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一八事变研究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资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经营^[1]

王希亮

摘 要：日俄战争后，日本攫取了关东州商租权及“满铁”经营权，以“满铁”为先驱，在经营南满铁路的同时插手港湾、工矿、商贸、土地、水陆交通、农产品加工各业。在国家意志及利益驱动下，日本垄断财阀、金融寡头、产业及商业资本也纷纷涌进东北，凭借不平等条约赋予的各种特权，在各个经济领域投资兴业，逐渐占据了东北经济的制高点。

关键词：日本资本；日本对东北殖民经营；日本在东北强势地位

一、日本资本殖民经营东北的开端

甲午战争前，日本资本以营口港为桥头堡，开始染指东北，主要从事东北农副产品贸易以及向东北输出剩余产品（纺织品类）。但由于英美俄等大国的强势，日本人进入营口的数量仅有几十人，对东北的贸易经营尚处于摸索阶段。其中，东北对日输出额占双方贸易总额的80％—90％，而日本输入东北的额度仅占总额的20％—40％^[2]。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后，敲开了殖民经营东北的大门，以攫取利润、掠夺资源、扩大海外经营规模为目标的一批日本财阀、会社、商家相继涌进营口。截至日俄战争前，日本进出营口港的船舶量，从甲午战争前仅占营口港船舶总量的1／10，上升到1／5左右，甚至一度达到40％左右，居各国在营口的船舶运输业之首^[3]。日本对东北的贸易总额也猛增至1600万海关两，为甲午战争前的4.7倍^[4]，说明日本资本经营规模的扩大。

为夺取在中国东北的权益，日本不惜以军事冒险挑起日俄战争，攫取了中东路南部线经营权及关东州商租权，展开了殖民经营中国东北的切实步骤。“满铁”作为日本国家的“国策会社”及“殖民地会社”，在经营南满、安奉以及满蒙五路的同时，插手港湾、工矿、商贸、水陆运输、农产品加工各业，成为日本资本在东北的王者。除“满铁”外，日本各财阀、金融寡头、产业和商业资本等也纷纷涌向东北，呈现出“一窝蜂”的态势。捷足先登的是三井物产，截至1908年，三井物产先后在营口、大连、安东、奉天、铁岭、吉林、长春、哈尔滨等地建立起经营机构，从事对东北的贸易活动。1906年7月，安田财阀旗下的正隆银行在大连开展了金融业务。与此同时，横滨正金银行也在营口、大连、辽阳、旅顺、奉天、铁岭、安东、长春、开原、哈尔滨、公主岭、头道沟等地设立营业机构。另有朝鲜银行先后在安东、奉天、大连、长春等地设立起经营网点。

东北蕴藏有丰富的煤铁资源，首先涉足东北矿山采掘业的是日本大仓财阀。1906年1月，大仓财阀无视中国的主权，擅自在本溪采掘原煤。1906年11月，关东都督府未经中国政府允许，竟然越权批准大仓财阀开采本溪煤铁资源的申请。直到1910年，中方在日方压力下，勉强同意中日合办本溪煤铁公司，但实际上仍由大仓财阀垄断本溪的煤铁采掘，矿产品直接供应日本的八幡制铁所和德山炼炭所等^[5]。大仓组除从事工矿业开采外，还从事贸易活动，早在1907年，就在大连设立了贸易机构。

此外，进入东北的日本资本还有川崎造船厂、小野田水泥、大阪商船、古河矿业、铃木商店、东亚烟草、大日本盐业、日清豆粕等，日本资本对东北的投资额度逐年上升。如果说日俄战争前，日本对海外的投资集中在台湾和朝鲜，那么，日俄战争后，日本资本开始转向中国东北。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对东北的投资占海外投资总额的70％，仅“满铁”就占日本海外投资总额的58％^[6]，可以想见日本资本涌进东北的猛烈程度。

以上日本财阀、金融、产业以及商业资本之所以蜂拥般挤进东北，大前提是日本通过日俄战争攫取了南满特权，迈出向大陆侵略扩张的重要步骤。此外，还包括以下几项影响性因素。

一是运输业与金融业先行，为日本资本的东北殖民地经营奠定了前提条件。日本“国策会社”“满铁”的创建，不仅把南满铁路及其支线牢牢控制在手，而且拓展了其他五条连接线，保证了资源掠夺、进出口贸易、人口流动的运输需要。随之，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正隆银行等金融寡头相继进入东北，为日本产业、商业进入东北提供了资金借贷保证。更重要的是，开始树立日元在中国东北的扩张地位，并为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日、朝、东北，乃至扩张至华北的经济圈赋予了战略性意义。

二是对东北煤铁矿业、林业等战略性资源的强烈需求。“满铁”对抚顺煤矿的投资采掘、大仓财阀以合办形式对本溪煤铁公司的垄断经营，以及满鲜坑木会社、扎免采木公司、中日合办的鸭绿江采木公司的经营等，都充分反映了日本国家的战略性意图。

三是攫取更大的商业利润。以三井物产为代表的财阀集团把重心放在商业贸易上，利用直接运输的便利条件、东北低廉的人工成本以及垄断的商品价格，以东北的大豆三品为中心，不断扩展商品贸易额度，同时将日本大批过剩或滞销的产品输入东北。与此同时，与贸易相关联的仓库、运输、信托、中介交易等行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吸引日本一大批中小商业资本进入东北。

四是就地加工，获取产品和利润的双赢。东北地区盛产大豆、小麦、高粱等农产品，一批日本民间资本利用比较先进的制造技术，就地收购大豆等农产品，开办制油、制粉、酿造、造酒、制材、制糖、砖瓦等加工企业。甚至连三井物产、“满铁”等垄断财阀也参与其中，很快冲击了东北传统的粮油加工业，日本企业也获取了巨额利润。

五是相应服务业、旅馆、杂货店、酒馆、照相馆以及“风俗业”（妓女业）等遍及东北，增加了日本在东北的人口比例，也构成日本经营东北殖民地的社会基础。

以下以部门别列表说明日本资本进入东北的情况。

分析上表可以看出，“满铁”在总投资方面占压倒性优势，其他财阀或产业商业资本占11.2％，其中金融业和工业占较大比例。民间资本的运营主要集中在商业方面。而中日合办事业占最小比例，仅为3.3％。

以下分析进入东北的日本资本个案，以全面了解日本资本殖民经营东北的概况。

上表可以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资本主要集中在大连、奉天、营口、安东、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经营者中有相当人员在甲午战争或日俄战争中发了战争财。而且，他们中有些人直接以翻译、向导、后勤补给等身份参加了战争，对日本大陆扩张政策有深刻的领会、认同及受益。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资本殖民经营东北的强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本来与欧战毫无干系的日本千方百计争得参战权，以对德宣战的名义出兵山东，事后不仅占据了德国在山东以及南洋诸岛的权益，而且乘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为日本财团、企业及商业资本抢滩东北注入了强心剂。除“满铁”、横滨正金银行、大仓组、三井等“先进”东北的资本外，国内一批财团及工商资本也纷纷涌进东北，掀起又一股投资热潮。有数据统计，1915年，只有3家大型会社进入东北，到1920年，增加到17家。在东北设立总部的会社，1914年为8家，到1920年猛增至142家^[9]。详见下表。

另有一部分企业，直接在东北设立本社（总部），如下表。

1916年末，日本寺内内阁为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进而扩大在华权益，抛出“西原借款”，指定由横滨正金银行负责对华“政治借款”，日本兴业银行、朝鲜银行、台湾银行承担“经济借款”。截至1918年9月，日本计向中国提供了8笔借款，总额为1亿4500万元。这其中，涉及东北的借款包括吉会铁路借款1000万元，满蒙四路借款预备金2000万元，吉黑森林金矿借款3000万元，前两项年利率为8％，后一项为7.5％^[12]。总计6000万元，占借款总额的41.37％。

朝鲜银行通过对东北的“经济借款”获得重大实惠。早在1913年，朝鲜银行已在奉天、大连、长春三地设置了出张所。日俄战争后，朝鲜银行打着“经济借款”的旗号，大踏步地向东北金融领域渗透，截至1918年，先后在营口、奉天新市街、旅顺、辽阳、铁岭、开原、吉林、四平街、龙井村、郑家屯、哈尔滨、傅家甸、满洲里、齐齐哈尔等地建立起出张所，并以存借贷业务作为银行工作的重心，为的是扶持日本企业，践行日本政府确立的“满鲜经济一体化”政策。详见下表。

上表可以看出，1914年当时，朝鲜银行的主要业务集中在朝鲜岛内，无论存款和借贷均占85％以上的业务量。从1915年开始，银行业务向东北扩展，存款额和借贷额上升或接近至10个百分点。从1916年至1919年，持续上升至20个百分点，几乎与该银行在朝鲜的业务量持平。另外，从1917年开始，该银行增设了对中国内地的业务，正反映出日本抛出“二十一条”后，朝鲜银行参与对华借款的切实举动。

除日本政府直接策划的政治性及经济性借款外，在东北的日本财阀也纷纷通过借款手段，谋求扩大在东北的权益。截至1919年，“满铁”、横滨正金银行、大仓组、东洋拓殖、王子制纸等财团先后与东北政权或工商企业发生53笔借款（包括西原借款），总金额达1亿2036万元（其中西原借款6000万元），借款范围包括铁路、矿山、电力、通信、银行以及军事、政治等诸方面。详见下表：

分析以上借款，可以明显透视出日本借款的实质意义。

一是铁路建设借款占据重要位置，总金额达1482.3万元，包括四郑铁路、吉长铁路、溪碱铁路以及天图轻便铁路的建设投资。如果再包括西原借款中的吉会铁路及满蒙四路的借款（3000万元），标志着日本在东北经营（或控制）的铁路范围不断扩大，远远超过南满铁路和安奉铁路的经营范围。

二是以中日合办为名，目的是攫取土地占有权、矿藏开采权以及独家经营权。如本溪煤铁公司、振兴公司、弓长岭铁矿公司等，都是由日本财团独揽经营权，中日合办不过是有名无实。

三是利用中国人套购“满铁”附属地或矿区用地，如表中的“王魏乡借款”（第35项）、“李吉甫借款”（第36项）、“源顺泰借款”（第44项）等，名义上由东洋拓殖借款“经营市街”，实际上是利用中国人（或商家）套购东北土地。

四是收买蒙古王公，阴谋分裂中国版图。其中大仓组对清肃亲王的借款（第4项），明确标有“援助满蒙独立运动”。另有“满铁”对内蒙古巴林王的借款（第19项）、对札鲁特王的借款（第22项）、对温都尔王借款（第25项）、高田商会对博王府阿亲王借款（第43项），都属于“政治借款”性质，目的在于唆使蒙古王公脱离中央，借机攫取内蒙古东部的各种权益。

三、“满铁”殖民经营东北的扩张

“满铁”作为日本经营东北殖民地的桥头堡，更是不会放弃扩大势力、攫取更大权益的机会。《民四条约》签字后，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立即电令驻华代办小幡西吉，内称，“民四条约第七条从根本上改订关于吉长铁路协约一事……应由日本方面负担吉长铁路的全部修筑资金。按这一目的，日本方面支出中国方面对吉长铁路投资额大约285万日元……由满铁派出委员组成吉长铁路的领导机构，以代办该铁路的指挥、经营与营业”^[15]。该电文明确指示“满铁”以借款形式垄断吉（林）长（春）铁路的经营权。1917年10月，中日双方签订吉长路新借款协议，“满铁”出资650万元（扣除旧债199万元，实际投入451万元，年利率5厘），名义上规定“本铁路全路管理权属于中国政府”（第2条），但又附加“因南满洲铁路成绩卓著，特以本铁路在借款期限内委托公司（满铁）代为指挥经理营业……选任日本人充当工务主任、运输主任及会计主任各职”（第3条、第4条）^[16]。这样，“满铁”通过日本人工务、运输、会计三主任，全面垄断了吉长路的经营权，并在与南“满铁”路的连接以及运费政策等方面，服从“满铁”的运营方针，使吉长铁路成为“满铁”的附属线之一。1917年，由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借款（500万元）的四（平）郑（家屯）铁路完工，由正金银行派出会计主任，“满铁”派出技师长和运输主任，控制了这条铁路的经营权。1919年，“满铁”又代行中国政府发行4500万元铁路公债，进一步将四郑铁路纳入“满铁”的经营范围之内。除以上吉长、四郑铁路外，日本通过借款方式控制的东北铁路还有郑洮（南）路、洮昂（昂溪）路和吉敦（化）路，总里数达1231.7公里。

随着“满铁”经营范围的扩大，机车设备以及从业人员不断增加。从1914年到1919年间，机车数量从267台增至328台，为1914年的122.8％，客车从196辆增至298辆，为152％，货车从3067辆增至4798辆，为156.4％，从业人员从1914年的22795人增至1919年的44293人，为1914年的194.3％^[17]。与此同时，“满铁”的收益也有大幅度提升，如下表所示，从1915年到1919年短短的5年间，“满铁”收益就增加了3倍。1915年，“满铁”的铁路收益为1572万元，总收益为808万元，为实缴资金的6.3％。到1919年，铁路收益增至3653.2万元，为1915年的232.4％，总收益为2437.5万元（为实缴资金的13.5％），为1915年的3倍。

“满铁”在经营运输业、矿产业及其他行业的同时，作为国策会社还承担着扶持日本资本的职责和功能，“满铁”也借此把手伸向各个领域，从下表“满铁”出资“资助”的日本企事业中，可以看出“满铁”涉猎的各个领域。

分析上表，“满铁”之所以资助日资企业，一是有合作关系；二是“满铁”附属地的所谓“公益事业”；三是扶植日本资本企业，发挥日本国策会社的功能。同时也可以看出，日本提出对华“二十一条”后，日本资本对东北殖民地经营的强化程度。

四、结束语

如果说甲午战争为日本资本殖民经营中国东北敲开了大门，那么，日俄战争则为日本资本占据东北经济的强势地位扫清了道路。换言之，侵略战争是日本攫取在东北权益、实施殖民经营的前提条件，也是日本大陆政策确立的既定目标。

日俄战争之前，由于俄英美等西方势力的强势，日本资本一直处于竞争弱势地位。为此，日本举国力发动日俄战争，根本目的是从俄国人手中攫取在东北的权益。日俄战争后，日本初步实现占据南满的野心，为了排斥英美势力，从日俄战争结束到1916年十年间，日俄两个宿敌竟然坐到一起，先后签订了四次密约，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联手排挤英美势力，致使对手逐渐退出东北市场。待至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日本资本乘日本出兵西伯利亚之机，扩大在远东及北满的经营规模，逼迫苏方逐步收缩在北满的势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日本深化殖民经营东北的“转机”，日本挟“战胜国”的淫威，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强迫中国承诺关东州租期及南“满铁”路经营权延长99年，并以借款、合办等形式侵占大量土地，攫取一批筑路权和采矿权，日本资本跃居东北经济界的主导地位。有数据统计，截至1932年，东北地区计有3300余家工厂，日本资本经营的工厂虽然只有727家，但投资额占总额的64％，中国民族资本只占28％，其他外国资本仅占8％^[20]。

1963年，日本满史会推出一部《满洲开发40年史》，内中称，“（日本）与欧美国家的殖民政策大相径庭，‘满铁’……排除了动荡不安和中国本土的扰乱，保持了这一地区的稳定与秩序，投放资本振兴了现代化工业，收容了困顿的当地人民”^[21]。时至今日，日本右翼社会仍然津津乐道对东北“建设”“开发”“投资”的“功绩”。事实上，无论日本对东北投入多少资金，也无论建设了多少铁路或开发了多少矿山，其本质目的只有一条，那就是掠夺东北资源，攫取高额利润，掠夺和攫取才是殖民经营的本质属性。而且，日本“建设”“开发”“投资”的初衷，绝非是为了东北人民的福祉及东北的现代化，这该是毋庸置疑的。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1]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2BZS091）阶段性成果。

[2] 〔日〕金子文夫：《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対满洲投資の研究》，近藤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内中1反=991.7355平方米，古代日本以能生产1石（10斗）粮食的土地面积为1反。1担=50公斤。

[3] 〔日〕金子文夫：《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対满洲投資の研究》，近藤出版社1991年版，第29页。

[4] 大藏省管理局：《日本人の海外活動に関する歴史的調査》（满洲篇·第三分册），1946年版，第175页。该资料是战后初期日本大藏省编辑印刷并标有“极密”字样的内部资料，目的是“评估”日本在海外的资产，涉及明治维新以来直到战败日本人在朝鲜、满洲、台湾、中支、北支、中南支、欧美、南方、南洋群岛等地域的经济活动资料，全33卷。20世纪70年代，日本部分学者主张翻拍印刷出版，竟引发一场牵扯“著作权”的诉讼，直到2000年，这批资料才由小林英夫监修、纪伊国屋书店出版，全23卷，24册。本稿采用的是原版资料，包括引用资料的页数。

[5] 〔日〕松本俊郎：《侵略と開発》，御茶の水書房1992年版，第28页。

[6] 〔日〕金子文夫：《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対满洲投資の研究》，近藤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7] 〔日〕金子文夫：《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対满洲投資の研究》，近藤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8] 〔日〕金子文夫：《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対满洲投資の研究》，近藤出版社1991年版，第71—76页。

[9] 大藏省管理局：《日本人の海外活動に関する歴史的調査》（满洲篇·第一分册），1946年版，第58页。

[10] 〔日〕金子文夫：《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対满洲投資の研究》，近藤出版社1991年版，第195页。

[11] 〔日〕金子文夫：《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対满洲投資の研究》，近藤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页。

[12]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レファレンスコ—ド：B02130154000。

[13] 〔日〕金子文夫：《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対满洲投資の研究》，近藤出版社1991年版，第255页。

[14] 〔日〕金子文夫：《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対满洲投資の研究》，近藤出版社1991年版，第199、200、201页。此表不包括“西原借款”的内容。

[15] 《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致驻华代办小幡西吉函》（1915.9.20），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史资料》编辑组：《满铁史资料》（第二卷，路权篇，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87页。

[16] 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36、137页。

[17] 〔日〕金子文夫：《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対满洲投資の研究》，近藤出版社1991年版，第226页。

[18] 〔日〕金子文夫：《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対满洲投資の研究》，近藤出版社1991年2月，第231页。表中数据计算可能有误，1915年扣除亏损部分，总收益应为1766.9万元，1919年应为4344.8万元，若以此数据计算，1919年收益为1915年的2.46倍。

[19] 〔日〕金子文夫：《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対满洲投資の研究》，近藤出版社1991年版，第225页。

[20] 〔日〕西村成雄：《中国近代东北地域史研究》，法律文化社1964年版，第146页。

[21] 〔日〕满史会著，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译：《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卷），1988年，内部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