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倡导“大西北主义”
出使兰州
1930年10月底，离开家乡三年有余，东出潼关策应北伐的杨虎城，率领他的十七路军又东进潼关，打回老家，接管冯玉祥陕西政权，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主持陕政，继而兼任潼关行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此时的杨虎城已是今非昔比，到西安事变，达到鼎盛时期，统率6万人马，执掌陕西乃至西北军政大权，走上了他人生的巅峰。
回到家乡的杨虎城，踌躇满志，信心百倍，很想有一番作为，要为家乡父老竭心尽力，谋造福祉。可是乍一上任，他却遇到各种难题：连年战乱蹂躏，大灾肃杀，陕西已是满目疮痍，万户萧条，人口锐减，人才严重匮乏。治理陕西，恢复经济，整编军队，肃靖治安，都需要人才，且成为当务之急。他上任之初，自己兼职过多，应付不暇，稍作安顿，他首先邀请全国著名的水利专家李仪祉回陕，任建设厅长，筹划水利工程。李当时任导黄委员兼工务处处长，浙江省建设厅顾问，负责设计杭州湾海塘工程。派秘书米暂沉兼任民政厅秘书主任，分担自己兼任的民政厅长诸多事务。派陈子坚任长安县长（西安未设市）兼十七路军宣传处处长。派蒋听松和宋绮云分别担任《西安日报》社长和总编辑，《西安日报》为陕西省政府机关报。调张默夫、刘亚民、郭慕平分别担任印刷局局长、宣传处科长、长安县公安局局长。以上任职人员，除米暂沉外，均为外省籍人员，政治身份为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有的暂时失掉关系）。杨虎城在他的省政府委员组成人员中也有不少外省籍人员，或延留原冯系省政府一些已脱离冯系的军政要员。杨虎城让省府秘书长南汉宸组建新政府构成人员时，于1930年11月15日就发表了《告各界政见书》，以延揽人才：“祈四方贤豪明达，不吝赐教，群策群力，以救西北民众于万劫之余。”第二天，杨虎城发表了延揽专门人才之布告：“凡属专门以上学校毕业人员，自本月16日起，务于每日上午9时至下午1时，携带证书，来本政府收发处报名，以备察验而资延揽。”11月19日，杨虎城又分电致陕西在外各知名人士，诚邀“回陕襄理庶政”。
当时，杜斌丞就是从北平应杨虎城电邀回陕的在外知名人士之一。杜斌丞回陕不久，就向杨虎城进谏实行“大西北主义”计划，屏绝外力影响，不参加内战，锐意整顿西北，俟时机成熟，再团结国内进步力量，扫除反动势力，完成国内和平统一。马文瑞、刘澜波、王炳南、孔从洲、常黎夫5人联名在198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言称：“1930年秋，杨虎城率部入关主陕，电邀杜斌丞由北平返陕。杜斌丞初到陕西，对杨部入关后的一些官员酒食征逐、安逸享乐的倾向大为不满。本想离去，经李寿亭（百龄，后任教育厅长）挽留，终于向杨推心置腹地说明，这次回陕，‘要治陕，不是为了做官’的宗旨，从而言归于好，协力共事。杜斌丞在公开场合讲话中常以‘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的古训为戒，历述辛亥革命以来的陈树藩、刘镇华、宋哲元等军阀的恶行，希望十七路军一定要爱民如身，励精图治，在陕有所作为；并且提出首先要抵御蒋介石瓦解吞并异己的独裁统治。他说：‘一个杨虎城，一支十七路军，斗不过蒋介石，迟早要被吃掉；只有西北大联合，进而促进南北大联合，才能对付蒋介石。’由此产生了杜斌丞、杨虎城、邓宝珊三人谋取甘肃、宁夏、新疆，联络青海的意图，即后来广为流传的所谓‘大西北主义’。杜斌丞的这个主张，用他的话说，就是‘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联合苏联，南北团结，反蒋救国’24个字。他还形象地比喻为这是‘打开后门’（联合苏联）和‘关住前门’（拒蒋介石于潼关之外）。”可见“大西北主义”的核心是“大联合”问题。
杨虎城还请杜斌丞邀王森然来陕，打算给以教育厅长一职，因王森然有其他重要之事，未能来陕。
杨虎城一入陕，蒋介石就开始了对杨虎城的控制，即派嫡系顾祝同设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司令部洛阳行营，顾为主任。负责西北军事，率黄杰的第二师和陈诚的第三师进驻潼关、华阴、华县一带，扼住了陕西东出之咽喉，控制与反控制也就开始了。
对于杜斌丞这一高瞻远瞩的战略布局设想，杨虎城是心领神会，正中下怀，对杜斌丞帮助自己治军理政寄予厚望。早在1927年冬，杨驻军皖北太和休整时，就托请从皖北阜阳路过太和回陕北的杜理丞传话，邀请杜斌丞赴皖造访军次。1978年7月5日，杜理丞回忆道：“第二集团军第十军军长杨虎城将军对我说，斌丞兄为什么不给我来信？你对他说，我请他来这里住几天。我见到堂兄后转告了杨将军的托请之意，堂兄说：‘我不懂军事，等虎城兄有用我的时候，我就去了。’”
杜斌丞回陕不久，1931年1月27日，陕西省政府委任杜斌丞出任清乡局副局长。按国民政府体制，局长一职由省政府主席兼任。
这年夏，石友三在河北举兵北进，通电反对张学良，其势甚盛，蒋介石不得不调第二、三两师离陕应付石友三，由杨虎城代理洛阳行营主任。不日，洛阳行营改为潼关行营。7月6日，杨虎城宣誓就任潼关行营主任一职，并通电全国。委十七路军十七师师长孙蔚如为潼关行营参谋长，陈志坚为行营办公厅主任，杜斌丞兼行营高级参议，蒋听松、郭文萱为行营参议，靖任秋为办公厅中校参谋，武志平为少校参谋，蒋、郭、靖三人均为共产党员。陈冠三为少将参议。陈子坚1982年8月31日回忆说：“当时我任行营办公厅主任，杨对我说：‘斌丞是我在榆林认识的老朋友，魏野畴也是他介绍认识的。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思想一向是进步的，我很敬佩他，今后我们计划西北的事可多与他谈谈。’我从此认识了杜斌丞，在有关西北的大问题上常同他谈。他的主张，综合回忆如下：（一）要利用杨兼任行营主任这个职权的好机会不失时机地向甘、青、宁、新各省由近及远地发展；（二）赶快收编各省的杂牌队伍，以树立我们在西北的力量和声势；（三）寻找机会派兵入甘并统一省政；（四）汉回并重；（五）目的取得新疆，与苏联直接联系。他的这些主张也得到南汉宸、邓宝珊、续范亭等人的修正，最后得到杨将军的同意。当时外间风传杨虎城的‘大西北主义’盖亦指此。不过弄不清内容罢了。”
米暂沉1980年9月说：“1930年杨虎城率师兼任陕、甘两省军政长官之后，杜斌丞先后担任了陕、甘两省重要职务，在杨和蒋介石对西北地区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中，他以政治家的恢宏气魄，卓越的斗争艺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对朋友和同志耿直、坦率、热情、严肃，对杨的政治措施乃至生活作风，常常毫无顾虑地提出批评、建议，有时讲话的语气、表情也超乎一般朋友关系。我曾屈指计算，在杨的朋友和同事中，他是唯一对杨能据理力争的诤友，或者叫作畏友。难能可贵之处，是杨对他的进言批评，都能处之泰然，从无反感。有一次，他们在处理甘肃问题上，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还是杨听了杜的意见。”
说干就干，“大西北主义”计划付诸实施。
1931年5月18日，杨虎城以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名义，特派慰劳专员杜斌丞参议、检阅委员呼延立人参谋处长等20多人，前往彬县检阅新收编的警备骑兵旅苏雨生部。5月21日，杜、呼二人观看苏部野外演习，并致训词。《西安日报》于5月29日、30日连续刊载了杜斌丞在苏部的训词全文：“十七路与骑兵旅，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主义结合的时期。在陕西靖国军时代，他们两个军头虽不一，但因主义相同，曾结在一条战线上，作了很不短时间的一致奋斗，所以这是主义结合的时期，也可以说是第一次最初发生关系的时期。第二是感情结合的时期。是由去冬至本年2月，其时贵部尚未受杨主席的编制，可以说还不是他的部属。杨主席对于贵部总是一视同仁，竭力补充，设法接济，这只可以说纯系杨主席与苏旅长个人方面感情上的作用，因为感情很好，才能如此。所以说这几个月功夫，只能算是感情结合时期，即第二次继续发生关系的时期。第三是事实结合的时期，由本年2月至现在。因为从本年2月间才将贵部正式编为陕西警备骑兵旅，在事实上才有了不可分离的情势，所以这是事实结合的时期，即第三次最后的切实结合时期。杨主席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是西北革命的领袖，他历来奋斗的目标，完全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苏旅长是刚直义气、肝胆照人的人，试看你们没饭吃、没衣穿的时候，始终能团结一致，上下一心，和致力于保境安民的一切情形，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所以他才能和主席日见亲密，得主席的信任。当时财政异常困苦的时候，主席先改编你们的部队，并郑重地派来校阅委员，视察你们的切实状况，是要把你们骑兵旅的军纪、风纪及学科、术科等，整个地来整顿一下，成为陕西最精壮、最完善的部队，将来为党国效劳，为革命服务，其用意至深且远，希望你们于此校阅之后，更须加紧训练，保持住你们人强马壮、勇敢善战的原有特点，飞奔似的向前力进，把军队整个地练成‘纪律化’‘主义化’‘民众化’适合时代的队伍，为陕西军界上开一新纪元，才是杨主席改编你们的意思，也不枉兄弟此次代表杨主席慰问你们的一番意义，希望大家今后格外努力。大家将来果不负所期，杨主席一定还要亲自来再慰劳你们。至于你们近来的困苦情形，到省后一定要据实呈明主席，尽先设法，尽量接济你们，你们尽管放心，依照旧日步骤去切实训练。没饭吃、没衣穿的话头，总要叫你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想谈也是谈不到的。完结。”
杨虎城派员慰劳校阅和杜斌丞这段训词一连两日刊发报端，公之于众，制造舆论，其实都是在巩固部队内部，以图有所作为。
7月中旬，杜斌丞又奉杨虎城之命，以陆海空军总司令潼关行营高级参议身份代表杨入甘，与各地方实力派进行联络。武志平1984年6月12日说：“1931年夏初，杨虎城将军以潼关行营主任职权，派遣几组代表团分赴西北各地，与地方势力联络感情，调查各部势力内幕和政治动向。我随原西北旧军人、行营少将参议陈冠三到平凉陈珪璋部进行联络。杜斌丞一行数日后亦到平凉。杜到之日，陈珪璋及其部属，在东门外停候二三小时欢迎，可见其尊荣之隆。杜入甘之初，除在平凉与陈珪璋，在静宁与石英秀等晤谈外，在兰州还会见了驻固原之李贵清、驻靖远之王子元、驻岷县之鲁大昌、驻西宁之马步芳等部派来的代表，申明各民族团结，安定西北之大义，提出‘回汉一家，陕甘一体’的纲领性口号；指明过去野心家挑拨离间回汉民族关系，兵连祸结，造成人民流离失所，死亡枕藉的惨痛历史应该结束；提出开发西北、恢复生产的远景理想，各方均表示服从行营指挥。杜对驻在酒泉之马仲英部特为注意，认为是实现西北大团结，打开新疆局面极有希望的一支力量，对该部有关情况搜集不遗余力。”
时任十七路军第三游击支队司令的王子义1966年5月31日在《十七师的入甘和离甘》一文中说：“杨虎城在兼任潼关行营主任后，即派赵晚江以行营主任代表名义入甘与各方联系。不意赵到兰后与原冯玉祥部属雷中田相勾结，另有图谋。杨复派杜斌丞先生入甘。杜到甘不久，陈珪璋、鲁大昌、马廷贤等纷纷派代表来西安向杨输诚，请求改编，杨又派陈冠三分赴各部联系。经过数次信使往还，初步掌握了各部的实况。”
曾任甘肃通志局分纂的王海帆在《辛壬兰山见闻录》中说：“赵晚江者，皖人也。初经杨虎城派之来兰，乃至，见各方之情形复杂，有可操纵也，乃劝雷自力。雷引赵入幕客，与李克明、邹光鲁、祁荫甲有‘四大夫’之号。杨虎城悉其情，乃密电马鸿宾，略谓：‘赵有招摇情事，请即驱逐出境，免生后患；否则，予以严厉处置。’马置未理。乃后始语人，颇悔不决之早也。”
陈子坚1982年8月31日说：“杨虎城将军为实现他与杜斌丞等人商议的‘大西北主义’计划，派杜斌丞赴甘肃、青海视察联系各杂牌部队，目的为侦察各杂牌部队对行营主任是服从还是反对。因为任务重要，杨批给杜一万元交际费。杜不畏艰险劳累，完成了这个任务，对陈珪璋、鲁大昌、石英秀、李贵清、马步芳、马仲英、马廷贤等甘、青汉回杂牌部队都作了完满的联系（以后分别收编给以名义），也确实侦知兰州的雷中田、马文车对杨持反对不服从的态度。”
杨渠统在《杨虎城派陕军入甘亲历记》一文中说：“杨虎城对西北各省是有扩张雄心的。1931年7月，他派杜斌丞到平凉、兰州、陇西等地，与陈珪璋、鲁大昌等取得了联系，掌握了甘肃各方面的实际情况，所以在接到蒋介石命令后，即积极行动，派部队入甘。”
调解“雷马事变”
杨虎城主陕后，蒋介石并不放心，除任命顾祝同为洛阳行营（又称西北行营）主任，节制西北军政外，还打算派顾祝同或蒋鼎文率军入甘，但又恐不易退出，后又派蒋鼎文的军需处长马文车为首的甘肃视察团前往探察情况。1931年8月上旬，国民政府任命马鸿宾为甘肃省政府委员兼主席，马文车、谭克敏等多人为甘肃省政府委员，同为视察团成员的谭克敏以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马文车对仅得到一个光杆委员实不满足，醋意大发，便利用新编第八师师长雷中田（原冯玉祥部）与马鸿宾之间的矛盾，和雷中田勾结起来“倒马”，再加上甘肃政客李克明（武山人）、祁荫甲（陇西人）等煽风点火，从中挑拨，使雷与马鸿宾关系更为恶化，终于演变到势不两立的地步。8月25日，雷中田和马文车勾结一起，发动政变，扣留马鸿宾，史称“雷马政变”或“雷马事变”。雷中田便公开布告马鸿宾罪状，马文车以国民党甘肃党部整理委员名义主持甘肃省党政军学农各界代表联席会议，操纵民意，赵晚江以潼关行营主任代表身份出席。通过决议：支持雷中田为甘肃省保安总司令，组织临时甘肃省政府，拥马文车为临时甘肃省政府主席，取马鸿宾而代之。通电任命陈珪璋、鲁大昌、王家曾、高振邦分任甘肃陆军暂编一、二、三、四师师长，李子英为代理临时省政府秘书长，发布《告民众书》。
“雷马事变”发生后，8月28日，杨虎城向蒋介石电报事变情况。同一天，马文车向甘肃省内文武各界、各县政府、省立各学校发出“就职通令”，严令遵行临时省政府的一切，企图造成既成事实。
获杨虎城电告，蒋介石8月30日电令马文车：“密闻马（鸿宾）主席被禁闭，究竟如何？兹特派兄负责处理。如有意见，准予呈报，希即复电。”蒋介石明知却在试探马文车。
9月2日，蒋介石致电杨虎城：“甘事请兄负责处理，俾维中央威信。”取得蒋介石处理“雷马事变”权力，杨虎城便一步步实施。一面于9月3日致电马文车：“迅速恢复马鸿宾自由。”一面派杜斌丞、蒋听松赶赴兰州。
9月5日，不畏险恶，深入虎穴的杜斌丞到达兰州，代表杨虎城规劝雷中田等和平解决“甘变”，接受潼关行营指挥。有关杜斌丞出使甘肃，处理“甘变”一事到达兰州的具体时间，王海帆在他的《辛壬兰山见闻录》中是这样记载的：“9月5日（旧历七月二十三日），杨虎城代表杜斌丞、蒋听松进省。”
武志平说：“面对骤变的兰州形势，杜斌丞先生乘吴佩孚尚未到达兰州之际，毅然去兰州寻求消弭祸乱之策。杜恳切向雷中田剖析形势，晓以利害，劝其让出兰州，由潼关行营派军队接防。但雷仗倚有潘振云、高振邦等原冯玉祥旧部数千人（一说有3万人），以及存储的一批枪械弹药，不听劝诫，表示将据守兰州。”
张慎微回忆说：“赵晚江原是以潼关行营主任杨虎城代表的身份来甘肃活动的，赵到兰州后，适逢‘雷马事变’机会，便与马文车等勾结起来，当上了临时甘肃省政府委员，并兼任省印税局局长，在省务会议上表现特别突出。杨虎城因他参加事变，曾电令撤差，但赵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杨虎城继派的两个代表杜斌丞、蒋听松到兰州后仍和赵住在一起进行活动。”
蔡呈祥回忆说：“正当雷中田主张杀马鸿宾，高振邦主张放马鸿宾，两人矛盾尖锐化的时候，杨虎城又派杜斌丞代表到兰州，给高振邦许以新编第八师师长职，雷虽不了解具体情况，但对高的猜疑更加深了。”
9月6日，杨虎城致电雷中田、马文车：“迅速恢复马主席鸿宾自由，俾得行使职权，以维护中央威信。并制止对陇南马廷襄部用兵，俾维和平，而固边防。”
马文车获阅杨电，复电杨道：“已经商同雷师长，将马主席送回私寓，恢复自由。至行使职权一层，恐难折服甘民。”看来，马文车不愿轻易放弃已到手的权力。
9月7日，蒋介石再致电杨虎城：“甘省政变，经查明全系视察员马文车擅作威作福构成，将省主席马鸿宾私行扣留，已严令立将马主席恢复职权。复未遵令处理。”“除电令雷师长中田、高公安局长振邦，及陈、鲁两警备司令，将马文车立予拿解来京究办，其余协从概免深究。并转知马主席即日召集各委员行使职权外，仰即协助办理，以维地方而肃法纪为要。”
中原大战失败后的冯玉祥，并不安分，也来插上一杠子。“雷马事变”前夕，他就派人去兰州联络他的旧部。事变后，他又以搅局者的身份掺和了进来。派到兰州的李世军在《冯玉祥与雷马事变》一文中说：“我于9月5日到兰州与雷中田见面。我来兰州之前，冯玉祥在晋南绛县和我多次谈话。他对我的指示，归纳起来是：（一）干掉马鸿宾。（二）通电宣布马鸿宾纵匪殃民的祸甘罪状。（三）拿到政权后，如果蒋介石默认既成事实，我们就更有机会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力量，以甘肃为西北反蒋根据地，然后与国内党内反蒋力量交换意见。（四）估计蒋介石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指反共军事失败），一时抽调不出军队打我们。汉中的王志远、邠州（今彬县）的苏雨生牵制杨虎城，他不敢打我们，如果他来，我们可以狠狠地揍他回去。（五）除马鸿宾外，其他的汉回军队，派人切实联络合作，给以‘甘肃军政委员会委员’名义，以委员会名义分别发表军师长职务。马福祥父子想吞占西北，甘肃回汉军队，陕西杨虎城都不答应，干掉马鸿宾，别人不会反对我们。（六）利用一切力量，积极扩充队伍，训练队伍。（七）与苏雨生、王志远约定同时行动。要苏雨生进兵宁夏，解决马鸿宾残部而占领之，要王志远向天水推进，解决马廷贤土匪后占领之。我路过邠州时，将冯玉祥给苏雨生的亲笔信交给苏。我还没到兰州，‘雷马事变’就发生了。事变发生后，甘肃内部的反映，汉人势力派表面上支持倒马，骨子里反对雷中田；回族将领马麟表示中立，愿作调解，希望释放马鸿宾，马福祥、马鸿逵主张和平解决。杨虎城代表杜斌丞到兰活动，积极拉高振邦倒雷中田。”
冯玉祥的从中掺和，给解决处理“雷马事变”带来了变数。
9月20日左右，根据杨虎城请委，蒋介石准陈珪璋为新编第十三师师长，鲁大昌为新编第十四师师长，李贵清为新编第十旅旅长，石英秀为新编第十一旅旅长，并均归潼关行营主任杨虎城指挥。
甘肃政局一时乌烟瘴气，一团乱麻，一堆鬼火。不幸的是，乱中更有乱局手，火中更有人取栗。早已被北伐军打翻在地、蛰居川北多时的北洋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自称“兴国军总司令”，带着家眷、卫队等一干数百人马，离川北灌县，取道汶川、松潘出黄胜关入甘南，结束了他四五年的流亡生活，企图取得散落在甘、宁、青、新四省旧部拥戴，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于9月24日到达天水，受到驻军马廷贤欢迎。
9月28日，出使兰州的杜斌丞返回西安。武志平说：“杜斌丞先生在兰州见和平解决‘雷马事变’无望，又知吴佩孚即将到来，断定甘局终必武力解决，于是克服重重险阻，离兰返陕，回到西安与杨虎城主任密议收拾西北局势的计划，并商再派员赴兰的情事。”
正如武志平所说，杜斌丞见和平解决“雷马事变”无望，断定甘局“终必以武力解决”。杜斌丞复命后，杨虎城和他的将领们不得不尽快筹划武力解决之策。
10月30日，回西安一个月之后的杜斌丞，于10月28日受杨虎城指派再次赴甘，为新编第十三师师长陈珪璋、新编第十四师师长鲁大昌送委状及关防，当天到达平凉。
11月7日，吴佩孚到了兰州，雷中田、马文车率同官绅亲往迎接，并拨专款3万元，专设“孚威上将军行辕”。雷、马二人像找到了靠山和救命稻草一样，对这位势去心不死，已进历史垃圾堆的老朽尽是婢膝奴颜之丑态。
11月10日，驻平凉的新编第十三师师长陈珪璋派师参议秦峻峰由平凉来西安，晋谒杨虎城，静候杨主任指教与命令。未住几日，第三天便返回平凉。秦峻峰来西安，显然是与“终必以武力解决”一事有关。秦峻峰到达西安的第二天，潼关行营参谋长、陆军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就即将奉命率部入甘靖乱，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
正在平凉的杜斌丞，在孙蔚如向新闻记者谈话的次日，便发动平凉各界以“陇东军政农工商学各界”的名义，致电孙蔚如，欢迎孙率部入甘靖乱。
接着，杨虎城致电在兰州的吴佩孚：“外交紧急，国事日非，迭奉中央电令，请速驾入京，共筹国是。特派邢参议肇棠赴兰欢迎，请早日命驾为盼。”武志平1984年6月13日说：“杜斌丞从兰州回到西安后，与杨主任密议收拾西北局势的计划。因吴佩孚已到兰州，杨又派邢肇棠参议为代表，赴兰见吴痛陈利害，使之知难隐退，当时甘肃地方人物通电拥吴，甘肃局势更加混乱。”
入甘靖乱
甘肃的政局越来越复杂，握有蒋介石“负责处理”甘事权力尚方宝剑的杨虎城，11月14日发表《告甘肃民众书》，历数甘政当前乱因之后，向甘同胞郑重声明：“本军奉中央命令，出师西来，系为促进甘肃和平统一，解除甘肃同胞痛苦，一切措施，均以民众利益为依归，故师旅所至，秋毫无犯，不拉一夫，不索一饷，事实俱在，我甘肃同胞共鉴之。”
兰州方面得悉杨虎城派兵入甘，马文车便于11月15日在兰州与川、甘、青、宁、新五省将领马麟、金树仁、马鸿宾、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杨森、黄隐、雷中田、潘振云、马步芳、陈珪璋、鲁大昌、马廷贤、王家曾、高振邦、李贵清等17人联衔的名义发出通电，拥护吴佩孚出山，主持对日军事大计。果不其然，野心勃勃的吴佩孚自称“国民总司令”，号召四方，以祈拥戴。
孙蔚如发兵之前，派潼关行营司令部作战科长田志艇、参谋靖任秋、武镜寰由西安出发，直赴平凉，与陈珪璋新编第十三师计议一切，做好进军甘肃途中设营准备工作。
11月20日，入冬半月，寒潮来袭，冷风飕飕，吹落了枯叶，吹黄了青草，吹得尘土飞扬，弥漫了古城。孙蔚如从西安首途率十七师入甘靖乱。寒风中，潼关行营主任杨虎城夫妇及各界要人列队在西关外热烈欢送，当晚抵达彬县。22日抵达平凉，杜斌丞等在此迎候。24日，平凉数万人举行军民联欢大会，欢迎孙部入甘靖乱。新编十三师师长陈珪璋主持会议，并致欢迎词，孙蔚如、杜斌丞等讲话。
就在当天，搅局甘政的吴佩孚分别致电杨虎城和孙蔚如，谓：“邢参议肇棠抵兰面谈”“甘省内部，早经和解，似无用兵必要”“勿轻启兵戎”，企图阻挠孙蔚如率部入甘。吴佩孚心藏祸机，却又胆怯心虚。孙蔚如负命在身，军令已出，排除干扰，依然率军西进，杜斌丞随军襄助戎机，陈珪璋率一部助阵。28日抵达固原，29日抵达静宁县城。第二天上午，孙蔚如偕杜斌丞、陈珪璋出席当地驻军十一旅旅长石子俊主持的欢迎大会并致辞，孙师长致答谢词后，杜斌丞发表讲话，《西北文化日报》12月1日报道，杜的讲话大意为：“十七师入甘任务，说明雷中田必败之由，希望各武装同志站在民众立场上，勿蹈过去军阀空喊口号故辙，希望各界同胞对不法官兵据实报告，勿像在前军阀时代畏不敢言。”
12月3日，《西安日报》报道蒋介石致电杨虎城：“查潼关行营前因总部结束，曾令撤销在案。兹以西北三省关系重要，不可无统御机关就近请示整理；着将该行营仍不撤销，所有一切机宜，自总部结束后，即经向国府主席请示办理可也。除咨请备案并分行外，特电知照。”很显然，蒋介石早有提防杨虎城坐大西北之心。但因平定甘乱，潼关行营撤销延后。
12月6日，孙蔚如、杜斌丞抵达会宁，和陈珪璋新编十三师一部合力攻克会宁县城。然后向定西进军，经一场激战，排除阻力，先头部队尽快进抵兰州皋兰山下。12月10日，孙蔚如在定西电报杨虎城：“第四十九旅今日上午8时完全占领皋兰，秩序井然；弟为维持治安责任起见，由行营委杨子恒（渠统）为皋兰警备司令；雷中田南窜，高振邦部保吴佩孚、马文车等北渡黄河。弟明日进皋兰，处理一切。”
12月11日，孙蔚如、杜斌丞、陈珪璋进入兰州。经潼关行营批准，甘肃省政府临时维持委员会（简称临维会）成立，举行第一次会议，孙蔚如在会上宣布：“现全省一切事务，在中央未正式派员接办以前，特组织一甘肃省政府临时维持会进行一切事务，业经公推陈珪璋、杨思、喇世俊、裴建准、张维、杜斌丞、王登云为委员，孙蔚如为委员长。”会议决议，由杜斌丞、杨思拟定《甘肃省政府临时维持委员会组织大纲》。孙蔚如以潼关行营之名义，明令委任十七师四十九旅旅长杨渠统为兰州警备司令，委徐梦周为皋兰县县长（兰州行政官员，徐为秘密共产党员）。
与此同时，孙蔚如发表《告甘肃民众书》，大意为：“陕军入甘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央威信，整饬纲纪’；‘宣达中央德意，解除甘民痛苦’；‘融洽回汉感情，加强民族团结’；‘消除驻甘各将士间过去之隔阂，充实西北国防’。”
杨虎城于12月12日和14日，两次致电国民政府，转呈甘肃省临洮、隆德两县党务整理委员会两电。两电称：“吴佩孚此次由川来甘，到处煽惑，独树旗帜，若不设法积极制止，则为害党国，岂堪设想，三陇民众亦必致陷于万劫不复之境，电恳速设法制止或促吴出境，以遏乱萌而安大局。”“吴逆佩孚乘国难方殷，借口游历，阴图反动，率附逆鼠辈二百余人窜至甘肃，重倡武力统一，妄图死灰复燃，破坏西北政局，而甘肃一般之封建余孽亦奔波赞助，狼狈为奸……”
12月13日，甘肃省政府临时维持委员会发布第一号通令，宣布：在省政府未成立以前，临时维持委员会“暂时代行省政，俟新政府成立即行取消。”同时发布由杜斌丞、杨思草拟的《甘肃省政府临时维持委员会组织大纲》。大纲共有8条，其内容主要强调甘肃省政府临时维持委员会是奉中央命令组成，代行省政府职权，会议由孙蔚如委员长主持，省政府一切应办日行事件由委员长处理，待省政府正式成立，临时维持会即行取消等。第二天，孙蔚如委员长手谕杜斌丞：委董建宇、邬逸民为省府临时维持委员会秘书。邬为共产党员。
12月15日，国民政府特派贺耀组为甘宁青宣慰使；任命孙蔚如兼甘肃宣慰使；甘肃省政府委员兼主席马鸿宾请辞照准，省政府委员马文车免职查办；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当时未到任），贺耀组为政府委员。当日，杜斌丞出席孙蔚如委员长主持的甘肃省政府临时维持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补行通过杜斌丞、杨思拟定的《甘肃省政府临时委员会组织大纲》，增补鲁大昌为临时维持委员会委员。
12月17日，杜斌丞核签孙蔚如委员长委任白诚斋为《西北新闻日报》社长委任状。该报原名为《新陇日报》。白诚斋为秘密共产党员，谢子长入党介绍人。
12月20日，孙蔚如委员长手谕：派杜委员斌丞兼本府秘书处秘书长事宜。21日，甘肃省政府临时维持委员会派临维会委员杜斌丞兼任临维会秘书处秘书长，第二天颁发了正式委任状。23日，甘肃省政府临时维持委员会公布由杜斌丞主持拟定的《修正甘肃省政府秘书处组织条例》，一共7条。12月26日，《西北文化报》报道：“孙蔚如于21日在兰州宣誓就任甘肃宣慰使职。孙就任后，即委任甘肃省政府临时维持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杜斌丞兼任宣慰使署秘书长。”这样，杜斌丞成为甘肃军、政两署的文官长。
1932年1月2日，国民政府任命杨虎城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这天，杜斌丞出席甘肃省临时维持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会议由委员长孙蔚如主持，会议通过了杜斌丞、张维拟定的《甘肃省政治人员考察所简章》，聘任杜斌丞、王登云、杨思、喇世俊、仲兴哉、水梓、冯致祥、张维为考察所委员；通过杜斌丞关于全省清乡事务应本地方现在情形分期举行的提议，并决定由省清乡局副局长邢肇棠和杜斌丞、张维委员会拟《甘肃省清乡总局组织规程》。当日，甘肃省政府临时维持委员会公布了杜斌丞和张维拟定的《甘肃省政治人员考察所简章》。
自1931年12月10日孙蔚如率部进入兰州，到1932年1月5日，在短短的二十五六天内，甘肃靖乱初战告捷，省政开始走上正轨。孙蔚如向杨虎城电告了甘省现时之政治工作简况。此电为杜斌丞拟稿。电文言简意赅，全面周到详细，一目了然。全文如下：
潼关行营主任杨钧鉴：甘省政治紊乱已久，弟抵兰后，权衡轻重，酌量缓急，重新整理，逐渐就绪，谨将自上月蒸日（10日）起至现在止所有政治工作举其荦荦大者分别报告左右：
（一）豁免苛税。此次削平甘乱，原为解民痛苦，所有雷马时代一切苛税及征兵等费，首先明令豁免，其有收到未解之款，一律令县发还。
（二）严格用人。甘肃政治，暮气太深。用人之道，更无标准。虽有考试，等于虚设。欲求政治改良，必须慎重人选。提前设立政治人员考察所，注重青年人才。现入者已达百余人之多，定期试验，冀得真才。
（三）规定文官俸给。甘省政费，向按维持费支给，自委任至简任无过百元者，此系国民军苛政，全国多未经见。现拟根据中央规定编制预算，一面酌量本省财力，减成核发。
（四）清理财政。年来政权分裂，各县财政强半由驻军把持，不归省府监督支配，现拟实行清理。一面令县据实核报，一面派员清查。
（五）考察政治。政治混乱已久，省府与各县发生隔膜，所有各县政治状况没有明察一切。兹拟派政治视察人员分赴各县，实际考察，以为将来设施之标准，一面令县办理旬报，以作参考。
（六）实行清乡。甘乱甫定，游勇遍地，盗匪潜伏，急应分别剿抚。当依照部章设立清乡总局，侧重编练民团，肃清盗匪，收抚游勇。并由弟兼任局长，邢肇棠任副局长。正在积极筹办中。
（七）遴委县长。县长为亲民之官。甘乱初定，各县人民望治心切，因将距省较近及甘、凉属十余县提前委任，勒限赴任。
（八）取消闲散机关。甘省向有骈枝机关，大半因人而设，事实上无足重轻。兹为节约经费计，将省防司令部即行取消，省防事宜，由省城警备司令部办理。可取消市政筹备处，事归建厅及公安局分办之。
（九）改组省政。前省府组织极其扩大，冗员太多。按诸部章，殊有未合。因拟自元月1日起，改组省府，缩小范围，将原有军事、副官两处取消，改设军事科隶秘书处。
（十）筹办营业税。甘省营业税法尚未实行。废厘后暂行一种临时补助费。兹已设立营业税筹备处积极筹办，俟该税法实行后，即将补助费名目取消。
以上十项，均将先后实行在案。除将续办各事临时报告外，谨电详陈，伏乞重鉴。
杜斌丞襄佐杨虎城、孙蔚如平甘理政，立章建规，卓有成效。自离开兰州，他亲力亲为起草制定的规章、制度、条例不下十几种，涉及政府施政、财务、税收、公安、司法、军队、教育等部门和领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更值得一提的是，1932年1月，他主持起草甘肃省政府临时维持委员会委员长孙蔚如颁布的《县长遵守办法数条》，更是贴近民意，深得民心，其历史作用和现实镜鉴都不可低估。文字虽长，仍愿引录共勉。其文如下：
为令遵事。照得县长本亲民之吏。从政以察吏为先。甘肃迩年以来，纪纲解纽，政系糅杂，局成割据，姻私冒专诚之选，政出阀阅。武弁寄百里之责，驯至土豪劣绅供其把持，黠鼠雄虎凭为城社，横征暴敛罔恤民情，吏治之坏于斯为极。推厥症结，固由政治之失轨。欲图补救，端在亲民之得人。本委员长来自田间，深识利弊。此次奉命靖乱，入境之初首询民情。疮痍满目，处处闻石壕之吏。流离载道，在在见监门之图。抚兹孑遗，衋然心恻。因念丧乱之余，养民为要。整饬之道，察吏尤先。各县县长，责重亲民。一切政令，由此设施。要在本平民政治之精神，实行平民政治之标准。兹拟定办法数条，期共勉之。
（一）勤求民隐。县长为亲民之官，应从“亲民”二字做起，革除从前一切恶习，以实现公仆之精神，减从轻出，时时与人民谈话，勤问疾苦。有害于民者，当思以去之，惟恐此时无害而将来有害，更惟恐一害未去而一害又生。有利于民者，当思以兴之，惟恐利民不久，更惟恐利少而害多，必能办一点。有不容己于斯民之心，乃能随时随事随地体察，为地方谋幸福。古云：“如保赤子，心诚求之。”今日正宜体此以行。县长能耐一分之劳，四境即受无穷之赐。久之，则事兴心习，理得心安，将有不烦而得不劳而理之效。倘或阳奉而阴违，或始勤而终怠，如日行案件亦潦草塞责，得过且过。甚或上司公文并未全看，一遇叩询茫然失措，民间一纸之呈诉，至有守候周旬、满月而不得其批示。病国误民，莫此为甚。故今日吏治第一在痛除暮气官气，实现朝气民气。
（二）力持操守。年来人人有做官之欲望，皆视官场如市场。较量县缺之肥瘠，询问赚钱之多寡，公然见之于稠人广众而毫不知讳。风气至此，言之痛心。一行作吏，惟利是视。或借端巧取，以为有说之辞。或踪迹诡秘，而冀人不之觉。或征粮私加盈余，或收粮掯勒尖收，买谷则短价浮量，借谷则平出尖入，斛低斛面唱言应得，收发账房朋比分肥，以及日用柴炭短发价值，喜庆令节暗收贿遗。近来勒借富户，派累甲民。公家派一斗，则官加三斗。官派一钱，则吏役收三钱。常俸之外，全恃浮收。每有一事，辄思染指。县长如此，则家人之招摇，衿棍之挟持，皆随之而至。故今日县长之通患，在无操守。无操守，则寡廉鲜耻之事皆由此而生，社会岌岌不可终日，职此故也。熊勉庵云：“贪官污吏侵渔百姓，甚于盗贼。”夫官而至于以盗贼相拟，稍知自爱宜雪此耻。
（三）严束员役。身任地方，而有意于扰害人民不爱名誉，苟非丧心病狂当不至此。查甘省吏役多未裁革，一切公事委之此辈，有关人民，便借以为索钱之计，倘不力求振作严加训练，则误国病民何堪设想。应当以身作则，黎明即起，耐劳耐苦，事必躬亲。更要于无事中寻出有事，有事者化为无事。官勤则吏不敢偷，官廉则吏不敢贪，此必然之势也。更要勤加训练，俾其洗心革面，湔除旧染。一面严定赏罚，随时考察。一票之出入，必规定时间。一事之差遣，有一定需费。人民之生命系于此，县长之名誉亦系于此。当思我辈今日为官，他日仍是为民。人己一样，我与我之父母兄弟妻子不愿受地方员役之磕索扰害，即可推知为我所辖之人民亦不愿受此员役之磕索扰害，推己及人，想到一分作一分，救得一人算一人，要在为县长之精神能贯注耳。
（四）加强抚恤。甘省自经丧乱，人民如裸尪之夫，加以重病，休养生息犹虑弗遑，如再剥削民何以堪。试思此一粥、一饭、一丝、一缕，以及仰视俯蓄之资，从何处得来？非人民与之而谁与之！具有天良，如何爱护。然以今日现状言之，在公人员不威吓人民者几人，不打骂人民者几人，不拖累勒索人民者又几人？应各激发天良，加意抚恤。处处为民力民财着想，息息与民痛痒相关。孰为弊去其太甚，孰为患消于未然。如何扶携以招徕，如何抚循而安插。除恶正所以安良，不必徒尚姑息。任事即所以省事，最忌习于便安。天下最利之事，无过于为大多数人谋利益。造福，造孽，争此一念。如或只知利己不知爱民，方思借官以肥家，甚且剥民以奉己，人民何赖有此官，党国何必设此官，以重累此一方之民也。
以上数端，略举其要，其他条分目举另有规定。事在人为，政贵力行。为此，谆谆告诫，合行令仰各该县长遵照分别认真实施，勿得因循干咎，并将遵办情形随时按照旬报规定呈复核夺。本委员长将以奉行之从违为考绩之殿，最勿视作一场话说也。切切此令。
“失此一着 全盘皆输”
杜斌丞自赴甘联络、调解雷马事变和靖乱理政，前后长达五个月时间，可以说，他完全摸清了甘肃军、政、民等省情实况，对实现他倡导的“大西北主义”计划更加心中有数。1932年2月1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聘请其为西安“绥署”高级参议。11日，他便书面孙蔚如委员长：“因公赴西安，秘书长职务由秘书崔焕九代理。”当天，临时维持委员会发布训令：“查本府秘书处杜斌丞秘书长因公赴陕，所有秘书长职务，暂由秘书崔焕九代理。”
关于杜斌丞这次“因公赴陕”的原因，孙蔚如1961年11月作了这样一番解释：“1932年春之国内形势，蒋介石新近战胜冯玉祥、阎锡山，且据有中央政府名号，本可有为。但只悉力内争，置国家民权于不顾，放弃东北未发一枪，其媚日卖国之行为，已昭然在人耳目。而西北一片干净土，帝国主义犹未染指。若据有西北，西连苏联，东向中原，则于革命前途，至为有利。因之斌丞商定一个方案：暂让出陕西于蒋，以安其西顾之心。十七路军指挥部移驻兰州，由孙蔚如率十七师走新疆。并分兵宁（夏）、青（海），既跨有四省，整理训练，可为他日革命根据地。当时形势，这个计划是可以达成的，即由斌丞携此方案回陕，建议虎城先生，时以他故未能决行。迨后胡宗南入陕转甘，马鸿逵返宁，这个计划就成了过去。事虽未毕，斌丞之宏图远略于斯可见。”
确实如此，杜斌丞倡导的“大西北主义”计划，比他一年多前的设想更大胆了，这是他在甘肃平乱理政期间的深思熟虑。
事情往往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再好的计划也可能出岔。杜斌丞回陕期间，兰州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意外事件，这个事件导致他的“大西北主义”计划功亏一篑，实属遗憾。这个大事件，就是新编十三师师长陈珪璋之死。杜斌丞回西安还不到10天，2月20日（一说19日）这天，甘肃省政府临时维持委员会委员、新编十三师师长陈珪璋因“异动”被秘密处决。在2月23日甘肃省政府临时维持委员会第17次会议上，委员长孙蔚如向会议提议：“陈珪璋因该部叛变，业已潜逃，拟将该委员名义取消，请公决。”会议公决通过。
24日，孙蔚如即电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第17次省务会议提议，陈委员珪璋因该部叛变业已潜逃，拟将委员名义取消一案，当经决议通过。公推财政厅接收委员仲兴哉及教育厅接收委员水梓为省府维持委员会委员。谨此电达。”当时的《西北文化日报》对此也作了报道，大意称甘省陈珪璋突于2月19日（20日）晚在兰垣哗变，闻该匪部已完全解决。
关于陈珪璋“异动”和被秘密处决一事，事件的当事人孙蔚如十七师四十九旅旅长杨渠统（子恒），在他的《杨虎城派陕军入甘亲历记》一文中是这样讲的：“孙蔚如就职后，一面维持省政，积极整顿财政，一面着手调整整顿甘肃军队，以便为杨虎城的西北扩张计划打基础。当时的主要困难是：大军云集，粮饷无着；陈珪璋部仍踞陇东重镇平凉地区，障碍着陕甘咽喉。陈珪璋本人随军到兰后，居功骄傲，尾大不掉。同时，国民党CC分子田昆山等又从中活动，挑拨陈珪璋脱离陕军孙蔚如的指挥。适于此时，兰州城内突然传出‘甘人治甘，驱逐陕军出境’的风声。因此孙陈矛盾加深，孙对陈百般猜疑，时刻提防。为了先发制人，孙乃决定解决陈部，遂于1932年农历正月十五日（2月20日）夜间在兰州发动事变。孙一方面派队包围解决了驻在拱星墩营房的陈部孙志远旅和骑兵团，一面令我派特务营营长杜耀宗率兵数十人借抓逃兵为名将陈珪璋从佛照楼旅馆捕去，当夜处死，孙蔚如又派我率部星夜赶赴平凉，解决驻在平凉的陈珪璋部。”
王子义在《十七师的入甘和离甘》一文中说：“孙蔚如在甘肃的措施，最使甘人失望且为举世所指责的首为杀害陈珪璋一事。在孙蔚如方面，总认为若无陈珪璋军允于假道，以及协同作战所造成之声势和对甘肃人的影响，十七师的顺利入甘是不能想象的，而况定西之役由于陈之骑兵包抄敌后，才得以迅奏肤功，因而什么事都可以迁就忍耐，乃陈却恃功骄傲引起孙的不满。杨虎城在西安与陈珪璋会晤时，曾面许进入兰州后立即派兵攻打宁夏，成功后即保荐陈为宁夏主席。但此时孙急于巩固政权一时无暇顾及，陈则认为孙背约食言，不免口出怨言。加以陈之左右拨弄是非，陈竟积极联络当地士绅，阴谋策动‘甘人治甘，陕军回陕’运动。并把这种口号贴在省政府大门口，尤使孙怒不可遏。陈原来带兵一营驻在城内，事变前数日未报宣慰使署调步兵一团入驻城内，遂使谣诼繁兴。到旧历元宵节薄暮，杨渠统、王宗山先后向孙报告，建议先下手为强，免为人所暗算。在积怨已深，谣言蜂起的情况下，孙犹持慎重态度，下令先做警戒部署，陈部若无异动，不许衅自我开，只做警戒以防万一即可。不料杨渠统则借此首先发难，初则报告说陈已失踪，继又报告说受伤后当场毙命，其实杨于当晚将陈杀害，秘密掩埋。陈珪璋死后，消息传到西安，杜斌丞正在西安谒杨虎城面陈要公，知陈已死，殊为惊异，即询杨这是什么人的主意，杨当时应在自己身上。杜认为，‘失此一着，全盘皆输’，颇为不怿。稍缓杨为之解释说：‘蔚如来电，只简单说了两句，好像陈珪璋没有多大罪过，蔚如向我引咎，我平日约束部下不严，也只能自责。’”
无疑，这次突发事件，对杜斌丞心理挫伤极大。“失此一着，全盘皆输”的一声叹息，则是他无可奈何和最大失望与绝望。“小不忍则乱大谋”是胸怀大略之人最忌惮、最不能冒犯的。
杜斌丞急返兰州，协助孙蔚如善后杨渠统杀害陈珪璋后出现的复杂局面，途中遇一小惊。陪同杜斌丞赴兰的武志平1984年6月12日说：“1932年初，陈珪璋被杨渠统杀害后，地方不靖，杜斌丞先生与我自西安赴兰州，中途汽车发生故障，昏夜始抵清江驿，地方团队持枪举火，厉声呼喝，其势汹汹。我急持枪踏下汽车与之搭话。杜从容镇静，示我以缓和态度向之说明来历，对方终于了解，为我们安排食宿。同车数人咸服杜公文人而有此胆略，深表钦佩，汽车司机也为之赞誉不置。”
杜斌丞到达兰州，协助孙蔚如处理了陈珪璋被杀善后事宜。3月12日，孙蔚如以甘肃宣慰使名义，发表了《为处置新编第十三师叛变告陇东十三县民众书》。时任甘肃省政府临时维持委员会委员的裴建准和韩定山、张慎微在《吴佩孚之来去与陕军入甘》一文中这样写道：“孙蔚如在《告陇东十三县民众书》中宣布的陈珪璋七大罪状，要点是：（一）趁火打劫，广收匪徒，扩充势力；（二）横征暴敛，不顾民命；（三）违抗命令，拒绝讨逆部队（指陕军）入平凉城；（四）沿途作战不遵指挥，贻误戎机；（五）把持陇东政权，割据自雄；（六）收买十七师官兵枪弹，充实势力；（七）杀戮中央大员，藐视中央命令。对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经过，孙在《告民众书》中说：‘陈珪璋收买少数无聊政客，秘密组织什么倒孙团，废历上元节日，有该部勤务兵忽对邮局人说你们这几天少出去，我们要和十七师开火等语。时即有人报告。本宣慰使还以为该勤务员无知，随口乱说，语原无稽，并未在意。却不料在当日晚上，该部竟于士女杂沓、万民庆乐之际，轰然一声，发难为变。好处是兰州警备司令部一闻有惊，立派队防备，于最少时间，将该谋变部队缴械了解（结），隔日平凉变部也被本部驻平黄团将其解除武装。’但据当时在兰州所听到的事变情况，却不是这样。陈珪璋由于与孙蔚如并肩前进作战，到兰后居功骄傲，对孙不大服从，确是事实。这次事变，实际上是由孙发动的。当元宵节前夕，陈珪璋曾到大绅杨思家中拜访闲谈，杨因听到孙对陈有准备下手的风声，准备告陈，但座上有客，便未言，曾暗示让陈早日离开兰州。陈似有所悟，但没重视。第二日，就是元宵节，陈当晚在街道玩灯之后，回到佛照楼旅社正和友人打牌为戏时，突然孙蔚如派兵包围，捕去杀死。陈的谋士秦峻峰也同时被害，置尸安定门外，由其友人司瑞如等备棺掩埋。事件发生后，各方舆论大哗，一致对陈惋惜，对孙指责。”
关于陈珪璋之死，以上几个人的回忆，大体情节基本一致，但关键节点和细节并不完全吻合。孙蔚如入甘靖乱理政是很成功，也是深受甘人欢迎的，这一点是有历史事实根据的；至于传言的“甘人治甘，陕军回陕”也只是少数受到打击的反动军人和士绅挑拨离间；孙、陈后来虽有矛盾也不可能完全是导致陈死的直接原因；孙的《告陇东十三县民众书》虽有掩盖事实、夸大陈恶迹的一面，但人已死，只能这样给民众一个交代；导致陈死的最直接责任人应该是杨渠统，孙并未给杨下达杀死陈的命令，只做警戒而已。但杨渠统在回忆中并未说清自己当时的动机。杨渠统和陈珪璋都是陇东人，杨籍平凉，陈籍庆阳。杨后来又被蒋介石挖走，离开了杨虎城。很难弄清杨渠统与陈珪璋之间的历史瓜葛与隔阂。
以上这些谁是谁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事件导致了杜斌丞筹划多时的“让出陕西，十七路军指挥部移驻兰州”之“大西北主义”计划的几乎流产，给西北地区政局带来的不利影响。
陈珪璋事件平息之后的4月25日，杨虎城陪同甘肃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邓宝珊从西安出发，赴兰州就职。孙蔚如任甘肃省政府委员，杜斌丞任省政府秘书长。
“大西北主义”计划虽然受挫，但仍有希望所在。因为陈珪璋事件后，杨虎城的势力仍然控制着甘肃军政，邓宝珊的赴任，孙蔚如率十七师师部和杨渠统旅驻守平凉。孙后升任三十八军军长，杨渠统兼任陇东警备司令，孙蔚如段象武旅还驻守兰州城垣，段旅长兼任兰州警备司令；杨的马青苑警备师驻守陇南，还有收编的苏雨生、王子元等部也驻守甘肃靖远、陇东地区；杜斌丞任甘肃省政府秘书长，手下一批得力助手也任职于省府各个部门；杨虎城还派人去驻酒泉的马仲英部进行联络。马仲英是马步芳的堂弟，与马步芳素有不和，结怨太深。打开酒泉门户，西进新疆就可以顺水行舟。杜斌丞辅佐孙蔚如入甘靖乱时，就派人去酒泉与马仲英说项。武志平1984年6月12日说：“杜斌丞先生提出了‘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联合苏联，南北团结，反蒋救国’主张，为支持马仲英部进军新疆，杜斌丞于1931年进入兰州后，即派杜立亭为酒泉行政专员兼与马部联络的代表，杜立亭带一批进步青年最先到达河西，马即委任杜立亭为他的参议。”
陈珪璋事件后，杨虎城5月间又派上校参谋杨波清等前去酒泉马仲英三十六师公干。武志平又说：“杨虎城、杜斌丞先后派遣刘佛吾、杨波清、蔡雪村、李罕言、苏醒民（苏士杰）等去马部工作，并允届时给以物资上的帮助。以上数人是为了军事取得进展之后，便于和苏联打通关系而派的。1932年夏，我受孙蔚如之命，赴酒泉与马仲英部联络，行前向杜斌丞请示。杜谈到经营西北之远景，嘱我观察马部入新疆之准备工作，了解马左右决策人物所起的作用。了解装备与粮秣及长途行军之各项准备。并要我与杨波清等取得联系。杜介绍邬逸民（邬先任杜的秘书，后参加靖远兵暴）和我同行，又为我签发护照。我在酒泉住了数月，冬季才回到平凉三十八军军部驻地。离开酒泉时，马仲英要我向杜斌丞问候，并赠给杜一匹骏马。我返回后向杜斌丞报告了去酒泉的经过。”
杜斌丞在邵力子主政的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任上两个多月，到了7月中旬，杜因腿疾不支，前去北平医疾两个多月，返回兰州。11月中旬便致书邵力子主席请辞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一职。他说：“本年5月，主席莅甘完成正式省政府，自持疏庸决拟即时引退，用避贤路，乃蒙主座不弃葑菲，电呈国府正式加委，奉命之下惶悚无似，思维至在不得不勉竭驽钝借报知遇于万一。讵任事未久，忽于6月底感受风湿，发为腿疾，虽经请假医治未见效果。无已于7月中旬去平诊治。一面具呈辞职，仅蒙给假就医。抵平后即赴各医院认真治疗，而各医院均称此疾非长期诊治不易见痊。因思所任秘书长一职关系綦重，未便久事虚悬，故经两次电辞迄未奉复，爰于10月5日力疾返兰，面申前请，无如每次晋谒，慰勉有加，更替无息。伏思斌丞主教十载，心力交瘁。频年漫游大江南北国内各埠，考中外之情势，查社会之现状。深知欲固国本，莫先于经营西北。欲救颠危，莫要于开发甘新。用是不避寒暑，奔驰于秦陇道上，瞬经年余，何幸军事甫定。主座莅甘，建设心切，延揽情殷，庸劣如职，蒙宠植之逾恒，更推心以置腹。稍具血忱，自当感激图报，期偿夙愿。惟是伟大之事业，出于健全之体格。斌丞腿疾未愈，步履维艰。精神既感痛苦，工作何能努力。再四思维，与其窃负虚名自误以误公，不若暂卸仔肩图报于将来。斌丞赋性戆拙，绝无丝毫矫饰。主座知职至深，伏乞俯如所请，俾得继续就医。一俟病愈之日，定当追随左右，借供驱策，所有恳请辞去秘书长职务各缘由理合具文，呈请钧座鉴核。准予转呈国府另简贤员早日接替，实为公德两便。”
邵力子接到杜斌丞辞呈，一再挽留，于11月25日在杜斌丞的请辞书上只批签一个字：“存”。
12月下旬，三十八军军长兼十七师师长孙蔚如，奉命率军部及驻平凉各部3000官兵移驻天水，以堵截入陕的红四方面军。此前，已提交辞呈的杜斌丞来到西安，他奉杨虎城之命，从西安赶往天水，劝慰孙蔚如。之所以叫劝慰，其中的原因是，这年9月中旬，发生了杨虎城驻陇南的警备师师长马青苑在蒋介石经邵力子许愿拉拢下，不顾大义，逞其私利，率兵暴乱，叛杨投蒋。经杨派兵围剿，只身逃脱，自投绝路。而孙蔚如刚移驻天水，发生了让杨虎城不大放心的事。王子义1966年5月31日回忆说：“孙蔚如率部从兰州驻平凉、天水后，对甘肃政权被夺心有不甘，又以邵力子对三十八军不仅不予协助反多留难指责，特别是策动马青苑叛变居心叵测；认为这都是蒋介石过河拆桥，排除异己，再不能容忍下去。他一怒之下，电蒋介石大发牢骚，并估计国民党的中央军触角尚未伸入西北，红军又出现在川北建立苏维埃政权，蒋只能对他让步，不会采取强硬态度。但这个电报，中途被十七路军总指挥部交通处处长李百朋转交给杨虎城扣发。十七路军总部通讯有个规定：总部有两个长途电台，一个叫行营电台，专担任第十七路军内部通讯。另一个叫固定电台，专担任总部和外地通讯。所以孙发给蒋的电报，必须先经过西安固定电台，然后才能转发南京。固定电台收到孙蔚如给蒋的电报，认为关系重大，转交杨虎城请示，杨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不可轻举妄动，遂令扣发。并派杜斌丞赴天水劝慰孙蔚如。孙后来见李百朋说：‘你们统治得太严了，一个军长连个电报都发不出去。’”
很显然，杨虎城的考虑和处理都是十分慎重得当的。意识到这是关系到十七路军“大西北主义”的全局性问题，蒋介石拉走马青苑之后，正在注视着杨虎城的反应和举动，稍有不慎，蒋只会给十七路军设置障碍，限制发展。杨虎城选派杜斌丞前去天水安慰孙蔚如也是最适当的人选，尽管杜斌丞腿疾未愈，还是奉命前行。
1933年1月27日，甘肃省政府邵力子发出手谕：“秘书长杜斌丞辞职未准尚待核办，其职务概由董健宇代行。”董为甘肃省政府秘书处秘书主任。从此，杜斌丞结束了他的甘肃任上，常住西安。
靖远起义两襟怀
杜斌丞倡导的“大西北主义”计划，不仅包括以十七路军为主的西北地区各个势力派的大联合，也包括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的大联合。他一直看好西北地区共产党组织和游击队力量的发展和壮大，看好西北地区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他和他在榆林中学培养出来的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革命人才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即使有些学生后来投入蒋介石营垒，他也与之保持着某种联系和往来；那些蒋介石瞧不起的“杂牌军”却与共产党有着暧昧关系的首领，他也是以朋友相待，想办法把他们拉到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在兰州期间，杜斌丞的秘书邬逸民、儿子杜鸿范就是共产党员，还有随十七师入甘靖乱的张东皎、李罕言，派去酒泉的几个人和他在甘肃省政府临时维持委员会工作的常黎夫、马豫章、周益三，以及派往皋兰县任县长的徐梦周，陪同他出使兰州的蒋听松、靖任秋都是共产党员。有的一度失掉组织关系，但仍然保留一颗共产党的心，随时寻找组织恢复关系。
杜斌丞与共产党人的接触和联系，早在榆林中学时就知道魏野畴、李子洲、王懋廷、杨明轩等人的共产党员身份，那时正处于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刘志丹、谢子长、高岗、马明方、霍世杰、王子宜、杜润滋等这些从榆林中学出去的学生后来加入共产党参加革命，他也是心知肚明，由衷的高兴。
陕北的一些老共产党人，对杜斌丞曾经支持、资助、保护、掩护他们闹革命的举动常怀感恩之心。刘澜涛曾担任中共陕北特委秘书长，张德生曾担任陕北特委府谷县委组织部长。1930年10月，两人出席在绥德县合龙镇召开的特委扩大会议时被捕。时隔不久，杨虎城入关主政陕西，原由冯玉祥系宋哲元控制的陕西省军政组织垮台，陕北特委便利用陕西政权更替的有利形势，发表“快邮代电”，抨击前政府的恶行，呼吁陕西新政府平冤狱，救百姓，释放刘澜涛、张德生等无辜。张德生1956年7月20日在他的《自传》中写道：“1930年，我和刘澜涛同志被捕关押在绥德县看守所，不久杨虎城进关主陕，南汉宸、杜斌丞等均在杨部工作，各地的县长多为杨虎城改换。在此环境下，经马济川、常黎夫、杜斌丞、曹亚华等营救，新任绥德县长又代表我们拟了一个‘具结’，始于腊月三十日宣布无罪释放。”
当时主持营救工作的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青年委员常黎夫1995年3月说：“在杜斌丞的关照下，陕西省教育厅委派横山县教育局长曹亚华（地下共产党员）到绥德县考察刘澜涛、张德生同志的案情。同时，杜斌丞嘱咐赶往绥德接任县长的高望之，要高设法把他的两个学生（刘、张）释放了。曹、高到绥德后，马济川（绥德师范学校校长）等即以学校名义为刘辩护申诉，在这一年的除夕，德生、澜涛被无罪释放了。”
常黎夫还说：“1932年春，我到兰州在杜斌丞身边工作，高望之、贺连城和我都住在杜的寓所甘肃宣慰使署招待所。高望之曾向我夸功，讲了释张、刘二人的具体情节过程。高说：‘杜先生叫我放人，岂能不听；但放人得有个手续，档案里要有所交代，我就为他俩代拟了因受人诬陷，致入囹圄，出狱后不做越轨的行动的具结文书，由他两人签字就算了。’”
北伐时到洛阳车站旅店看望杜斌丞的革命青年马云泽后来回忆说：“1931年正月，谢子长同志派我到西安，会见杜斌丞和呼延立人，打算通过他们的关系，向杨虎城要一个合法的军队番号，以便开展兵运工作。杜斌丞是谢子长的老师，在杨虎城部任高级参议，呼延立人是谢子长的同学，在杨虎城部任参谋处长。谢子长让安定（今子长）县委以他的名义写了两封介绍信。我化装成卖药的商人，在老乡掩护下来到西安。先找到呼延立人，他接待很热情，但当讲到我们的要求时推托事情难办。后来我到杜参议的家，递上谢子长的介绍信，讲述我们的要求，他沉思一会儿说：‘你们的工作情况我清楚，你们的打算很好。要个番号也可以勉强办到，不过你们以后要另打旗帜，我和杨虎城是朋友关系，那时就不好说了。还是你们自己动手干起来再说吧！’我离开杜参议家时，他叮咛我谨慎，并要我代为问候谢子长。我因路费困难，暂时没有离开西安。一天晚上，我和艾德生、杜理丞（斌丞堂弟）正在青年会谈天，突然军法处的便衣闯进要抓艾德生，我们两人也被押到军法处。军法官听说我们是杜参议的堂弟和乡亲，晚上11点钟派人送我们到杜家。杜理丞走进杜参议的卧室，杜参议写了证明信，信的大意是：马云泽是我的乡亲，到西安找工作的，我可以证明他是个好人。军法处的拿着证明信走了，当晚我就住在杜家的东厢房。第二天清晨，杜参议亲自给了我10块钱，并叮咛说：‘你不要待在西安了，快回陕北！’我回到陕北向组织汇报后，同志们都称赞杜参议关心革命、营救同志的高尚行为。”
杨虎城主陕伊始，陕西省政府委任杜斌丞为省清乡总局副局长，安排掩护共产党员在清乡局工作。白超然1979年11月回忆说：“杜斌丞应杨虎城之邀出任陕西省清乡总局副局长后，接受中共陕西地下省委推荐，让共产党员霍世杰任省清乡总局的专员，霍则往来于陕南陕北，并绕道甘肃、山西做党的工作，也为杨虎城做了不少联络工作。”
米暂沉1980年9月说：“我是1927年追随杨虎城东出潼关的。1930年回陕西后认识了杜斌丞先生。由于他的历史地位和年龄关系，我一直对他很尊重，情同师友。我和他在职务上从无关系，但他对我常常严厉责备，谆谆教导，使我在对人处事上获得不少教益。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按照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体制，每一个省必须设置一个清乡总局，由省政府主席兼任局长，杜斌丞先一度曾任该局副局长。他把霍世杰等共产党的负责干部和一些进步分子安排在该局工作，还把著名的共产党人刘志丹营救出狱，并设法从杨虎城手里为谢子长索取过枪支。”
1931年夏，中共陕西省委军委组织部长王均治来杜斌丞家中看望杜的长子杜鸿范，杜斌丞第一次见到后来化名为汪锋的王均治，从此，他和汪锋结下了不解之缘。
5月下旬，杜斌丞以慰劳专员身份，代表杨虎城慰劳检阅警备骑兵旅苏雨生部时，因尚负视察西路各县清乡工作之任务，故道经沿途各县稍事逗留。杜斌丞此行，促使苏雨生释放了刘志丹。杜理丞1982年5月说：“1931年，刘志丹任杨虎城苏雨生旅团长，驻旬邑县职田镇，集结失散的革命同志，打击豪绅地主，反动派借机煽动苏雨生，说刘志丹是共产党，要夺苏的摊子，怂恿苏雨生将刘志丹逮捕起来。先兄在西安得到消息，就叫苏旅驻西安办事处处长谷莲芳去彬县对苏雨生说：‘刘志丹是我的学生，你们能合作就合作，不能合作就各走各的路，扣押他干什么？’谷还未回，先兄因事路经彬县（去甘肃进行联络），叫苏雨生把刘志丹释放了。”
1932年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刘志丹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适逢杜斌丞从兰州返陕向杨虎城报告甘肃要务，他会见了刘志丹，张秀山后来说：“杜斌丞给了刘志丹300元钱，叫刘拿这钱买些药品。志丹买了好多药品设法带回陕甘游击队。这是杜先生对红军的支持。”
因发生陈珪璋被杀事件，3月上旬，杜斌丞返甘，张秀山带着汪锋向他传达的陕西省委、省军委指示，搭乘杜斌丞乘坐的汽车前去甘肃靖远，打入当地驻军王子元部，准备发动该部兵变，后称靖远起义。
杜斌丞返回兰州，协助孙蔚如处理陈珪璋被杀善后，张德生从宁夏来到兰州，杜斌丞会见了张德生。张德生在他的《自传》中说：“经杜斌丞、南汉宸、马济川等人的营救，我于1931年春节前从绥德出狱回到榆林，但在家乡不能站足，又逃到宁夏找杜润滋同志，杜又入狱，我探监时，他派我带他的信去兰州与杜斌丞取得联系。是年冬，我到兰州见到了杜斌丞，又与张东皎、李罕言、邬逸民等同志在兰州召开了党的会议。会议决定派我再回宁夏、三边一带活动。张、李、邬都是随杜师入甘靖乱在杜斌丞身边工作的军政公务人员。”
在甘肃政府临时维持委员会工作的常黎夫、马豫章、周益三一边协助杜斌丞工作，一边进行党组织活动，建立了中共兰州特别支部，常任书记。特支的主要任务是在兰州附近的国民党部队中组织起义（兵变、兵暴），发展党的武装力量，杜斌丞给予掩护。
这年4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省军委选派刘林圃组织发动陇南两当起义失败，又准备发动靖远起义。除派张秀山提前出发到靖远，4月中旬，谢子长从陕甘边来到西安，汪锋代表省委、省军委选派谢子长和焦维炽前去靖远，向张东皎、张秀山等同志传达立即举行起义的指示，同时任命焦维炽为省委特派员。4月下旬，汪锋安排谢子长、焦维炽安全离开西安，前往靖远，路过兰州。杜斌丞秘密会晤了谢子长、焦维炽和杜润滋，默许长子杜鸿范参加靖远起义。常黎夫1987年7月说：“1932年2月（应为3月，农历二月），我在平凉与杜斌丞相会，随车到兰州，开始在他身边工作。4月底到5月初，谢子长、杜润滋、焦维炽、张东皎等相继到兰州。焦维炽是中共陕西省委派出巡视工作的，谢子长、杜润滋、张东皎主要组织靖远兵暴。杜鸿范（杜斌丞长子，黄埔四期学员）来兰州是向邓宝珊行署领枪的，当时杜鸿范为营长，邓宝珊批给王子元旅步枪200支，子弹若干，王子元派杜鸿范领取，谢子长、杜润滋鼓动杜鸿范将领到的枪支弹药用皮筏由黄河运抵水泉一带上岸，与张东皎会合，举行兵暴。我当时是中共兰州特支书记，谢子长单独住东关西街一家客栈里，几天之内他和杜斌丞有三次会面。第一次会面是一个晚上，由我领着谢子长到杜的寓所，他们二人去会面，我没有参加。第二次会面是预先约好在另一个晚上，谢子长、杜润滋和杜斌丞一起会谈，我也在座，所以对谈话的主要内容记得比较清楚。谢子长、杜润滋向杜斌丞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劝说他出任新编师师长。当时甘肃石英秀、王子元、李贵清三个旅长极力拥护杜斌丞统率他们；孙蔚如急于进兵新疆，顺应军心，也有新编一个师由杜把这些地方武力统率起来的意思。我们极力想劝说杜斌丞出来掌握这支武力，所以谢子长、杜润滋向杜斌丞提出建议，杜润滋讲得很激动，争得面红耳赤（他是杜斌丞的堂叔、学生，说话很随便），但杜斌丞坚决不答应。他说：‘甘肃地方武力，只能归邓宝珊管，任何人不宜插手，这是有关西北大联合的大局问题。再说我当师长一无干部，二无经费，旧军队怎能变成新军呢？其结果势必加重老百姓负担。我的主张是大家都起来干，你们出了名的共产党员（指刘志丹、谢子长等），再不要搞接受旧军队的编制和名义那一套做法了，要照南方的（指中央苏区的红军）样子自己干。’他说，没有把握急于在旧军队中搞兵变的做法也是不合算的。他举例说神木兵变搞垮了高志清的手枪连，等于帮了井岳秀的忙，高志清被迫出走。兵变拉出去的好枪好马被三边张家父子（张宏儒、张廷芝）发了洋财，张家不久前还派人来要我收编他们，这些恶霸地头蛇，反复无常，决不能用。杜斌丞谈到自己的问题时：我不过是新疆路上栽柳人而已，有一天到了新疆，就出国去考察了。如何联系苏联的事，就要靠你们（指共产党）去做。谢子长与杜斌丞第三次会晤，是杜斌丞约会邓宝珊和谢子长一起见面。一天上午，谢、杜和我乘杜的马车驰赴南郊五泉山，邓宝珊已在大雄宝殿前四大金刚庙外的花墙上坐着等候，他们就坐在花墙上谈话一小时左右，我也坐在一边。谢、邓交谈有关抗日和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看法，都很简短。杜斌丞谈得较多，主要讲西北大联合，大家一起进取新疆联合苏联的共同目标。他说这样做，叫‘殊途同归’。谈话后，邓宝珊送给谢子长手枪两支，子弹百发，由我接受带回。杜斌丞不赞成我们轻率地搞兵变，但他对杜鸿范参加这次靖远兵暴是完全默许的。杜鸿范带走了杜斌丞身边最好的手枪三支（20响）和仅有的花筒手提机枪三挺，连四个副官身上带的手枪子弹也被带走大部。水泉战斗后，兰州谣传杜鸿范阵亡的消息，我们听了心情沉重，并为杜老的健康担心，他闻之态度自若地问我：‘鸿范被打死了？’我说没有的事。几天后，证实阵亡的是杜聿厚，鸿范手部轻伤已去西安。”
5月下旬，以谢子长任总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在靖远县水泉堡成立。起义搞了两次，杜鸿范任起义第一支队司令，战斗中负伤，起义失败，遭国民党通缉。杜斌丞秘书邬逸民也参加了起义，后被杜斌丞派往酒泉马仲英部搞联络。
7月中旬，谢子长回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借居杜斌丞公馆以求安全无虞。一起参加靖远起义的张秀山后来说：“我在西安去看杜鸿范，他在第二次靖远兵起义水泉战斗中受了伤。鸿范说老谢也回来了，他领我去看了谢子长同志。子长在西安大湘子庙街杜斌丞公馆的楼上（井岳秀私宅）。这里成了同志们避难的临时去处。整个楼上就一大间，没有隔断，空空荡荡的。老谢睡在楼板上，几件简单的被褥，还是杜鸿范的，杜老先生住在楼下。没有我党同志引路，谁也不许上楼。子长同志8月间又回到陕甘游击队任总指挥。”
靖远起义和两当起义等无数起义一样，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或中前期，通过白色的（白军工作）兵运工作建立革命武装的斗争方式，其成功并不能对杜斌丞的“大西北主义”计划起多大帮助作用，甚至有消极作用。作为一种建立革命武装的尝试，尽管杜斌丞不十分赞成从旧军队中拉出人马建立自己武装的做法，但他还是起了掩护作用，支持了共产党，和共产党人的心是息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