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1993年，当完兵，我只身东来，参加偏远地区教师甄试，随即被聘到台湾台东县立池上中学，直至2010年离开。这十七年，我经历了教改的如火如荼开展，也眼见教改的灾祸绵延。那灾祸，至今毫无止遏，依然在发酵扩散中。我常对学生说：“你们是人在祸中不知祸。”我又常说：“眼前虽是凶多吉少，但只要心头明白、有了准备、脸上又没苦相，那么，依然可能消灾解厄，依然可以吉人天相。”

2000年年底，长女以婕出生；一年四个月后，又有次女允和；再三年，则是小儿薛朴。家中有三个小孩，常常是苦不堪言，但更多的是乐不可支。常有朋友问我：“三个孩子怎么养得起？”我笑着说：“一只熊猫固然难养，三只放山鸡倒不费事。”我自己从小不补习，大二之后，凭自己挣钱，也没伸手向家里要过钱。我很清楚，养放山鸡，不需花费太多。

之前，《联合副刊》登载了《小子，何莫学乎诗》，几天后，张晓风女士请助理代致“衷心羡慕”之意。那篇文章所谈，无非是我省下了幼儿园学费，让薛朴在“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用极简净的方式学习。说白了，其实也就是像只放山鸡学会自己觅食罢了！

1982年，我初三，不知因何缘故，对诸多理所当然之事，忽地都起了反逆之心。又两年，台南一中高二，整个人开始心焦神灼、惶惶难安；从此，遂长期困顿，久久不知如何安身立命。因这大惑难解，遂进了台大历史系，待了四年，所得有限，盖因现今大学，本非解惑之地，故怨不得人。大学四年，我像那走远了的放山鸡，兀自啄啄觅觅，独个儿找着切切于心的解惑之道，因此，我念着儒释道三家的生命之学，试着找回自己熟悉的文化记忆。那时，我既不打算出国留学，也没真正介入最火热的政治社会运动，萦绕于心头的，其实是我自己的民间出身，与后头的中华文化根源。

那一波波的浪潮，虽说热闹喧腾，但与我实在关联不大，也搔不着我的困惑之处。我这不合时宜之人，遂远走他乡，来到了台东池上。这回，可真走远了，池上到台北五个小时，去高雄四个小时，每次有朋友来，都说，真是远呀！在这迢遥之地，我一边教书，一边念书。我念的书其实不多，也不贪，就只念该念的书；不理会所谓学术，也不管什么时潮。总之，念书就只是念书，正如生活就只是生活，那是与自身素面相见，那是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

从此，我开始将习染多年的浮词浪语，慢慢一一扫落，也将长期牵挂的狂思绮想，渐渐涤尽。从此，在虫鸣蝉喧的学校宿舍里，我得了空，便静静读着古书，看着传统戏曲，听着民族音乐，除此之外，喝茶、写字、盘腿坐榻榻米上。从此，在学校看着那些乡下小孩，在街上看市景与乡民。往街上的途中，有大片稻田。稻田尽头，两座青山苍郁绵长，上头则有湛湛蓝天。稻浪天光，掩映在云影之间，我多年的浮躁不安，于是稍歇。

几年后，我安身于这块纵谷平原，也和自己的文化基因更加榫卯相合。愈加相合，愈加感激我那未曾上过学也不识字的父母亲。他们让我在台湾民间天生地养，他们安稳信实的无言之教，使得我日后虽有困顿，却只需回头转身，便有汲取不尽的源头活水。因这活水，我看着自己，看着旁人，再看着这个时代，渐渐都有了一种新鲜与活气。我终于明白，所谓教育，只不过是明白之人使人明白；所谓教育，只不过是那走在前头的人一派气定神闲，于是后头之人一个个也跟着神清气爽。如此而已！

在学校任教的最后几年，我看着学生一届届素质低落，并不同情（因为他们自己不争气），也不焦急（因为小孩就是让大人急坏的）；我的教法越来越简单，连板书都写得少；平时不疾不徐，啜口茶，坐在椅子上，高高兴兴地上着课，开开心心地与学生觌面相见。后来，学生写毕业心得，有人说我“很有元气”；有人言不雅驯，直接写“看你很爽”。我静静看着，无甚回应。若真要说，可能也仍是那句老话：“眼前虽是凶多吉少，但只要心头明白、有了准备，脸上又没苦相，那么，依然可能消灾解厄，依然可以吉人天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