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马克思制度理论的精髓：方法论的视角
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经典主题始终是制度，其制度理论集中分析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制度，主要包括所有制与所有权理论、市场制度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作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及其动态发展与更替的一般规律，以及国家与意识形态理论等内容。从方法论角度来认识，马克思制度理论的精髓，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特点：
一、强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效应
马克思的制度理论从研究生产关系、所有制入手，详细分析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及其所有权的形成和发展、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及其本质。
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建立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前提条件，他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效率及其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出：随着生产力的日益社会化，资本主义私有制与之越来越不相适应，逐步成为制约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成为制约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首先，从历史上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成为出卖自己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而生产资料和资本则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这样，一方面使得新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发展获得了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又为以大规模的分工与协作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和可行性。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标杆，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体现者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以雇佣劳动与资本家私人所有的生产资料的间接结合为特征，相应地，资本主义占有规律取代了小生产者的占有规律。而资本家对剩余价值（即利润）追求的无限性和内在驱动及竞争的强制性和外在压力，则变成了迫使资本家“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不断提高机器的生产能力”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强制性指令”，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见，私有制的激励作用，比过去大为增加了。
其次，以资本主义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制度的确立，为要素的流动提供了诱导机制，各种要素市场（劳动力、资本市场等）的出现，为潜在的获利机会与要素的结合提供了现实的制度装置，从而直接推动了经济增长。
相对于封建生产方式下的超经济强制、等级制度、行会制度等对劳动者的诸多限制，以及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对商品交易和市场发展的限制所带来的社会生产缓慢发展、长期处于封闭和停滞的状态而言，新兴的资本主义市场制度具有鲜明的“开放性”特征，它赋予了劳动者更大的独立性和更多的自由，增强了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选择职业的自主性和劳动力流动的自由性，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的出现和发展，融资方式开始转向社会化，并通过资本集中，借助竞争和信用杠杆迅速形成规模经济，极大地突破了企业内部单纯资本积聚方式的时间限制和数量限制。而企业制度的创新、公司法的正式实施，又使融资社会化行为得到法律确认。这样，为获取规模经济的行为主体提供了现实的物质资本保障，整个社会的资本资源也得到了更有效的配置。
美国学者查尔斯·林德布洛姆在《政治与市场》一书中，对市场制度在前资本主义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渡的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从历史上看，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发展，是由于其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自然的协调和促进力量，即市场制度。到了16世纪，由商人们锻造的“市场环的链条”头一次使西欧连为一个整体化的经济，实现了甚至连政府都望尘莫及的一个大陆的协调。不仅如此，伴随着资本主义企业的形成和发展，使一种曾经是同质的交换形式及其领域一分为三：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企业在资本积累、组织生产、寻找原材料和销售产品的过程中，使得世界在18—19世纪“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完成了一元化的整体——在劳动的协调和世界资源的利用上”。毫无疑问，市场的开放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制度上的保障和最充分的体现，而资源在区域乃至世界范围的广泛利用，则适应了早期资本主义经济数量扩张的需求，从而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增长。
对处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推动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历史作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由此可见，马克思是把制度视为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的，而且强调这种影响具有双重效应：适合一定的生产力性质的经济制度，就必然能够大大地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相反，与一定的生产力性质不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就会阻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因而，制度因素既可能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增函数，又可能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减函数。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肯定了私有产权的效率及其历史进步作用的同时，又进一步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又与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而，只有实现所有制关系的社会化才能适应生产力社会化的进一步发展。
二、强调制度是可变的，制度变迁或变革的根源在于技术和生产力的变化
制度的变迁与变革，是两个不同层面的变化发展的过程。制度变迁，一般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制度总体不变的前提下，具体经济制度的阶段性调整、改革和创新；而制度变革，则主要是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改变、更替，即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被另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替代。马克思的制度理论更强调对后者的研究。
马克思的制度理论是在批判地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方面，马克思批评古典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做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做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把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定”。即把资本主义制度看做既定的、不变的、永恒合理的。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和其他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一样，都有其产生、发展、成熟并走向衰亡，被更高级、更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替代的历史。另一方面，马克思又继承和汲取了斯密、李嘉图经济理论中把社会划分为资本家、雇佣劳动者和大土地所有者三个阶级的制度结构思想，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分析了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在这三大阶级之间进行分配的所有制和所有权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所有制及由此决定的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目的是要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
马克思运用了矛盾分析法和社会发展观来研究制度变迁和变革的过程。他认为：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其中，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它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这就引起了与原有生产关系的不相适应，从而要求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做出相应的改变；而经济基础的这种变化进一步引起原有的上层建筑的不相适应，从而又要求上层建筑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正是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存在及其运动，引起了制度变迁，并随着矛盾的不断累积，最终导致了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而制度变迁和变革又是由一定社会经济制度中相应的利益集团的矛盾及其行动直接推动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这又集中体现为资本家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阶级利益及其阶级行动的直接推动。
其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还对制度变革的客观条件做了进一步分析。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题：无论哪一种经济制度，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经济制度，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由此不难看出，马克思十分强调制度变革的动力、条件的客观性。
此外，在马克思制度理论中，把一定的国家制度、法律制度及相应的意识形态看做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作为上层建筑，国家和意识形态以其是否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而对社会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或消极的阻碍作用。概言之，马克思制度理论的突出贡献在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其制度理论的核心在于：①看到了一定社会经济增长与发展、生产力（技术）进步与否，取决于社会经济制度的状况，即是解放、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还是束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②指出了制度是可变的，制度变迁或变革的根源在于技术和生产力的变化。这对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分析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制度与经济增长和发展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都是极具现实指导意义的。
[本文选自：李萍．马克思制度理论的精髓：从方法论角度的认识 [J]．理论与改革，2003（3）: 5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