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霜王》事件

1892年的冬天，像一片乌云笼罩着我快乐的童年。在那一段时间里，我郁郁寡欢，痛苦、忧虑和恐惧长期笼罩着我的心灵。那时候我对书籍也提不起什么兴趣。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现在想起那些可怕的日子，我还心有余悸。

事情的起因是一篇叫《霜王》的短篇小说。这是我为柏金斯盲人学校的盲人们写的，我把它寄给了柏金斯盲人学校的安那诺斯先生，没想到却因此惹祸上身。为了澄清这件事，也为了给我和莎莉文老师讨回公道，我鼓足勇气决定把那件不愉快的事情再从头到尾讲一遍。

那个故事是在家写的，是在我刚学会说话的那个秋天。那年夏天，我们在山间别墅住的时间比往年都长，莎莉文小姐常常给我描述不同时节的树叶是如何美丽。通过这些描述，我不禁想起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许是别人读给我听过，在听的过程中，我就不自觉地记住了。当时我就认为这种想法是我自己的，在我的灵感消逝之前，我想把它诉诸笔端，把我当时的感情写出来。我沉浸在了创作的快乐之中。当时思如泉涌，我的感情通过文字的形式都写在了布莱叶盲文板上。

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写出来，我就非常肯定地认为这不是我自己的东西，而是我从别人那里借鉴来的。那时候，我对著作版权不是很明白，只知道吸收我读过的所有东西。就是到了现在，对于哪些是别人的观点，哪些是我自己的观点我也不是很清楚。我想，这可能是由于我对事物的印象大都是通过别人的眼睛和耳朵得到的缘故吧！

故事完成后，我念给莎莉文老师听。现在我还记得，自己是如何陶醉于那些精彩的段落，又是如何被那些念错还需要重念的字给困扰的。晚餐时，我又把它念给我的家人听，他们惊异于我竟然能写得这么好。其间，有人还问我以前是不是在哪本书里见到过类似的内容。

听到这个问题我特别吃惊，因为我根本就记不起有谁为我读过这个短篇小说。于是，我大声而且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不是，这是我自己的作品，是我特意为安那诺斯先生写的。”

之后，我又重新抄写了一遍，并在安那诺斯先生生日那天把它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他。按照他们的建议，文中作了相应的改动，我把《秋天的树叶》改名为《霜王》。可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一件生日礼物，给我以后的生活带来了如此多的麻烦。

这篇小说受到了安那诺斯先生的青睐，并且他把它刊登在了柏金斯盲人学校的校刊上。这一度使我得意至极，但是这种喜悦很快就被痛苦和绝望所取代。事情是这样的：我到波士顿没多久，就有人发现，《霜王》与一篇名叫《霜仙》的小说十分类似，她的作者是玛格丽特·康贝尔小姐，这篇文章在我出生以前就已经问世，并且被收在一本名叫《小鸟和它的朋友》的小集子里面。两篇小说不论是在内容还是在语言上都惊人相似，这就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之前读过康贝尔小姐的文章，我的文章是剽窃她的。

在那个年龄段，对我来说根本就意识不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但是当我真正意识到的时候，我陷入了无限的迷茫和痛苦之中。我承受了所有我那个年龄段的孩子所不能承受的苦痛。我开始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这件事情也开始使我最爱的人受到了质疑和猜忌。但是这怎么会发生呢？冥思苦想了好长时间，我终于想起来了。在我写《霜王》之前，我确实读过一些类似的文章，但是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只是模糊记得有谁提到过杰克·费罗斯特这个人，只记得有一首写给孩子的诗，题目叫《霜的异想天开》，可是我并没有引用。

虽然这件事也给安那诺斯先生带来了麻烦，但是他还是很相信我，对我比以前更慈善、更真诚。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为了使他高兴，我强颜欢笑，尽量表现出一副神情愉快的样子，并且还积极参加了庆祝华盛顿诞辰的活动。

在盲人同学们演出的一场假面剧中，我扮演了谷物女神。我还记得，那天我穿着一身颇为漂亮的服装，头戴一个用色彩斑斓的秋叶扎成的花环，脚上和手上满是水果和谷物。但在所有这些花花绿绿热热闹闹的外表下面，忧伤和痛苦充斥着我的内心。

活动将要举行的那天晚上，学校的一名老师又问我关于《霜王》的一些问题。我就坦率地告诉她，莎莉文老师之前确实给我介绍过费罗斯特以及他的一些作品。我的一些话使她误以为我清楚地记得康贝尔小姐的小说《霜仙》，我的文章是对康贝尔小姐的剽窃。她不仅是这么认为的，还把这个结论告诉了安那诺斯先生。

对我一向宠爱有加的安那诺斯先生听信了这位老师的话，为自己受到欺骗而勃然大怒，对我的申辩也充耳不闻。他相信，至少是怀疑，莎莉文小姐和我不顾一切地盗取别人的知识成果，以博得他的赞誉。我还被带到一个由学校的老师和官员组成的调查组面前接受审问，为了让我老实回答问题，他们还把我和莎莉文老师隔离了。在“法庭”上，他们轮番地问我之前是否读过康贝尔的《霜仙》，他们的架势好像是非逼我承认我的文章就是剽窃《霜仙》不可。从他们的问话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他们对我的怀疑和不信任，也深深地感受到一位我深爱的朋友正在用责备的眼光看着我，当时我内心的痛苦和绝望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当时我的心怦怦乱跳，难过得几乎无法说话，回答也只是只言片语而已。虽然我安慰自己说这纯粹是一场可怕的误会，可是却怎么也减轻不了我内心的痛苦。盘问结束以后，我终于可以离开。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头晕目眩，尽管莎莉文老师和朋友都说我是一个坚强的小女孩，他们为我感到骄傲，但是当时我根本就没有心思去理会这些，内心中除了痛苦还是痛苦。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头号啕大哭，恐怕很少有孩子哭得像我那么伤心。我感到浑身发冷，心想，也许明天一早醒来我就死去了，一想到这儿，我竟然得到了些许的安慰。有时候我会想，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大一些时候，我的精神世界肯定会崩溃。幸运的是，这段痛苦的日子发生在我年龄还比较小的时候，遗忘天使帮助我赶走了大部分的痛苦和忧伤。

莎莉文小姐以前从没有听说过《霜仙》这本书，也从没听过有哪本书收录了这篇小说。在贝尔博士的帮助下，莎莉文小姐通过仔细调查发现，我们的朋友霍普金斯夫人有康贝尔小姐《小鸟和它的朋友》的1888年的版本，那一年我们正好在布鲁斯特度假。但是现在霍普金斯夫人已经找不到这本书了，但是她告诉我，在莎莉文小姐离开的一段时间内，她为了让我高兴，就找一些书来读给我听，她和我一样已经记不清是否念过《霜仙》，但是她非常肯定地告诉我给我念过《小鸟和它的朋友》。由于搬家的缘故，一部分书比如一些旧的课本，还有童话书等少年读物都已经变卖了，《小鸟和它的朋友》很有可能就在其中。

那时候，我对故事没有多大的兴趣，但是故事中那些稀奇古怪的拼词，却引起了我这个没有任何其他娱乐的孩子的兴趣。虽然当时讲故事的情景，我现在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但我不得不承认，当时我曾拼命想记住那些生词，待老师回来后，让她讲解给我听。

莎莉文小姐回来后，我没有跟她提起关于《霜仙》这篇小说的事情，也许是因为她一回来我们就开始阅读《方德诺小爵士》，而这本书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使我没有时间去想其他的事情。但事实依然存在，我确实读过康贝尔小姐的小说，只是时间久了我就忘记了。在许久以后，它却极其自然地出现在了我的脑海当中，自然得让我认为这不是别人的东西。

在那些苦恼的日子里，我收到了许多朋友的来信，信中表示了他们对我遭遇的同情及对我的亲切问候。康贝尔小姐更是写信鼓励我说：“相信将来的某一天，你一定可以写出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作品，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带来一些帮助和安慰。”但是这个美好的预言永远都不会实现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会玩弄这些文字游戏。事实上确实是这样，我总是提心吊胆，唯恐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是别人的劳动成果。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就是我给母亲写信的时候，我的内心都充满了恐惧。我一遍又一遍地诵读那些句子，直到肯定这些句子都是我自己的为止。如果没有莎莉文小姐坚持不懈的鼓励和支持，我想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再碰笔和纸了。

后来，我把《霜仙》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发现我的信件也有许多和康贝尔小姐的小说雷同的地方。比如，我1891年9月29号写给安那诺斯先生的信，感情和语言的表达就与康贝尔小姐的著作一模一样。而我写的《霜王》那篇小说，像其他许多信一样，从其中的一些段落和措辞可以看出，当时我的思想已经被这个故事渗透了。在信中，我假想自己是莎莉文小姐，向自己描述金黄色的秋叶的情形：“呵，夏日流逝，用什么来安慰我的寂寞，唯有那绚丽多彩的秋叶。”而这正是康贝尔小姐那篇小说中的句子。

把自己喜欢的句子变成自己的东西，然后再用自己的话把它给表述出来，这种情况在我早年的信件和初期的作品中常常出现。比如，在一篇描写希腊和意大利古城的文章中，套用了一些现在已经遗忘出处但是生动又变幻多端的描述。我知道安那诺斯先生非常喜欢古迹，对意大利和希腊更是情有独钟。因而我在读书时，便特别细心地从诗集和史书中摘录能取悦于他的片断。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安那诺斯先生在阅读我这些描写古城的作文时也曾称赞“诗意盎然”。但是我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就没有怀疑一个只有十一岁的孩子，并且还又聋又哑，怎么可能写出这些文章呢？但是，我也曾认为，不能因为作文中有别人的词句，就被看成一无是处，这到底说明我已经能够运用清晰生动的文字，来表达我对美好而富有诗意的意境的欣赏了。

那些早期的写作不过是一些脑力的锻炼。像许多年轻人和不成熟的人一样，我也只是一味地同化和模仿，把被同化的思想用自己的语言表现出来而已。凡是我在书中看到的认为有趣的东西，我都会有意或无意地记在脑海里，并且把它变为自己的东西。正如斯蒂文森所言，刚开始学习写作的人，一般都会本能地模仿自己最钦羡的作品，然后以一种惊人的变化力来转化它。就是伟大的作家，也要经过多年的实践，才能驾驭所有拥塞在思想道旁的文字、语言。

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完全走完这一过程。说真的，我常常区分不开哪些是我自己的思想，哪些是我从书里看来的，书上的东西已成为我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结果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总有一种像我学缝纫时，常常用破碎的布拼凑而成的衣服，虽然是由各式各样、七零八碎的布片拼成，有鲜艳的绸缎和天鹅绒，但粗布头却占绝大部分，而且最显眼。同样，我的作文虽说反映了我的一些粗糙的不成熟的思想，但其间也夹杂着别人闪光的思想和较为成熟的看法，这些都是我从书里学来并记在心里的。依我看，写作的一个很大的难题是，当自己所想到的东西，还不是很有条理，还处在感情和思想的边缘时，怎么用所学到的语言来把它们表达出来。写作就像是拼七巧板，我们脑子里先有了一个图样，然后用语言把它描绘出来。但有时想出来的词不一定恰当，即便这样，我还是一次不行再来第二次，因为我明白，既然别人做成功过，我也一定能成功，怎么能认输呢？

斯蒂文森说：“人如果生来就没有创作才能，那他一辈子也创作不出什么东西。”虽然我也许就是这样的人，但我还是希望总有一天，我的笔功能有长进，能把自己的思想和经历充分表达出来。我就是依靠这种希望和信念而坚持不懈地努力，战胜了《霜王》事件给我带来的痛楚的。

从另一方面说，这桩不愉快的事件，对我来说也是不无裨益的，它迫使我认真地思考有关写作的一些问题。这次事件唯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它使我失去了安那诺斯这位最好的朋友。

《妇女家庭杂志》上发表了《我生活的故事》以后，安那诺斯先生在写给麦西先生的一封信中曾说，《霜王》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他相信我是无辜的。他说，当时那个“法庭”是由八人组成的：四个盲人，四个正常的人。其中有四个人认为我当时心里非常清楚有人给我念过康贝尔小姐的那篇小说，其余的人则不那么认为。事后安那诺斯先生告诉我说，他当时是站在后一种人一边的。

但是不管安那诺斯先生站在哪一边，当我走进那间他曾经把我放在膝上，放下他手中的工作和我玩耍的房子时，我感觉到那里的人们都对我充满了怀疑，也感觉到了空气中的那种敌对的气氛，后来的事情也确实应验了我的这种预感。在发生那个事件以后的两年中，安那诺斯先生相信我和莎莉文小姐是无辜的。后来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我也不知道柏金斯盲人学校为何要调查这件事，甚至连“法庭”成员的名字我也说不出来，后来他们也没有和我交流过。我激动得不能关注我身边的事情，当时心里真的很恐惧，连问问题的勇气都没有。确实，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想我正在说什么，也没有想别人正在和我说什么。

我之所以把《霜王》这件事的始末，原原本本写出来，因为它对我早期的生活和教育影响极大。我写这些的目的不是想为自己辩解，也并不想谴责任何人。我只是为了避免误会，尽可能地把对我来说事情真实的一面写出来而已。

《霜王》事件后的那个夏天和冬天，我都和我的家人待在亚拉巴马。回忆起那段家居生活，我内心不禁充满了喜悦。《霜王》事件渐渐地被淡忘，一切事情都重新开始，重新发芽、开花。

夏天慢慢过去，秋天悄悄到来。地上满是深红色和金黄色的秋叶，花园尽头的葡萄架上一串串的葡萄，在阳光的照射下渐渐变成了酱紫色。我正是在这时开始写回忆自己生活经历的文章的，刚好是在我写《霜王》那篇小说一年之后。

当时我对自己写的东西仍然心存疑虑，常常被那些可能不完全属于自己的思想所折磨，只有莎莉文小姐知道我内心的焦虑不安。我不知为何变得那么敏感，总是竭力避免再提《霜王》。有时在谈话中，一种深层的意识闪过我的脑海，我轻声地对她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自己的。”有时候，我写着写着，就会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又是跟很久以前别人的作品一样，该怎么办？”一想到这儿，我的手就不停地抖，这一天什么也写不下去了。即便是现在，我有时也会感到同样的焦虑和不安。莎莉文老师想方设法地安慰我，但是那次可怕的经历在我心灵上留下了永久性的后遗症，我现在才开始理解其含意。

为了使我能恢复往日的自信，莎莉文老师鼓励我替《青年之友》写一篇关于我生活的简短介绍，当时我只有十二岁，写这样的文章是很吃力的。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似乎已经预见到了将会在这次写作中受益匪浅，否则我一定写不出来。

写作的时候，我是既担心又害怕，但是在莎莉文老师时时的鼓励下，我还是坚持不懈地写了下去。莎莉文老师一直坚信，只要我能坚持写下去，就能重新树立信心，发挥自己的才能。在没有发生《霜王》事件以前，我像其他孩子一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后来变得沉默了，经常思考一些抽象的东西。随着岁月的流逝，我逐渐摆脱了那一段不愉快的经历给我投下的阴影，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我的头脑比以前更清醒了，对生活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