该指创作《银空三骑士》，两人的姓名同时出现，是同一人的可能性不大。该书的后记中写道：“直到二十九年（1940年——引者）春，因为自己走进一家空军杂志社，这才下了决心把它——这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用小说形式表现出来。”[37] 而据陶雄作于1939年9月15 日的《〈悼亡集〉题记》，他是1939年4月开始“担负一个空军刊物的编务”[38] 的。这两个时间点也不一致。因此我们宁愿相信独立出版社出了一点小小的差错，龚雄恐怕也另有其人。

二

陶雄真正开始文学活动，应该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1935年12月，他的诗作《夜》发表于《质文》第4号。该诗写车夫的悲惨生活，充满了对劳动者的同情：“黑暗在他心头凝成了浓墨，/车轮戚戚苦苦低吟着夜歌。/银星皎月早到云层里酣卧，/剩下陋巷一声梆子一声锣。//脚边昏黄的光圈步步熄暗，/冥漠中把希望踏成了轻烟。/枯叶在夜风怀里向他喟叹：/凭一身好筋骨买不饱两餐！”1936年夏，他的小说《心病》《难题》等作品也相继发表。1937年夏，他参加演出熊佛西的话剧《吴越春秋》。陶雄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1949年的文学活动，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陶雄创作了大量新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刊载于《七月》《抗战文艺》《文艺阵地》《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笔阵》《中原》《文艺先锋》《战时文艺》《青年文艺》《防空月刊》《中国的空军》《航空建设》等刊物，结集或出版了单行本的有《航空圈内》（报告、小说集，“空军文学丛书”第二种，中国的空军出版社1940年1月版）、《总站之夜》（戏剧集，“空军戏剧丛书”第五种，中国的空军出版社1940年3月版）、《0404号机》（小说、戏剧集，“七月文丛”第2种，海燕书店1940年6月版）、《伥》（短篇小说集，“现代文艺丛刊”第二辑之三，改进出版社1941年8月版）、《壮志凌云》（四幕剧，“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戏剧丛刊”之一种，独立出版社1945年版）、《麻子》（小说集，独立出版社1947年12月版）等。在陶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创作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是小说和戏剧。就小说而言，陶雄的《0404号机》（《七月》1938年5月第3集第1期）、《张二姑娘》（《抗战文艺》1938年10月第2卷第7期）、《守秘密的人》（《抗战文艺》1939年1月第3卷第7期）、《伥》（《文艺阵地》1939年5月第3卷第3期）、《麻子》（《笔阵》1942年10月新5期）、《拾来的枪》（《青年文艺》1944年12月新1 卷第5 期）等作品，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的小说经受了时间的检验，成为抗战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如《0404号机》《麻子》分别收入1989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小说编和通俗文学编，《张二姑娘》收入1990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短篇小说卷，《0404 号机》还进入了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单位联合推荐的“中国抗战文学名作百篇”。就戏剧而言，陶雄创作了话剧剧本《军营前》（独幕剧，《防空月刊》1937年5月第3卷第5期）、《总站之夜》（独幕剧，《七月》1939年8月第4集第2期）、《阎海文之死》（独幕剧，收入戏剧集《总站之夜》，于1940年3月出版）、《归队》（街头剧，收入戏剧集《总站之夜》，于1940年3月出版）、《九年以后》（独幕剧，又名《空军之家》，《笔阵》1942年6月新3期）、《男儿经》（四幕剧，又名《壮志千秋》，《文艺先锋》1947年2月第10卷第2期、1947年3月第10卷第3期连载）等，其中《九年以后》《男儿经》艺术上比较成熟，后者上演后还曾于1944冬“荣膺中央首奖”[39]。除创作小说和戏剧外，陶雄还写有一定数量的散文、报告和少量的诗歌。散文如《乡里》（《笔阵》1939年4月第3期）、《〈悼亡集〉题记》（《笔阵》1939年9月第11期）、《这不是我们的》（《笔阵》1942年5月新2期）等，都写得情真意切。报告有《某城防空纪事》（《七月》1938年1月第1集第6期）、《两年来活跃祖国银空的“铁雨”战士》（《中国的空军》1939年8月第24、25 期合刊）、《两年来“东海”大队的空中突击》（收入报告、小说集《航空圈内》，于1940年1月出版）、《断臂将军石邦藩》（《中国的空军》1940年10月第37 期）、《第一天——英雄的战斗·光辉的纪录》（《中国的空军》1941年8月第44 期）、《中国空军抗战五年》（《现代防空》1942年8月第1 卷第3 期）等，其中《某城防空纪事》广为流传，后来被收入《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报告文学编。诗歌除前文提到的《夜》之外，还有曾谱曲传唱的《陆空合作》（《中国的空军》1940年11月第38期）等。

二是翻译。陶雄毕业于北师大外文系，教过英文，初到航空委员会任职时担任的也是翻译技术文件的工作，其英文是比较好的。在创作的同时，他也翻译了一些文学性较强的外国作品。他零星发表的译作有《兰登访问记》（[美] W.C.Kelly作，《革命空军》1936年8月第3 卷第15 期）、《别高尔基》（[法] 罗曼·罗兰作，《时代论坛》1936年9月第1卷第11期）、《“生活变得更愉快了”》（[美] Joshua Kunitz作，《时代论坛》1936年9月第1卷第12期）、《哈里肯对杜尼尔空战记》（[英] H.F.King作，《空讯》1940年11月第18期）、《托尔斯泰和他的英美朋友》（[苏] N. 葛塞夫作，《战时文艺》1941年11月第1卷第1期）、《从法西斯后方来的人》（[苏] K. 西蒙诺夫作，《创作月刊》1942年4月第1卷第2期）、《护航队到摩尔曼斯克去》（[美] E. 穆勒作，《文艺先锋》1943年1月第2卷第1期）、《奇遇》（[匈]巴拉兹作，《国讯》1944年9月第375期）等众多篇什。他还将德国作家S.黑姆（Stefan Heym，通译史悌芬·海姆）194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人质》（德文版书名《格拉泽纳普少尉事件》）译为中文，于1943年9月由成都复兴书局出版。海姆是西方公认的“继布莱希特之后最主要的反法西斯作家”[40]，《人质》是他的第一部反法西斯长篇小说，表现布拉格沦陷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抗德国法西斯暴行的斗争，故事生动，行文流畅，深受读者欢迎，出版不久就被搬上银幕。陶雄是最早将海姆作品译为中文的翻译家之一，他和马耳（叶君健）翻译的《人质》几乎是同时出版。1944年4月，陶雄的另一部译作《敌后的插曲》作为“文协成都分会翻译丛书”的一种，由成都中西书局出版。这是一部翻译作品集，包括苏联、美国、捷克三个国家十位作家的十篇报告，苏联的有E. 维伦斯基的《敌后的插曲》、J. 邬特金的《在布里安斯克森林里》、P. 柯金勤的《新沙赛宁传》，美国的有Q. 雷诺兹的《喷火机的战士》、R. 拉泰尼尔的《缅甸的敦刻尔克》、W. 克莱门斯的《陈纳德与飞虎》、F. 雷克利的《空中的维金》、E. 席伯的《地下巴黎》等，捷克的有F.李贝克的《我们在捣毁德国的“西墙”》。这十篇报告内容广泛，“从北极的洋上，通过远东的碧空，以迄于美洲的地面”，但“有一个基本的共通之点，那便是：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即便是在最险恶最艰难的环境当中，也永远不放弃反抗，挣扎，与斗争”[41]。《人质》《敌后的插曲》等反法西斯的作品甫一问世，陶雄即将其译为中文，其现实意义明显，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三是编辑。陶雄编辑过几种报刊和丛书，不少文学作品经他的手面世，编辑活动也是他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陶雄至少编辑过以下几种报刊：（一）《飞报》副刊《天风》。《飞报》是航空委员会政治部1939年4月创办的一份日报，其第四版为副刊《天风》。许伽回忆说：“《飞报》，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主办。副刊《天风》，抗战前期由陶雄主编。其经常撰稿人有：厉歌天（牧野）、碧野、萧蔓若、曹葆华、罗念生、陈敬容、叶菲洛、熊佛西等著名文化人。这些撰稿人的名字一时吸引了众多的文艺青年投寄稿件，如杜谷、岳军（蔡月牧）、文启蛰等均曾发文其上。记得当时许多青年朋友均以投上《天风》为荣，惜乎投中较难，笔者就曾几次投稿未中。”[42]（二）《中国的空军》。《中国的空军》是航空委员会政治部1938年2月创办的一份期刊，先后在武汉、重庆、成都、南京等地出版，黄震遐、丁布夫曾任该刊主编，自第36 期起，由陶雄主编。该刊为空军的综合性期刊，也刊发文艺作品。陶雄接任主编后， “决定多刊载一些纯文艺的作品”[43]。（三）《大众航空》。《大众航空》创刊于1939年1月，也是空军系统的刊物。该刊内容为普及航空知识、推广航空运动、宣传航空建设，辟有文艺栏目。陶雄曾继李束丝、朱惠之之后担任该刊一段时间的主编。[44]（四）《华西晚报》副刊《华灯》。有资料说陶雄曾与陈白尘联合编辑过《华西晚报》副刊《艺坛》，但陈白尘在《记〈华西晚报〉的副刊》[45] 一文中并未提及此事。应该是陶雄于1942年主编《华西晚报》文艺副刊《华灯》，这个副刊1943年秋冬之际由陈白尘主编，改名为《艺坛》。[46] 此外，“文协”成都分会曾于1944年5月出版《笔阵》革新第1 号，这一期是翻译专辑，以高尔基的作品《顾平》命名，陶雄也列名编委，但这个编委是否真正参与编务，就不得而知了。陶雄在《中国的空军》主编任内，还曾编辑出版文艺丛书，其中“空军文艺丛书”包括朱民威的《人像》、刘益之的《银色的迷彩》、龚雄的《银空三骑士》等。

四是参与“文协”成都分会的领导工作。“文协”成都分会（以下简称“分会”）成立于1939年1月14日，陶雄参加了成立大会，是分会的第一批会员。7月15日，分会在清华同学会举行晚会，公推陶雄代替离开成都的叶麐，成为分会的候补理事。1940年2月6日，分会举行年会，选举第二届理事会，陶雄与萧军、李劼人、沙汀、刘开渠、赵其文、肖蔓若七人当选。第一次理事会决定陶雄与赵其文负责总务部（7月改为与毛一波负责研究部），这样陶雄成为分会的常务理事。1941年1月，分会选举第三届理事会，此次选举由接近官方的叶菲洛[47]主持，陶雄没有当选。1942年3月，分会选举产生第四届理事会，陶雄再次当选，成为与李劼人一道负责总务部的常务理事。1943年2月，分会选举第五届理事会，陶雄与叶圣陶、碧野、陈翔鹤、李劼人、王余杞等人当选理事。[48] 此后陶雄可能继任理事，但因分会的活动趋于沉寂，加之分会会刊《笔阵》不能正常出版，相关的文字记载很难见到。从1944年5月《笔阵》革新第1号出版时陶雄与李劼人、陈翔鹤、叶圣陶、碧野、谢文炳、罗念生列名编委的情况来看，他应该继续担负着分会的领导工作。作为曾经负责总务部、研究部的常务理事，陶雄肯定做了很多会务工作，从一些零星的文字记载中可见一斑。如1942年9月冯玉祥、老舍等人路过成都，就是陶雄主持的欢迎事宜：“九月九日午后三时，本会（文协成都分会）假座青年会举行茶会，欢迎由灌县峨眉返蓉之冯焕章、老舍、王冶秋、叶麐四先生。到会员暨会外人士计四十余人。准时开会。首由主席陶雄报告，并致欢迎词，略谓：二三年半以前，二十八年一月十四日，本分会举行成立大会时，冯先生老舍先生曾代表总会亲临监督致训，现时隔数载，两先生复联袂来蓉，分会同人弥感兴奋。词毕，邀请冯先生致词（全文附后）。随即全体出室摄影留念。摄影毕，冯先生因事忙。先行告退。茶会继续举行，复邀请老舍先生致词（全文附后）。词毕，陶雄代表总务部作工作报告，约分经费收支，征收会员，人事异动（干事改聘洪钟担任）及工作计划工作检讨数项。继由牧野陈翔鹤分别代表出版部研究部报告。五时散会。会后，偕赴虎幄酒家，与老舍王冶秋二先生举行聚餐。”[49] 1943年11月成都文艺界庆祝叶圣陶五十寿辰，也主要是由陶雄和陈白尘等人筹办的。庆贺仪式上，“陶雄任主席，洪钟唱贺诗，陈白尘宣读贺电，王冰洋报告叶圣陶致力于文艺的生平史实，张逸生朗诵《倪焕之》中的一节”[50]。1943年5月，成都文艺界发起为贫病作家张天翼募集医药费、为已故作家万迪鹤遗属募集赡养费，他也是发起人之一。[51] 1940年夏，分会为会外的文艺青年、大中学生举办“暑期文艺讲习班”，他也是授课教师之一。[52]

三

如上文所述，陶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文学活动是多方面的，但他多方面的文学活动围绕着一个中心——空军文学的建设，这是其文学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

“空军文学”这个概念在我国最早可能是由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提出的，他1938年秋在《大公报》发表文章讨论抗战大局，其中提及文学：“我觉得在这一年来的新文学中，最出色的是空军文学。当然从前在亭子间里，现在在天空中，居处气养移体，吐属自是不同，而空军的环境，可以说事事都是新奇，都是可以惊异的，所以激荡出来的文字，比人家的不一样。不过在我的直觉上，似乎灵敏方面多，空阔方面少，我还希望将八千高尺空上的灵性再用加速度的发展。”[53] 这一概念提出后，隶属于航空委员会政治部的《中国的空军》明确提出了“创造‘空军文学’”[54] 的口号。作为航空委员会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和《中国的空军》的第三任主编，陶雄在空军文学的建设方面可谓不遗余力。

其一，他对空军文学的发展进行了富有理论深度的总结和反思。《抗战四年来的空军文学》是一篇很有内涵和深度的文章，其理论意义至少包括以下几点：（一）廓清了对于“空军文学”的一些模糊认识，对其作了一个切合实际的界定：“所谓‘空军文学’，是泛指以空军为写作对象——也就是‘空军题材’的文学作品。”并且指出提倡空军文学的目的“不是为了自立宗派，别树一帜”，而是为了“呼召更广大的作者和读者”，为空军建设服务。（二）对全面抗战四年以来空军文学在小说、戏剧、诗歌、散文、报告等各个门类的发展演变轨迹，作了清晰的勾勒、翔实的论述。（三）反思了空军文学四年来的不足，为其未来发展建言。“艺术水准不够高，一般都犯着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这原因很简单，便是体验不够，生活经验太贫乏。以后发展选取的路径应该是：大量培养‘空军作家’，使‘隔靴搔痒’的作品逐渐淘汰，以至于无。或许这企图并不像培养‘农民作家’‘丘八诗人’那样困难的。”“其次，表现的面——范围过于狭窄。这是受着作者的修养和人生观宇宙观的影响决定的。扩展作者的视野，这企图比培养人才更其繁难。”[55]

其二，他的著译均以空军题材为主，创作了一些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陶雄的创作取材范围广泛，有书写人民觉醒、反抗的《张二姑娘》《麻子》《昙》《拾来的枪》《三个和一个》，有暴露汉奸恶行的《伥》，有表现贫富差距、同情弱者的《夜》《这不是我们的》，有讽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病》《难题》《玫瑰书签》，有思念沦陷国土、亡故爱人的《乡土》《〈悼亡集〉题记》，有鼓励当兵报国的《男儿经》……但陶雄写得最多、影响也最大的，还是空军文学。小说之中，《0404号机》书写空军空勤人员的辉煌战绩和昂扬斗志，《夜曲》反映空军地勤人员的尽忠职守，《当热烈氛围抱住中国飞机场的时候》叙述中国空军远征日本带来的反响，《一封悲壮的信》讴歌空军将士的牺牲精神，《天王与小鬼》记载空军英雄击毙日军王牌飞行员三轮宽的经过，《生日》记述航校学生因报国不得而自杀的惨剧，《守秘密的人》暴露空军器材运输中存在的问题，《囚虏之音》表现对日本空军俘虏的优待，《“天皇”小史》讽刺日本空军的蠢笨，涉及空军生活的方方面面。戏剧之中，《总站之夜》写一位空军烈士的葬礼，表现烈士遗属和战友复仇的决心；《阎海文之死》演绎空军少尉阎海文殉国的经过；《归队》写空军战士秦德效受伤住院，妻子带着幼儿赶来相会，他却不愿逗留，归队杀敌去了；《九年以后》编织了一个满门飞将的故事，均属于空军题材。报告之中，《两年来活跃祖国银空的“铁雨”战士》《两年来“东海”大队的空中突击》《断臂将军石邦藩》《第一天——英雄的战斗·光辉的纪录》《中国空军抗战五年》等文都是记述空军战绩的。在陶雄的译作中，与空军有关的有《哈里肯对杜尼尔空战记》《看他们爬高》《护航队到摩尔曼斯克去》《喷火机的战士》《缅甸的敦刻尔克》《陈纳德与飞虎》《空中的维金》《我们在捣毁德国的“西墙”》等，占有的比例较大。尤其可贵的是，《0404号机》《守秘密的人》《夜曲》《九年以后》等作品质量较高，陶雄也正是以这些作品奠定了自己的文学地位，成为抗战时期空军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

其三，他通过自己的编辑活动刊发、出版大量空军题材的作品，为空军文学的发展助力。陶雄主编过的《飞报》副刊《天风》、《中国的空军》、《大众航空》等报刊是隶属于航空委员会政治部的综合性报刊，陶雄借助这些报刊与空军的特殊关系，凭着自己对文学的热爱，使得这些报刊成为刊发空军题材作品的重要阵地。我们以他主编《中国的空军》的情况为例说明。《中国的空军》是以“创造‘空军文学’”为己任的，但在黄震遐、丁布夫主编时，刊发的文学作品不多，而且有限的文学作品也以记载空军战斗经历的报告为主，形式比较单一，因此就“创造‘空军文学’”而言，效果不是特别明显。陶雄敏感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并于接任主编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他上任伊始，就在他编辑的第一期（第36期）发表了《从这一期起》，宣布调整编辑方针：“过去本刊是太注重战斗生活，而忽略了一般生活。从这一期起，一个新的认识使我们把选稿的标准改变了。”“当我们决定用我们这园地反映空军生活时，我们需要以更深邃的笔触探摸到这生活的底里，通过它，把全军全面的动态深刻而生动的表现出来，才能使万千读者对空军发生敬仰，企慕，和热爱。这里我们想到我们最坚利的工具——文学。从这一期起，我们决定多刊载一些纯文艺的作品。宣传必须通过‘艺术’，这已是一句老话了，于此我们无须多所解释。”[56] 在陶雄这一编辑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的空军》刊载的纯文艺作品明显增多，对空军生活的反映也更加全面、深入。如第36期刊有诗歌《空中英雄颂》《打一个滚》《迎击》和小说《银空三骑士》（连载）、散文《白雪天》等纯文艺作品，其他纪实性的各篇或记重庆空战经过（《六月出征重庆天空的记事》），或叙李昌雍等飞往敌后向日军散发反战传单（《二千六百公里的长征》），或写地面机械士的生活（《我们是拆运敌机的一群》），或以航校学生为主角（《笕桥日记》《白雪天》），也具有程度不同的文学性。又如第37期，纯文艺的作品除了连载的小说《银空三骑士》外，还有诗歌《鹰之歌》《当人们歌颂这胜利的鹰群的时候》、小说《信》。《断臂将军石邦藩》《书王天祥君事》《笕桥日记》（连载）、《陪都制空权是我们的》《苏刚之死》等几篇，则是纪实性与文学性的结合。从内容来看，这一期依然丰富。有表现空中战斗经过的（《陪都制空权是我们的》），也有反映空军日常生活的（《笕桥日记》）；有记述空军英烈事迹的（《断臂将军石邦藩》《书王天祥君事》《苏刚之死》），也有赞美修筑机场的农夫的（《当人们歌颂这胜利的鹰群的时候》）；有热情讴歌空军的（《鹰之歌》），也有善意嘲讽军中问题的（《信》）……陶雄编辑空军文艺丛书的情况如前文所述，此不赘言。不少的空军文学作品经陶雄之手获得读者，陶雄也通过自己的编辑活动引导空军文学走向进一步的深化。

在抗战时期，空军文学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的。蒋百里认为空军文学“最出色”已如前文所言。文艺界人士也对空军文学给予了关注，如田汉就曾说过：“三年来我们的文艺作家一面扩大了写作的范围，如老舍先生就是一个，一面更加专门化，如写游击战的故事，最初士兵同志看了觉得好笑，后来回头向士兵学习，就慢慢写得逼真了。又如近来有人提倡空军文学，专门描写空军，海军方面前几天也有人提议，是抗战三年来在文艺上的好现象。”[57]在空军文学的建设中，陶雄的贡献不可低估。

附录 陶雄著译年表简编（1949年以前）

1935年

12月15日，《夜》（诗）发表于《质文》第4号。

1936年

5月1日，《心病》（小说）发表于《文艺月刊》第8卷第5号。

7月15日，《难题》（小说）发表于《青年月刊》（南京）第2卷第4期。

8月1日，《兰登访问记》（译作，[美] W.C.Kelly原著）发表于《革命空军》第3卷第15期。

8月1日，《摩利斯·道亥及其政党：法国的最前进党》（译作，Raoul Damiens原著）发表于《时代论坛》第1卷第9期。

9月1日，《别高尔基》（译作，[法] 罗曼·罗兰原著）发表于《时代论坛》第1卷第11期。

9月16日，《“生活变得更愉快了”》（译作，[美] Joshua Kunitz原著）发表于《时代论坛》第1卷第12期。

1937年

4月5日，《国际文化保护协会》（文艺新闻）发表于《国闻周报》第14卷第13期。

5月1日，《纳粹德国的戏剧》（论文）发表于《文艺月刊》第10 卷第4、5号合刊。

5月10日，《军营前》（独幕剧）发表于《防空月刊》第3卷第5期。

1938年

1月1日，《某城防空纪事》（地方特写）发表于《七月》第1集第6期。

2月1日，《天王与小鬼》（小说）发表于《七月》第2集第2期。

4月1日，《囚虏之音》（小说）发表于《中国的空军》第7期。

5月1日，《0404号机》（小说）发表于《七月》第3集第1期。

5月21日，《夜曲》（小说）发表于《中国的空军》第11期。

9月1日，《当热烈氛围抱住中国飞机场的时候》（小说，收入《航空圈内》时提名为《当热烈氛围拥抱住中国飞机场的时候》）发表于《中国的空军》第15期。

10月22日，《张二姑娘》（小说）发表于《抗战文艺》第2卷第7期。

12月1日，《一封悲壮的信》（小说，未完）发表于《中国的空军》第17期。

1939年

1月10日，《一封悲壮的信》（小说，续）发表于《中国的空军》第18、19期合刊。

1月28日，《守秘密的人》（小说）发表于《抗战文艺》第3卷第7期。

2月1日，《“好男要当兵，好铁才打钉”》（歌词）、《“父老！”》（歌词）发表于《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2卷第11、12期“军歌特辑”。

2月16日，《玫瑰书签》（小说）发表于《笔阵》第1期。

4月1日，《乡里》（散文）发表于《笔阵》第3期。

5月16日，《伥》（小说）发表于《文艺阵地》第3卷第3期。

8月，《总站之夜》（剧本）发表于《七月》第4集第2期。

8月14日，《两年来活跃祖国银空的“铁雨”战士》（报告）发表于《中国的空军》第24、25期合刊。

9月25日，《〈悼亡集〉题记》（散文）发表于《笔阵》第11期。

1940年

10月20 日， 《断臂将军石邦藩》（报告）发表于《中国的空军》第37期。

11月20日，《陆空合作》（歌曲，熊美生谱曲）发表于《中国的空军》第38期。

11月25日，《哈里肯对杜尼尔空战记》（译作，[英] H.F.King原著）发表于《空讯》第18期。

本年1月，《航空圈内》（空军文学丛书第二种），由中国的空军出版社出版，收《当热烈氛围拥抱住中国飞机场的时候》《“天皇”小史》《生日》《囚虏之音》4篇小说和《两年来活跃祖国银空的“铁雨战士”》《两年来“东海大队”的空中突击》2篇报告。

本年3月，《总站之夜》（空军戏剧丛书第五种），由中国的空军出版社出版，收独幕剧《总站之夜》《阎海文之死》和街头剧《归队》3个剧本。

本年6月，《0404号机》（七月文丛2），由海燕书店出版，收《天王与小鬼》《0404号机》《未亡人语》《夜曲》《某城防空纪事》5篇小说和一个独幕剧《总站之夜》。

1941年

7月7日，《抗战四年来的空军文学》（论文）发表于《文艺月刊·战时特刊》1941年7月号“抗战四年来的文艺特辑”。

8月14日，《第一天——英雄的战斗·光辉的纪录》（报告）发表于《中国的空军》第44期。

11月20日，《托尔斯泰和他的英美朋友》（译作，[苏] N. 葛塞夫原著）发表于《战时文艺》第1卷第1期。

本年8月，小说集《伥》（现代文艺丛刊第二辑之三），由改进出版社出版，收《伥》《张二姑娘》《大华魂》《守秘密的人》《玫瑰书签》5篇小说。

1942年

3月20日，《看他们爬高》（译作，原刊伦敦《每日邮报》）发表于《大众航空》第4卷第2期。

4月25日，《从法西斯后方来的人》（译作，[苏] K. 西蒙诺夫原著）发表于《创作月刊》第1卷第2期。

5月1日，《这不是我们的》（散文）发表于《笔阵》新2期。

6月1日，《九年以后》（独幕长剧）发表于《笔阵》新3期。

8月1日，《疯子》（小说）发表于《航空建设》创刊号。

8月14日，《中国空军抗战五年》发表于《现代防空》第1卷第3期。

10月1日，《陈纳德与飞虎》（译作，[美] W. 克莱门斯原著）发表于《新新新闻每旬增刊》第5卷第7、8期合刊。

10月10日，《血战五年的中国空军》发表于《闽声通讯社》周年纪念特刊。

10月15日，《麻子》（小说）发表于《笔阵》新5期。

1943年

1月20日，《护航队到摩尔曼斯克去》（译作，[美] E. 穆勒原著）发表于《文艺先锋》第2卷第1期。

8月14日，《四届空军节有感》（杂感）发表于《机声》第3卷第4、5期合刊。

本年9月，译作《人质》由成都复兴书局出版。《人质》是德国作家S.黑姆（Stefan Heym，通译史悌芬·海姆）194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人质》（德文版书名《格拉泽纳普少尉事件》）。海姆是西方公认的“继布莱希特之后最主要的反法西斯作家”，《人质》是他的第一部反法西斯长篇小说，表现布拉格沦陷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抗德国法西斯暴行的斗争。陶雄是最早将海姆作品译为中文的翻译家之一，他和马耳（叶君健）翻译的《人质》几乎是同时出版。

1944年

3月，《昙》（小说）发表于《中原》第1卷第3期。

11月20日，《托尔斯泰的英美朋友》（译作，[苏] N. 葛塞夫原著）发表于《战时文艺》创刊号。

9月1 日， 《奇遇》（译作， [匈] 巴拉兹原著）发表于《国讯》第375期。

9月，《隄上曲》（小说）发表于《文境丛刊》第1期。

12月20日，《拾来的枪》（小说）发表于《青年文艺》（桂林）新1卷第5期。

本年4月，译作《敌后的插曲》由中西书局出版，收《敌后的插曲》（[苏] E. 维伦斯基原著）、《在布里安斯克森林里》（[苏] J. 邬特金原著）、《新沙赛宁传》（[苏] P. 柯金勤原著）、《护航队到摩尔曼斯克去》（[美] E.穆勒原著）、《喷火机的战士》（[美] Q. 雷诺兹原著）、《缅甸的敦刻尔克》（[美] R. 拉泰尼尔原著）、《陈纳德与飞虎》（[美] W. 克莱门斯原著）、《空中的维金》（[美] F. 雷克利原著）、《我们在捣毁德国的“西墙”》（[捷克] F. 李贝克原著）、《地下巴黎》（[美] E. 席伯原著）10篇报告。这些作品“有一个基本的共通之点，那便是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即便是在最险恶最艰难的环境当中，也永远不放弃反抗，挣扎，与斗争”（《译者赘余》）。

1945年

2月，《坎坷》（小说）发表于《微波》第1卷第2期。

3月，《三个和一个》（小说）发表于《文艺先锋》第6 卷第2、3 期合刊。

本年，多幕剧《壮志凌云》作为“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戏剧丛刊”之一种，由独立出版社出版。

1946年

11月7日，《百贯老人压倒马拉松竞走》（散文）发表于《海燕》新2期。

1947年

2月28日，《男儿经》（四幕剧，未完）发表于《文艺先锋》第10卷第2期“戏剧专号”。

3月30日，《男儿经》（四幕剧，续）发表于《文艺先锋》第10 卷第3期。

5月30日，《孩子不懂的事情》（散文）发表于《文艺先锋》第10卷第5期。

本年12月，小说集《麻子》由独立出版社（上海）出版，收《麻子》《三个和一个》《昙》《隄上曲》《拾来的枪》5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