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内、外因探析
摘 要：通过对九一八事变发生原因的探析，笔者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实施侵略蓄谋已久，最终选择在1931年9月18日发动事变有其日期选择上的偶然性和事件发生的必然性。这其中有着日本国内发动侵略战争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考量；此外，也同当时中国的国内局势和远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有着很大关联。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内因；外因；国际关系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部城市沈阳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此也开始了长达十四年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日本帝国主义进而在1937年7月7日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也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在经历了八年艰苦的对日作战后，在1945年8月15日最终取得了对日本法西斯的全面胜利。2015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在我们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同时，在九一八事变发生84年后的今天，笔者通过对抗日战争的起点——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原因探析，希望以此来找寻九一八事变发生于当时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影响。
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了84个年头，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成果可谓十分丰富。总结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我们不难发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实施侵略活动可谓是蓄谋已久，最终选择在1931年9月18日发动事变有其日期选择上的偶然性和事件发生的必然性。不管怎样，九一八事变对于现代中国的走向、对于中日两国的关系以及对于当时远东的局势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也是基于以上诸多影响的因素来探寻。下面，笔者仅就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内部原因与当时的外部环境影响两大方面简单谈一下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一点粗浅认识。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内部原因：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就日本自身来说，是有其内在的经济原因和政治要求的。
众所周知，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20世纪20年代末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几乎当时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深受影响，日本也不例外。对于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在这一阶段急于转嫁经济危机对于其国内经济的冲击与影响，找准时机，发动一场战争无疑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一方面，侵略中国可以获取日本觊觎已久的中国东北部的大量煤炭、木材、矿物等战略资源；另一方面，通过侵略中国也可以转嫁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国内矛盾，短时间内凝聚国内力量，迅速找到一条摆脱经济危机的出路，更为日后进一步地侵略做好准备。
经济危机带给日本的影响是巨大的。主要由西方世界参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给予位于东方的资本主义新贵——日本快速的经济增长，但好景不长，随着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的到来，日本国内也随之爆发了全国性的经济危机，这无疑给本就基础薄弱的日本经济以重创。1929—1931年间，日本国内的工业总产值下降33％，进口总额下降44.2％，出口总额下降46.6％[1]。不仅是工业、外贸领域，作为民生基础的农业领域也出现了严重下滑，其重要的出口农产品丝的价格更是暴跌了84％[2]。作为日本侵略中国的重要工具——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这一时期的运营情况也有着明显下降，南“满铁”路1929年的收入为12210万日元，1930年缩减至9533万日元，1931年又减至8547万日元[3]。众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础动摇了必定会导致政治上出现动荡。随着经济危机的持续发展，日本国内前一阶段由于对外扩张而暂时有所缓解的阶级矛盾也迅速激化。经济危机期间，大量工人失业，民怨载道。在日本720万城乡工人中，失业和半失业者的人数达到300万以上；农村中有多达35％的农民没有米吃[4]。随着矛盾的加深，日本国内的工农革命运动也变得异常活跃，“原有的结构上的矛盾照样存留，……致使小条景象长期化，工人和农民的斗争日益加剧”，沉重的经济压力与尖锐的国内阶级矛盾让本就基础薄弱的日本不堪重负。这也导致了日本急于从侵略中转移视线、寻找出路，于此时发动“九一八”[5]事变，借机侵占中国东北也在这时于日本统治阶级内部达成共识。
除了经济上的原因外，政治上日本也有着在这一阶段发动这样一场战争的需求。在中国东北，1928年6月日本于沈阳皇姑屯火车站暗杀张作霖后，其子张学良掌握了东北的军政大权，与其父张作霖不同，张学良改变“割据”转向中国的“统一”，并且于1928年底宣布“东北易帜”，中国也在名义上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除了寻求统一，张学良还积极同美国合作，企图压制日本在东北的势力，以达到东北地区各国势力的一种再平衡。张学良的做法无疑会引起视中国东北为势力范围的日本的强烈不满与反弹。1930年底，日本政界大肆渲染所谓“满洲事态严重”论，提出对于张学良的行为要“坚决予以打击”。此外，除了中国东北，在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反对日本殖民的斗争也逐渐高涨，这给日本在朝鲜的统治以很大冲击。1929年1月至4月朝鲜元山工人举行大罢工；11月在光州，学生举行“反对殖民地差别”的罢课活动，此时的朝鲜，“人民的排日气氛，连小孩都很强烈”。朝鲜反对日本殖民为何会加速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这是因为在朝鲜进行的一系列反日活动有一部分原因是朝鲜觉得日本在对待中国东北与朝鲜的立场和态度上有很大程度的不一致，加之东北地区的朝鲜族与朝鲜的联系也颇为紧密，这让日本统治阶层感到将“满洲早日置于日本军事独裁之下的必要”。随着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以列宁为首的俄共苏维埃推翻了沙俄统治，在广袤无垠的土地上建立起了苏维埃共产主义政权。随着社会主义苏联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进行，苏联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实力都在逐步加强，庞大苏联的崛起在无形中给日本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为此，日本需要侵占东北并以此为基础“防共反苏”。1931年7月，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在内阁会议上就这样谈道：“（苏联）五年计划的完成，给日本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有鉴于此，满蒙问题必须迅速而切实地加以解决。”[6]
以上三方面原因构成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内部因素，这些因素对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外部原因：
尽管日本处心积虑，且面临着自身内部的需要，但不可否认的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还受到一定外部因素的影响。当时外部因素的有利条件也使得日本最终下定决心。而发动九一八事变也正是日本抓住了这些对其有利的外部形势。这具体体现在中国当时的国内局势以及当时东北亚地区有影响力的西方诸国与日本的关系、态度上。
蒋介石于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由此，国共两党进入到了“围剿”与“反围剿”的对立时代。蒋介石对内着力推行“反共”“剿共”，对外则尽量采取绥靖政策，与各国保持一种稳定关系，企图维持现有相对的和平状态。这种对外不抵抗的政策为日本在这一阶段制造九一八事变提供了可乘之机。在军事上，为了准备“剿共”，甚至到了九一八事变前，当日本已经着手为挑起争端而做准备的时候，蒋介石不仅不作相应部署，反而将张学良的东北军主力调入关内，准备内战；当日本关东军已经暴露出其侵略中国东北的真正战略意图的时候，蒋介石却下达命令，不许东北军抵抗。当然，近代史研究中，关于“不抵抗”政策的下达与传达有一定的争论，这里也有张学良意欲保存东北军实力的原因，但蒋介石这位当时中国最高统帅的思维在当时无疑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31年9月11日，蒋介石还通令东北军“遇有日军挑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严令东北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7]。就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晚，蒋介石仍严令东北军“为避免事态扩大，绝对不抵抗”[8]。为什么蒋介石在日本意图侵略我国东三省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不抵抗的政策？笔者认为一方面蒋介石认为当时的中国无力与日本抗衡，期待国际社会能够施以援手；另一方面，这也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剿共”不无联系。1931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发动针对工农红军的第三次“围剿”，而九一八事变正是发生在第三次“围剿”期间，蒋介石把“剿共”放到其军事重心的首要位置，这让日本认为此时是侵略中国东北的绝佳时机。此外，东三省原本就不是蒋介石的势力范围，即使在“东北易帜”后，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张学良也表示服从南京政府，但实际上，蒋介石的势力尚未能充分渗入东北。对此，在九一八事变过去两年后的1933年，蒋介石就曾这样谈道：“东北三省和热河失掉了，对‘革命’是无所损失的。”[9]除了内战的牵涉，长期以来的军阀混战所造成的中国局势的动荡，客观上也为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进而侵占我国东北提供了便利条件。1928年“宁汉合流”后，国民党政府虽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但各派军阀为了争夺地盘仍不断发生混战。仅1927年到1930年三年，国民党新军阀间发生的大混战就有六七次之多，不仅军阀混战的范围波及广，而且其造成的影响和损失也都很大。其间，1930年5月至11月发生的中原大战更是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一次军阀混战，正是如此内耗，使得日本的侵略活动更为顺畅。
以上中国国内的因素使得日本觉得吞并中国东北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此时发动一场针对中国东北的战争，“乃是千载难逢之机”。
除了中国当时的内部环境有利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外，当时远东的国际环境也对日本侵占东北变得有利。当时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在远东的利害关系相互对立，没有形成联合起来抑制日本的同盟。九一八事变前夕，远东地区的国际环境可谓错综复杂，日本同美、英、苏之间都存有矛盾，而美、英与苏联之间也都存有矛盾。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制衡与反制衡的相互博弈为日本的侵略提供了相对便利的条件。1929年英、美两国都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而社会主义的苏联此时正在全力完成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任务。各国都从各自利益出发，面对此时发生的九一八事变，最终都采取了“不干涉”或“中立”的旁观立场。
下面我们就分别分析美、英、苏在当时与日本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美国。从发展时间上看，美国算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凭借着自身资源和发展上的优势，美国的经济发展很快，其国家的实力也日渐雄厚。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德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损失惨重，美国却借此机会积极扩张，四处寻求更多利益。比起英国，美国进入中国的时间稍晚，也没有像日本紧邻中国的有利的地理因素，但美国并不甘心自己在中国较弱的影响，为了打破列强在中国的既定利益格局，获取更多的利益与资源，美国在外交上极力反对划分势力范围，为此，它提出“门户开放”和“利益均沾”原则，企图在中国分得更多好处。作为一战后迅速崛起的两个新兴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对于日本的快速崛起也并非没有顾忌。1922年“五国海军条约”即是美国对日本迅速崛起的限制。但放眼当时全球范围内，各国都有其既定的势力范围，或先入为主，或有着地缘政治上的便利，对于中国东北，日本在击败沙俄后，其独霸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美国出于自己全球战略的整体布局，选择与日本妥协，放弃一部分利益，以期得到日本对其利益的其他保证。故美国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另一方面，美国也希望由日本充当急先锋，担任其“反苏防共”的第一道前线。尽管在抢占殖民地上美、日间存有尖锐矛盾，但二者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在反对社会主义苏联这一点上，却是存有共识的。
再看英国。英国对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径也采取了不干涉态度。这其中除了希望日本以中国东北为基地充当“反苏防共”桥头堡的意图外，选择不予干涉也和其自身实力下降，不得不对日妥协以换取利益交换有关。英国是首先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在中国占有重要的经济地位。到1931年，外国在华投资总额中的36.7％是英国投资，但看一下英国投资的分布，其中高达75％的投资是在长江流域和广东地区。英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份额一直很小，英国一直以来也默许了日本对于东北的控制，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在中国南方占有的支持，英国能够接受以一种不干涉的态度默许日本对于东北的占有。为此，英国首相张伯伦就曾这样说过：“英国即认日本于满洲有特殊利益”。这实际上也就是公开承认了东北是日本的“势力范围”。除了利益交换，作为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进入20世纪，尤其是历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其自身实力已经日渐下滑，早已不复当年“日不落帝国”的风采。自身实力的下降已经不允许其插手过多事务，保住现有利益，收缩力量至重要领域是英国这一时期的主要策略。
最后看苏联。当时苏联的状况正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尚未完成之时，其国内还有部分反动势力亟待剿灭。在远东，苏联的军事力量单薄，尚还没有余力进行武装干预。而且此时苏联在国际上地位孤立，与南京政府的关系也因为政治制度和中东路分歧不佳。故此，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对外政策还是以发展自身建设，巩固社会主义政权为主，对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苏联是不会派兵进行干预的。
以上，通过对当时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影响因素进行的简要分析，不难看出，当时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受到一定内、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而做出的决定，尽管事变发生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却也有着其必然发生的内在逻辑。
（作者单位：天津市平津战役纪念馆信息部）
[1] 〔日〕守屋典郎著：《日本经济史》，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84页。
[2] 〔日〕守屋典郎著：《日本经济史》，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84页。
[3] 〔日〕藤原彰著：《日本近现代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86页。
[4] 〔日〕井上清著：《日本历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7—279页。
[5] 〔日〕守屋典郎著：《日本经济史》，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77页。
[6] 王子衡：《九一八事变前后日寇和汉奸在东北的阴谋活动》，《“九·一八”事变资料汇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66页。
[8]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通讯》第2期，内部刊物，1980年版，第6页。
[9] 1933年4月7日蒋介石在江西赣州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