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途岛战役是对日海上作战的转折点，对于美军潜艇部队的作战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控制中途岛群岛对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战局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对依托珍珠港展开行动的美军潜艇力量而言同样重要。这里位于瓦胡岛西北1200英里处，设在此处的补给设施使太平洋战区潜艇部队司令英格利希海军少将所指挥潜艇的巡逻半径足足增加了2400英里。

自从我在珀斯接手指挥权以来，我一直在寻找一种增加我们自己潜艇巡航半径的有效方法。从珀斯到印度支那海岸，再到当时我们最好的水下狩猎场，一趟下来距离大约为3300英里，往返行程则为6600英里。在经济航速条件下，我们潜艇的巡逻半径达到10000～12000英里，这段漫长的航程严重地消耗了潜艇在作战海域高速机动所需的燃料。如果我能在距离目标更近的地方设立一个燃料补给基地，就像在太平洋中部活动的潜艇以中途岛为补给基地那样，那么我们的潜艇到达指定位置所需的时间就会显著缩短。不仅如此，他们还能够以更高的航速航行，巡逻值班周期也将极大延长，进而可以击沉更多的敌舰。

澳大利亚西北部的港口几乎指望不上。那里几乎没有可用的燃料储存设施，而我也无法抽调哪怕一艘潜艇供应舰来选择其中一地锚泊作为加油船使用。至于油船，就像母鸡身上的牙齿一样罕有。我们在弗里曼特尔港的唯一一艘挪威籍油船已被日军飞机所投下的炸弹重创，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无法使用。

位于北部海岸的达尔文港以及位于从帕斯沿海岸线前去达尔文途中的布鲁姆（Broome）又如何呢？两地看起来可以作为潜艇前出基地的最佳备选地点，于是我乘飞机起飞亲自对其进行了空中视察。结果我发现达尔文港的防御能力较差，证明这里其实是行不通的，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坐拥帝汶岛的日本人在他们喜欢的任何时候光临。这个已被当地居民所遗弃的城市因日军的空袭而变为了一片废墟，而空袭仍未停歇。布鲁姆曾经是澳大利亚最富有的珠光宝城，如今却成了一个防守不善的鬼城。要是让我冒险在这两个港口中的任何一个部署潜艇支援力量，那也未免太过鲁莽了。

在我的一次东进旅途期间，我与麦克阿瑟将军在布里斯班讨论了关于潜艇前出基地的问题。他从来不会因为太忙而忽略任何关于驻西澳盟军海上作战力量的问题，且对潜艇行动的最新消息尤其关注。他极为坦诚地与我讨论了当前的潜艇作战行动与未来计划，我也向他道出了我们急需另建基地的紧迫性。但我也声明，我不能用我在达尔文港本已为数不多的潜艇供应舰去冒险，毕竟那里距离日军在帝汶岛上的古帮（Koepang）和帝力（Dilli）空军基地太近了。麦克阿瑟将军立即回答说，他打算在1942年年底之前拿下帝汶岛。不幸的是，计划归计划，这种乐观的假设却从未实现过。到了1942年末，日军翻越新几内亚的欧文—斯坦利山脉（Owen-Stanley）向莫尔兹比港（Moresby）全力挺进。而直到战争结束，帝汶岛仍牢牢掌握在日本人的手中。

澳大利亚的西北角有一个叫埃克斯茅斯湾（Exmouth Gulf）的地方，这里位于珀斯以北700英里处。虽然它并不完全符合要求，但我相信这里就是解决我当下困扰的最理想答案。一段时间以来，埃克斯茅斯湾一直作为我们的巡逻基地之一，那里部署有4～5架“卡塔琳娜”PBY水上飞机。最终我们把宝贵的潜艇供应舰部署在了那里，还给这个全新的潜艇燃料补给点取了个有趣的名字——“珀索特”（Potshot）。

埃克斯茅斯湾是一片面积很大的水域，其海水深度条件非常适合用来抵御袖珍潜艇和鱼雷的攻击，这种水深对常规吨位潜艇的水下攻击行动来说总体太浅。然而，我们部署在这里的水上飞机母舰对敌人可能发动的夜间水面攻击来说却是非常脆弱的，我们确实也很想知道为什么日军潜艇艇长从来没想过进行这种尝试。整片海湾几乎都处于陆地包围状态，平坦的地形几乎无法抵御这一地区出了名的可怕飓风——“威利—威利斯”。这一地区住着不少以捕捞海水珍珠为生的当地居民，他们框架结构的房屋经常被飓风夷为平地，海岸地区也因此逐渐变得荒凉。我们的飞机也在锚地受到了损坏，但我们不得不以这些风险为代价来换取巡逻力量带来的一定程度上的安全。对我的潜艇作战计划而言，这里确实有它适合的特点，只是与弗里曼特尔的距离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近。

然而，我们潜艇的巡逻半径终归只增加了两天的航程。如果可能的话，我决定再弄一艘500吨载重的无动力驳船系泊在海湾里，把它布置在水上飞机母舰的炮火射程范围内。这样我们的潜艇出航时就可以在那里补充燃料，并在返航途中把它作为应急加油点。有了这个开始，我们就可以制订进一步的计划，在那里部署潜艇供应舰甚至建立潜艇官兵疗养营。回到珀斯后，我立即向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利里中将提出了这个计划，他表示同意。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澳大利亚联邦海军委员会就下令从悉尼经由托雷斯海峡（Torres Strait）拖曳来一艘满载柴油的无动力驳船，并将其系泊在埃克斯茅斯湾。

上述举措乃是我们打造后续前进基地的第一步，人们对于这一基地的重要性也有了清晰的认识。事实证明，它的存在注定是短暂的。这里获得的资金和物料并不充裕，但我和我的幕僚以及下属们在规划和建立这类基地方面获得的经验，对于我们后来在中途岛、马乔罗、塞班岛和关岛等地的工作具有非常宝贵的价值。

在珀斯，我们仍然不得不与工程上的困难做斗争。整条澳大利亚西海岸线上一个干船坞也没有，墨尔本或悉尼因此被迫承担更繁重的船坞工作。在珀斯的弗里曼特尔港只有一条很小的船台滑道，根本无法拖出一艘312英尺长的舰队型潜艇。在对这条滑道完成加长和加固之前，我们不得不依靠潜水员或临时配备的水下沉箱来实施更换螺旋桨或简单水下修理的工作。供应问题也很麻烦：由于澳大利亚铁路系统的许多地方轨距不同，因此整个国家的铁路货运效率非常低下。后来我们发现用船把鱼雷从墨尔本运到西澳大利亚会快一些。

后来在澳大利亚当局的授权下，这里的船台滑道得以进行必要的改动。我们的海军造船师“比尔”琼斯（W. T. Jones）上尉则不知疲倦地和工程经理们密切合作以加快工程进度。我们在弗里曼特尔的潜艇供应舰上的潜水员们更是疲于奔命，他们要做的是将船台滑道的铁轨延伸到水下更深。我们还不得已用到荷兰一艘老潜艇K-8号上的一台主发电机，以此增强拖曳大型船舶的能力。不过工程的进度仍然十分缓慢，部分原因是参与工程任务的澳大利亚工人数量不足，其次和他们干劲不足有很大关系。最后到了8月初，在我的安排下，我们与澳方当局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成果得到一批当地劳力的支援，同时我从支援船上抽调了一部分船员作为特定的补充力量。我们部队中的一些潜艇已经有19个月没有靠岸了，结果是水下艇体的污染严重降低了它们的航速，也徒增了燃料消耗。如果说要远赴2100英里外的墨尔本或是2500英里外的悉尼上岸进行这种艇体清洁工作，那么我希望的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状况发生。尽管如此，在“比尔”琼斯和我力所能及的推动下，直到9月30日，我们的第一艘潜艇才被拖上岸进行艇体清洁和水下维修工作。

所有这些困难对一般人而言似乎没什么大不了，但对足智多谋的潜艇官兵们来说则大有不同。新的人员任命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麻烦。7月上旬，一位来自大西洋战区的新指挥官抵达驻西澳盟军海军司令部，我原本的职务就此解除，继续担任西南太平洋战区潜艇部队司令一职。自从我在澳大利亚接受新的任务开始，我就希望只在潜艇部队里任职，所以当利里海军中将通知我这位新长官将被指派来接替我在珀斯的最高指挥官一职时，我其实非常高兴，我相信这一变化将使我能够全力以赴地去谋划潜艇作战。

新上司试图改变我们既有部署和行动中的每一个环节：

首先，组织机构必须彻底改变。作为所有潜艇中队核心和灵魂的潜艇供应舰被安排在一个独立的特混舰队中使用，一切都必须以大西洋舰队为榜样。我之前就时常听说大西洋舰队那边的情况如何如何，所以下次要是再让我遇到从那边过来的人，我会毫不客气。

其次，他认为剩下的潜艇休养营地应该建立在远离一切干扰的内陆乡村地区，而不是那些海滩旅馆。当然，艇员们对被流放到这样充满娱乐消遣氛围营地的不满，会抵消掉所有因为远离美酒、美女和音乐而获得的收益。对于尼米兹将军在火奴鲁鲁中心地区的皇家夏威夷人酒店设立的休养营，我就确信没有任何关于修道院隐居的想法。

第三，在任务调派过程中，他要求我们的潜艇官兵必须使用纯正的英语，用“鱼”或“腌菜”这样的俚语来代替“鱼雷”都是错误的。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简单的“计算尺”密码体制并不足以阻止敌人的破译，通信官们也强烈敦促我们要尽可能自然地在无线电发报中使用来源广泛的词语，包括俚语和短语。虽然我的艇长们并不喜欢名声欠佳的盎格鲁—撒克逊语，但他们可能从“比尔”哈尔西（Halsey）海军上将发给在所罗门群岛海域活动的一艘美军潜艇的消息中获得了一些好点子，上面写着：“我喜欢你的胆量，你随时都可以加入我的队伍。”

最后，我们的潜艇缺乏足够的侵略性，这绝对是令我辗转难眠的。我的艇长们正窥探着远东一带海域的每个角落，“鰕虎鱼”号潜艇在圣诞岛（Christmas Island）击沉了一艘停靠在码头上的日本船只；“剑鱼”号（Swordfish）潜艇在南中国海近岸海域和西里伯斯岛的克马（Kema）锚地分别取得击沉、击伤各一艘的战果。

在当时，整个澳大利亚我们只拥有31艘潜艇，且鱼雷爆炸引信存在缺陷，而我们创造的战绩是击沉或击伤吨位共计26万吨的商船和10艘作战舰艇。的确，这跟德国人在大西洋上创造的惊人战绩还无法相提并论，但毕竟他们装备有性能优异的鱼雷和可靠的爆炸引信，而且面对的目标数量数倍于我们。我对我的大多数军官都非常了解，我绝不会怀疑他们的勇气、决心和作战技能。而且当我们的鱼雷和爆炸引信的麻烦最终得到解决后，他们也证明了我的信任并没有错。

虽然司令部的这一临时变动一度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局面，但针对敌人的作战行动仍在迅速推进。7月17日，由来自佐治亚州哥伦布的卢修斯·亨利·查佩尔（Lucius H. Chappell）上尉指挥的“鰕虎鱼”号潜艇宣称击沉了四艘日军船只。然而他的潜艇每次都被对方所投掷的深弹长时间压制在水下，以至于他并没有真正看到目标沉没。根据战后的记录，查佩尔宣称的战果并没有被计入击沉记录。但毫无疑问的是，至少他所攻击的部分目标受到了损伤，更有可能的是他的一些所谓命中其实来自鱼雷过早的起爆。

按照惯例，参谋人员们会在码头迎接每艘返航的潜艇，然后我会在军官起居室里喝一杯咖啡顺便翻阅指挥官们的报告。这也给了我一个机会看看他们的潜艇和艇员们，看看他们是如何从一场场恶战中挺过来的。关于刚刚提到的那段经历，我注意到返航后的查佩尔看上去有点疲惫和憔悴，但其他艇员看上去还不错。艇上有三名年纪还不大的军官，他们甚至还没有到刮胡子的年龄，结果也长出了漂亮的使徒式的胡须。

按计划，“鰕虎鱼”号将在奥尔巴尼进行改装，我计划搭乘这艘潜艇以便使自己对当前的潜航战术和指挥能力保持熟悉，同时也去会一会我们的新潜艇供应舰——“珀利阿斯”号（Pelias）。“珀利阿斯”号是从美国本土出发起航的，计划于7月22日到达奥尔巴尼。我希望它到来的时候水面能够没过它的载重线，这意味着船上装载着增援我们的官兵和鱼雷，从而使我们日渐空虚的武库变得充实。在“鰕虎鱼”号南下的航程中，由梅斯特（J. B. de Meester）上校担任舰长的荷兰皇家海军巡洋舰“范·特罗普”号（Van Tromp）负责为我们的潜艇护航，我们还带上了另一名乘客——澳大利亚帝国军队的达菲陆军中校，他是本内特将军的参谋人员之一，曾在6月份和我一起乘机查看达尔文的情况。

7月22日晨，我们顺利抵达奥尔巴尼，然而并没有在那里看到“珀利阿斯”号。随着时间的推移，“珀利阿斯”号依然没有出现。特别是当有报告说在大澳大利亚湾发现一艘日军潜艇的活动踪迹后，我们开始变得焦虑起来。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我派出一架驻扎在奥尔巴尼的侦察机前去搜索，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不过，东面海域的天气欠佳，我们宁愿相信这才是“珀利阿斯”号推迟抵达的原因。而且“珀利阿斯”号似乎也不太可能在没有发出任何紧急求救信号的情况下被击沉。

次日一早，气象条件有所改善。上午10点的时候，我们期待已久的“珀利阿斯”号终于抵达。来自堪萨斯州洪堡（Humboldt）的“珀利阿斯”号船长维克菲尔德（Wm. Wakefield）奉命前来报到。随后他和他的“珀利阿斯”号开始和这里的“霍兰”号进行细节交接工作，“霍兰”号则在下午4点与护航舰只一同起航前往弗里曼特尔。

令我倍感悲哀的是，除了船上定期的鱼雷补给外，“珀利阿斯”号几乎没给官兵们带来什么增援。先前提到的那些急需的物资在全美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而我们的物资储备量极低，以至于只能给出航执行巡逻任务的潜艇配发20枚鱼雷，而不是应有的24枚。然而，隶属第6潜艇中队的“珀利阿斯”号带来了中队指挥官麦肯、支队指挥官“德克斯”麦克莱恩上尉以及中队轮机官“乔”修少校。3名军官都在潜艇上待过，拥有多年的潜艇作战经验。对我们这个处于艰苦奋战中的部队而言，他们的到来非常受欢迎。另有几艘潜艇在这些指挥官之前抵达，目前已经赶赴南中国海附近海域巡逻。

伴随着“霍兰”号接替位于弗里曼特尔的“鸮”号，我们对潜艇进行有效维修的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除了潜艇供应舰上的维修车间外，通过部队轮机官“荷兰人”威尔高效而不懈的努力，我们还得到了位于北弗里曼特尔的国家工程公司的凯克威克（G. C. Kekwick）先生的协助，“霍兰”号的重负也因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我的愿望是在弗里曼特尔岸上建立一个维修点和蓄电池大修车间，它的维修处理能力应相当于一艘潜艇供应舰。这样，我们相当于腾出了一艘潜艇供应舰，可以转移到埃克斯茅斯湾的珀索特基地。

按照这一设想，我们从弗里曼特尔港信托公司租用了一个巨大的麦仓。在正常情况下，这里平时主要被用于储存谷物，然后准备运往英国。港口信托基金的经理麦卡特尼（G.V. McCartney）先生，可以说是在各个方面都与我们进行了最充分有效的合作。

在每艘潜艇出航执行巡逻任务之前，艇体必须进行消磁。这个步骤主要是为了消除潜艇的钢制艇体和艇上设备的永磁性，这样潜艇就不会引爆敌人所布设的磁性水雷。然而，我们的潜艇供应舰上并没有这类设备，所以我们动用了停泊在弗里曼特尔天鹅河（Swan River）上的澳大利亚皇家海军（RAN）辅助船只“斯普林代尔”号（Springdale）。消磁作业是非常有价值的，它能够提高我们潜艇的安全性。但我们发现直到战争结束，日本人都没有配备磁性水雷，因此所有这些工作其实都是没有必要的。它唯一可能保护潜艇的情况是避免被其自身所发射的装有磁性起爆引信的鱼雷绕圈航行后击中自己。

为了与潜艇部队保持更密切的联系，并且能随时应付大量虚惊一场的夜间警报，我干脆把自己的办公室搬到了“霍兰”号上。“霍兰”号是船龄最久的潜艇供应舰，而且几乎时刻处于忙碌状态，往往听起来像个热闹的锅炉厂，即使在夜里也总是如此，以至于舰长彭德尔顿（Pendleton）中校把他的大部分手下都搬了出来，让他们睡在距离维修车间较近的我们新建的粮仓楼上。

值得一提的是，由令人敬畏的布尔·怀特（Bull Wright）艇长指挥的“鲟鱼”号（Sturgeon）潜艇的出色表现极大地鼓舞了我们，而由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费罗尔（W. E. Ferrall）少校指挥的“海龙”号（Seadragon）潜艇同样战绩优异。前者于7月1日在吕宋岛西海岸海域击沉了排水量达7267吨的“蒙得维的亚丸”号（Montwedeo Maru）运输船，后者则分别于7月12日、13日和16日在印度支那海岸附近击沉了“桧山丸”号（Hiyama Maru）、“信阳丸”号（Shinyo Maru）和“函馆丸”号（Hakodate Maru）货轮，吨位共计15636吨。

说起来“海龙”号潜艇与我们的对手之间还有一段旧怨。1941年12月10日当天，日军轰炸机突然轰炸了加维特码头，当时“海龙”号和“海狮”号（Sealion）两艘潜艇正并排停泊在一起。日军飞机投下的两枚炸弹准确地击中了“海狮”号，后者当即沉没。两枚炸弹中第一枚爆炸飞起的碎片还击穿了“海龙”号的指挥塔围壳，正在指挥塔内的萨姆·亨特（Sam Hunter）少尉当场丧生，他不幸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潜艇部队的第一个死难者。“海龙”号的上层建筑上后来一直保留着这次日军轰炸的伤痕，艇长是想让这些痕迹留在那里，以此提醒所有的人，这是那些阴险狡诈的敌人所欠下的血债。

1942年7月，我们的潜艇与敌船的接触有所减少，这可能是由于敌船航线的普遍变化。他们显然是在学习，就像我们盟军自己的商船队在大西洋战场上学到的一样。在顺利抵达目的地和落入“戴维·琼斯的箱子”之间，采用一条看似最长的航线往往会有完全不同的结局。我们在西澳大利亚部署的潜艇数量还是太少，必须覆盖太多的重要节点才能采用德国人所擅长的那种协同攻击或是所谓的“狼群”战术。

关于前往马尼拉、达沃（Davao）、泗水、新加坡、西贡、金兰湾（Cam Ranh Bay），以及婆罗洲的米里（Miri）和塔拉坎（Tarakan）两石油港口的附近水道的敌情，如果可能的话都必须持续保持关注。在上述每个要地附近部署我们的攻击艇群，无疑会令我们收获极为可观的红利。望加锡海峡和印支海岸附近海域也迫切须要部署艇群。不过，海军拿不出足够的舰队型潜艇来支援我的行动，意义同样重要的太平洋战区潜艇部队司令部则有足够的潜艇可以有效覆盖作战海区。这样看来的确有些不幸。敌人的反潜部队不仅数量少，而且缺乏经验，我们的潜艇攻击战术他们完全摸不透，许多日本商船上的武器装备低劣或者根本没有配备武器。此外，日军正在储存来自占领区的战略物资，并大量储备石油和汽油，这样下去将使我们付出昂贵的代价。如果在这个难得的机会窗口时期里，我们能动用100艘舰队型潜艇（而不仅仅是实际拥有的39艘）组成强大的作战力量，那么我们迎来的将会是一个巨大的丰收季。毫无疑问，这不仅会使战争缩短6个月，而且能节省数十亿美元，并挽救数以千计的美国人的生命。

我的另一半行政指挥权由驻布里斯班的第5潜艇中队的克里斯蒂（R. W. Christie）上校掌握，他的指挥部设在新潜艇供应舰“格里芬”号（Griffin）上，后者负责支援在所罗门群岛、布干维尔岛（Bougainville）、新爱尔兰岛（New Ireland）、新不列颠岛（New Britain）和新几内亚岛的炎热海域作战的11艘S级潜艇。在这些地区作战条件十分艰苦，由于这些旧潜艇上普遍缺乏空调设备，因此潜艇在水下航行时艇内会产生让人几乎无法忍受的高温。主蓄电池组的温度时常高达125～135华氏度，在这种情况下艇员们相当于在持续盐浴中生活。在30天的战斗巡逻任务结束后，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从岩石下面翻出来的东西一般。当我在码头上看到他们时，他们一点也不高兴。为了使老旧的潜艇保持正常运转，他们可以说是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无法避免的海水腐蚀会使艇体强度变差，时间久了艇体能否成功抵御深水炸弹近距离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是相当值得怀疑的。

大战爆发前，计划让当时在亚洲舰队服役的S级潜艇完成剩余几年服役期后在加维特报废拆解。但是，这些旧艇仍然可以在战时训练新的艇员，或是充当反潜舰艇的“电动兔子”。因此海军方面最终决定用珍珠港和西澳大利亚的舰队型潜艇替换掉部署在布里斯班的S级潜艇，并把后者送回美国本土。这一变更措施是在1942年秋季初做出的，这些久经沙场而伤痕累累的功勋老艇们开始离开驻地回国，留下的是一笔笔值得称赞的关于战斗巡逻、击沉敌船、敌占区滩头渗透登陆等成功作战记录。

袖珍潜艇是另一个不断进入澳大利亚视野的新元素。人们在悉尼港的克拉克岛（Clark's Island）发现了两艘日本袖珍潜艇，它们正是5月31日晚袭击当地盟国船只的罪魁祸首。据信，共有四艘日军袖珍潜艇参与了此次由位于港口外海的伊式潜艇发动的奇袭行动。其中三艘的踪迹已经被发现，第四艘可能已经失踪或者已经回到了母艇。无论如何，这些袖珍潜艇仅仅发射了两枚鱼雷，而且都没有击中我们停在港内的重型巡洋舰“芝加哥”号。其中一枚鱼雷在没有爆炸的情况下冲上了海滩，另一枚鱼雷则击中由一艘渡轮改装而成的海军征兵营，导致数人丧生，同时击碎了停泊在附近的荷兰K-9号潜艇上的大量蓄电池罐。其中一艘日军袖珍潜艇显然曾经试图打开鱼雷发射管外口的盖子，但没有成功。于是这艘袖珍潜艇干脆静坐海底，艇长和机械师吞枪自尽，而另一艘袖珍潜艇被反潜网缠住，脱身乏术变得气馁，于是日军艇长用爆破炸药将潜艇就地炸毁。据报告，第三艘袖珍潜艇则是被我们的深水炸弹击沉的。

这些日军袖珍潜艇本身虽然是设计建造精良的小型舰只，但实际上只是一枚超大号的鱼雷，主要被设计来捆绑固定在大型远洋潜艇的甲板上。每艘大型远洋潜艇携带两条这样的“鱼”，袖珍潜艇艇体底部有一个舱口，艇员们可通过母艇进入其中。这样一来，它们就能以水下潜航的方式直接到达目标作战水域，然后被施放。每艘艇的乘员由一名军官和一名水兵组成。毫无疑问，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再回家，即使有也很少成功。

考虑到这四艘袖珍潜艇在悉尼港造成的所有损失，它们的建造工作似乎徒劳无功。我们在战后了解到，日本花费了数千吨钢铁、无数人力物力，以及大量时间建造了数百艘这样的袖珍潜艇。其目的就是执行这种特攻任务，并作为保卫日本本土、抵御盟军进攻的最后一条防线。很显然，如果物资和劳动力被转移到了这方面，那么可用于建造远洋作战艇型的资源就相应减少了，这对我们而言是有利的。大战期间，海军部多次收到关于制订袖珍潜艇建造计划的提议。我一直反对这些建议，因为我认为这是基于错误的考量以及对太平洋地区实际情况的不了解。日本本土港口和濑户内海的水深很浅，因此通过水雷和防潜网就足以进行充分防御，同时渗透至此的潜艇也难以通过深潜方式摆脱深弹反潜攻击。因此，让潜艇和艇员尝试进入敌人这样的防御要地无异于让其自杀，这是一种我认为永远不需要的绝望任务，我本人也不会主张这样做。我认为当我们的潜艇横扫大洋，消灭了敌人所有的海上运输力量后，陆军和海军航空兵部队就可以完全自如地处置这些日据港口了。

令我感到高兴的是，这些不经大脑思考的孩童一般的想法没有一个超越绘图板阶段。在大战期间，我们一直在建造的是几乎没有重大变化的优秀多用途型潜艇，这种潜艇就是为我们在太平洋进行的那场战争而设计的。潜艇的设计指标诞生于1938年美国海军部潜艇军官委员会，由一群杰出的海军建设者和工程天才经过大量研究后齐心协力编制而成，其中包括“安迪”麦基（A. I. McKee）上校、“沉默者”阿尔曼德·摩根（Armand Morgan）上校、“瑞典人”布莱恩特上校，以及“小腿”小莱吉特（W. D. Leggett, Jr.）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