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马克思是演化经济学家吗？
在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中，对于马克思是否为演化经济学家存在分歧，有不同的看法。这个问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两种分析范式在方法论上的异同，涉及两者是否有融通的可能性，有必要对此进行科学的辨析和解答。
一、不同的观点
把马克思的基本理论认定为一种进化论的体系，较早地源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
；在晚近的经济学家如保罗·斯威齐那里，也可以看到把马克思的理论理解为一种“经济进化论”的倾向。据考证，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第一个理论形态并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是“社会进化论”，马克思的形象被塑造为一个“进化论者”。例如李大钊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
同样的立场也出现在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所写的关于“马克思”的词条中：“马克思经济分析的特点是以相对主义为主导，并借助于遗传学和进化论的思想方法（这就是为什么常常把达尔文主义用来做比较，虽然有时候太极端了一些）。在谈及马克思经济分析的一般方法时，也经常使用‘遗传结构主义’这种说法。”英国学者L．佛埃尔将马克思看做“社会生物学家”：“马克思后期受到达尔文《物种起源》思想的影响。1860年以后，他几乎完全放弃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和术语，而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达尔文的进化模型结合在一起，应用于社会科学。从马克思《资本论》1867年和1873年的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改变了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成为达尔文学派的社会主义进化论者。”
在演化经济学内部，大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是演化经济思想的先驱。例如，以威廉· H．杜格（William H. Dugger）和霍尔德·J．谢尔曼（Howard J. Sherman）为代表的学者直接地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定为社会进化论：“19世纪第一位提出进化理论重要性的社会科学家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对社会进化理论的贡献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他的进化观包含了渐进变迁和革命两种观点……马克思的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完成了他关于家庭和进化的著名著作。”
20世纪80年代演化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纳尔逊和温特在其开创性的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指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有许多是演化的。同情马克思的经济学家和有较多正统倾向的经济学家们近来正规地表述了马克思的多次尝试。我们认为，他们都被当代正统理论的分析工具紧紧地束缚住了。结果，他们不能公正地对待马克思关于经济变迁规律的思想。我们自己的某些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是很一致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最可能对我们的讨论挑毛病的地方，就是我们不能把关于矛盾和阶级的思想运用于建立我们的实证演化模型和我们的规范分析。我们没有发现这些概念特别有用。”
在《光阴似箭》一书中，克里斯·弗里曼（Chris Freeman）和弗朗西斯科·卢桑（Francisco Lousau）也将马克思的思想理解为演化经济学的观点：“为了说明结构不稳定系统的动态稳定性的二重性，必须运用非线性复杂模型……更重要的是：至关重要的不稳定性产生新发展和动态稳定的新阶段。这种形态变异特征是资本主义的奇特力量，它不仅吸引了熊彼特，而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被栩栩如生地描述为现代化的步骤。”
关于马克思与旧制度学派的关系，国外一些学者如奥哈诺（O'Hara）认为，马克思和凡勃伦是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两位奠基者，凡勃伦真正地遵循了马克思的道路，把二者所开创的传统对立起来是轻率的和错误的；格鲁奇认为，马克思主义与旧制度主义的主要区别是理论观点而不是方法论。我国学者贾根良在一系列文章中也指出：凡勃伦、熊彼特和马克思都是演化经济学的前驱，具有马克思经济学渊源的法国调节学派也是自称演化经济学的重要流派。
与上述观点不同，英国学者G. M．霍奇逊（G. M. Hodgson）根据本体论标准 [经济演化过程是否包含着持续的或周期性出现的新事象（Novelty）和创造性]、方法论标准 [反还原主义（Anti-reductionism）] 和隐喻标准（在理论上广泛使用生物学类比），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不接纳新事象、使用非生物学隐喻，将马克思与艾尔斯、米契尔一起划归非演化经济学家的阵营。在其他的一些文章中，霍奇逊对马克思经济学做了许多判定，例如马克思使用的特殊概念和普遍概念的矛盾，忽视了多样性问题，对人类的动机没有给予任何解释，“着重于技术的视角而将历史视为朝着给定方向的进步过程”，等等。根据这些观点，马克思被排斥于演化经济学大门之外。
针对霍奇逊的观点，我国学者孟捷认为，霍奇逊内心中的真实思想是将人在实践活动中的选择与动物的选择等量齐观，“虽然社会存在领域与生物界的生命领域的确实存在相似性，但不应该将这种相似性片面夸大，用生物学的原理解释社会发展的规律。由于盲目地看轻马克思的贡献，像霍奇逊这样的学者不当地夸大了演化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原创性。事实上，是马克思最先开辟了一条能够解释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法论路径，诸如新事象、选择、多样性等，都应该作为社会存在的特有范畴来加以解释，而无须特别求助于生物学”。马克思经济学的“硬核”（历史唯物主义）和对象，与演化经济学在本体论上并非相互排斥的，“但根据演化经济学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确存在若干未解决甚至未曾由自身提出的问题”，如经济演化中的“协调”、资本主义制度的多样性问题。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提出了演化经济学范围之外的批评意见。例如，余斌对演化经济学家梅特卡夫所著的《演化经济学与创造性毁灭》一书中提出的演化模型的分析表明，虽然演化经济学“不满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范式和过度的数学形式主义，但是它局限于抓住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一方面来反对整个体系，或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抓住的那些方面，从而在科学性上，演化经济学并没有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更进一步……演化经济学尽管试图 ‘接纳新事象、反对还原论，但是由于演化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一样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甚至沿袭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滥用数学的传统，从而其 ‘科学性’与它所要批判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无本质的差别。”
综上可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在哲学上和经济学上都是一个并未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包含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之间的关联，而且也涉及现代系统科学（特别是自组织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异同。诚如孟捷所言：“国内外学者还没有就马克思是不是演化经济学家这个问题充分地展开过讨论。”从经济学史的角度看，自19世纪中期开始对英法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范式革命而形成的三大经济学流派——边际效用学派、德国历史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派，在后期的发展中分别形成了以牛顿物理学、达尔文进化论以及“唯物辩证法”为“方法论内核”的新古典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三大范式的区别不在于对事实和材料的收集和分类，而在于如何赋予历史事实以一个统一的理性分析框架。“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所谓理性的方法，就是指理论背后所隐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们据以看待纷繁芜杂的现象世界的思维结构，是事物本身的内在规律在人类思维中的反映和实现。基于此，我们认为，以“本体论上是否包含新奇”来判断马克思经济学的性质，并没有透析两种范式的根本区别，马克思经济学并非不研究新奇或者创新，只不过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的创新行为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具体进程之中。同样的，新古典经济学将制度或者技术的变化作为外在约束条件，探讨其变化对经济均衡的影响，也很难说它拒斥新事象，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实际上是建立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基础之上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根本差异是方法论上的辩证方法与演化方法的不同，而非在研究对象上是否包含新奇创造，更不是较为具体的理论观点。正像霍奇逊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评价那样，它既可以为论证自由市场经济服务，也可以为论证中央计划经济服务（如兰格），用“自然选择”解释制度演进，或者用成本—收益的“理性选择”解释制度变迁，它们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制度变易的经济事实，而在于用于解释的框架和结构，在于这个分析模式能否深入事物的本质，是否更具有普遍性（包容其他理论），能不能反映认识客体的内在联系，这是判断一种理论范式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主要标准。根据这个标准，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唯物辩证法在理论上更彻底、更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从而是一种更具科学性和开放性的方法论体系。在《资本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均衡分析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法、生物学类比、新事象等，都被统一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辩证发展过程的研究之中。
二、经典作家的立场
关于马克思经济学与达尔文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实际上已经做了较为充分的探讨。达尔文于1859年11月24日在伦敦出版了影响世界的名著《物种起源》，不到一个月，恩格斯在1859年12月13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就对其做了评价；此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对达尔文的理论做了进一步的研究。马克思在1860年12月19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首次提到阅读达尔文《自然选择》一书，并在后期的通信和研究过程中多次谈到达尔文。归纳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充分肯定了达尔文在生物学研究上的伟大功绩。恩格斯认为，达尔文进化论是与细胞的发现、能量守恒定律相并列的三个科学发现之一，这一理论不仅“驳倒了目的论”“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 而且“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马克思则指出，它“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 ‘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1883年3月17日《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将“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同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等量齐观。
第二，阐释了达尔文进化论对唯物史观的自然科学意义。唯物史观和进化论是马克思和达尔文在人类史和自然史两个不同的领域所做的对等的科学发现，它证明了这两个领域的各环节都是有联系的、运动的过程。在达尔文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了唯物史观（1845年），证明了阶级社会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阶级斗争必然导向共产主义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这一伟大发现还需要以前古代社会的历史作为前提，必须阐明人类的由来，才能将自然史和人类史统一于同一门“历史科学”中。正是达尔文关于生物起源的探索，为人类历史的研究提供了自然科学的依据，补充了历史科学的史前部分。1860年12月19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虽然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1861年1月16日马克思在致裴迪南·拉萨尔的信中认为，“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同样地，1867年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观察家报〉作》一文中也指出，马克思“极力证明，现代社会，从经济上来考察，孕育着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以他力图在社会关系方面作为规律确立的，只是达尔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确立的同一个逐渐变革的过程。”这些评述表明，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人类的生物学存在是其“社会存在”的前提，探讨生物特别是人类的生物起源，是研究人类历史和市民社会的自然史的基础和必要前提，二者应该统一于同一个辩证的历史过程。恩格斯晚年研究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致力于构建自然辩证法的宏大体系，就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它表明，所谓“辩证法只适用于人类历史领域而不适合自然领域”的观点是荒谬的。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也否认他们的兴趣点及研究的侧重点的不同。
第三，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揭示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局限性和适用领域。在达尔文之前，人类采集、整理生物学领域的材料和事实已经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达尔文之所以能够有生物进化论的伟大发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达尔文将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以及市民社会的“生存竞争”的思想运用于自然史领域，而这些思想的产生只不过是人类历史发展到阶级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竞争的残酷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已。所以，马克思在高度赞扬达尔文划时代的功绩之后，紧接着在1862年6月1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就指出：“我重新阅读了达尔文的著作，使我感到好笑的是，达尔文说他把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应用于植物和动物。其实在马尔萨斯先生那里，全部奥妙恰好在于这种理论不是应用于植物和动物，而是只应用于人类。”“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 ‘生存斗争’，这使人想起黑格尔的《现象学》，那里面把市民社会描写为 ‘精神动物的世界’，而达尔文则把动物世界描写为市民社会。”
由于缺少辩证思维，达尔文的理论存在诸多局限性。马克思认为，比·特莫雷于1865年出版的《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一书总体上就比达尔文前进了一步：在达尔文那里进步是偶然的，而在这里却是必然的；达尔文不能解释退化，在这里解释得很简单；在应用到历史和政治方面，比达尔文更有意义和内容等。恩格斯则指出，达尔文对进化论的“证明方法（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只是对一种新发现的事实所做的初步的、暂时的、不完善的说明”，自然界事物的相互作用既有和谐，也有冲突，既有合作，也有斗争；强调斗争和合作有一定道理，但都是片面的，“如果有一个所谓的自然研究家想把历史发展的全部多样性的丰富内容一律概括在 ‘生存斗争’这一干瘪而又片面的说法中，那么这种说法本身就已经判决自己有罪，这句空话即使适用于自然领域，也还是值得商榷的”。另外，在恩格斯看来，达尔文的缺点还在于，他不知道“适应”既意味着进步，也意味着退步；他并没有解释在自然选择时引起单个个体变异的原因，等等。
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持有共同的看法，并都给予了批评性的意见。马克思指出，达尔文将英国社会的生存斗争运用到自然界，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却将这一规律再搬过来用于人类社会，“认为这是证明人类社会永远不能摆脱自己的兽性的决定性论据”。恩格斯则讥讽地说道：“达尔文并不知道，当他证明经济学家们当做最高历史成就加以颂扬的自由竞争、生存斗争是动物界的正常状态的时候，他对人们，特别是对他的同胞做了多么辛辣的讽刺。”“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完成这个戏法以后（它的无条件的合理性，特别是同马尔萨斯的学说相关的东西，还很成问题），要把这些学说从自然界的历史中再搬回到社会的历史中去，那是很容易的；如果断言这样一来这些论断是社会的永恒的自然规律，那就过于天真了。”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掌握了唯物辩证法的武器，所以尽管他们并非生物学家，却能够更为准确和深入地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做出科学公正的评价。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达尔文的进化论只不过是在自然界确证了辩证法的胜利。虽然生物界和人类社会有某种相似之处，但是并不能由此抹杀二者本质上的不同：“动物最多是搜集，而人则能从事生产”。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与动物界的“生存斗争”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类不仅为生存资料斗争，而且为发展资料斗争；动物界的生存斗争是自然结果，而人类的阶级斗争则不仅不是自然匮乏的结果，而恰恰是生产发展和出现剩余产品的结果；动物界的生存斗争规律体现为自然必然性，而人类的阶级斗争则是由于社会原因和制度原因，是适应一定生产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所以，恩格斯反问：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出来的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远比社会消费所应有的需要多得多，以至于不得不通过周期性的危机、不得不通过强制性地削减生产力的手段加以缓解，在这种情况下，生存斗争的“空谈”还有什么意义呢？
三、辩证方法与演化方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是：①从“生产力→交往形式→市民社会→上层建筑”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历史进程；②用唯物辩证法作为“材料加工的方法”，并采用“辩证的阐述方法”。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是：①研究新奇的创生过程，把创新放在核心地位，“同意新奇在经济变化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②将遗传、变异、选择机制作为组织材料的方法，把达尔文主义看成一个复杂演化系统的一般理论，也有学者主张用现代系统科学（自组织理论）的方法代替达尔文主义的生物学隐喻。将事物和历史理解为一种运动的、变化的过程，是辩证方法和演化方法共同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共同的。然而，虽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都采纳了动态的、有机的和系统的世界观，从而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牛顿力学的机械决定论，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张的“辩证决定论”与演化经济学的“非决定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还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的。这些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唯物主义基础。演化经济学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演化经济学关注的主题是技术、制度、文化的演进，但是对于演化的动力、根源的分析并不彻底，并未抓住事物的根本。例如，凡勃伦研究的是文化中起决定作用的“金钱动机”；熊彼特将技术创新的原因归结为企业家的个人意志和个性特征；哈耶克则强调主观主义方法，关注人类的“精神事实”。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观念的东西不外乎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所谓“动机”、头脑中的观念、“人性”等都不是自己产生的，也不是先验的和偶然的，而是一定历史情境的产物，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够对人的行为和意识做出科学的解释。演化经济学之所以不彻底，“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但是这一切在人们的头脑中采取什么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情况决定的”。如果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作为划界标准，那么演化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都没有超越唯心史观的局限。尽管现代演化经济学是以新古典经济学批判者的面目出现的，但是他们的历史观本质上是相同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要以唯物主义自然观为必要前提，但是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绝不等同于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
第二，辩证的转化（过渡）。在演化经济学看来，“演化”并没有目标和方向，事物的运动是受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支配的，是一个“本质上属于没有明确方向的、非目的论的累积式因果序列的过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事物的发展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统一，在表面的、大量的、无序的偶然性现象中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和无法抗拒的规律性，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科学的任务正在于揭示事物运动的“铁的必然性”。现代科学证明，事物的运动有渐变和突变两种基本形式，达尔文明确支持渐进进化的观点，“突变论”强调客观事物的非连续性变化和突然跃迁；而马克思主义则坚持“质←→量→度”的辩证逻辑，即质变和量变互为前提、相互规定并向对立面转化，判别量变是否达到质变的标志是“度”，量变超过一定的“度”就会导致质变。马克思在分析由劳动协作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以及资金积累必须超过一定的限额才能变成资本等问题时，就特别地运用了这个规律。关于运动和变化的动力，达尔文并没有对其给予解释，现代系统科学认为，“系统的进化是由涨落的放大导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矛盾”是事物运动的动力。在《资本论》中，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内在矛盾，构成了商品经济乃至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逻辑起点，资本主义是商品矛盾不断展开的历史过程，简单商品形式“就包含着货币形式的全部秘密，因此也就包含着萌芽状态的劳动产品的一切资产阶级形式的全部秘密”。辩证方法与演化方法的主要区别，可以引用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精辟总结：“辩证的转化和非辩证的转化的区别在哪里呢？在于飞跃、在于矛盾性、在于渐进过程的中断、在于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同一）。”
第三，历史主体及其目的性。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本质区别在于人具有理性，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类的“实践”是一种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能动的历史活动。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不是简单地表现为排除了人的主观意志的一种被动的历史必然性，而是理性和计划不断克服盲目性和无政府主义，建构理性主义不断超越进化理性主义的历史进程。正是这一特点将人类与动物界区分开来，在自然界是盲目的自然必然性在起作用；在社会领域则是人的理性选择、人对于自身的规划、人的自我约束（自律）发挥了越来越强烈的主导性作用，从而使人类历史相对于自然史表现出更多的自我规定性和主观能动性，表现出更多的主体意志和人为建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错误在于，它未看到“有目的的人的选择是进化中的支配力量”，从而不适当地僭越了理论应有的领域。这对演化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同样适用的，演化经济学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技术、制度和文化变迁，忽略了这些要素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具有独立生命、具有活动能力的个体。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并不信奉人类历史中“适者生存”的达尔文理论，“人类生产活动方面的进步和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是不会自然而然地纳入任何可以通过选择来保证只有最适者才能生存和在生产的系统的……有些人，如潘涅库克，则企图把这种渐进的发展同马克思主义者所信仰的必然到来的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这种进化观点的主要障碍涉及这样一些问题，即各个个人或阶级的斗争是渐进的还是革命的，自然界和历史领域之间的区别，以及人类行为的科学规律与人在改造社会中的有目的的行动之间的关系。”
四、凡勃伦的误判
如果说大多数赞成马克思是演化经济学家的学者，模糊了辩证方法与演化方法论的本质区别，那么反对马克思作为演化经济学家的学者如凡勃伦、霍奇逊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认识也同样是值得商榷的。这里我们将以凡勃伦的观点为依据作一说明。
在《卡尔·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文章中，凡勃伦断言，马克思的学说作为其出发点的“先入之见”，是“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自然权利的英国体系”，马克思引入其著作的观念是“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个改变了的框架”，马克思“常常暗自表明劳动者有权获得全部劳动产品”。这里，很显然，凡勃伦对于马克思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革命性突破缺乏应有的理解。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到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思维方式的转变，而是必须深入到事物的内部联系的一种刻苦的研究过程。在马克思完成《资本论》第一卷之前，试图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同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的并非只有马克思一人，蒲鲁东和拉萨尔都做过尝试，但是他们都以学术上的“悲剧”而告终！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到1859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共花了15年的时间。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辩证法的合理形式及其在政治经济学这门实证科学中的实现，是在扬弃了新黑格尔派、“黑格尔左派”，并在《神圣家族》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其做了彻底的清算之后才开始的。像凡勃伦那样，将马克思归为与费尔巴哈有直接联系的“黑格尔左派”，显然是不正确的，它严重低估了马克思的创造性贡献。
马克思首先是一个科学家，科学的任务是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依据“必然性”而行动（实践）。将价值论作为一种证明劳动者有权获得全部劳动产品的“自然权利”思想，这也并非马克思的逻辑。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价值论不是为了说明劳动者有获得自己劳动产品的权利这样一个“应然”，而是说明劳动者必然得到他在一定的法权关系中应该得到的那个份额的原因。所有制决定分配，一定的生产关系必然产生相应的分配关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商品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才以一种剩余价值的完整形式表现出来，从而表现为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经济运动；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同样地不是按照自然权利的要求来进行分配，而是按照人的合理的需要进行“按需分配”。马克思从来不从“应然”的角度来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辩护，而是首先承认一定的经济形式的合理性，并依据其内在矛盾（在阶级社会表现为阶级斗争的具体实践）指出其发展的必然性。虽然劳动价值论思想的起源在洛克那里多少与“自然权利”有一定的联系，但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包括剩余价值理论），其主要目的是论证作为一般交换形式之内在根据的“价值规律”及其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的具体表现，而不是作为伸张（作为资产阶级的理想的）“自然权利”思想的理论依据。
在同一篇文章中，凡勃伦以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来批评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必然产生社会主义的思想：“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将会终止于社会主义最终状态这个无阶级的经济结构……在达尔文主义者看来，不存在这种最终的或者完美的状态，也不存在最后的均衡。”“一种一贯的唯物主义观几乎不可避免地总是会将其假定的辩证斗争看成本源的物质力量的一种无意识的、不相关的斗争”，“在物质力量和行为的特定利益选择之间甚至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既不是达尔文主义的，也不是黑格尔主义的，而是源于“具有英国血统的功利主义”，“实际上它是一种快乐主义，与边沁有关而不是与黑格尔有关。它以快乐的计算为基础，这同样与黑格尔的演进过程观念和后达尔文主义的累积式因果观念无关”。这里，最明显地暴露了凡勃伦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特征。唯物史观所强调的人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政治、道德、宗教、意识形态等领域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讲的，也就是说，它们在“最终的”和“第一性”的意义上决定着人的社会性存在的基本状况。凡勃伦既承认马克思所谓的阶级斗争是为了物质利益而产生的有意识的社会行动，又认为马克思否定了“利益相关者的态度”与“物质力量”之间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他只能将阶级斗争即一定的阶级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斗争简单地、武断地归结为边沁式的“功利主义”，将马克思看成一个采纳思辨哲学中的“正题→反题→合题”以论证科学社会主义的“浪漫哲学家”。这种论调把马克思的学说歪曲成马克思最反对的庸俗经济学，装点成一种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无怪乎马克思要对当时法国的所谓社会主义者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私有者社会中，阶级斗争当然是围绕物质利益而进行的，但是塑造这种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的不是人们的享乐主义动机，不是简单的快乐和痛苦的计算，而是在这些动机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只不过是资本关系的人格化，如果资本家在经济活动中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不以“经济人”的面貌进行决策，那么，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他很快就会丧失作为“人格化资本”的资格。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确立为具有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这种利己动机、这种交换的意识，也会逐步成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和观念，这就是凡勃伦所讲的“金钱动机”“金钱竞赛”。无产阶级是作为资本家的对立面而产生的，无产阶级的行动当然也必须争取物质利益，但是对于无产阶级而言，这不是享乐主义目的，而只是在执行自己不得不执行的历史使命。既然资本主义规定了资本家的功能，它也就不得不规定作为其对立面的无产阶级的任务，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性，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
在方法论上，凡勃伦批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没有从“累积因果序列”的角度来看问题。因为在马克思的主要变量中并没有以机械的因果关联作为主要机制，马克思既强调决定作用，同时也强调反作用，谁是原因、谁是结果，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是依据一定的历史条件而定的。“累积因果序列”所强调的“历史重要”“时间不可逆”和“路径依赖”，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反对，马克思、恩格斯也认为，“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的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来就反对割裂原因与结果的形而上学观点，这种观点仅仅把因果关系作为一种在时间上累积式的关联序列，而忽视了它们从属于总体并相互规定的内在关联性，从而“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做僵硬对立的两极”。这种观点并不新鲜，早在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就批评过这种看法：“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五、结语
以上研究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不能用演化方法替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从而丢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内核。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积极吸收包括演化经济学在内的众多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合理成分，与演化经济学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对话，但是必须将演化经济学置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下。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在深层次的哲学基础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基于唯物史观来解读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命题和基于唯心史观来解读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命题。而主张马克思是演化经济学家的学者多表现出后一种倾向，从而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的深刻性和彻底性。我们认为，前者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正确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门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历史科学，是一个能够统摄演化主义、制度主义等从而成为一种超越现代主流范式的综合性的理论体系。
[本文选自：肖磊，赵磊．马克思是演化经济学家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方法论比较 [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 3（4）: 1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