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小花旦（1）

一

我攒了很多火车票。散在抽屉里看不出，叠起来竟有四五副扑克牌那么厚。这就对了，上大学起，我坐过很多趟绿皮火车，从上海南站出发，开往广州的、深圳的、海口的、昆明的，每一个方向我都坐过，每一条线路上售卖什么商品，牙膏、毛巾还是火车模型，乘务员的普通话带着哪种口音，我都知道，可我从来没到过这些地方。我总是第一站就下车了。

十二块五，是上海到我家的距离。如果人们坐铁路也像坐飞机一样计算里程的话，那么我的就不值一提了。一个钟头，去远方的人一碗泡面还没排队煮上，我就到了。我总想着，哪次能忍住不下车，一路坐到终点站，补完票出来，先给小花旦打个电话，喂，猜猜看，我在哪里了。

小花旦肯定会笑上一阵，细姑娘本事大啊，寻只茅坑，蹲下来摸摸看，屁股上是不是生满坐板疮了，讲完又笑一阵。

这是我和小花旦的约定。那时他一边往头上擦摩丝，一边讲，你要是敢坐到底么，我就出钱给你买三九皮炎平涂坐板疮，车钱也算我的。

口说无凭，我讲。

小花旦从挺括的夹克衫里掏出车票，每趟去上海，他必定挑一件派头大的穿，配一双擦亮的尖头皮鞋。又问我讨一支笔，在右上角写了999，一笔连到底下的名字。画完，继续打理自己的发型。他的刘海卷卷的，垂落几丝，余下则统统往后梳，左边的朝左后拢，右边的朝右后拢，撇出一个爱心形额头，金光锃亮。轰隆一声，火车到站了，小花旦朝前冲了冲，手上的摩丝擦了个花边球，四六开的头路也撞坏了，变成乡下的虫马路，一歪一扭的。

赤逼，火车开得来好比拖拉机，卵蛋都要震碎了，他骂。我们出了站，便去坐地铁，一路上他继续收作他的头。

并没有人说过，地铁站不只是等地铁的地方，它还有长长的过道，四通八达的出口。各式各样的店面围在其中，人们进进出出，随时都能停下来买点什么，吃点什么。这明明是个很有花头的商场呀。平时要进大厦才能买到的高级运动鞋，那时只与我们隔着一堵玻璃墙，它穿在模特的脚上，就像穿在路人的脚上一样寻常。我和小花旦走得很慢，与一个个模特或路人擦身而过，还是来不及看。

我问，这么多店，生意都做得出吗？

小花旦讲，怎么会做不出，有人开店么，总归会有人去。

那你讲，到底是先有人开店还是先有人要买呢。

小花旦顿住了，我们停在一家美珍香门口对望着。这个问题我老早就问过了。那时我还小，他还没下岗。老王在打麻将，叫小花旦带我去吃中饭。我们走在小区外面的马路上，我说，路上开了这么多小店，怎么不倒闭呢，每一爿都有人去吃吗。

小花旦说，肯定呀，有人开么，总归有人会去的。世界上有交交关关[1]人，人家在做啥，欢喜吃啥，你一个人是想不通的。

我没听懂。

他讲，好比你养一只鸡，就会得一窝蛋，你有蛋了，就能孵出小鸡来。

那你讲，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

小花旦卡住了，在一爿面馆门口愣了很久。他朝里望了望，转而问我，想不想吃鳝丝面。于是我们叫了三碗，多一碗带回去给老王。

这次小花旦还是没答上来。他同美珍香的促销店员并排站着，听到人家喊试吃，上前戳了几片猪肉脯，又戳了两片给我。

还有吗？我觉得味道很好，不好意思自己去要。

怕个屁，免费的呀。小花旦握着用过的牙签，又去戳了好几片。店员却翻了个白眼，端着盘子走进去了。我们只好平分手上的，边走边吃。

小花旦突然讲，细姑娘，你看这个地铁站，像我们小区吗？

我吓了一跳。地下广场多高档啊，我们小区算什么。

小花旦指着麦当劳，这个么，就是毛头的臭豆腐摊。又指着便利店，这是闵珠杂货店。再过去是怪脚刀的棋牌室，阿宝的修鞋摊。他指着远处的游戏机，旁边坐着卖玩具的人，蛇皮袋铺了满地。还有贴膜的人摇着屁股底下的小板凳。被他这么一说，我倒真觉得像起来了。我们小区的房子，二楼才住人，底下都是车棚。如此一来，发大水了，也不至于叫家具浸烂在水里。十来平的地方，面朝马路，做做小生意正好，许多人家便把车棚租出去了。于是早饭铺啊，租书屋啊，剃头店啊，一爿爿老鼠打地洞似的开起来。整个小区像吊脚楼，地面上到处是小店，单元楼前后畅通，走来走去，闭着眼睛也能到。这些店有的白天开，有的在夜里，办了执照还是三无，搞不清。可什么店里有什么人，倒是固定的，绝没有哪一处冷冷清清。我问的问题，小花旦答不清楚的道理，兴许就在这里。

我们边走边看，给每一家店找到小区里对应的位置，车棚找完了，就去外面马路上的店找。馄饨对馄饨，小炒对小炒，服装店对缝纫摊。快到出口了，小花旦忽然大步朝前，跑到一家美发沙龙门口，三色灯管在身旁转个不停，映亮了他的夹克衫。

小花旦伸开双手向我介绍，你看，此地就是我的店面了，派头大不大。他身后响着吹风机和流行歌曲的混杂声音。

小花旦叫我帮他在店门口拍个照，我说这样不好。他讲，有啥不好的，快点拍一个。

迎宾小伙子用怪异的眼神盯着我们。我赶紧接过小花旦新买的诺基亚按了一记，人影很小，店面很大。他眯着眼看了一歇才讲，嗯，大归大，生意还不如我那好呀。这话说得梆梆响。

小花旦点开相册，往前翻几张给我看。照片里一个大大的油头，顶着“巧星美发屋”的红字招牌，上面露出一截楼上人家晾下来的短裤和胸罩。

我比了比两张照片，朝他望了一眼。不像，不像。

小花旦讲，没办法，人嘛，到了洋气的地方，肯定就要变来洋气一点。细姑娘，你慢慢也要洋气起来了。他提手抄了抄我的短头发。及耳，及额，及头颈，大人称之为游泳头，下水了也不会变形。背后看过去，男生女生是一样的。

我的游泳头从小就是小花旦剃的。小花旦是我们小区的剃头师傅之一。

二

我们小区虽小，理发店从来不会少。我读小学的时候，地面上竟同时开出了三家，哪一家都不缺生意做。东边便民理发店的阿姨戴一副酒瓶底子厚的眼镜，人们就叫她眼镜。眼镜的车棚因是自家的，价钿便宜，老年人去得多。西边惠民理发店的阿姨年纪稍轻一点，但块头大，人们叫她阿胖。阿胖开店的头两年，整个人像发糕似的发开来了。可她替人刮胡子刮出了名气，去过的都说适意，吸引了一帮男客。还有一爿开在小区门口的香樟树底下，不叫理发店，叫作美发屋，就是小花旦的地盘了。巧星美发屋店面不大，客不多，谈山海经[2]的人倒是常来常往。路过不细看，只当是老年茶室。

眼镜和阿胖作为竞争对手，时常隔空传话，相互抹黑几句，眼红几句，小花旦却从没人同他吵过。一来，小花旦讲，好男不跟女斗，二来，小花旦讲，我同人家做的不是同一趟生意呀。

我说，那你同外头的美容店是一桩生意咯。我指的是对面马路一些粉红色的铁皮屋。日光灯管拿彩纸包起来，叫人看着昏沉，几个皮松肉散的外地女人躺在沙发上，或坐在店门口，大冬天也要露胸脯，露大腿，三伏天还要擦厚厚的白粉。她们也叫美容美发。小区里哪个男人路过多瞄几眼，就要被老婆骂了。我放学走过也偷偷看，总想着这店里冷冷清清，如何开得下去呢。后来想明白，也许做的是夜生意，我看不到罢了。

小花旦瞪大眼睛，朝水泥地板狠跺一记脚，细姑娘不要瞎讲哦！人家卖人肉包子的，同我有啥关系！下趟走路不要东看西看，当心自家绊一跤。他拿起给客人喷头发的香水，先朝我脸上胡乱喷了几下，气味发冲。

小花旦的生意，同谁都不一样。他讲，五块十块的剃头生意，我不稀奇的。碰到老王这样的老相邻，旧同事，隔月去剃个头，不算数的。小花旦手脚快，三下五除二搞定，从没收过一分钱。巧星美发屋，专门做的是阿姨们的生意。小花旦讲，别说小区里，就是老远八只脚的老太太要烫头，要焗油，都情愿穿过大半个城来找我。

小花旦走的是一条龙服务。

老太太们要出客，要上台，想甩甩浪头了，早几个礼拜就要来巧星美发屋报到。小花旦先问好，穿什么，再定头型。人家若想不好怎么穿，索性全托给小花旦，一手包装。永红丝厂里跑了几十年销售，小花旦对穿着打扮颇有研究，真丝棉麻，料作款式，怎么显身形，怎么衬肤色，脑子里清楚得一塌糊涂。衣服还没做，小花旦上上下下一比画，一形容，老太太仿佛仙袍上身，头颈伸长，腰板笔挺，旁边的小姐妹齐齐叫好。然后小花旦再同人家细细讲，去哪里选料作，寻裁缝，不合身了找谁改合算。做这种事，小花旦本身就很来劲。老太太自然一百个放心，过几天，衣服乖乖拿来，排队等做头发，店里闹猛得不得了。

小花旦讲，人家给老人烫头，好比工厂流水线一样，烫一个，走一个，走出来都是一式一样的，有啥意思，人老了就不要寻开心了吗。小花旦就舍得花时间，给老人研究头型，好好烫，细细弄，走出去有样子，扎台型。久而久之，妇女队伍里传来传去，小花旦就做出了名堂。三五结伴而来的，从头到脚问一遍，一个烫，几个在边上看，蜜饯咬咬，闲话讲讲，也问几句自家等会要怎么弄。小花旦确确有这样真本事，一边干活，一边服侍看客，聊得人家开开心心，服服帖帖。

要论保养么，阿姐比我有经验呀，讲穿了，皮肤同钞票一样，多拿出来摸摸，就不会皱。

大家有缘做几十年小姐妹，为一桩事体吵相骂有啥好处？老来不比美，要比大方。

阿姨覅气，媳妇么，讲究一个以静制动。你不骂，人家也不会主动吵上来。一样的道理，你不下指标，人家反倒不好意思，屋里生活就做起来了。

老太太纷纷点头。她们讲，巧星这只换糖嘴巴，真真是甜的来。跑一趟巧星这搭，比寻个老娘舅还灵光。

巧星美发屋和保健品是一种道理，老年人里有口皆碑，正经人则视之为脓疮毒瘤。社区干部讲，人家东西两爿店虽说是小本生意，到底规规矩矩，有营业执照，有卫生许可的。你看看你这个地方，胡来。

进去检查，小花旦店里处处都是危险动作。电是从楼上接下来的，热水是煤球炉现烧的，烫头罩子万年不洗，各式药膏也没明确的来路，更不必说保质期。今朝用过了放进抽屉，下次再拿出来挤一点。小区每搞一次文明建设，巧星美容屋就面临一次严打。停停办办，实在撑不住了，有一天小花旦也搞了张营业执照，裱起来，挂在店门口叫大家来看，法人代表阮巧星，交关神气。谁晓得这个阮巧星仍是假的，是打给电线杆上的办证电话打来的。小花旦一边烧水，一边说给老太太听，两百大洋，给社区里买个放心。

小花旦讲，我做生意是做给客人的，又不是做给工商局的，要伊满意做啥。

老太太们听得有理，巧星美发屋便照开不误。她们不是不晓得安全问题，只怪小花旦的推销实在做得太好。人家店里贴了明星照，发型图，他这里专程有阮家阿婆做活体模特。

小花旦绝非每天都肯开店的，钓鱼要去，舞厅也要去的。他店门口贴着告示，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时间：下午12:30—5:30（星期四休息）。但实际操作从不按纸上来办。但凡营业的时候，起来做的第一个头就是阮家阿婆的。吹好弄好了，叫阿婆往店门口的树底下一坐，蒲扇一摇，人们就走过来看了。

哟，阮家阿婆，今朝漂亮来！

三

巧星美发屋门前有一株老樟树，是小区还没造的时候就长起的。

每到夏天，树上的知了脱过壳，一下就活络起来了。知了的脚明明抓在树上，耳朵却生在小花旦的店里。小花旦同客人呱啦呱啦讲话的时候，知了只听，不响。小花旦的吹风机一开，知了就跟着叫起来了。它们越叫越响，盖过吹风机的动静，盖过店里的讲话声，还带动起远处的知了。整个小区上空好像有一个巨大无形的吹风机在运转，到处荡着回响。等到小花旦的吹风机一关，知了晓得了，便识相地跟着停了下来。

有时若不识相，影响了小花旦谈生意，阮家阿婆就拿起手里的拐杖敲一敲香樟树，敲一敲，知了就不敢再叫了。

我讲，阿婆，知了是你养的啊。

阿婆胡乱点点头。她讲，虫么，不过是空叫叫，胡叫叫，吓一吓就好了。阿婆的耳朵不好，坐在树下从不觉得吵，可她仿佛也另有一副耳朵，时时刻刻按在墙上，听牢店里的客人是不是叫树上的客人抢去了风头。

她总是比小花旦更关心小花旦的生意。

阮家阿婆活着的时候，只要不下雨，常常搬一只骨牌凳坐在树底下，有时起身扫扫地，张望张望马路。阿婆若走来走去，就是走给人家看的。人家看到阿婆的头发挺括，心里便有数了，噢噢，小花旦今朝出来做生意喽。三个两个围上去摸一摸，感觉好，再进店里去问问。

阿婆一看到来生意，就高兴了，朝楼上大喊，阿星啊，客来喽。

阮家阿婆生得瘦小，皱皮躬背，一头白发却长而浓密。小花旦隔一阵学来了新发型，就先给姆妈做一个。网兜子罩住的，油光光贴着头皮的，盘起来的，蓬开来的，各有各美。有时也回归老法的麻花结，马尾辫。人家都讲，阿婆这张面孔，一看就晓得，年轻辰光不要太漂亮。

阿婆不自夸，她只夸小花旦，吾阿星手巧么，一只死老太婆，做出来也好看呀。

或是一并夸赞丈夫和儿子，阿星爸爸当年样子神气，吾阿星也神气的。阿星爸爸做事体细摸细想，全传给吾阿星了呀。

阮家阿婆平时话不多，一旦张了口，就是吾阿星，吾阿星。好像小花旦是个太阳，阿婆每天绕着他转似的。可实际上，丝厂的人都晓得，小花旦从小到大，无不是他围着阮家阿婆转的。

小花旦是阿婆的末子。

小花旦的大名，正是不识字的阮家阿婆取的。她讲当年自己预备同丈夫养十个小囡，当上光荣母亲，就能去天安门见毛主席了。丈夫进步，国家造卫星，他也想了个“造星计划”，要按太阳系十大行星（他以为）来取名，搞得有文化一点。水金地火木土，养到第七个，丈夫在睡梦中暴毙。阮家阿婆讲，我又不懂天文地理，只晓得光荣妈妈当不成了，日脚也度不下去了，管伊第七颗叫啥，索性就叫个星。于是阮巧星成了阮家七大行星之末，同六个兄姊围着姆妈转。

阮巧星虽是离得最远的一颗星，却跟得最紧，转得最快。

阮家阿婆当了一辈子的湖丝阿姐。她讲，好茧子泡在滚水里，要伸手进去，一边洗，一边剥。机器比不得人手，手抽的蚕丝不会断，出来的才算好货。我懂，这和做肉饼子，滚刀切的总比摇肉机摇出来的鲜，道理是一式一样的。

可是城里稍微有点关系的，谁会跑去做这种生活。两只手伸下去，再缩不回，木掉了呀。半天浸下来，十根指头肿得像胖大海一样。阿婆摊开手，缫丝工的手掌，到老来仍比平常人的厚很多。她讲，冬天蛮好，热烘烘的。倷就看，谁从来不生冻疮的，十有八九就是老阿姐了。到夏天公，真真下不去手。皮泡软，烫开，一抽就是一条口子，嘶一记，痛到心肝里。下了班，两只手通通红，好比木头砧板，上面全是印子呀。

我听了，吓得不敢回话。阿婆却讲，出好物什，肯定要吃苦的。

湖丝阿姐苦，阮家阿婆又是其中顶苦的。一人拉扯七子，三个上班，三个读书，还有一个背在身上，每天带到厂里来养。阿婆抽丝，小花旦在背上看抽丝。阿婆吃饭，先往背上的嘴巴塞几口。我插嘴，阿婆，你的背脊是背小囡背弯的吗。阿婆不回，只管讲，人家看不下去，就省一点给我们吃，空下来帮我领小囡。

阿婆又笑了，吾阿星真乖呀，不哭不闹，车间里人人待伊好。老话讲，遗腹子隔着肚皮听到姆妈哭，还没养出来就决心要待姆妈好了。吾阿星不单晓得肚皮里的苦，还晓得车间里的苦。三四岁已经端着搪瓷杯走来走去了。读了书，放学先到车间来。早班送饭，夜班来接，从来不肯同我分开的。人家讲，我好比养了个管家公呀。

一直跟到阮家阿婆退休，小花旦书不读了，顶职上岗，成了厂里唯一的男缫丝工。小花旦一上来，已经熟练得像一个老工人了。

男人做湖丝阿姐，到底上不了台面，下趟老婆也讨不好，阿婆讲，后来我托关系，叫吾阿星转到销售科去了。

阮家阿婆讲丝厂旧事，每每讲到小花旦转科室，就打住了。她说，一个人嘛，早前苦够了，老来就有的甜了。阿星爸爸生眼睛，晓得我命苦，派阿星来待我好。阿婆顶着时髦的头发，坐在店门口笑。

不讲了，不去想了。她摇起自己那双厚大的白手，上面泛起密密的黑斑，像摇一串熟透了的香蕉。

细姑娘大起来，要同阿星叔一样，待姆妈好，晓得吗。我点点头。只是阿婆口中的阿星叔，让人产生一种怪异的陌生感。我实在难以把孝子阿星和店里边剃头边陪客聊天的小花旦联系起来。照平常来看，阮家阿婆和小花旦并不多话。开店的时候，一个做头，一个看店。一个谈天，一个听听不响。关了店，一个出去白相，一个就待在楼上。小花旦钓了鱼回来，阿婆就烧鱼吃。小花旦跳完舞，空了两只手回来，阿婆出去买点挂面和熟食。怎么看都是阿婆在照顾小花旦。可是听大人讲，阮家阿婆自从守寡，到死没离开过小花旦。这些年她只跟着小花旦住，小花旦结婚，也是带上姆妈一道进的新房子。

我想来想去，还是名字的问题。阿星是阮家阿婆的阿星，小花旦是大家的小花旦。这是两个人。尤其在阿婆这里，她容不下第二种叫法。人家若讲小花旦怎么样，阿婆就要动气了。这个名字，阮家阿婆不喜欢听的。谁不识相，再讲，阿婆就要翻面孔，下逐客令了。

可是除了烫头的老太太称呼他巧星师傅，我们小孩子叫他剃头阿叔，小区里的大人都喊他小花旦，丝厂的人也是。这从来都不是一位耳朵不好的老太太能阻挡的事。

小花旦自己倒是不介意的。

四

小花旦这个绰号，早在缫丝车间就有了。并非喜欢唱戏，只怪生了一副太监喉咙。照理说，高大的人声音浑厚，小花旦却不是。他的声音细细尖尖，却不如小姑娘的软糯，反有一种中年妇女的锐利和响亮。激动的时候，语调一升高，像铜炉里烧开了水，涩涩的刺耳极了。动起气来，又变成木锯子拉在生锈的铁皮上，磨人心肝，好在这种时刻是少有的。小花旦更多的是放声说笑。他一开口，脏话不断，倷个赤逼，伊个赤逼的，同他的细喉咙很不般配。小时候我质问他，你怎么老是骂人。他却说，这怎么叫骂人呢，这叫口头语，懂吗。小花旦把所有不文明的词汇都称之为“口头语”。他聊起天来，一个句子里的口头语比主谓宾还多。

后来我知道了，厂里面人人都讲口头语，开心不开心都要讲的。上班了，口头语在车间里飞来飞去，下班了，口头语在小区里飞来飞去。上下班的马路上，口头语要更生脆些，才能互相听到。

小花旦，去寻死啊！

赤逼，迟到了要！

更可怕的是，小花旦在小学附近也离不开口头语。老王上夜班的时候，常常叫工友送我去读书。轮到小花旦，他送我到校门口，突然大声喊，细姑娘，进去先撒泡丝[3]噢！值班的高年级同学和老师都笑了。这份旧账我长大后跟他翻过不下一百遍。从此我同小花旦约好，送到校门口不准讲话。他仍坚持要对口型，细脚杆扒开，同校门外的栅栏重合在一起，两片薄嘴唇放慢了速度扭来扭去，像一个滑稽演员，故意要逗笑值班的同学。

小花旦长长的腿，长长的身体，连到长长的脖子，不知怎么生出一个短小扁平的头来，眉眼是细窄的，嘴巴狭长，像粘了几条被甩软的挂面。说起话来，眼皮上面，眉毛底下，都是微妙的小动作。好在他皮肤黑黄，鼻梁高挺，现在回想，小花旦四十岁以前，侧面还有一点模特的英气。

可他走起路来全无模特的利索生风，做贼似的半吊着手，两只脚软绵绵的。小区里的人讲，说难听点，女人堆待久了，翘根兰花指剥茧子，总归有点阴阳怪气。

阮家阿婆必定深谙这个道理，才大费气力帮小花旦换了工种。然而人们早已叫惯了，小花旦去了新科室，或出厂跑外勤，还是小花旦。他自己并不反驳。

只有阮家阿婆从不满意，她讲，瘦长条子么，叫秀才不是蛮好，做啥要取个娘娘腔名字，吾阿星气力不要太大，身体不要太好噢。又说，巧星年轻的辰光，往蚕种库门底一走过，多多少少小姑娘盯牢看。伊是眼界高，一个看不上。

但她并不提起小花旦后面的一桩婚事。

小区里的人都晓得小花旦结过婚，却不知全。只见小花旦带姆妈去新房住了三年，又带姆妈悄悄搬回来了。人们估计，是婆媳之间出了问题。而后阮家阿婆要把房子专留给小花旦，六颗行星跑过来吵过多少次，总算拗断，留下两人清静度日。人们便一口咬定，若不是当初逼得小花旦离婚，阿婆何苦千方百计保他。至于小花旦的老婆是谁，在哪里，没人问过。

直到暑假的一天，做头发的队伍里来了一个新面孔。这位客人听说城东有个蛮好的烫头师傅，就跟过来看看。到了才发现，是老熟人了。小花旦特意找出茶叶罐头，拍拍围裙上的灰尘，客客气气喊了一声，姆妈。这不大不小的一声，把树底下的阮家阿婆引过来了，两个姆妈在巧星美发屋的招牌底下碰面了。

丈母娘讲，阿星啊，还没讨好老婆啊，光杆司令准备当过去看了。

小花旦笑笑不响，招呼客人们一一坐下，自己上楼去泡茶了。丈母娘在店里走来走去，冷箭频发。

天天蹲在这种地方，搞这种娘娘家生活，哪个女人看得上，笑死人了。

阮家阿婆的耳朵不好，可是她想听什么，总是能听到的。

她讲，有种人在外头胡来来瞎搞搞，覅讲二婚头，三婚头四婚头也是省力的。吾阿星家教好，做不出这种事体。

丈母娘跳起来了，倷宝贝阿星稍微争气点，玲玲会得逼出去吗。阮家门不要后代，我屋里也不要吗。

哟——要后代不要面孔喽。

好了，覅讲了。老客人想劝一句。

要面孔，哈哈哈哈，大家听听看，娘娘腔不来事，还讲得出要面孔。

丈母娘比阮家阿婆年纪轻，块头大，喉咙响，这么一笑，店里鸦雀无声，我看呆了。只剩小花旦踢踢踏踏冲下楼来，轻轻说了一句，好了好了，覅吵了。老底子没吵够，过掉十多年还要来寻气吗。

他扶阮家阿婆上楼休息，叫丈母娘在店里等一歇，马上就来。又关照我把茶分给客人。

丈母娘却讲，哼，等啥等，要晓得是伊开的店，我绝对不会来的。转而对着客人，当初看伊一表人才，好说好话，心想有点娘娘腔也不搭界。想不着是只软脚蟹，真真苦了玲玲，不好讲出去。丈母娘推开我的茶杯，像一只憋足气的青蛙，冲着楼上提高音量，我么，这辈子见都不想见到，还要叫伊来帮我做头发，真笑死人。

楼上传来一阵骂，老赤逼棺材，死远点，一只嘴巴吃糠不清不爽，乌龟外孙还不晓得啥地方落的种！

我从来不知道阮家阿婆的耳朵这么好，喉咙这么响。我也从来没听过，小花旦天天讲的口头语会从阿婆的嘴巴里一个一个跳出来。小花旦却像被抢了台词一样，并不开口。

一个在楼上骂，一个边走边骂，于是那天下午的生意全都跑光了。小花旦倒不动气，他下楼收拾，把没人喝的茶都喝了，还提前给我剃了头。剃完头他提议去游泳，我们就去了旧厂边上的水池。他看起来心情不坏，游了几圈，买了棒冰，语气也比平日里温柔了一些。甚至让我觉得，结了婚又离的人是两个姆妈，而不是小花旦和什么玲玲。

晚上回到饭桌，我问，软脚蟹是啥东西。

妈妈说，小囡问这种怪搭搭的问题做啥，吃饭。老王说，哎呀，不大巧，现在不是吃蟹的季节。

我就不问了。

五

印象中，阮家阿婆到死只吵过这么一次架，可是那次之后，小区里有些人看小花旦就不一样了。阿婆恢复到往日的温和，常常坐在树底下自说自话，哎呀，人生得好看么，就会叫人家讲闲话，阿星爸爸老早也被人家欺，后来同我结婚，不是照样很好嘛。我知道，阿婆是专程讲给那些走来走去的耳朵听的，寄希望于他们的嘴巴能在菜场里，麻将室，或回到自家的饭桌上，把这些话慢慢说开去。

小花旦仍旧不响。就像从不介意自己的绰号一样，他也不介意这桩被曝光的旧婚事。小花旦的口头语骂天骂地骂工厂，偏偏在这件事上从不使用。这也愈发让一些人坐实，问题出在小花旦身上。大家都相信，理亏的人才会沉默。

小花旦的客人渐渐少下来了。并非外头的风言风语影响了妇女队伍里的口碑，她们受过巧星师傅的恩惠，绝不说半句坏话。而是阿婆病了，严格地说，是阿婆老了。她生了七颗行星，末一颗都转了四十多圈，阿婆自己就转不动了，她的轨道上沾满了往事的灰尘，它们缠住她的手脚，要把她也变成灰烬。

直到小花旦每日驮着眼神呆滞的阮家阿婆进进出出，我才懂得那位反复出现在阿婆口中的阿星的存在。他把阿婆背下楼晒太阳，又背回楼上睡觉，在大树和美发屋之间的晾衣绳上撑开了尿湿的床单和绒裤，我想起阿婆说过的那个在充满水蒸气的地方，由大人背来背去的小婴孩，车间雾蒙蒙的，蚕丝白乎乎的，他的小眼睛看到什么了吗。

后来，阿婆转不动了。和徐爷爷一样，在这个小区里，任何老人的离去都是惊不起水花的小事。人老了，人死了，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走来走去的耳朵们，更愿意去关心谁家新降临了小生命，这关乎着一族的延续。至于将要垂落入土的家庭的枯枝，就由它去吧，谁没有那么一天呢。

然而没有延续的小花旦却很少开店了。楼上的灯也不常在夜里亮着。他睡觉了，他去钓鱼，还是去跳舞，阿婆走了，没人知道他的动向。我读寄宿学校，我也不知道了。只是一个月剃一次头的惯例还没变。我发了短消息，上楼从他家空置的奶箱里拿了钥匙，下来开店，然后回家喊老王过来，我们家的头，在我离开家之前，从来都是一起变长，一起变短的。

小花旦收到短消息，过一会儿就回来了。

赤逼，又一个月头过去了！他的细脚杆像两根高跷，从不知何处踩回来了。

这些事是近来才想起的。我在上海住了八年，地铁站走了无数回，早已不觉得地下广场像小区。香樟树，阮家阿婆，巧星美发屋，连同整个小区，都成了昨日的世界。

火车票里，年份久远的，字迹都褪去了，只剩下一片片浅蓝色，或者更早些，粉红色的纸。写着我名字的，叠起来有四五副扑克牌那么高，还有薄薄的一沓，是别人留下的。这时我才发现，头几年来上海找我最多的，不是家人，也不是中学好友，也许是这个叫阮巧星的人。他的身份证号码还模模糊糊地印在上面，1967，他和我一样，属山羊。

阮巧星，小花旦，小花旦，阮巧星。小花旦是老山羊，我是小山羊。可是这只老山羊从不喜欢蓄胡子，他的下巴总是亮光光的，和他的头发一样，精心打理过，如同公园里那些跳交谊舞的人。

老山羊同我去本地的人民公园玩，总是我先陪他看小树林里的人跳舞，然后他才答应请我去淘气堡玩。我又问那个奇怪的问题了，你说，人民公园里下棋也有，遛鸟也有，吃茶也有，为啥每个地方都不会缺人呢。

小花旦还是那个经典的回答，各人各欢喜，有人来白相么，就有人过去看呀。

那你为啥不去看下棋。

细姑娘，你看看下棋的人，啥样子。

我看了一眼坐在树墩上的老头子。

你看看跳舞的朋友，哪一个不是头面清爽，衣裳挺括。你再看看我。

我点点头。那你为啥不去跳舞，要同我一起白相。

你看我是啥。小花旦假装捋胡子。你是啥。

我们是老山羊和小山羊。小花旦教会了我这个道理，我却在很久以后才懂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成语。那个时候，他已经在上海的人民公园跳舞了。

六

和小花旦打赌坐板疮的那一年，是我离开家的头一年。家里忙，没人送，小花旦关了店，自愿陪我去了。

我们穿过长长的地下广场，坐上轻轨，换了公交，两个钟头后总算挨到了学校宿舍。我惊呆了，原来从上海的这一处到另一处，比从我们家到上海还远。好在一路上有的看，并不无聊，只是辛苦。小花旦拖着我的行李箱，夹克衫甩在肩上，汗出得快要融化他黑亮的油头。他把蛤蟆镜推到前额，在即将开口“赤逼，天热死人”之前，我先和他讲定，进了宿舍绝对不能讲口头语，绝对不能。

不要紧，这什么地方啦，大学呀，天南地北的人都有，人家又听不懂的。他讲，细姑娘，进去覅忘记先撒泡——我打断他，听不懂也不能说！小学校门口那种事，再也不能重演了。何况我早已不是喜欢憋尿的小朋友了。

不过很快的，就像服侍店里的老太太一样，小花旦趁我上厕所的工夫，已经和一楼的宿管阿姨攀谈上了。他并不说自己是谁，只管用一种假装客观的语气评点人家的打扮，暗暗戳中对方的心意。只听他说，这条裙子噢，面料服帖，也好，也不好。腰身稍微粗一点的人，穿上就不好看了。阿姨笑了。他转而又讲，美中不足是发根同烫过的颜色不搭，要补一补，两只手一摆弄，我就知道他又在习惯性地捞客人了。

我走过去，阿姨问，你女儿住几楼呀。我脱口而出，他不是我爸爸，是……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介绍小花旦。他是老山羊？他和我爸爸下岗以前在同一爿厂？他家和我家在同一个小区？他是从小帮我剃头剃到大的……师傅？他给我买过几十个鸡蛋煎饼，上百只奶油棒冰？我突然发现一个很熟悉的人，如果没有血缘关系，是很难形容彼此之间的关系的。而这种无法形容的关系，我后来才发现，是很容易断掉的，无论是被时空扯远了，还是故意疏远了。

小花旦见我答不上，宿管阿姨又面露异色，就主动模仿上海口音，阿拉侄囡呀。我笑出声了，叔叔高瘦，侄女矮小，实在不像。小花旦却很入戏，在登记表上写了个“王巧星”，搬起我的箱子上楼去了。我们找到房间，小花旦为我整理各种东西，床单，被子，台灯，衣架，他好像在叔叔的角色里沉迷了，一边收作，一边像模像样地关照我，毛巾不要滴滴答答晾出去，茶杯每天洗干净才能喝，好像他自己的生活十分清洁似的。我听得极为专注，生怕他一不小心又蹦出几个口头语，叫我被人嘲笑。可是他很留心，小花旦一开国语腔，浑身透露出一股后妈的做作感，高声换低语，引得几位室友的妈妈都回过头来看。又不得不承认，小花旦做起后妈来，有条不紊，正如小区里人说的那样，女人家的味道十足。他细长的手指一遍一遍拧着擦桌子的毛巾，脱了尖头皮鞋爬上去帮我铺好床具。我感到很惊奇，一个熟悉的人面对另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里竟然能表现出一个天一个地。对我来说，那个时刻，我的那位走在路上和熟面孔互甩口头语的小花旦朋友完全不见了。

各位妈妈整理完，陆续走了。小花旦作为男眷不能久待，他也下楼了。临走前关照了十几句日常起居的话。我真吃不准，是我妈教他说的，还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总之和我妈能想到的一样周全。我没心思弄明白，忙着和我的新朋友们去办饭卡，买二手脚踏车，然后相约食堂，每件事都新鲜而急迫。一回头，却发现小花旦还在楼下，他正和傍晚新调班的宿管阿姨攀谈。攀谈是小花旦的专用语，他总是说，不认得么，攀谈攀谈就认得了。攀的意思其实是拍马屁。小花旦一个劲地夸人家头发灵光，又讲究，又不显得刻意。他夸得很到位，确实，我所见到的大多数宿管阿姨都和我们小区里的妇女不一样，她们看起来像是刚从巧星美发屋里走出来的人，要去参加亲家的寿宴，或是老同学聚会。尽管她们只不过是来查房和收信的。而我们小区里的阿姨，烫得再挺括，第二天还是会变回鸡窝头。我和小花旦打了招呼，匆匆走过传达室，如同以往路过巧星美发屋，接着拐出小区一样自然。学校里天快黑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完全没有要带他一起去食堂的意思，而他也似乎并没有买好返程的车票。

我回头看，小花旦把夹克衫搭在肩上，朝我挥挥手。

我就走了。也许小花旦不仅仅是来帮忙送我开学的，他的心思大了，要和各式各样的人攀谈。他和我一样，想在小区之外的地方看一看，多停留一会。

七

小花旦在上海的时候，去过哪儿，我并不全知。有时他会发一张带照片的彩信给我，起初里面永远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加一个叉腰的人，他从不买票进去，只在门口作八十年代风范的合影留念，两条细长的腿摆出一个工整的“八”字。彩信里不写字，我懂他的意思，这里很好玩，你也去一下。确实，几幅眼熟的背景，我在头半年的周末也一一去过了，只不过没舍得花钱发彩信给他看，可我却舍得花那些门票钱。唯一发过的，是一张中国馆的照片，因为小花旦一直没有去。后来世博会结束了，很多展馆随意开放，我一下收到了好几张小花旦的照片。大大的房子，小小的人。我懂他的意思，看，我也去过了。

后来，小花旦叉腰留念的地点变得陌生，或说普通了，有时是一个公园，有时是一个商场，它们可能会出现在这座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我猜不出是哪里，我也不感兴趣了。年轻人总是这样喜新厌旧，我飞快接受了现代都市的一切并融入其中。小花旦并不是，老山羊年纪大了，消化时间比小山羊长久些。每次来学校找我，他必定要打开手机相册，一张张翻过去，这是什么，那是哪里，下趟预备做点啥。而我则不再细听，只顾着打开他的行李。

小花旦大概隔三四周来一趟学校。每次碰面，我妈会托他带些吃食和衣物给我，再叫他回来讲讲我的近况。要知道刚读书的半年，我就像个出了笼的小鸡，从没想过回家。大人上班忙，巧星美发屋可有可无，于是小花旦主动充当跑腿的，十二块五，说来就来了，通常乘的是周末趟的早班车。我刚起床打水，他已经在楼下和阿姨攀谈了，脚边堆着大包小包。一看便知，我妈又塞了些我早就不想穿的旧衣服。而小花旦呢，他好像从不担心自己的一身行头会过时，永远衣裳挺括，头路清爽，阴天晴天，蛤蟆镜架在前额。

细姑娘，长远不见！

我上大学之后，小花旦开始用大人的语言和我打招呼了，放在从前，见我经过巧星美发屋，他向来说的是，细姑娘，到啥地方去野啊？后来我想，也许是出于牢记我们关于不说口头语的约定，他要在阿姨面前格外表示出对我的文明礼貌。要知道，他停停歇歇跑过来，我们从不是长远不见的人。

我和小花旦长不长远，看我的头发就知道了。从小就是这样。头上鸡毛乱窜，不用家里大人关照，小花旦见我回来，就会捉我进他店里修理一下。走出来，又是一只清清爽爽的短毛小鸡。小花旦就像放自家刚洗完澡的宠物出去溜达一样，苦心叮咛，细姑娘，下趟自觉点过来！

小鸡去外地了，小花旦仍然任务在身。分享完他要分享的，关照好我妈要他关照的，小花旦还要完成常规动作，给我剃个头。游泳头剃起来很省力，洗不洗都无所谓。他带一把推子，我搬一个凳子，我们找块宿舍后面的空地，再披上一条围裙，就开始了。几条我从小所熟知的路线，从头颈一直往头顶走，从耳根一直往太阳穴走，像小区里定期会来的割草机，匀速而连贯地在耳边呼喊着前进，呲——呲——呲，留下坦荡的表面。再修一修刘海，刮一下汗毛，半包洋葱圈还没吃完，围裙已经取下来了。按小花旦的话来说，你这个头，老子眼乌珠闭紧也能剃出一式一样的来！却每次都要骂几句，头发生得这许快！又毛又兴，野狗草也比不过你！然后数落我的身高，头发生得快，个子倒上不去了，哪里像个大学生样子！

我要还嘴，可是剃头不能乱动，这是从小教过的事，只好干忍着。

剃完他又要苦心劝谏，人到了上海么，行头也要洋气起来，啥辰光肯变一下啦。

我说不要。心里却暗暗想着，如果我也有微卷的短发，或者大波浪的长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可我又总害怕洋气到了我身上，会变得半人半马，不土不洋。

小花旦剃头手脚快，嘴巴也快，尖细喉咙一出来，宿舍楼里很多人都站到窗前看了。长头发的看两眼就走开了。几个外地的同学，和我一样留短发的，围着站了好久，终于派了个代表过来问话。

代表用北方口音说，师傅，绞头不。

小花旦愣了一下。

噢——绞呀，绞呀。来来来，三一五学雷锋，剃学生头不出钞票了哦。小花旦师傅反应过来，将围裙一抖，示意我走开，立刻邀请下一位客人入座了。

于是三四个长短不一的游泳头就站在草地上边看边等。小花旦和他们聊天，你家在哪里呀，今年几岁呀，学什么专业呀。小花旦和年轻人说话并不用原来那套攀谈法，而是换一副女亲眷的口气，细细过问，认真点头。最不正经，也无非是模仿一句对方的家乡话，引人发笑，还要问，标准吗，以博得三五寸的亲近。然后全身心投入我的叔叔这个角色中，打听大家的生活，关照大家好好相处，不要打相打——他想不出吵架用普通话怎么讲。我心想，这楼里住的又不是你店里的客人，哪来这么多口角。后来才发现我错了，不管什么年纪的人，聚到一起总会吵架的，幼儿园里，养老院里，吵架的理由总是比相安无事的多。等到不吵了，就分崩离析了。

小花旦给别的同学剃头要稍微慢一点，以示认真。剃完了，围裙利落一甩，引导人走到窗户前看个正面，再看个侧影。

窝心吗，窝心下趟再来！

我听呆了。这句经典的收尾词竟然被他从小区门口照搬到了我宿舍楼后面的草坪上。我突然发现，这也许是离开小城后为数不多的还留在我身边的东西。

游泳头，喜欢的书，睡觉要抱的熊，小花旦，以及小花旦的一部分。余下的，都没有随我来到上海。一切都是新的。

有了第一次学雷锋，就有第二、第三次，往后楼里几个人听到传达室有小花旦的声音，隔一会就往草地走过来了。他的生意一度拓展到隔壁几栋男生楼。毕竟寸头比游泳头更好剃。虽说省力，有时一开工就是半天，客流不断，小花旦的嘴巴也停不下来。老板拒不收钱，客气的同学就送一点家乡特产来。小花旦激动得不得了，话更多了。有时竟然同别人讲我小时候的事，我很生气。本来自己剃完就犹豫着要不要先走，这下挪不开脚了，天晓得我不在他会瞎说些什么。只好留下来当一路陪客。

小花旦很来劲，索性问我能不能去更闹猛的地方摆摊，反正不扒分[4]，不会被赶走的。

我讲，你不扒分，人家学校里的剃头店还要挣钱的，到时候你生意好了，人家倒要上门朝我寻仇来了。

小花旦只好继续打快闪。他多了一个来上海的由头，听大人说，小花旦那几趟出门前总对小区里的人大喊，走咯，去给名牌大学生剃头嘞！他得意极了，好像巧星美发屋在上海开了个分店似的。而我被指定为店里的接客小妹，负责提前一一通知各位回头客，以免有需要的朋友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那个冬天，小花旦的推子，剪刀，木梳，乱七八糟的喷雾，围裙，整日放在我书架的最上层，和床板顶在一起。同学过来借书见到了，也会顺口问一句，你叔叔什么时候来呀。大家都晓得我有个剃头阿叔。有时夜里翻身动静大了，某样东西就会咣当一声掉下来，抖落些细碎的头发在桌面上，还得爬下来收拾。我很纳闷，小花旦的吃饭工具都交待在此了，小区里的店还要开吗，老阿姨生意不要做了吗。

我甚至做过一个可怕的梦。小花旦在给老客人做头，白发一簇一簇剪下来，掉在地上却是噼噼啪啪地响，踩上去像瓜子壳一样，又脆又硬。再回头，后排几个熟悉的女人面孔，正围坐着边聊天边吃白头发，嘴里发出唆粉丝的声音。

后来我讲给小花旦听，他站在宿舍后面的草地上，笑得死去活来，腰都快折断了。好不容易缓过来，他说，细姑娘，你晓得吗，年轻人嘴巴挑，到了老太婆嘴里，吃头发同吃瓜子是一样味道的呀。说着自己又笑起来，并不提店里的生意。我想他的客人要是知道了，恐怕气得再也不会来了。

再后来，有同学过来借书，发现剃头物什不见了，就问，你叔叔很久没来了呀。

我说，他不来了，回家做大生意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