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古典综合派

第一节 新古典综合派概论

一、新古典综合派的形成

新古典综合派是当代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新古典综合派的基本理论观点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但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形成的。它将凯恩斯的收入决定理论和新古典学派的价值论、分配论综合起来，故得名为“新古典综合派”。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经济理论受到西方经济学家们的极力推崇和赞誉，一些学者转而信奉凯恩斯主义，并对其理论进行诠释、补充和发展。①在经济理论方面，美国经济学家汉森在1938年提出了“停滞学说”；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在1939年提出了“哈罗德增长模型”；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在1937年提出了“IS-LM模型”分析框架；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1939年提出了“乘数—加速数原理”。②在经济政策方面，凯恩斯的追随者根据《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基本理论原则，提出了对付经济衰退的各种具体政策措施。例如，汉森主张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乘数—加速”效应，解决短期内的失业问题，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充分就业和长期稳定增长。

虽然上述理论观点都是源自凯恩斯经济学，但尚未形成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新古典综合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萨缪尔森才宣称完成了对新古典派理论与凯恩斯理论的综合，他在1955年出版的《经济学》第3版贯彻了这个“新古典综合”体系，这标志着新古典综合派的正式形成。然而，由于新剑桥学派等对该理论体系的不断抨击，同时资本主义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了“滞胀”困境，萨缪尔森在1973年出版的《经济学》第9版中，改称其体系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以标榜其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色彩。

新古典综合派形成于美国，这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关。

（1）1929—1933年资本主义特大经济危机率先在美国爆发，对美国经济的打击特别沉重。为解决失业问题而提出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自然受到美国统治集团和经济学家的特别青睐。美国国会在1946年通过《就业法案》，规定政府有责任采用一切手段“促进最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以实现充分就业和消灭危机。这就奠定了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的国策地位，也推动了新古典综合派的形成和发展。

（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建立，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风起云涌。与之相对，除美国以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系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战后初期盲目扩大的生产能力与国内外相对缩小的有效需求之间出现日益尖锐的矛盾，从而在1948年引发了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并重新开始周期性危机过程。国内和国际矛盾的不断加深，迫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供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新理论。他们认为，凯恩斯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长期维护充分就业的能力已抱悲观态度”，因此“很容易夸大（或误解）为对现行经济制度的全面攻击”；新古典理论宣扬资本主义经济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增长，具有一定“合理性”，能够补充凯恩斯宏观理论的缺陷。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扩张性的政府干预措施来对付经济危机和促进经济增长，改变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适用条件。尽管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利润增长超过了工资增长，使劳动者的相对贫困程度加深，但它们的整体宏观经济运行状况都得到了有效改善。例如，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工业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5.4%。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正进入长期稳定增长的“黄金时代”，而“‘妊娠’在不景气时期”和“正值资源不能充分利用之际”的凯恩斯经济学基本上是一种“不景气经济学”，它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和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问题。特别是应当将“短期比较静态分析”发展为“长期动态分析”，以补充经济增长理论。

二、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理论的补充和发展

如前述，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经济学在理论观点、研究方法、政策主张等方面都带有“不景气经济学”的特征，已经不能适应战后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环境。因此，他们在坚持凯恩斯基本理论观点的前提下，对凯恩斯理论做了全面的补充和发展。

（1）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曾经提到“国家权威与私人策动力相互合作”的问题，但并未将其提到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高度；新古典综合派则对此大加发挥，提出了“混合经济论”并将其作为其理论体系的思想基础。他们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从19世纪末期以后，就不再是单一的纯粹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同时存在着“社会化”的公共经济，因而成为公私“混合经济”。汉森指出，这种“混合经济”具有双重的意义，即在生产上包括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在收入和消费上包括个人收入、社会福利保障。而萨缪尔森进一步系统论证了混合经济制度。他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纯粹的资本主义已经逐渐演变成为保持公私两个方面主动性和控制权的混合经济”。这种混合经济使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发生了本质变化，“大规模的萧条实际上已经成为过去”，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成为人道主义的“福利国家”。

（2）新古典综合派认为，混合经济制度已经消灭了“富裕中的贫困”“有效需求不足”和“非自愿失业”，因此新古典理论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经济“最优状态”不应该被完全否定。他们认为，凯恩斯本人提出“要补充经典学派理论的缺点，不是把曼彻斯特体系一笔抹煞，而是指出须有何种环境，然后经济政策之自由运用才能把生产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据此，他们反对新剑桥学派对凯恩斯理论所做的“改良主义”解释，认为“在混合经济能够进行管理的宏观经济学中，许多古典学派原有的微观经济学原理仍然适用。然而，它们之所以能够适用，原因在于宏观经济学已经使它们的充分需求这一前提得以实现”。换言之，他们强调新古典学派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机制的微观分析仍然是正确的，从而为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的结合提供了理论基础。新古典综合派的这种思想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①在现代资本主义混合经济中，公共经济的目标是“公正”和“平等”，私有经济的目标是“自由”和“效率”。因此，要同时兼顾这两方面目标，就必须把新古典学派的微观经济分析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综合”起来。

②凯恩斯经济理论产生于需求普遍不足的20世纪30年代，其理论分析重点是需求方面和宏观分析。但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许多宏观经济问题的根源应该从供给方面和微观分析中去寻找。例如，对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的研究，就必须以生产要素的供给分析作为对需求分析的有效补充。

③凯恩斯经济理论否认资本主义经济的自行调节机制，因此本质上是一种非均衡体系。新古典综合派则以马歇尔和瓦尔拉斯的微观均衡分析对其进行改造。希克斯—汉森的“IS-LM模型”分析，率先把凯恩斯理论诠释为宏观的一般均衡体系。萨缪尔森也提出，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一般均衡的制度”，应该从微观价格和产量决定的均衡分析推导出国民收入决定的宏观均衡，建立起新古典综合派的完整均衡理论体系。

（3）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只是一种“短期比较静态分析”。所谓比较静态分析，指在某些已知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研究从一个均衡状态向另一个均衡状态的改变，它不涉及变化时间和过程。所谓短期，指凯恩斯理论假定资本设备的数量和质量、劳动力的数量和技巧、生产技术、消费者的嗜好和习惯、竞争程度、社会结构等都是固定不变的。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短期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具有很大局限性，有必要从长期和动态的角度发展凯恩斯理论。例如，“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和“新古典增长模型”对凯恩斯投资理论进行长期化和动态化发展，萨缪尔森运用“乘数—加速数”原理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边际消费倾向相对稳定”的结论也是新古典综合派对消费函数长期分析的结果。他们认为，对凯恩斯理论进行长期化和动态化发展，更符合“混合经济”的实际情况，而消除了凯恩斯理论的“阴暗面”。

（4）新古典综合派承袭了凯恩斯收入决定理论，但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凯恩斯认为，根据收入—支出理论，总收入等于消费和储蓄之和，总支出等于消费和投资之和；当总供给与总需求达到均衡时，总供给和总需求都等于国民收入。凯恩斯继续指出，由于“三大心理规律”的作用，社会经济运行的常态是“小于充分就业均衡”；只有通过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总需求，才能达到“充分就业均衡”。

①储蓄和投资关系的问题。凯恩斯认为，储蓄和投资取决于不同因素，投资依赖于企业家对未来利润的预期，储蓄则依赖于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只有增加投资才能增加收入，从而使储蓄增加到与投资相等的水平，这意味着投资支配储蓄。新古典综合派则认为，企业可以通过对产量和就业量的调整，使投资与储蓄达到均衡，并相应地决定国民收入水平。只要政府采取恰当的财政货币政策，就能够实现充分就业水平的国民收入和产量，这就意味着储蓄支配投资。他们进一步指出，只要政府干预能够有效调整公众收入和储蓄，就能够消除以“生产缺口”为特征的“富裕中的贫困”，从而实现“混合经济”下的充分就业均衡。

②边际消费倾向理论。按照凯恩斯理论，有效需求不足包括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前者是根本性原因，提高消费需求是消除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途径；但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消费之增加，不若其收入增加之甚”。因此，伴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差距将日益扩大，这种困境使凯恩斯经济理论被称为“萧条经济学”。而在新古典综合派看来，凯恩斯强调消费的短期变动而忽略长期趋势分析。他们将凯恩斯所依据的“先验的人性”改为长期的统计数字，在分析大量统计资料的基础上，得出了长期消费倾向趋于稳定的结论。此外，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提出的“相对收入假定”拓展了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强调消费水平与收入等级之间的稳定关系。毫无疑问，新古典综合派拒绝了凯恩斯的“不幸所得愈大，则所得与消费之差距愈大，设无新奇策略，问题将无法解决”的结论，消除了凯恩斯理论的悲观色彩。

（5）凯恩斯强调财政政策在实现“充分就业均衡”过程中的作用，而认为货币政策的调节效果不如财政政策直接有效。新古典综合派则主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综合运用，“强调货币成分和财政成分可以依据不同比例混合在一起，以达到所要求的宏观经济效果”。20世纪40年代，汉森提出了“补偿性”原理；70年代，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又提出了“收入政策”和“人力政策”，对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补充。

三、新古典综合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新古典综合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汉森、萨缪尔森、托宾、索洛、奥肯、杜森贝等人。

（1）阿尔文·汉森（A. H. Hansen,1887—1975年），美国凯恩斯学派的创始人和最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他出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1915年获博士学位，以后长期在美国各大学任教直至1956年退休；1938年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担任过罗斯福政府的经济顾问、美国国务院经济专家、美国联邦储备局经济顾问等职位。他在1937年担任哈佛大学教授之后，培养了萨缪尔森、托宾、海勒、索洛、奥肯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美国凯恩斯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在理论贡献方面：①汉森的《凯恩斯学说指南》一书，成为对凯恩斯理论的权威性诠释；②他与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对《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解释，发展成为“希克斯—汉森模型”，被称为对凯恩斯理论的标准解释；③他与萨缪尔森合作，提出“乘数—加速数原理”，建立了“汉森—萨缪尔森模型”以解释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并提出了“混合经济论”和“福利国家论”；④他提出了“补偿性财政政策”，主张赤字财政预算，使之成为战后美国历届政府的财政政策依据。

汉森的主要著作有：《充分就业还是停滞》《财政政策和经济周期》《经济政策和充分就业》《货币理论和财政政策》《凯恩斯学说指南》《美国经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经济问题》等。

（2）保罗·萨缪尔森（P. A. Samuelson,1915—2009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凯恩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1935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36年和1941年分别获哈佛大学硕士、博士学位。1940年以来，他担任过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战时生产局顾问、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等政府职务；历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国际经济学会会长；并获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理论贡献方面：①萨缪尔森建立了“新古典综合”的完整理论体系；②他与汉森共同建立了“汉森—萨缪尔森模型”；③他编写的《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标准教科书；④他在福利经济理论和国际经济方面也有所建树。

萨缪尔森的主要著作包括：《经济分析的基础》《经济学：初步分析》和《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他撰写的重要论文有：《乘数分析和加速原理的联合作用》《国际贸易和生产价格的均等》《资本理论的语言和现实性：代用的生产函数》《处于困境的自由主义者》等。

（3）詹姆斯·托宾（J. Tobin,1918—2002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他193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47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任教于耶鲁大学，1954年任副教授，1955年升为教授。1958年以来，他担任过美国计量经济学会会长、全美经济学会主席、肯尼迪与约翰逊两届总统的经济顾问，并于198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理论贡献方面：①托宾强调货币因素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深入分析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投资活动的影响；②他细致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滞胀”的原因，提出物价管制、消费指导、收入政策和人力政策等一系列微观经济政策，这些研究被推崇为开创性的研究。

托宾的主要著作有：《国民经济政策》《十年来的新经济学》《经济学论文集》《资产积累与经济活动》《对当代货币主义的反革命的评价》等。其重要论文有：《论货币工资问题》《通货膨胀与失业》《当代宏观经济二十题研究》等。

（4）罗伯特·索洛（R. Solow）、亚瑟·奥肯（A. Okun）、詹姆斯·S．杜森贝（J. S. Duesenberry）都是美国较为著名的经济学家。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奥肯对平等和效率问题的分析和“奥肯定律”、杜森贝的“相对收入假定”和“滞胀”研究等，都促进了新古典综合派理论的形成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