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朱利安·科贝特爵士（Sir Julian Corbett）是20世纪初最伟大的海军历史学家之一。即使在去世70多年后的今天，他的作品仍在发行，并被海军历史学界奉为经典。然而，在他的著作中，有一部却从来没有面世的机会，这就是《日俄海战1904—1905》。1914年1月，英国海军部作战参谋部的情报局（the Intelligence Division of the Admiralty War Staff）发行了该书的第一卷（仅6本），其中包含来自日本官方报告的机密信息。1915年10月，海军部作战参谋部又出版了第二卷，其总印量慷慨地超过了400册。虽然该书被归为机密，但是现役海军军官可以阅览全书。然而其原始版本只有几套幸存，直到今天，公众都难以接触这部著作。

科贝特和海军史

自第一本专著——《德雷克和都铎时代的海军》（Drake and the Tudor Navy）问世以来，科贝特作为一名优秀的海军历史学家的身份便得到了承认。最初，他的名声仅限于英格兰，但不久便扩散到了大英帝国的各个区域。而在美国，尤其是在纽波特（Newport）的海军军事学院（Naval War College），他同样得到了关注。1在科贝特职业生涯的早期，一些有影响的实权人物试图从他的历史见解中获得启发，以处理爱德华时代英国本土及海外的战略问题。然而，此时的科贝特虽是一位声誉卓著的严肃思想家，他却从未试图让海军界的人士信奉自己的战略主张或研究方法，因为这已大大偏离了他作品的主旨。在对待海外影响力时，他毕生的态度也与此一致。尽管在美国，他获得了极大关注，但在公众面前，他从来没有打算过与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并驾齐驱，更不用说取而代之了。同样，他也从未试图推翻马汉在英国的权威地位，相反，他只是一个活跃在讲坛上的先知。

在诸多战略著作中，科贝特试图借助种种细节和自身的洞察力，以历史为凭据，让蒸汽时代的人们从风帆时代的记录中获得启迪。在他从事这些工作的时候，随着建设成本的不断上涨，海军始终在被动地寻找一种理论，以便为索要更多军费提供支持。但科贝特的作品存在一种观念——他认为，仅凭“大就是好”的简单想法，并不能让海军永远掌握海上霸权。这也意味着，在战争中，海军的战略不一定是力求将敌人歼灭，相反，他们也可以动用一些折中、迂回，甚至是隐蔽的手段。无论这种观点是否被当时的人广为接受，一个事实都为它提供了有力证明：从传统上来看，英国海上力量的使命，依旧是与陆军合作——两者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至于根本不可能把这两者割裂看待。虽然在现实中，许多海、陆军军官及其辩护人抱有异议，但从国家的战略层面论，英国海上力量和其他军种的关系依旧相当密切。

这种情况驱使着科贝特，让他把目光投向了海军战略中更微妙的层面，他研究的领域也包括和平时期的物质准备工作。这让他最终提出了一种理论，即打一场有限的战争。该理论不仅呼应了其作品的一贯思想，而且还有充分的现实依据：当时，英国最需要的是合理规划，无论是应对德国或法国的入侵，还是在全球扩张中与俄国对抗，情况都是如此。有些人也许会认为，出于欢迎1902年《英日同盟条约》的心态，当年的人会喜欢科贝特的作品，何况其理论能让英国从“保卫一切”的处境中解脱出来。但是，情况恰恰相反：有些批评者认为，科贝特主张打一场狡猾的战争，而不是让海军堂堂正正地出击，其总体倾向更是有消极避战之嫌。

虽然朱利安·科贝特的有限海战理论，让他成了当年备受称誉的战略家。但当名著《海洋战略的若干原则》2问世时，其折中主义思想所折服的更多是普通读者，而非海军战略的制定者们。另外，科贝特还招致了一些海军军官的怀疑。这不只是因为他从海军战术和战略的角度，抨击了“逢敌必战”（always go at'em）的做法，还因为他还只是一个受过法学教育的平民，其战略著作和职业海军军官们平时参阅的作品存在很大差异。至于科贝特为何不同，相信最普通的读者，很快就能通过本书找到原因。

近来，常常有历史学家指出，科贝特的著作受到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影响。3事实上，今天任何读过《七年战争中的英格兰》和《海上战略的若干原则》的人可能都会产生类似的感觉。然而，在科贝特后来的生涯中，尤其是在撰写《日俄海战1904—1905》期间，情况似乎截然相反。

事实上，在这段时间，他的思想可谓相当难以捉摸，以至于我们不得不从后人的种种揣测中加以归纳，而这又难免会偏离他的本意。期间，科贝特明显受到了克劳塞维茨的影响，但也不止一次宣称，他发现德国思想家的战略观点有诸多不妥之处。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如果用英国的军事思想来评判，那些源自德国总参谋部的、被广为接受的理念不过是一种诡异的产物。他始终坚持认为英国人的理念和他们存在区别。

回顾过去，历史学家们常常得出一种结论：在爱德华时代和一战期间，来自欧洲大陆的观点、理论和战略思想始终占据着理论界的上风，因为它们更多被视为深思熟虑的产物，而非来自机缘巧合或是不同军种间的博弈。但从历史的角度，我们也不难反驳说，在“无敌舰队”之后的每场战争中，其实都没有纯粹的“陆权和海权”的争夺。英国之所以在竞争中幸存并建立了帝国，实际是同盟、货币、陆军、海军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换言之，它们是作为一整套机制在不断发挥作用。这些因素彼此关联，共同塑造了这个岛国的力量形态。至于该力量形态的运作，又依赖于海洋，也是海洋为它充当了进攻跳板和保护屏障。虽然各种因素的地位时有差异，但从国家行为的角度，作为一个整体，它们的重要性并没有发生过改变。这里举一个常见的例子，皇家海军从“和平状态”（in ordinary）转向“战时状态”（war footing）经常需要几年时间。期间，也极少有记录显示，欧洲的大陆中心主义者或其他人试图打断这一过程。

英国海外政策中最关键的因素，究竟是海军、陆军、外交，还是帝国的经济实力，甚至是各种贸易补贴手段？始终存在争论。在这里，我们将不做后续讨论，但需要牢记的是，朱利安·科贝特曾写道，上述因素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在著作中，他没有闪烁其词，而是明确指出，不能单纯地依靠海战取得战争的全面胜利。他透过历史的视角发现，这种情况甚至根本没有出现过。当时，赫伯特·里奇蒙爵士（Herbert Richmond）和其他海军作者都认为，如果伊丽莎白一世做事不“三心二意”，而是专注于海军的建设，那英国完全可以赢得对西班牙的战争，但科贝特认为，这种观点非常不理智，甚至是在今天，也没有历史学家敢像他这样做出类似的论断。同样，科贝特在1910年的论著——《特拉法尔加战役》（The Campaign of Trafalgar）中进行总结时，也曾写道：“海洋已经提供了海洋所能提供的一切，但对欧洲来说，这场战役却是以失败完结。”4

科贝特并不是一位鼓吹“海军至上”的作家。事实上，虽然对大英帝国来说，军种的合作是一笔真切的财富，但他们缺乏保管这笔财富的意愿和能力。科贝特曾在1900年和1904年撰写了《德雷克的继承人》（The Successors of Drake）和《英国在地中海》（England in the Mediterranean）两本书，因为此时的他意识到，海军和陆军都以自我为中心并在财政问题上展开了愚蠢的对立。在1901—1904年间，他还为《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及其编辑亨利·纽博特（Henry Newbolt）撰写了许多文章。尽管是一位自由党人，科贝特却认为，该党提倡的“小英格兰主义”（Britain was great without greater Britain）是无稽之谈。同时，他还相信，时代要求各国在战争中贯彻人道主义精神，并更加谨慎地利用各种资源。

科贝特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他用历史的观点，对本国现状进行了周密分析，而没有只将目光投向该怎样赢得绝对的胜利。另外，尽管是一名立足本土的、研究英国武装力量的历史学家，但受过的学术训练让他有机会洞察其他民族面临的军事问题。也正是这一点，让他很自然地意识到：日俄战争不过是一场有限的冲突；至于某些日军将领彻底击败俄国的想法，则是无稽之谈。

另外，通过把陆军、海军的行动看成一个整体，来审视日俄战争的全过程，也不难得出类似的观点。不过，关于对马海战的意义，科贝特认为，它不过是解除了依赖海上补给线的驻朝鲜日军的一个威胁而已。当代读者尤其需要注意这一点，因为它让科贝特落入了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的窠臼。当时，甚至是德国领导人，也仅把他们的公海舰队当成未来复杂战争中的一环。换言之，恐慌心理和各种重大事件，虽然让各国的战略野心不断膨胀，却未能增进他们的先见之明。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科贝特也有他的时代性。至于马汉的观点则截然不同，作为历史学家，他实际上是用独特的“美国战争视角”5，解读了英国海军的经验。

丘吉尔曾一语中的地指出：“民主制远比内阁制更冲动，民众的战争远比国王的战争更惨烈。”6虽然民主无法从根本上杜绝暴行，但当时许多政治家相信：这些战争表明，有必要对国际法进行修改和编订。另外，20世纪初受过良好教育的观察家们也觉察到，美西战争、日俄战争代表了人们未来将要面对的战争形态。

科贝特之所以倾向打一场“有限战争”，也和当时的背景有关，具体而言，它包括了当年人们对未来的展望、他本人的皇家海军史著作以及这些著作和英国国策之间的关联。因此，当第一次撰述别国的战争时，他难免会带着本土化的视角，并在观念上受到制约。另外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没有另辟蹊径，并像众所周知的马汉那样，完成向有全球视角的海军思想家的转变。虽然日俄战争确实是一场掌握着可观舰队的强大陆权国家参加的战争，但由于科贝特的偏狭态度，对那些试图以此为案例解读出某种海上战略原则，或是将其转化成美国/苏联军队指导思想的读者来说，其著作的价值肯定会有所降低。

由于自身的局限，再加上对海上问题的英国式看法，科贝特没有在海外受到追捧，在美国也是如此。不过，假如今天美国考虑的主要问题，不是怎样一举击败敌人，而是凭智慧，用最小的力量得到最大的回报，同时还让全世界心悦诚服，那他们也许会发现，在对当今和未来的启迪上，科贝特的观点将非常有趣。

另外，为增进对本书的理解，我们也可以把科贝特对日俄战争的研究，同他看待海军历史的整体思路以及与本书诞生有关的重大海军事件结合起来。

本书的诞生

日俄战争之所以能引起英国海军战略家的兴趣，不只是因为其中有一场辉煌的海战胜利，同时它还涉及了岛国跨海部署兵力的问题。因此，高层对战争的主要兴趣，自然也集中在了海军能获得的启迪上。为尽快启动研究，帝国国防委员会（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简称C.I.D.）曾组织军官成立了一个历史部门，其第一卷成果最终在1910年问世。7而在其他欧洲国家，军方也进行了类似的工作，但一些人认为，只有英国的研究最为出色，因为他们没有对海军和陆军的行动进行堆砌，相反，其重心放在了帝国的战略上，并把战争看成了一个整体。8另一方面，自1870年日本海军采用英式教范后，海军部便一直在加以关注。9不过，在前面提到的研究中，大部分资料都只涉及陆军，而海军部最想要的，是海上作战的方方面面，这让他们对帝国国防委员会的立场产生了怀疑。为启动自己的研究，海军情报局局长查尔斯·奥特利上校10（Charles Ottley）委派了属下的语言专家——皇家海军陆战队的丹尼尔少校（E. Y. Daniel）翻译现有的俄国海军文件。得益于英日同盟，英方还接触到了包括海军秘档在内的日方资料，而这一部分内容，最终被交给了皇家海军的海军讲师（Naval Instructor）奥斯瓦尔德·塔克（Oswald T. Tuck）进行翻译。

但该书在编写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这个任务首先落在了托马斯·杰克逊海军上校11（Thomas S. Jackson）身上，他曾担任过英国驻东京的海军武官并亲身经历了整场战争。他在1906年被借调进海军情报局，甚至在1907年出任培训海军少年兵（Boys）的远洋练习舰“克雷西”号（HMS Cressy）的舰长后，这项工作都是他在主持。到1908年，临时调入海军情报局的约翰·卢斯12（John Luce）海军中校接过了杰克逊的任务。起初，奥特利海军上校似乎认为，但凡精明强干的海军军官，只要上级一声令下，就可以和翻译们一道投入工作，并圆满完成对历史事件的论述。然而，到1908年年末，出任帝国国防委员会大臣Secretary of the 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的奥特利和新任海军情报局长埃德蒙·斯莱德13（Edmond Slade）海军上校看到卢斯的初稿时，他们私下对此都感到不满意。此后不久，卢斯晋升为海军上校，离开了海军情报局。

之前，斯莱德曾担任过海上战争课程的教务主任（Director of the Naval War Course），并聘请科贝特担任该课程的正式讲师。于是，斯莱德便将初稿交给了科贝特，并请求他“加以改进”。科贝特的反应非常迅速，而且言辞激烈。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给他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指出它毫无价值，简直是在胡闹。以至于我根本不想和如此业余的东西扯上联系，相信海军部也不会例外。其中的问题可以追溯到他动笔的地方——里面充斥着琐碎的内容，没有一丝对战略概念的理解——作者身为一名海军中校，可能缺乏足够的认识……他应对此表示抗议，因为帝国国防委员会的所有材料都没有得到妥善对待。14

科贝特的反应让斯莱德相信，海军部必须寻找一位更优秀的作者。当时，除了审阅卢斯的手稿之外，科贝特并不在海军部的人选中。由于日方的大量资料都是秘密提供的，因此海军情报局长认为，这部历史著作也应当属于保密范畴。斯莱德考虑了其他几位作者，包括罗伯特·洛瑞15（Robert Lowry）海军少将和威廉·亨德森16（William Henderson）海军少将。然而，在确定之前，由于要出任东印度分舰队司令（Commander in Chief, East Indies Station），斯莱德的职

位最终被海军少将亚历山大·贝瑟尔17（Alexander Bethell）爵士接过。临行前，斯莱德向贝瑟尔建议，科贝特也许能胜任这项工作，因此，贝瑟尔上任后不久，便为科贝特提供了一个编纂历史的固定岗位。

最初，科贝特对未来非常乐观，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份工作标志着“他雄心的巅峰”18。然而，第一海务大臣、海军上将费舍尔（Fisher）勋爵却预感科贝特可能会碰壁。他提醒科贝特，鉴于保密措施和审查制度，他最好不要接受这项工作。斯莱德也提醒科贝特说，某些海军高级军官可能不会批准任命。于是，科贝特拒绝了这份邀请，卢斯则继续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编写。

不久之后，（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主管海战课程的教务主任却邀请科贝特讲述日俄战争。这把帝国国防委员会放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因为众所周知，科贝特对委员会编纂的战争史持批评态度。他认为，委员会的陆战史和海战史的编撰，教条主义地采用了德国式的笔法，其中虽然涵盖了大量的技术细节，却没有宏观的战略思想。同时，他的观点也触及了一些问题，比如历史作品不断变化的评判标准以及对海军军官的指导意义等。在财政部门要求帝国国防委员会取消历史编纂项目的同时，海军部也敦促让海军史的编写回归海军，并同海军情报局和海战教学建立联系。贝瑟尔认为，帝国国防委员会编撰的历史对皇家海军来说缺乏指导价值，而他真正想要的，是一部专门的海军史。

但仍有一个问题：没有海军军官能胜任这项工作。在1909年11月帝国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英国陆军的代表们强调了对军事史的需求，但强烈反对让民间人士参与。不过，他们却模糊地暗示，在继续编写帝国国防委员会的这部历史著作上，民间人士也许比军官更为合适。在这之后，贝瑟尔再次找到科贝特，希望他考虑之前合同中的工作。此时，帝国国防委员会却掀起了一场小小的官僚主义危机：他们和财政部发生了分歧，因为该书是一部纯粹的海军史，编写它的是一名民间人士，但却要动用委员会自己的预算。因此，财政部向委员会回复称，这项工作纯粹属于海军，费用也将由海军承担，另外，其作者不应该是“一位像科贝特先生那样的作家”，而应该是海军军官。

但另一方面，海军部宣称，没有合适的军官能承担这项工作。有鉴于此，海军部委员会的助理秘书长（Admiralty Secretary）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联系了科贝特，要求他对帝国国防委员会的作品进行评估。科贝特解释说，在他本人看来，这部历史盲目沿用了德国人的写作手法，其侧重围绕一个狭隘的主题来详细地叙述事件，然后再得出结论，这大大降低了作品的价值。科贝特认为，上述做法是在鼓励把陆战和海战分开，并模糊了海军的视角，而这违背了英国历史思想的一贯特点。同时，科贝特还提出了一种迥异的思路：这部军史著作将不纠缠于细枝末节，例如炮弹对装甲的效果等，而是一气呵成地展开论述，从构思、执行和结果等方面，阐明地面战事和海上战事的关系。这样一来，政治目标、地理因素和政府运作机制等，也都能被纳入整体加以看待。

1910年9月，科贝特向格林致信，表示愿意根据在皇家海军学院的讲义，以1000英镑为稿酬，承接该书的编写工作。尽管这一任务背离了他为官方编纂布尔战争史的计划，但科贝特还是在信中写道：

我不想编写一部纠结于军事开销或各种琐事的微观历史，也不打算涉及炮弹的威力、装甲等问题。假如您雇佣的这位职业作者和历史学家，对于两卷著作中的两场短暂战役，没能掌握全部的有用信息，即他无法获得充分的研究自由的话，那么，我认为，他将对工作认识不足，届时，您可能将看到许多粗陋和简略之处……19

有鉴于此，海军部向科贝特提供了搜集的所有资料，包括了日方的秘密文件以及海军部和外交部之间涉及战争起源的通信，并提供了旧海军部大楼的第43号房间作为他的工作室。同时，他们告诉科贝特，日本人不会拿到该书，因此，他可以自由处理海军领域的专业问题。

科贝特于1910年10月动笔，到1911年7月时完成了前九章。随后，写作的速度便放缓了，到1912年1月时，他只完成了两个章节，又过了两年才完成了全书的其余部分。期间，海军部进行了重组，许多和科贝特共事的军官被调走，同时，枯燥和烦琐的审查程序也导致了拖延。此外，许多帝国国防委员会的高级官员反对科贝特的军事史观点，不少海军军官也未能对他的抽象思维有所理解。

在海军部内，有3位位高权重的人试图监督他的工作：曾参与该项目的托马斯·杰克逊海军少将，此时接替贝瑟尔，成了海军情报局局长，他希望这部历史成为他的管辖项目；另一方面，海军作战局局长（Director of the Operations Division）G. A．巴拉德上校（G. A. Ballard）却认为此书该纳入他的部门；此外，新成立的海军部作战参谋部（War Staff）的首任参谋长、海军少将厄内斯特·特鲁布里奇爵士（Ernest Troubridge）也认为本书该转到他的管辖之下，他还明确指出，希望能对科贝特的结论做出重大修改。然而，在此期间，科贝特只希望与斯莱德共事——从动笔之初，科贝特便在与他商讨历史问题。另外，经过长时间的拖延和讨论，格林也向科贝特提供了支持，并与斯莱德合作扫清了工作中的障碍。至于后续的拖延，则是由斯莱德引起的——他需要对内容进行审阅，但总是事务缠身，甚至1912—1913年从东印度地区返回后也不例外。

1913年11月，科贝特收到了第一卷的样书，但他发现在扉页上，斯莱德的名字被放在了自己的名字之前。科贝特对此表示抗议，最后书中采用了这样的署名方式：“法学硕士朱利安·S．科贝特著，海军少将埃德蒙·斯莱德爵士担任顾问。”

在距世界大战还有几个月的时候，本书最终出现在了海军部图书馆的书架上，第二卷则在不久之后问世。由于广泛使用了日方材料，但又没有向日本征求草稿或成书的意见，因此，这部著作并没有对外公开。1914年夏，另一些更紧迫的事件掩盖了科贝特作品的光芒：战争的尘埃正在聚拢。

80年后的回顾

科贝特对日俄战争的研究完成于事件的10年后，在今天仍极具价值。他详细研究了当年影响重大的技术进步，如鱼雷攻击、战术机动、战列舰的航速和航程以及武器和通信等。虽然上述内容或多或少过时了，但它们的相互影响仍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另外，本作在战术和战略环节上的平衡，也会让善于思考的读者意识到过去与今天的联系，并将其作为现代兵棋推演的基础。

毫无疑问的是，无论现代人研究这场战争是为了澄清真相，还是以史为鉴，他们都能从科贝特的思路中得到启迪。科贝特并不认为，发生在旅顺或对马的辉煌胜利能证明“速战速决”的理论。他认为，这场冲突的本质不过是一个兼具庞大地面部队和可观海上实力的国家遭到了另一个国家的跨海攻击。其中，袭击者并不具备“速战速决”理论中强调的“绝对优势”，他们的兵力只是略微占优，而且很可能只体现在局部领域。在著作中，科贝特揭示了日方行动的冒险性，因为日军最主要的优势只体现在地理环境——妨碍了俄军指挥中枢同外围部队的联系。

确立了这些基本论点之后，科贝特继续证明，尽管日军在旅顺成功袭击了俄国舰队，但他们并没有像很多分析人士认为的那样，取得了决定性的战果。科贝特告诉我们，当意识到未能遏制俄国海军时，东京的高级将领和政客们极为紧张，因为他们已经身处险境。随后，他还阐述了直到对马海战前，俄国人拥有的强大优势。同样，他还叙述了日方冒险大举跨海出兵的做法有多么的大胆——当时，他们根本不确定自己的交通线是否有被切断的危险。

随后，科贝特指出了“有限战争”的利弊——不仅在日俄战争中得到了清晰展示，还普遍适用于其他战争。他指出了日军作战中唯一的优势所在，虽然俄国人可以对此实施反制，但最终没有做到这一点。也正是因为有这些内容，本书无论是对解决联合作战的各种问题，还是研究应对联合作战的策略，都将具有巨大的启发价值。另外，科贝特还把现代技术的发展，同长期研究风帆时代的成果结合了起来。因此，他的作品完全有理由引起当今新一代战略家们的兴趣。

在我们的时代，随着冷战戛然而止，传统的海军将领和战略家开始面临大量的新形势和新问题。战略比过去变得更加隐晦，而且更讲求经济收益和“投入——回报”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希望以经济、克制的方式部署海上力量。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践行某些深奥复杂的理论，而科贝特的理论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在追索这些理论的过程中，科贝特对日俄战争的研究可能价值极大，在书中，他的许多看法展现得相当清晰。事实上，这让它很可能会成为20世纪90年代最有用的战略书籍之一：不仅所有冷战后的海军规划者都将获得启示，对那些引导美国海军驶过“美国强权下的和平”（pax-Americana）——而非之前任何一个剑拔弩张的时期——的人，它的价值更将是远远过之。

科贝特的《日俄海战1904—1905》一书，目前有以下几项贡献：首先，作为一位重要海军史学家的关键著作，它是第一份公开版本；其次，本书提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论据，并为官方海军史做出了可能曾被忽视的重要贡献，其中彰显了科贝特在海军战略问题上广泛遵循的、英国式的传统，这一传统和19世纪德国军事史偏重细节和技术记录的做法存在显著差异；最后，在战略领域，它对有限海上作战涉及的联合作战问题做了深入研究。以上这些内容，都是值得现代海军军人和学者思考的。

约翰·B．哈腾多夫（JOHN B. HATTENDORF）

唐纳德·M．舒尔曼（DONALD M. SCHURMAN）

注释：

1．关于科贝特的详尽传记，可参见唐纳德·舒尔曼（Donald Schurman）的《朱利安·S．科贝特（1854—1922）：从德雷克到杰利科时代的英国海上政策史学家》（Julian S. Corbett 1854-1922:Historian of British Maritime Policy from Drake to Jellicoe）一文，出自《皇家历史学会历史问题研讨集》（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Studies in History Series）第26卷（伦敦：皇家历史学会，1981年出版）。关于近期评论及其著作概览，则可参见詹姆斯·戈德里克（James Godrick）和约翰·哈腾多夫（John B. Hattendorf）合著的《只有马汉还不够：朱利安·科贝特爵士和赫伯特·里奇蒙爵士作品研讨会纪要》（Mahan Is Not Enough: The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on the Writings of Sir Julian Corbett and Admiral Sir Herbert Richmond，罗得岛州纽波特：海军军事学院出版社，1993年出版）一书。

2．参见埃里克·格罗夫（Eric Grove）评注并撰写序言的《海权经典丛书》第1卷（Classics of Sea Power Series，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协会出版社，1988年出版）。

3．相关事例可见米歇尔·霍华德（Micheal Howard）和彼得·帕雷特（Peter Perat）翻译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On War，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6年出版）一书中，米歇尔·霍华德撰写的《克劳塞维茨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Clausewitz）一文。

4．出自朱利安·科贝特的《特拉法尔加战役》第2卷（伦敦和纽约，朗曼出版社和格林出版社，1910年出版）。

5．参见罗素·维格利（Russel Weigley）撰写的《美国战争方式：美利坚合众国军事战略和政策史》（The American Way of War: 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Strategy and Policy，纽约：麦克米兰出版社，1973年出版）一书中第9章关于马汉的评论。

6．参见《在众议院上的讲话（1901年5月31日）》，出自罗伯特·詹姆斯（Robert Rhodes James）编纂的《温斯顿·丘吉尔演说全集（1897—1963）》（Winston S. Churchill: His Complete Speeches, 1897—1963）第1卷的“1897—1908年”部分（伦敦和纽约：切尔西出版社，1974年出版）。

7．该书即帝国国防委员会历史部编纂的三卷版《日俄战争官方战史（海上和陆上战场）》（伦敦，1910—1920年出版）。关于此书的详细背景，可参见杰伊·卢瓦斯（Jay Luvaas）撰写的《首批英国官方历史学家》（The First British Official Historians）一文，该文章出自《军事事务》丛刊（Military Affairs）第26卷（1962年夏季号）第53—54页。另外也可参见罗宾·希格哈姆（Robin Higham）编写的《官方历史》（Official Histories，曼哈顿：堪萨斯大学图书馆，1970年出版）一书。

8．参见杰伊·卢瓦斯撰写的《一支军队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n Arm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

9．参见亚瑟·马德尔（Arthur J. Marder）著《老朋友，新敌人：皇家海军和日本帝国海军，1936—1941年的战略错觉》（Old Friends, New Enemies: The Royal Navy and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Strategic Illusions, 1936—1941，牛津：克拉里登出版社，1981年出版）一书。

10．海军少将查尔斯·奥特利（1858—1932年）爵士。他于1905—1907年担任海军情报局局长，1907—1912年担任帝国国防委员会大臣。本章节后续内容均节选自舒尔曼的《朱利安·科贝特爵士》一书及海军部公共事务记录办公室的7878/1号档案。

11．托马斯·杰克逊（1868—1945年）海军中将。他在1906年出任驻东京海军武官，1912—1913年间担任海军部作战参谋部情报局局长，1915年1月—1917年6月间任海军部作战处处长，1917年7月—1919年1月间任埃及和红海支队司令，1923年退休。

12．约翰·卢斯（1870—1932年）海军少将曾在福克兰群岛、科罗内尔和胡安·费尔南德斯海战中担任“格拉斯哥”号（HMS Glasgow）舰长，并于1921—1924年期间担任马耳他船坞的海军督察官。

13．埃德蒙·斯莱德（1859—1928年）海军上将。他曾于1907—1909年期间担任海军情报局局长，1909—1912年期间任东印度分舰队司令，1912—1919年期间任油料供应特派员，1914—1928年期间任英国波斯石油公司总经理。

14．出自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的科贝特文件，即他在1908年10月17日的日记。

15．罗伯特·洛瑞（1854—1920年）海军上将。他于1907—1908年期间担任海军学院院长，1913—1916年间任英国海军苏格兰地区司令，1916年任罗塞斯（Rosyth）基地最高司令官。

16．威廉·亨德森（1845—1931年）海军上将。他曾于1913—1931年间担任《海军评论》（Naval Review）杂志的首席编辑。

17．亚历山大·贝瑟尔（1855—1932年）荣誉海军上将。他曾在1909—1911年期间担任海军情报局局长。

18．出自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的科贝特文件，即他在1909年4月20日的日记。

19．出自海军部公共事务记录办公室的7878/1号档案，《科贝特致格林的信》,1910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