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凤子》导读

吕凤子（1886—1959年），名钟濬，字长倩，号“凤子”，又号“凤先生”。

1886年（光绪十二年）7月7日（农历六月初六）吕凤子出生于丹阳梧桐山下，初名按家族排辈为“钟濬”。后改名“凤痴”，意有“痴人多福”之意。父亲吕敏生，字丽泉；母亲李氏。

吕家源自北宋著名的吕氏宗族，曾出过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有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及南宋吕祖谦等。

吕凤子祖籍浙江婺州（金华），后来迁徙到了江苏丹阳。家风严谨，道德高尚，为江南望族。吕凤子的祖父吕焕卿在上海经营有钱庄，票号德本堂。吕凤子的祖父、父亲乐善好施，抛家舍业，曾资助过孙中山进行民国革命，却不接受国民政府的任何回报。

吕凤子幼年即显示出才气横溢、智硕好学。3岁时开始师从丹阳殷墨卿学习书法，4岁起学习《孝经》《论语》《尚书》《毛诗》等儒家典籍，爱好诗词、书画、拳术等，奠定了良好的国学基础。

15岁时（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进入丹阳改良学堂，随后参加科考，与胡小石等同中秀才，被誉为“江南才子”。少年的吕凤子对国家的前途产生了深切的忧患意识。在20岁（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时，进入苏州武备学堂学习。期望个人学武有成，报效国家。

两年后，1907年（22岁），吕凤子考入两江师范学堂，选择了图画手工科，确立以艺术教育与创作的志向。

当时两江师范学堂聘请了日本教师任教，教学方式也以日本教法为主。所以在吕凤子早年的艺术素养中，对素描、水彩、油画及西方艺术理论多有吸收。因此吕凤子的艺术思想形成是与青年时期在两江师范学堂的学习分不开的。吕凤子的勤勉好学，受到李瑞清的刮目相看。

李瑞清（1867—1920年），江西进贤人，号梅庵，民国后署清道人。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

李瑞清于1906年至191 1年任两江师范学堂监督。其倡导“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后进学生。而李瑞清受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思想影响，其办教育中，也“视教育若生命，学校若家庭，学生若弟子”，主张融会贯通中西之学，也使得中国书画艺术得到了平衡的发展。

吕凤子在两江师范学堂读书的时候，就与其弟吕澂常去南京金陵刻经处聆听杨仁山居士宣讲佛法。闲暇时去南京栖霞寺临摹罗汉像，以及佛教石窟造像。

1909年，吕凤子学成毕业的时候，决意献身于教育与艺术。开始在两江师范学堂附属中学任教，编写教材，研究艺术史。

吕凤子的三弟吕澂（1896—1989年），字秋逸，16岁开始读佛学著作。19岁到佛学大师欧阳竞无的南京金陵刻经处学习。吕澂后去日本留学，回国后协助欧阳竞无研究佛学。精通英、日、梵、藏、巴利文等多种文字，广征博采，不墨守成规，在佛学思想方面建立了自己的佛学体系。

吕凤子兄弟的相互砥砺，肝胆相照，为各自的事业起到了促进作用。25岁（1910年，宣统二年）的吕凤子到上海创办神州美术社，应为中国最早的美术学校。191 1年（26岁）返乡后创办丹阳正则女校。并开始在武进、常州、扬州等多所中学任教。

1917年（32岁），担任北京高等女子师范教授。此时与蔡元培、陈独秀交往，深受蔡元培推重。课余期间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提出“以形写神，写神致用”的中国画主张。此后辗转至上海、镇江等地任教，精研中国画，发表美术论文。

直至1927年（42岁），蔡元培聘吕凤子任大学院研究员，以研究中国画为己任。并担任第四中山大学（后中央大学）教授兼艺术系主任。

吕凤子的绘画思想形成于早年所接受的艺术教育。后来他的《中国画义释》中提出中国画发展的三种思想：一是中国早期的教化论，来源于儒家的社会人事表达，在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论述：“成教化、助人伦”；其二是以庄子思想为宗旨的“自然论”；其三是唐代开始的佛教的“无相论”，以王洽、张璪为代表。概括为“教化主义宗”“自然主义宗”“无相主义宗”，这些对于解读吕凤子的艺术思想大有裨益。而其中也可窥见到吕凤子早年、青年、中年的哲学思考。

此后，吕凤子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学校继续开展中国国画研究。其中以1929年（44岁）出版的由黄宾虹题跋的《凤先生人物画册》为标志，展示了吕凤子的国画研究成果。尤其是同年在《金陵学报》第一卷第一期发表的《中国画与佛教之关系》，更加阐明了他的中国画思想。

佛教的社会意义在于加强自身的修持活动，通过修持，集中意念，保持身体的沉稳安静，解除内心的纷乱与外界的干扰，将个人的思想专注于一定的范围。最终获得根除烦恼，转痴为智，去恶为善，以得到精神解脱。

吕凤子与其弟吕澂虽各行其道，但相互切磋，共探道义，亦使个人的成就彰显。所以吕凤子的绘画思想形成于民国年间，尤其是采用哲学的概念，解释中国画的意义，这要高明于同时代的画家。

吕凤子的绘画，早期以《凤先生仕女画册》（1929年）、《庐山云》（1931年）为代表；中年以《四阿罗汉》（1943年）为代表；晚年以《增产献礼，保家卫国》（1951年）、《人物表情图》（1952—1953年）、《菜农的喜悦》（1955年）为代表。

这些作品一致的特点就是墨色厚重，造像质朴，写实中略带夸张，风趣中更显生动。其人物形象的特殊性使人过目不忘，既有古典仕女的妩媚，也有江南农夫的耿直，同时也折射了吕凤子的精神面貌。

《四阿罗汉》是一幅为人瞩目的作品。首先在于获得1942年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三次全国美展各类绘画唯一的一等奖。其次，《四阿罗汉》以四位半身罗汉形象，揭示了社会人生现实，喜、怒、悲、愤，又哭又笑，哭笑不得，近于绝望，又乞希望。同时，笔法精妙，造像严谨，具有西方素描绘画的细致，也有传统中国人物画的写意。于是从艺术论与造型观，从骨法用笔到社会人生，巧妙地融为一体。不能不说是吕凤子艺术的典范，也形成了后期画风的明显特征。

美术形象是绘画的基本特征。美术的出现就是形象的出现，从出现的第一个点、线、面开始，美术便伴随着形象而不断深入，从简单到复杂，从几何符号到造型方法都不断演绎为一种绘画形象的规律。

《周易·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这其中有自然形象因素。《尔雅》上说：“画，形也。”中国美学中的“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之后，同源异出的诸子百家都在探索形象的生成。老子的“大象无形”便成为中国古典美术的最高规范，对中国美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象”与“形”就是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

吕凤子的绘画中有着浓厚的人道主义，形成了个人的清新质朴、苍雄厚重的独特风格，中国画的笔浸墨染的禅意瞬间的感悟，浓缩了生命的一个完整的过程，而在笔墨形式的运作中体现了生命痛感的递升。尤其是一个经历了晚清、民国、抗战等特殊阶段，阅历丰富仍奋斗不息的中国画家，所感悟的人生与人类的变易，必将表露于绘画之中。这是一个痛苦与幸福交融的过程，需要舍去物化的许多俗念，以至精神先入地狱，再进天堂，从一颗平凡心到平常心再到非平常心的终结。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吕凤子一生主张以美育和爱育代替宗教，极力倡导善和真。而且主张尊异成异，在思想上也是缘异穷异。不主张模仿抄袭，不主张囫囵吞枣，要求学生能够穷理尽性，自立门户。1934年的《华山速写手稿》，印证着吕凤子远足西北、搜尽奇峰的壮志。后来多喜画苍松翠柏，亦有着“师古人”“师造化”“师内心”的阶段性体验，演变着“清”“奇”“古”“怪”的画理深入。

在创作中，吕凤子认为：“中国画一定要以渗透作者情意的力为基质，这是中国画的特点。所以中国画最好要用能够自由传达肩、臂、腕力的有弹性的兽毫笔来制作，用手指或其他毛刷等作画，只能构成一种缺少变化的线条，它不能用来代替兽毫笔。”（《中国画法研究》）

书法的作用在中国画中显而易见。中国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采取笔、墨、纸、砚等工具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尤其是吕凤子在书法艺术方面的探索对汉魏书法反复研究，吸收其中的诸多精华，细心领悟，造诣非凡。以其跌宕起伏、婉转流荡的姿态，结合了隶书、行书、篆书的一些笔意特点，重视草书的盘错、疏密、枯淡，因此，婉转而不柔媚，奔放而不粗疏。在变化中求法度，以气致意，在布局中求庄严，以意驭笔，力追古贤，终于获得了自家“凤体”面貌。

由于吕凤子多方面的文化修养，能够融会古今各家之所长，尤其以李瑞清、吴昌硕为榜样，心志高迈，独得天机。其以儒、道、释的古典文化为依托，在大量书画的创作中，能够对字形、结体、布局、笔意等方面精心处理，寄情述怀，顿、挫、提、按，别具一格，用拗折之法得其力度；以奔放之意得其气势。用之于绘画，实践着古人“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蔡邕《笔论》）的精妙论述，凌云健笔，意气纵横。

这种以书入画，由画转书，使吕凤子的中国画日臻完善，涵养着博大雄强的艺术精神，鉴古抚今，亦转化着书法艺术的古典情结，流风所及，笔底云烟，飞龙走蛇，自有纯若春水、湛如秋月之功。

徐悲鸿曾早年在上海神州美术社求教过吕凤子，吕凤子给徐悲鸿教过素描技法。而且在徐悲鸿的成长中，吕凤子对其不遗余力地提携和帮助。

1931年吕凤子46岁那年发生一件有趣的故事。徐悲鸿当年认为吕凤子的绘画作品已经很成熟，吕凤子却不以为然。不久吕凤子的一幅作品《庐山云》失踪了，一时议论纷纷。后来传出消息，《庐山云》在法国巴黎世界博览会上荣获中国画一等奖，而且吕凤子的人名被收入《大英百科全书》，原来所有过程是徐悲鸿所为。而且徐悲鸿评价道：“您的绘画技法继承历世的传说，开启当代的新风，三百年来第一人，只有您担当得起（作品参展于巴黎美术博览会）。”

1935年，50岁的吕凤子开始担任丹阳正则学校的校长。

吕凤子从1912年在家乡丹阳捐赠家产，创办“正则女子职业学校”，成为中国现代最早的职业教育学校之一。中国封建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使得妇女无法走向社会。吕凤子创办女校更是一件谈何容易的事情。

吕凤子变卖物品，鼓动亲友，在母亲李老夫人的支持下，捐献家产，于1912年利用老屋三间，最初招收学生9人，并分小学和妇女补习班，开展教学。

而且吕凤子将屈原的名“正则”命名学校，并定为校训，并强调：“我们的学校是以屈原的名字做校名的。这是为什么？就是要以屈原的精神和形象——他的思想、人品、才能和成就，作为我校师生共同追求的目标。屈子魂就是我正则的校魂。”吕凤子的思想是在开启民智，弘扬爱国思想，培育美的情操，教授工艺之道。

《正则校歌》是1915年吕凤子亲自作词并谱曲：“唯生无尽兮，爱无涯。璀璨如华兮，都如霞。畴发其蒙兮，茁其芽。鼓舞欢欣，生趣充塞。正则如秋月华，美呀！”

学校需要扩建，吕凤子四处奔走，筹集经费，自己缩衣节食。有时需要连夜赶制，变卖字画。而且亲力亲为，设计绘制校舍图纸，加速建设校园，使学校一天一天壮大起来。吕凤子将所售画作润格和各项奖金、捐款、赠款均全部归入学校公账，甚至连自己在其他院校任教的收入的大部分也用来办学，并对贫困学生学费实行减免。

吕凤子在正则期间所发明的“正则绣”，汲取绘画方法，以乱针写真，绣艺明志，为后人所继承，亦为中国刺绣增添了一大绣种。

其中的杨守玉（1886—1981年），就是1912年吕凤子在江苏武进女子师范教授专科图画时，发现杨守玉的才能，引导她走上艺术教育之路。而杨守玉在吕凤子指点下，发扬了“乱针绣”的事业。杨守玉说：“这是在凤先生的启发和指导下，学校提供创作条件得以出此成果，理应以校名名之。”

正则女子职业学校在抗战期间迁蜀重建，并升办成为正则艺术专科学校，培养了大批著名画家和工艺大师。

后来1992年，陈立夫从台湾给吕凤子长子吕去疾的信中肯定：“刺绣，为我国所发明，为女子技艺之一，成为工艺品后，以苏绣、湘绣为最著称，惟均依正规画刺成之。乱针绣之问世，乃由吕凤子先生创始，其时余长教育部，遂助吕先生成立正则专科学校，俾能弘扬此一新发明之艺术。最近消息由大陆来，始悉正则绣已得社会之肯定，可知真正之美，为人所共赏。余闻之而喜，咸书数语，以庆其成。吴兴陈立夫于台北天母，时年九十二。”

由于抗战时期的特殊原因，北平国立艺专与杭州国立艺专合校，引发了两校师生的矛盾。国民政府教育部百般无奈，于1940年恳请吕凤子担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这一年吕凤子55岁，奔走于正则蜀校与国立艺专之间。

吕凤子于1943年绘制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像》，作为国礼，转赠美国，祝贺罗斯福连任美国第三届总统，罗斯福总统来函致谢，并捐赠两千美金，支持办学。

1942年，57岁的吕凤子任重庆璧山正则艺专校长，创作了代表作品《四阿罗汉》，并兼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艺术系主任。

吕凤子早年接触马克思哲学，源自新文化运动的感召。其中还有一个情结是佛教的大同思想与救苦救难的人道主义，结合佛教的觉悟众生，人人本有佛性的意旨。吕凤子心身于此深有感召。

中国古人的“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上》），以及孔子对社会和人生有着深刻的理解，以“仁爱”思想，身体力行，学以致用，追求社会的秩序化的理想。如“仁者”“爱人”“知人”（《论语·颜渊》）、“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古人强调的“人和”“得民心之所和乐也”的思想，仍为今天所用。“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德经》）是道家的思想反映，重视人的价值。随后孟子发展了儒家的“仁爱”的学说，强调“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乐”（《孟子·梁惠王下》）的观点。

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谈到的“辩证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自身的性质的研究为前提——只有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相对高级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的结论，是颇为赞叹的。马克思对友人赠送的《佛陀》一书也颇为重视。

因为佛教是给人信心、给人希望、给人欢喜的宗教，而且自觉觉他者便谓佛，佛就是洞察宇宙和人生真理的人，就是人格完满的人。其中佛教的平等慈悲的思想，以及去恶从善的意志，帮助他人、摆脱困难的高尚行为。这些对于深究佛学的吕凤子是有感召的。

抗战胜利后，吕凤子把正则蜀校的233间校舍粉刷一新，无偿捐予了四川璧山地方政府，也出自世界大同的愿望。

吕凤子一生两次毁家，三回创办“正则”学校，前后捐献给国家上千间房屋，因此被人们称为是两袖清风的“布衣校长”。

张大千曾感叹地说：“吕凤子人品高尚，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一心办教育，为人师表。”后来晚年的张大千提起吕凤子，不住地赞扬说：“他（吕凤子）的才华真高，但是他的生性却很淡泊。要是他稍微重视名利一点儿，他的名气就会大得不得了了！”

抗战时期的吕凤子，对于共产党、毛主席的延安根据地是持肯定和赞同的立场。1944年59岁那年，他画了一幅《寿者相》，意谓祝其健康长寿。转送到延安赠予毛泽东，而毛泽东也回赠了延安生产的一条羊毛毯。

1946年秋，吕凤子带领正则艺专师生东归丹阳。站在被八年抗战摧毁了的废墟上，吕凤子不顾年过花甲，带领大家重建校园。最后复校后的规模分设正则小学、正则中学、正则女子职校和正则艺专四部分。截至1948年上半年，全校师生已经达到一千三百多人。

1951年，吕凤子舍弃私产，又一次向政府捐赠了历时5年重建的丹阳私立正则学校。改为公办学校。

吕凤子在1951年66岁开始撰写《中国绘画史略》，担任苏南文教学院艺术系教授。并热情洋溢地为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作画献礼。还画了《马克思像》《孙中山像》《鲁迅像》等作品。

吕凤子激动地说：“这快乐是忘我无私的共产党给我的，是毛主席给我的。我又怎能不谢他呢？我感谢他，我爱他，等于我爱太阳。我爱太阳，我将画太阳，画人民爱戴的太阳，画太阳的光，画太阳的热，无休地画到手僵，笔直！”

其实这份感情是来自晚年吕凤子对人民领袖的无比热爱！也是一个经历了晚清、民国、新中国不同时期，目睹了丧权辱国、家破人亡、战乱不断后，新社会的光明气象，给老人所带来的内心感召。

吕凤子放弃了财产、校舍，1952年愉快地来到江苏师范学院任制图系教授。兼任中央美术学院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这一年已经67岁了。

1955年（70岁）他开始集中全力，历时两年，完成了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中国画法研究》。

1959年的国庆期间，吕凤子的生命垂危，还要家人帮扶着，画了老松三幅，其中一幅《寿毛主席》，题着思考已久的诗句：“辟地开天畅生力，谁实主之毛主席；主席其神乎？穷通一往变无极。谁使变皆成奇迹，主席其圣乎——主席非神也。从未自居是圣哲，却自喻拟而今而后，各个人人都得到炼成的那块历劫不磨铁。不磨铁，能发异光产奇热，光愈明，热愈烈。这便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共仰的毛主席。寿毛主席，一九五九年国庆日，卧病苏州，老凤。”

然而1959年12月20日，病逝于苏州，享年七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