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龙现常山
周穆王十七年(公元前960年),造父驾车助周穆王平叛有功,获赐赵城,改“造”为“赵”,遂有赵姓。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造父八世孙赵籍与魏斯、韩虔三家分晋,建立赵国。
秦始皇十八年(公元前229年),秦将王翦举兵攻赵,赵国国王赵迁投降,赵国降为秦之赵郡。
为了淡化六国的名字,赵郡又被拆分为恒山、邯郸、清河等郡。恒山郡因境内古恒山(今河北曲阳大茂山)得名,治所在东垣县(今河北石家庄东古城村附近),东垣“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西顾则太原动摇,北出则范阳震慑”,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晋得此以雄长于春秋,赵得此以纵横于战国。”
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刘邦立恒山王张耳为赵王,复置赵国。六年后,赵国国相陈豨反叛,刘邦亲率大军前去东垣平叛。击败叛军后,为了图吉利,刘邦将东垣县改名为真定县,寓意“真正安定”。
真定这个名字给刘邦带来了好运,称霸南越的恒山真定人赵佗不久便臣服刘邦,刘邦兵不血刃收复岭南。刘邦死后,汉文帝即位,继续与赵佗修好,大打感情牌,“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汉书·两粤传》)”
汉文帝名刘恒,恒山郡避讳改名为常山郡。汉武帝时期,在常山郡北部设立真定国。东汉光武帝时期,废真定国,将其并入常山郡成为真定县,常山郡也改称常山国。三国时,曹魏恢复常山郡,西晋沿袭。
三国时的常山真定
如今,常山之名世人皆知,因为“那里出了个赵子龙”。《三国志·赵云传》的第一句话就是:赵云字子龙,常山真定人也。
《三国演义》中,赵云也常说:“吾乃常山赵子龙也!”
表字与本名相关,常出自经典。曹操字孟德,出自《荀子·劝学》:“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周瑜字公瑾,出自《楚辞·九章·怀沙》:“怀瑾握瑜兮,穷不知所示。”赵云字子龙,“子”是对男子的尊称,“龙”出自《周易·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日后,这个名字的主人果然云起龙襄,纵横四海。
赵云出生的确切年份已不可考,大概率生于170年左右(后文详述),正是东汉内忧外患的桓灵时期。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桓灵二帝虽然不是父子,却有很多共同点:第一,他们俩都好女色,后宫多达数千人;第二,他们俩死得都很早,桓帝死时36岁,灵帝死时33岁,或许这两者之间有某种必然联系。东汉末年国家财政比较紧张,为了满足私欲,桓灵二帝明码标价公开卖官鬻爵,一时间“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当时的童谣讽刺说:“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葛洪《抱朴子》)”
常山国临近燕、代地区,常常遭受羌胡的侵扰。永初四年(110年),南匈奴单于檀“遣千余骑寇常山、中山。(《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永初五年(111年),先零羌入侵,朝廷下诏命“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缮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后汉书·西羌传》)”
赵家是常山的郡望,又是南越王赵佗的族人,自然要承担起保家卫国的责任。东汉末年,世家大族很早就让自己的子弟接受军事教育,曹丕自述:“余时年五岁,上以世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东吴大将凌统死后,孙权将凌统的两个儿子收养在宫中,八九岁时,“十日一令乘马”。赵云日后可以为刘备主管骑兵,早年必然经过严格的骑射训练。
再长大些,就要接受文化教育了。夏侯惇“年十四,就师学。”刘备“年十五,母使行学。”《三国志》中记录了赵云多次谈话,这些谈话词汇丰富,逻辑清晰,可见赵云早年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东汉的地方官学和私学都很发达,班固在《东都赋》中形容:“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鲁肃的伯祖父鲁丕担任赵国国相时,讲授五帝之道,数百人拜师求学。赵云的发小夏侯兰长大后就成为一名法律专家。
在文武之间,生逢乱世的赵云最终选择了执三尺之剑,立不世之功。
桓灵时期,一种死亡率极高的疾疫蔓延开来,当时的医生称其为伤寒。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建安七子中,王粲、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五人死于瘟疫。精英阶层尚且如此,老百姓更惨,曹丕《说疫气》载:“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在现有医疗手段失效的情况下,百姓只能求助于神符圣水。巨鹿人张角看准这个机会,以治病救人为幌子大肆发展信徒,《后汉书·皇甫嵩传》载:“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
中平元年(184年),是一个甲子年,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在巨鹿郡起事。常山国与巨鹿郡相邻,自然也受到波及,常山国最高行政长官常山王刘暠甚至弃城逃走。
一时间,各地民众纷纷效仿张角,民变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大有星火燎原之势。《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
自黄巾贼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哂、罗市之徒,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
常山真定人褚燕趁机落草为寇,与博陵人张牛角合兵,以张牛角为主帅,攻城略地。张牛角战死,褚燕接管部队,并改名张燕,吸纳常山、赵国等地的匪众组成“黑山军”,河北诸县皆受其害。
前冀州刺史、太常刘焉分析民变的原因,认为:“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刘焉建议在郡县之上设立更高一级的行政单位。东汉地方行政机构沿袭了秦汉以来的郡县两级制,全国一共有150多个郡,1100多个县,郡的最高行政长官为郡守,县的最高行政长官为县令。在郡之上,还设有13个州,州的最高行政长官为州刺史。但是,州仅仅是个监察机构,州刺史的职能是考核郡守和县令的政绩,既无政权也无兵权。
中平五年(188年),汉灵帝采纳刘焉的建议,在郡守和县令之上设立州牧,总领一州之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州牧一手遮天,为日后群雄割据埋下伏笔,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这一事件才是东汉王朝崩溃的标志。赵云所在冀州的州牧,由袁氏门生、前御史中丞韩馥担任。
与此同时,在朝廷内部,外戚与宦官的宫斗大戏愈演愈烈。桓帝登基时只有15岁,灵帝登基时只有13岁。皇帝太小无法执政,身边的官宦和外戚获得了干预朝政的机会。两股势力互相倾轧,势同水火。
中平六年(189年),袁绍异想天开,建议大将军何进调董卓进京铲除宦官。事情败露,十常侍率先动手杀死何进,袁绍又率兵杀死十常侍,困扰东汉数十年的外戚宦官之争竟然得到了彻底的解决。朝廷内部出现了权力真空,姗姗来迟的董卓捡了个大馅饼。
为了扶持自己的势力,董卓鸩杀少帝刘辩之母何太后,废黜少帝刘辩,拥立陈留王刘协为献帝,自封相国,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东汉皇室仅有的一点尊严也丧失殆尽。
初平元年(190年),包括冀州牧韩馥在内的关东群雄组成联军,推举袁绍为盟主,兴兵讨董。迫于压力,董卓鸩杀废帝刘辩,挟持献帝迁都长安。各路诸侯无人追赶,对他们来说,起兵讨董只是一次实兵演戏,他们的真正兴趣在于称霸一方,彼此兼并。
群雄割据的大幕就此拉开,赵云也在这个时候登上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