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空想社会主义的劳动学说

空想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思潮的早期形态，特别是19世纪上半叶弥漫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先声，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和有益借鉴。按照恩格斯的说法，空想社会主义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即：16—17世纪，以英国的莫尔和意大利的康帕内拉为代表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18世纪，以法国的摩莱里、马布利和巴贝夫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19世纪初，以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为代表的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38]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深刻的道德批判，对未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设想了美好蓝图，对劳动做出了不乏精辟的见解。

一 早中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劳动见解

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1478—1535）所著《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简称《乌托邦》）标志着空想社会主义的诞生。莫尔也因而被视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乌托邦”（utopia）意为没有寄托的地方，同时也意为理想美好的社会。莫尔用犀利的笔锋控诉了资本主义最初来临就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沉重苦难。在《乌托邦》一书中，他提出私有制是社会不公正之源（只要私有制存在，就不可能根除贪婪、争讼、掠夺、战争以及一切社会不安的因素），必须彻底废除私有制。“任何地方私有制存在，所有的人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的事物，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我深信，如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类不可能获得幸福。”[39]因尔莫尔设想在乌托邦中，一切财产归全体居民所有，所有适龄人口都必须劳动，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取消商品、货币和市场，全部劳动产品归公，实行消费品按需分配的原则，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除少数被选拔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外，其余人每天工作6小时（所有公民应该除了从事体力劳动，还有尽可能充裕的时间用于精神上的自由及开拓）；当然，他也希望人们“自己各学一样专门手艺……大家都辛勤地干他们的本行”才能人尽其才。[40]莫尔在强调人人都应当劳动的同时也把劳动看作一种改造挽救过错者与罪犯的惩戒手段。“少养活些好吃懒做的人。振兴农业。恢复织布，让它成为光荣的职业，安插一大批有用的但闲着的人手，他们或者迄今被贫穷趋为盗窃犯，或是目前非流浪即帮闲，终究都会沦为盗窃犯。”[41]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不难发现，莫尔的理想美好社会明显带有小生产者思想的烙印，其对劳动的见解还存留消极的成分（不顾历史条件，排斥以商业交换为目的的劳动，乌托邦中每个家庭有两名奴隶，其他一些部门也有奴隶劳动，等等）。

托马斯·康帕内拉（1568—1639）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所著的《太阳城》（1623年）及其续篇《论最好的国家》是继莫尔的《乌托邦》之后又一部空想社会主义的经典文献。《太阳城》不仅反讽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也喻示了他对光明社会的向往。在书中，康帕内拉提出，私有制是产生诡辩、伪善和暴行三大祸害之源，因而必须一切公有，每一个人都为社会劳动，产品全部公有，集体消费，人人平等共享劳动成果。与莫尔不同，康帕内拉反对保留奴隶劳动，太阳城里没有奴隶和仆人，并认为劳动是公民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劳动光荣，任何劳动都应受到尊重，“每个人无论分配他做什么工作，都能把它看作是最光荣的任务。使用仆人的结果使人养成腐化的习惯。他们那里是没有仆人的”[42]。此外，他进一步主张把劳动时间减少为4小时，其余时间则用于学习、科学研究及体育等发展脑力和体力的活动。[43]不可否认，康帕内拉思想中也有粗俗的一面，其最为让人诟病的就是理想社会应该废除家庭，实行公妻制，男女性结合可以不受感情的支配，而应当服从于为社会繁衍优良后代之目的。

18世纪上半叶，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夕，以孟德斯鸠、卢梭为代表的启蒙思想成为法国思想界的思潮主流。启蒙思想以抽象的人性论为起点，理性至上，“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44]。这一时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开始从理性论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摩莱里（1720—1780）在其著作《自然法典》中，用法律条文形式规定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三条基本原则：一切财产公有，但直接用于消费和日常劳动的物品除外；每个公民都为国家工作，靠社会供养生活，维持生计；每个公民都要根据自己的力量、年龄和才能促进社会公益的增长。[45]除此之外，摩莱里还从人的需求的角度论述了人们应当共同使用土地资源，共同劳动，共同享用劳动产品。“自然界通过人们感觉和需求的共同性，使他们了解自己地位和权利的平等，了解共同劳动的必要性。”[46]相形于莫尔有时将劳动作为一种惩戒手段，摩莱里认为，劳动带给人荣光与幸福，谁犯了错误，就不准参加劳动。“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就会成为唯一的恶习、唯一的罪行和唯一的耻辱。”[47]摩莱里强调劳动带来幸福的观点，已然超越了康帕内拉的劳动光荣的观点。

马布利（1709—1785）是18世纪法国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其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主要建立在“自然法”学说和理性主义基础之上。如同绝大多数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马布利也在道义基础上深刻地痛斥了私有制社会（它造成了贫富之间的对立、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社会道德的败坏），并认为它必将被财产公有的社会制度所取代。从马布利所设计的理想社会即“完美的共和国”中，我们对其劳动见解可初见端倪：第一，全体人们树立起了劳动光荣的观念，每个人都将自觉地根据自己的能力、年龄从事有益的劳动；第二，一切劳动产品“都是国家的珍宝和每个公民的财产”[48]，它们被运送到公共仓库并按照每个人的需要分配必需品；第三，开展劳动竞赛，勤劳或成绩优异的要给予奖励，这样的竞赛会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使人高尚，得到幸福。

巴贝夫（1760—1797）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意图把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与人民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他曾与其战友组建了领导起义的最高指挥机构（“平等派密谋团”[49]）。巴贝夫把批判的视角直接指向了新近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乃是社会政治经济不平等的根源，社会上少数人凭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剥削大多数劳动者。“他们自己不劳动，只靠大多数别人的血汗和劳动来生活，他们蔑视和奴役唯一能够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民群众，他们永远要购买群众的体力、智力和他们的劳动，同时又要让他们饿死。”[50]基于此，巴贝夫设想建立一个以“自由” “平等”及“以劳动为基础的公众福利”的“平等共和国”。在“平等共和国”中，设立一个属于全体成员的“公共仓库”，劳动产品归于“公共仓库”，每个人须通过劳动获取其中的劳动产品（社会福利），任何形式的不劳而获或剥削都不能存在。巴贝夫还敏锐地意识到机器的运用在不同社会制度条件下所产生的不同后果。在“平等共和国”中，“人类社会由于采用新机器，自然会节约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劳苦会减少些。机器代替他们工作的那些人，将会调到别的部门工作，没有人会因此挨饿”。[51]较之于有些早期空想社主义者以为机器同样是无产阶级苦难帮凶的见解，这一见解无疑更胜一筹。

二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劳动的致思路向

19世纪初叶，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学说是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这“三个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理论先驱。[52]

（一）圣西门的劳动思想

“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53]圣西门（1760—1825）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历史的、过渡的社会形态，它必将为未来的理想社会——“实业体系”所取代。为此，他富有见地地阐述了未来“实业体系”的基本原则和关于劳动的见解。

第一，提出劳动创造物质财富与文明。圣西门把当时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概括为“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所谓“劳动者”，不仅包括雇佣工人、农民，而且包括工厂主、商人和银行家。所谓“游手好闲者”，既包括封建贵族、僧侣阶级，又包括资产阶级中不参加生产和贸易而专靠租息为生的人。在他看来，“劳动者”就是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人，他们以自己的劳动促进社会达到最高的文明和最大的成就。

第二，提出“一切人都应当劳动”的原则，反对游手好闲。圣西门公开宣称：“有益的活动是一切美德之本，而游手好闲则是万恶之母”[54]，实业活动是使社会得到幸福的主要手段。他明确指出：“因为人们只有在满足自己的身心需要之后，才能成为幸福的人，而满足这些需要，正是科学、艺术和工作的唯一宗旨或近乎直接的目的。一切对社会真正有益的工作，都与这三个部门有关，而且也只能与她们有关。”[55]亦即是说，这三个部门的劳动最有益于文化繁荣、科学进步和改进人类命运，是国家繁荣富强的真正源泉。圣西门主张一切天赋才能都应当用来发展实业，政府应当保护实业，颁布最有利于劳动的法律。在“实业体系”中，“一切人都应当劳动，都要把自己看成属于某一工场的工人。”[56]

第三，强调社会要保证每个人都享有劳动的权利。圣西门以“劳动是一切美德的源泉，最有益的劳动应当最受尊重”[57]，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开展反对“游手好闲分子”的斗争为立论依据，引申出如下重要观点：实业制度旨在保证每个人都享有劳动的权利，绝不允许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种工人失业现象。他明确地指出，在未来“实业体系”中，将保证生产者大众经常有工作。圣西门关于每个人都享有劳动权利的思想，得到了恩格斯的充分肯定——这表明圣西门随时随地都首先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的命运。

第四，提出个人的福利收入应该与他的劳动能力和贡献成正比。圣西门提出，“把整个国家机构看成是一个大实业企业，而这个企业的目的，是使每个社会成员按其贡献的大小，各自得到最大的富裕和福利。”[58]比较起来，他的这一思想，克服了某些空想社会主义者试图把一切都“公有化”和“平均化”的粗陋的想法，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后来的圣西门主义者也继承了这一思路，进一步提出了“按能力计报酬、按功效定能力”的原则。

无疑，圣西门的劳动思想包含了一系列卓越识见。恩格斯指出：“如果说我们在圣西门那里发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所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59]马克思说：“我们不要忘记，圣西门只是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新基督教》中，才直接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出现，才宣告他的努力的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60]由于当时法国社会条件的限制和圣西门本人思想的局限性，他不了解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幻想在实业制度中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与保存资本的利润，其劳动思想明显有改良资本主义的色彩。

（二）傅立叶的劳动思想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1772—1837）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尤为出色。其劳动思想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少数人劳动，而大多数人寄生的事实。傅立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大多数人过着寄生生活，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从事生产劳动；寄生者有三类：一是官吏、军人、商人、警卫等所谓的社会寄生者；二是懒汉、囚犯、骗子、乞丐等所谓的补充寄生者；三是不从事生产劳动的妇女、儿童和仆役等所谓的家庭寄生者。[61]资本主义社会大多数人不参加劳动，而他们由少数劳动者供养。这种寄生现象不仅导致大量劳动力与物质财富被浪费，而且加剧了劳动者的贫困和社会不同阶级的对立分化。

第二，提出了天赋人权的最主要方面表现为劳动权。针对工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失业，受尽房东和债主的逼迫，颠沛流离的悲惨境况，傅立叶说：“我们的社会契约在给与穷人以应有的和适合于他们教育的生活资料，保障他们最主要的天赋人权——劳动权方面是多么无能啊！天赋人权这个名词，我不是理解为在一般公认的自由、平等名称掩盖下的空话。”[62]也就是说，在傅立叶看来，虽然资本主义法律宣扬“人生而平等”“主权在民”，但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被剥夺了用以维持自身生存的劳动权利，这种宣称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不了事实上的不平等。

第三，强调“和谐社会”是人们共同劳动、各得其所的社会。为寻求消除资本主义种种弊端的方案，傅立叶设想建立“和谐社会”以保证人类的天然情欲得到正常的满足，人们摆脱贫困、痛苦、灾难和不幸，从而实现社会普遍和谐。为此，他设想了以“法郎吉”（生产—消费协作社）为基本单位的“和谐社会”。“法郎吉”成员既要从事农业劳动，又要从事工业劳动，以消除工农差别。在“法郎吉”内，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劳动爱好自由选择谢利叶（根据不同种类劳动划分的队）。由此，劳动的多样性就会克服人只从事一种劳动的呆板，既发挥了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又满足了人们的创造欲和竞赛欲。[63]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强制劳动和畸形的劳动分工从而将会被自由选择劳动所替代。对于傅立叶设想的“和谐社会”中的劳动，恩格斯指出：傅立叶“确立了劳动和享受的同一性，并且指出，现在的社会制度把这二者分裂开来，把劳动变成做苦工，把享受变成大多数劳动者得不到的东西，是不合理的。他还指出，在合理的制度下，让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爱好工作，劳动就能成为所要成为的东西，成为一种享受。”[64]

第四，提出以劳动、资本、才能为参照要素且按一定比例进行收入分配的思路。对于人们之间的收入分配，傅立叶提出，在全部收入中，十二分之五按劳分配，十二分之四按资本分配，十二分之三按才能分配。其中，在按劳分配中，对各种劳动的计价是不同的。笨重的、不吸引人但十分必要的劳动，报酬应该高些。[65]

诚然，傅立叶关于消灭城乡对立、消灭工农差别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和谐社会”的设想也可为人们追求美好社会提供不同视角。但傅立叶的劳动思想毕竟有很大程度的空想成分，他从情欲与嗜好来论述劳动，抹杀了劳动与运动、劳动与游戏的区别。其设想的和谐社会里虽没有奴隶劳动，但只能荒诞地安排儿童去干各种脏活。更为重要的，傅立叶劳动思想的最大症结在于他不想消灭私有制，而是想把雇佣劳动者变为私有者。“傅立叶还有一个不彻底的地方，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它不主张废除私有制。”[66]

（三）欧文的劳动思想

作为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者，欧文（1771—1858）身处比法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为发达的英国。一方面，他为新的强大的生产力创造的社会财富而庆幸；另一方面，他又逐渐看到工业革命给英国社会带来的种种弊病和给劳动人民所造成的痛苦。因此，欧文的劳动思想比圣西门、傅立叶的劳动思想更为完备、更具有实践性。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最先提出劳动工人有权享有自己的全部劳动产品。与以往很多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只是从伦理道德层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道义上的谴责不同，欧文承认并发挥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学说，并且懂得运用它来剖析资本主义。他通过自己经营工厂的实践，初步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在于资本家无偿占有了由工人创造并超过工人生活必需品的那部分剩余产品。他认为，既然全部产品是由工人创造的，工人就有权享有自己的全部劳动产品。

第二，主张建立“劳动公社”联合体。欧文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就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共产主义“劳动公社”联合体。在欧文看来，依据“联合劳动、联合消费、联合保有财产和特权均等的原则”[67]，未来社会以建立起来的“劳动公社”为基层组织单位。在“劳动公社”中，私有制消亡，财产共同所有，公社成员共同劳动，劳动产品共同分配，人们都能够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履行平等的义务。公社没有享受脱离生产劳动特权的人，也没有游手好闲的寄生阶层，每个公社成员都要担负起适合自己特长和年龄的不同种类的劳动。

第三，主张消除旧的劳动分工和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欧文以为，“劳动公社”，由于实行公有制和大规模集体生产，消灭了旧式劳动分工，劳动成为社员们轻松愉快的活动，其劳动积极性大为提高，社会产品也随之极大丰富增加。“只有建立拥有足够数量土地的联合大家庭，很好地利用它们成员的辛勤劳动，才能获得这种幸福，因为辛勤劳动使它们本身就能始终保证一切联合家庭得到必需品和合理的生活条件，使它们免除穷困的忧虑。”[68]欧文还特别强调将先进技术运用于生产劳动中的重要性。因而他主张劳动公社要广泛采用技术发明和工业大机器。这样既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又使得公社成员能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摆脱出来。他说：“利用百年来的发明和发现，根据科学原理组织起来的、采取简单而合理的平等和正义原则进行管理的社会，可以在每天不到四小时的有益而愉快的劳动条件下，拥有丰裕的质地优良的产品。”[69]

第四，提出创办“劳动产品交换市场”，以使工人和贫苦劳动者免于商人中间剥削的设想。欧文设想创办“劳动产品交换市场”：取消货币，以劳动作为交换尺度，以体现劳动价值的劳动券作为流通手段。对于欧文的非货币化按劳分配的设想，马克思指出：“欧文以直接社会化劳动为前提，就是说，以一种与商品生产截然相反的生产形式为前提。劳动券只是证明生产者个人参与共同劳动的份额，以及他个人在供消费的那部分共同产品中应得的份额。”[70]

第五，强调在“劳动公社”，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欧文设想，由于科技发明创造和机器的广泛被采用，公社成员必将通过正常合理、健康而又简易的劳动，生产除满足必备消费需求之外的数量丰裕的剩余产品。“人人都可以无忧无虑地获得一切生活必需品，而数量可以满足他们健康的需要。”[71]欧文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产品的极大丰富为特征，设想未来理想社会的消费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这无疑有着明显的共产主义社会分配的取向。

第六，欧文重视生产劳动与教育的结合。在他看来，生产劳动本身就是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这种教育，使每个公社成员树立共同利益和共同目的的观念，铲除自私自利的思想，培养诚实、正直、勤劳和集体主义精神的新人，树立新的道德风尚。马克思高度肯定欧文的教育与生产劳动与相结合的思想，指出：“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72]综观欧文的劳动思想，其中有些不乏是主观臆想，但他关于消除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差别）、消灭旧的劳动分工对人发展的束缚、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思想，切实为我们在当今时代如何正确看待劳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继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之后，法国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1811—1882）生活于与马克思同一时期。他在著作《劳动组织》《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中认为，竞争的社会制度是导致劳动群众贫困及对劳动迫害的根源。“对于人民来说，竞争是一种毁灭性的制度。”[73]这种竞争驱使以拍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之间的矛盾加剧，引起工资的普遍性下降，工人生活的日益贫困。“现在的社会制度，非但是不利于生产的，非但在交换上是不公平的，而且是完全破坏了一切权利的平等的。”[74]为了消灭竞争，建设没有贫困与剥削的理想社会，他开出的解决“药方”是：政府建立并监督具有公益社团性质的社会工场即“一种健全的劳动组织”。社会工场通过竞争和平地兼并私人工业，从而消灭竞争和贫困。路易·勃朗的设想过于理想化，没有竞争的社会，活力无从谈起，社会财富的增加也将丧失动力之源。理想的社会当然必须保护适度竞争以激发活力，同时也要对竞争失败者提供兜底性的社会保障。

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劳动思想，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成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尚未充分展开的情境下产生的。他们抨击了现存社会制度的弊端，宣扬了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例如要求自由劳动，消灭城乡对立，消灭私人营利，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等等。这些都为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展开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参考。但他们的劳动思想的根本缺陷在于，只是泛泛地谈论“劳动”和“劳动解放”，而不懂得“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唯一的历史道路”[75]，也就不懂得无产阶级劳动的解放归根结底只能从现实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来说明，因而带有空想的成分。要完成劳动解放的事业，必须“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