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界近代史的体系问题

什么是历史的体系？钱乘旦先生指出：“体系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系统，它决定历史学家选用哪些素材来编织他对历史的陈述，体系制约对历史的解读，同时将散乱的历史细节组合成整体。建立体系就是建立判断的标准，确定历史重要性的依据；同时，建立体系也意味着对某些基本的历史理论问题进行解答；体系问题不仅对世界史重要，就整个历史学科而言都存在有体系还是没有体系，要体系还是不要体系的问题。”[3]涉及世界近代史的体系问题，有多位学者发表论文探讨。[4]

世界史体系的建立对世界近代史教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王泰先生指出：世界史学科体系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对当前中国的世界史学界而言，往下联系着教学，从大学历史系本科生的课堂到广大中小学历史课的课堂，甚至涉及为满足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全民历史教育（这里着重指世界历史知识的普及）；往上则直接与从事世界史研究的专家学者的学术著述以及对外学术交流密不可分。[5]他认为，吴于廑先生的整体史观、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研究和彭树智先生的文明交往研究是我国新时期世界史研究的三大历史视野，也是中国学者为建构世界史研究中国学派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王郭书先生认为，国内目前通行的几种各有侧重的世界史观和世界史体系是：持有五种生产方式说的社会经济形态史观，世界史纵横发展整体史观，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一种新的关于环境和生态的史观。[2]

从学术研究与教材建设结合的角度看，自新中国成立来的社会经济形态史观以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四卷本）为代表。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逐渐出版了各种新教材。用整体史观撰写的教材是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六卷本），撰著者集合了国内世界史学界的名家学者，是教育部推荐教材，是教育部“十五”规划重点教材和“八五”国家重点书目，获国家教委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当前在全国高校得到较普遍的使用。马克垚先生主编的《世界文明史》（三卷本）在200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作为北京大学世界近代史课程的主要参考教材。其他史观和体系还没有普及到大学生课程教育，还没有完全落实于大学生世界史课程教材的编写中。

在世界史体系的构建与世界教学中，有两个相互连带的问题需要很好地处理。一是世界近代史的主要内涵与中国在世界近代史中的地位问题。迄今为止，受社会经济形态史观的深刻影响，绝大多数教材普遍认为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由于历史发展的差异性，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五百多年来，欧洲一直处在历史发展的中心，其经济、政治、科学、文化力量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是资本主义在西方上升、发展、向世界扩张并由之在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和反响的历史。自然而然，世界近代史的主要内容是欧美地区的近代历史，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相对比较简略。例如：在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册中，只有第一章第五节（16世纪的中国和日本）、第二章第三节（17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东方诸国的衰落）是欧美外的历史。下册内容只有第五章第四节（资本主义入侵下的亚非拉诸国）、第六章第三节（列强瓜分世界的狂潮与亚非拉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这样一来，非西方国家的历史所占比重很小，内容非常简略。在世界近代史中，欧洲固然是历史发展的中心地带和主要力量，但对其他地区和国家语焉不详、简略带过。这种以欧洲为参照系考察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历史的处理方法，仍然具有浓厚的欧洲中心论的色彩。

长期以来，在中国的学科体系和公众理解中，世界史成了排除中国史的外国史。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建立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全盘苏化”的政策导向。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中国在引进苏联的“外国史”之后，一方面接受了“外国史”的独立学科地位；另一方面，又给它冠以一个名不副实的称号“世界史”[3]。世界近代史也变成了排除中国近代史的外国近代史。这一学术的不规范产生了多方面的消极影响，多种世界近代史教材把中国排除在外。这既不符合世界历史的客观发展过程的事实和内在规律，也不利于世界史体系和教材建设。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史编》的特点之一就是将中国史融入世界历史，改变了过去世界历史排除中国史的状况。但是，第二个问题又随之出现。按学术界普遍的提法，中国近代史开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这一内容在该教材的下册第五章第四节。此前所涉及的中国历史分别是16世纪的中国和明末清初的中国，属于封建社会的内容，早已包括在大学一年级的中国古代史的教材讲授中，中国史古代史与世界近代史在内容上显然有交叉和重复。或许世界近代史的中国史部分的角度有所不同，但一个内容、两次或两种表述本身就是体系的不完善造成的。

在高校的课程设置中，中国史与世界史两大通史是同时并行不悖的，中国史与世界史的通史教材的编纂体例都是编年体例，世界史的教材同一时期要兼顾中国和欧洲。中国古代史讲到1840年，与世界古代史的下限有300多年的距离，自然会出现交叉与重复。如果摆脱社会经济史观和编年体例的束缚，无论文明史观、文明交往史观还是现代化史观，就可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可以避免出现这样的现象。总之，不仅世界史应该包括中国史的内容，而且中国史部分不应该作为一个被简单处理的对象。这需要一个科学合理的世界史体系。

目前世界近代史教材中对欧洲历史、中国历史、非西方历史处理的偏颇与内容的重复是由于世界史体系问题造成的。对于世界史体系问题的关键，马克垚教授指出：“我们的世界史体系是西方学者建立的，是根据欧洲经验得出的，其中有客观的一面，也有欧洲中心的一面。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史学，是学习西方史学后建立的，缺乏从自己的历史出发建立的理论。现在的世界史只有一种准世界史。编写一部真正的世界史，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6]这一论断发人深省。科学的世界近代史体系的构建与完善的世界近代史教材编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和学者们长期艰辛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