陨落

八月初的晨风，吹在身上竟莫名多了几分寒意。

我知道，踏出这潼关，不论胜负，都没有再返回的可能。

“君命难违”四个字有千钧之重，远胜三秦非我之舆论。我孙传庭能隐忍天下对我“玩寇糜饷”的非议，却不能再三违抗天子下达的决战旨意。上一次抗旨，换来三年牢狱生活，只能在牢里眼睁睁看着心血付之东流，李自成东山再起。如今，就算我孙传庭不惧牢狱之灾，再一次抗旨，而今中原战局之势，尚能待我三年之期乎？

终者，成也。

死者，灭也。

无成，无余，庸碌而死，非我孙传庭之志也！

柿园之耻今犹未雪，社稷残局已至如斯。身为大丈夫，我所能做的，便只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马革裹尸，以明心迹。

“督师！”侍从的呼唤打断了我的思绪，“请上马！”

我长舒了一口气，伸出手抚过身畔老马剪得齐整的鬃毛，它照例朝着我打了一个响鼻。

“督师……”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轻轻拍了拍老马的面颊，它亦将脸凑过来细细地蹭着我的掌心，使我经不住悠悠长叹：“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不知这话究竟是在同这老伙计说，还是在对自己说，一时哽咽到无法再启齿，于是狠心将唇线压住，翻身上马。

“督师……”侍从双手奉上马鞭，努力将原先紧蹙的眉心舒展开。

我接过马鞭，攥在手间，在一串串疾驰的马蹄声中，纵缰而出。

前方等待我的，是狼烟遍地的关中平原。

穿过被黯沉包裹的门洞那一刻，一切仿佛都凝滞了，只有身畔的旗帜在风中猎猎作歌。

再回首，巍峨的潼关已被远远抛在身后，看不真切。

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十日，孙传庭迫于明思宗的旨意和朝野的舆论压力，兵出潼关。

此时的他，虽挂兵部尚书衔总督秦、蜀、晋、豫、楚、江、皖七省军务，总制三边，佩有七省督师之印及尚方剑，受命全权指挥中原战事，看似位高权重，却是冠冕堂皇的空架子。河南、湖广等地，几乎尽为农民军所占，地方官军也因欠饷及畏战形同虚设。部分官军投敌，使农民军实力大增。史料中并无孙传庭此时所率兵力的精准描述，我们只能通过初战大败后“官军死伤四万”（一说战败后存余4万兵力）、损失过半，以及孙传庭退守潼关时仅剩千余残兵的记载来估算，孙传庭出关时的总兵力不会超过10万。以不足10万的兵力，且其中大部分是未经实战的新军，与数十万的农民军决战，取胜的概率近乎渺茫。

审时度势之下，孙传庭无疑是悲观的，他很清楚兵出潼关意味着什么，可身为七省督师，忠诚职守是他的宿命。既然已经决定出关作战，让自己与麾下将士保持乐观稳定的军心是非常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乐观来源于他期待获胜的侥幸。我们对比孙传庭被迫出关的前后心态，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悲观与侥幸心理的矛盾纠葛。他明了战事不利于己，取胜概率极小，因而充满陷阵捐躯的悲观。同时，他又因社稷之责与自身之荣誉，渴望能发生以少胜多的奇迹。如此迫切至极的求胜之心，成了他此战的致命伤。

九月初八，明军与农民军在汝州第一次交锋。前哨战的胜利，使被悲观情绪笼罩的孙传庭感受到逆转之机，他立刻向明思宗报功：“有自贼中逃回者言，贼闻臣名皆溃，臣誓肃清楚豫，不以一贼遗君父忧。”明思宗得报后大喜，传示阁部大臣，孰料却被阁臣们泼了冷水。兵部侍郎张凤翔更是一针见血指出：“贼甚狡诈，必示弱以诱我，不可信。”此时的农民军已不是往日混乱无序的流寇，而是有组织协作的军队。数十万之众，只闻孙传庭之名，便置战略优势于不顾，战心尽失，一触即溃，无论怎么看，都太过反常。阁臣们的逆耳之言，明思宗不予理会，只因他比孙传庭更迫切需要一场胜利来振奋大明涣散的人心。于是，他力排众议，当面向吏、兵、工三部尚书下旨，要求上下协同，配合孙传庭作战，并做好善后复耕安民工作。

得到天子的鼎力支持，孙传庭对战胜农民军平定关中更有信心。获得“贼老营在唐县，精锐屯襄阳”的谍报后，他决定抓住难得的战机，派遣小股劲旅奔袭唐县，而自己则率领主力从汝州赶往决战。战事出乎意料的顺利，连战连捷。攻克宝丰县后，孙传庭从俘虏口中得到了“唐县老营十二日夜半为官军所破，辎重妻子俱尽，一营皆哭，督师军声大振”的口供，大喜过望，判定农民军一体畏战，可一击而败之，遂催军迅速南下决战。农民军原本占据优势却一再退败，并不断传递出畏惧与孙传庭部交锋的信号，正是抓住孙传庭急于求胜的心理，反复示弱以骄其心，使之盲目乐观、为情绪所控，丧失应有的冷静。“兵者，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为胜利之欲蒙住双眼的孙传庭就此向着“失察”的道路狂奔不止。不论是老天爷连降大雨阻塞粮道，还是大军断炊、部将谏阻，他都置之不理，强命进兵郏县。结果，进入郏县后，大雨依旧不止，大军粮草补充不济，士气低落，后军又在汝州哗变，一时处境堪忧。直到这时，孙传庭才回归冷静，下令兵分三路撤退。但军令难行，留守郏县的官军哗变不断，最后不得已改为后军一同撤退。

一直密切关注孙部的李自成旋即展开行动，派出养精蓄锐已久的主力从后追杀官军。孙部官军远途奔袭，饥疲至极，骤逢追兵，方寸大乱。新练的火车兵更是手足无措，听闻骑兵为敌所败，四散奔命，互相践踏，死伤无数。李自成指挥骑兵连续追杀，一昼夜追击400里，直至孟津渡。官军尸横遍野，死伤4万有余。农民军所获官军兵器辎重数十万，算是报了当年败走商雒之仇。《大明督师七省兵部尚书白谷孙公冯淑人同葬墓志铭》中载，孙传庭率残兵渡垣曲，眼睁睁看着自己苦心经营的一切灰飞烟灭，羞愤交加，“公引剑自戕，左右力阻之，公徐曰天下事去矣，吾疾趋潼关收溃兵而守，万一‘贼’不入秦则事犹可为□□□□□斧钺未晚也”。于是，孙传庭勉强收拾心情，由垣曲、阌乡退入潼关，收兵据险，伺机再举。

孙传庭兵败的消息传入京师，明思宗大惊，立即召开御前会议与朝臣商议对策。这次会议达成空前一致的意见，要求孙传庭固守潼关，相机援剿。在下达给孙传庭的旨意中，明思宗还不忘斥责孙传庭“轻进寡谋，督兵屡溃，殊负任使”，削去了他的督师尚书衔，叫他“戴罪收拾余兵”“图功自赎”，并在最后警告孙传庭“如仍前使偾，致纵一贼入秦，前罪并论”！

这份措辞严厉的谕旨，最终并没能送到孙传庭面前。因为谕旨出京的两日前，孙传庭已经阵亡疆场，再不能“图功自赎”了。

就在战败的军报传往京师期间，仅存几千人马的孙传庭退守潼关（一说，明思宗得到战败的军报后，又调拨3万军马给孙传庭，整合当时的时局，此事的真实性值得商榷），而他麾下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官军已无心据关而战。以凶悍著称的副总兵高杰甚至劝孙传庭弃守潼关而走西安：“三军家在西安，战败思归，而强之守关，危道也。不如弃关专守西安，凭城以战。”孙传庭大怒，叱责道：“若贼已进关，则西安糜沸，秦人尚为我用乎？”言外之意，如果孙传庭弃守潼关走西安，也不会有好下场。孙传庭之所以被迫出关，有秦人不容其滞留关中的因素。因此，他败走西安，注定也得不到秦人的协助。何况大开潼关，纵敌深入，一旦战败，他将陷三秦之民于水火，威胁大明社稷存亡，更会令自己一世清名荡尽。因此，孙传庭很清楚，自己唯有一战殉死，尽忠竭力，方能对天下有一个交代。

宁死亦不肯再对狱卒的孙传庭是骄傲的，对无法挽回的局势仍有着大丈夫的担当，纵使败走潼关并非他一人之过。频频催促他出关决战的帝国决策人明思宗，以及为了一己私利构陷他的朝野利益集团，无不负有“轻进寡谋”之责。然而，这个罪名最终只落在孙传庭一人身上，并伴随他战死疆场。

十二月初二，李自成的部将“一只虎”李过攻占阌乡。4日后，另一部将刘宗敏抵达潼关关门。《明史·孙传庭传》只用了“贼获督师坐纛，乘胜破潼关，大败官军”一笔带过农民军攻破潼关的史实，对孙传庭之死也语焉不详。野史笔记关于孙传庭之死，则有三种说法。其一，刘宗敏设计佯败，诱孙传庭出关追击，乘机伏兵进攻潼关，孙传庭死于乱军之中，尸体下落不明。其二，副总兵高杰因原是李自成身边的将领，畏惧李自成的攻势，率兵不战而逃。总兵白广恩抵挡不住亦随后败走，潼关守军为了保护妻小纷纷破坏防御工事，纵敌入关，致使孙传庭死于乱军之中，尸体下落不明。其三，清顺治二年由刑部员外郎冯去骧所撰的《大明督师七省兵部尚书白谷孙公冯淑人同葬墓志铭》中则记载：“公甫驰至关，‘贼’亦大至，公收溃兵之未西者，阵于城外，而自起登睥睨督守御，时白兵之妻孥俱在关，敌以数十万尽力攻竞日，城外兵复战败，白广恩率其众保妻孥夺门出，潼关遂陷。公恐为‘贼’所执辱，挥刀跃马入‘贼’群，遂遇害。”结合之前的战况局势来分析，孙传庭所处为守势，应当不会再贸然出关与士气正盛的农民军交战，潼关自内而溃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出关中伏。至于孙传庭究竟是死于乱军之中，还是为免被辱，自陷敌军中求死，已难知晓。历史只留下“传庭死时，年五十有一矣。传庭再出师皆以雨败也。或言传庭未死者，帝疑之，故不予赠荫。传庭死而明亡矣”的感慨，容后人扼腕叹嗟。电影《大明劫》的片尾，捐躯于战场的孙传庭，更大程度上象征着明亡的序幕缓缓降下，带着一种近乎写意的悲壮效果，令人产生怆然掩卷之叹。

《明史·孙传庭传》如是交代了孙传庭死后，其家庭的悲欢离合：“初，传庭之出师也，自分必死，顾语继妻张夫人曰：‘尔若何？’夫人曰：‘丈夫报国耳，毋忧我。’及西安破，张率二女三妾沉于井，挥其八岁儿世宁亟避贼去之。儿逾墙堕民舍中，一老翁收养之。长子世瑞闻之，重趼入秦，得夫人尸井中，面如生。翁归其弟世宁，相扶携还。道路见者，知与不知皆泣下。”

孙传庭死后，潼关守军分崩离析，关中亦再无御敌之军。5日之后，李自成攻占西安，更名为长安，并建都于此。朝廷对此一无所知，明思宗谴责孙传庭失职的谕旨还在发往潼关的路上。直到一个月后，山西巡抚蔡懋德才奏报兵部，称“潼关于十月初六日闯贼袭陷”，细节不明，孙传庭等人的下落亦不知。又过了一个月，十二月二十二日，礼部尚书才向明思宗报告陕西方面的口讯，证实潼关失守，孙传庭下落不明的消息，但对西安方面的情况仍不清楚。此时此刻，明思宗才意识到，关中与京师的联络几乎已被切断，陕西形势万分危急，于是接连向新任的秦督余应桂下旨，要求他“入秦办贼”“不得稽迟”。一切为时已晚，陕西全境很快尽落李自成手中。随后，李自成以陕西为据点，起兵50万征讨山西，矛头直指紫禁城。明思宗仓促之下，连换两任秦督，皆不敢与李自成大军交战。山西全境随即陷落，标志着明朝大势已去，覆灭只在旦夕。电影《大明劫》的末尾，并未将大家熟悉的明亡一幕付之画面，仅用黑屏白字记述了那个属于大明的悲伤四月，定格了历史，也使人陷入悠长的回味。

作为荧幕上鲜见的贴合史实的明代题材电影，《大明劫》在筹拍之始，就吸引了众多明史爱好者的关注。在上映场次和排片都受到市场挤压的情况下，它的出现如同昙花一现，却足以令观者惊艳和敬畏。从考据上来说，电影多少存在一些瑕疵。例如，开篇时，明军旗帜上出现了电脑字体“明”；明官方文献通常称农民军为“流寇”“闯贼”等，而不会呼之为“闯军”；剧中，孙传庭之子尚为少年，应梳总角的造型，却梳了成人才有的髻；贺人龙并非死于潼关，而是于五月在西安军事会议上被处死的，孙传庭入驻潼关则在开封陷落后的六月左右……但总体上，无论是服饰、道具、角色称呼，还是明军有限使用的火器等，剧组都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堪称国内目前复原明代风貌的影片之最。当然，不排除有一些诟病该片的观点：要么不满演员的演技，要么不满剧本的结构，要么就是意识形态的批判。不过，各人见解并无对错之分。作为艺术作品，为确保叙事完整性，情节必然与史实有些许出入，但只要符合基本史实和时代风貌，适度创作是可以接受的，即所谓的瑕不掩瑜。

在这部电影中，两个主角贯穿了整个故事的始末。孙传庭在片中的形象，除了略显跋扈和暴躁外，基本上遵循史实。与孙传庭演对手戏的吴又可，虽确为晚明名医，但他与孙的这段相交却是虚构的。

吴又可，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氏，本名为“有性”，“又可”是他的字，号淡斋，生于明万历十年，卒于清顺治九年，以其善治瘟疫而闻名。有关他的资料甚少，更没有他曾于大内担任御医，以及曾在潼关军中治病的记载。除了《瘟疫论》和他从事中医传染病学的简单记述，我们无从知晓此人的过往与秉性。晚明时值小冰河气候，灾荒不断，传染病也播散流行。据《吴江县志》记载：“当时连年瘟疫流行，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吴又可原为应试之人，崇祯十四年，面对时疫流行的江浙鲁冀，59岁的他选择从治瘟疫入手，独辟蹊径，终成大家，并于崇祯十五年完成大作《瘟疫论》。对比剧中的情节，放眼崇祯十五年的中原乱局，已是花甲之龄的吴又可跋涉北上与潼关产生关联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作为注重考据的编剧，不可能无视这个起码的史实，之所以设定这样的交集，目的是为了多角度集中展现晚明的社会矛盾，营造丰富的戏剧冲突，以医人喻救国，以小见大。因此，在整部电影中，真正的主角不是孙传庭，而是亦实亦虚的吴又可。通过吴又可之所见所闻，提领全剧的中心思想，聚焦于片名的“劫”字。

很多观众观看本片后认为，该片没有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原因是影片定错了位。这个负载了过多理性思辨的影片，尽管宣传词用了“末日之战”来烘托史诗气质，但战争场面较少且不敌好莱坞灾难片的视觉冲击，介于商业大片与小众电影之间，这委实令人遗憾。有观众将之与冯氏的《1942》相比较，认为《大明劫》缺乏平民视角和史诗场面，不如《1942》揭示了人性丑恶面而更具深刻的现实意义。的确，对大部分不熟悉晚明史的观众来说，要在两个小时之内接收盘根错节的晚明信息，并消化领会其深意，的确不是一件易事。相较而言，《1942》的战乱折射在平民视角上，更有代入感，也更利于调动观众的感官情绪。《大明劫》则从理性角度，以冷眼旁观的心态解读天灾人祸，尝试挖掘明亡的根源，探寻历史兴亡的规律。因而，在情绪的调动上是点到即止哀而不伤的，始终保持着一种克制。故此，观者欲取之虐心感伤，或欲取之审慎追远，便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比之传统的商业巨制，《大明劫》运用了较少的全景和广角镜头，近景和人物特写镜头转接则娴熟流畅，使视觉的表达细腻但冲击力不强。其叙事结构略显平铺直叙，鲜有跌宕，战争场面也仅有开封围城一幕，因而被观众叹惋。其实，本片精于视听语言的传达，善于利用镜头穿插铺垫氛围，刻画人物白描，感情流露细致入微，伏笔铺排巧妙，观之精干紧凑，只有用心体会方可明了。例如，用灰暗色调的开封城废墟中放飞的白鸽引入京师诏狱的镜头，对比出孤立无援的危机，凸显出孙传庭起复的强烈需求。诏狱墙上的地图特写镜头，尽管从逻辑上不科学，但作为艺术作品，则体现了编导的两重用意：其一，衬托出孙传庭人在狱中心系天下的情怀，从侧面塑造其公忠体国的形象；其二，预示着接下来的剧情将聚焦在潼关。利用孙传庭阅兵，借一支火铳道具，引出官军兵源弹药补给不足的现实；其三，借明代官方医疗保障体系的代表惠民药局药材吃紧，体现时局之乱及晚明的社会动荡……此外，本片还对平民、难民、富豪、悍将甚至农民军将领等角色的举止心理，皆有细致描摹，尽可能地保证客观真实。

全剧最精妙的地方莫过于借对“大黄”的运用讨论，暗喻“治乱世用重典”的晚明情境，点出治病之理其实和救亡图存殊途同归，孙传庭是沉疴傍身的大明朝的救命药，吴又可则是孙传庭应对瘟疫的救命药。编剧苦心安排了职业使命相悖的两个主角的对手戏，既有官民对立、生杀对立，又在对立中有交集。医者，仁心仁术，争分夺秒和死神做斗争；将者，纵有百转柔情，面对残酷如斯的战场生死，也只能铁石心肠，是双手沾满鲜血的生命终结者。治病救人时，医者就是大将，临机决断时手中也握着千万人的性命。在战场上，将者但凡有一次失误和犹豫，就会导致千万人尸横遍野，全军覆没。这两个职业既有对立，也有相通的地方。孙传庭的眼里只有敌我，吴又可的眼里只有病人和常人，这是他们的矛盾，也是二人分道扬镳的原因。

剧中，孙传庭屠杀染疫病卒的理由是：“我并非嗜杀之人，但孰轻孰重总得有人做出决断。”如他所言，作为一个领兵在外的将领，他不能给自己与敌军的决战留下任何一个疏漏。因此，从人道主义者的视角来看，他嗜杀残忍是必然的。但只有当你设身处地思考这个问题时，你才能明白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的难处。然而，作为医者的吴又可，却无法接受自己将要治愈的生命被无情屠杀的事实。在他眼里，孙传庭是个没有人性的屠夫。他那句“将军治疗瘟疫的方法比我高明”，就充分表露了他对孙传庭的愤恨，也揭示了自己离开的原因。实际上，在屠杀病卒情节展开之前，影片就通过孙传庭杀掉劫持自己妻子的叛军，埋下了其嗜杀的伏笔。

历史上的孙传庭是否如此嗜杀有待商榷。有史料显示，他曾经在镇压农民军的过程中有过屠城行为。剧中的孙传庭则是明末诸多将领的综合形象代表，力挽狂澜的国士的象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想尽一切办法弥补下级官员的渎职与乡绅富商的冷漠，却无能为力。看到被人为烧毁的账本，他将燃烧着的残本狠狠掷在地上，带着绝望歇斯底里地吼道：“明知道这些豪强劣绅强占军田，该征的不能征，该杀的不能杀，投笔从戎十几年，我到底为谁而战！”这句台词，相信在很多观众心中都引发了持久的共鸣，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毫无疑问，他的生灭便是大明朝最后的希望与幻灭。通过他的视角展现的军屯废弛、豪强不仁、党争倾轧，民不堪命、存粮告急和武备松懈等，都是明末社会真实的写照。北地尸横遍野，百姓流离失所，南方莺歌燕舞，醉生梦死，即剧中台词所概括的：“历朝历代皆是始兴终衰，其中道理，又可以为皆是重驭世之术，轻经世之道。我朝积弊已久，非一味猛药可以痊愈。”

心灰意冷的吴又可遁世离开，孙传庭却只有披肝沥胆，选择马革裹尸而还。“铁甲蒙尘三军老，血满中原万鬼新。得失谁算寻常事，挥剑斩却家园愁。”虽为编剧杜撰之作，却道出了孙传庭一颗国士之心，预示他为自己选择的最后归宿。军人的牺牲同军人的冷酷是很多人没法理解的。吴又可的使命是治病救人，而孙传庭以安邦定国为平生夙愿，这便是他们相互理解又没法最终认同的根源所在。

剧中，吴又可对孙传庭说：“《黄帝内经》说，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句话放在这个片中，有种深沉的回响不断萦绕。以古鉴今，方可知问题根源何在。学史的目的，就是为了能避免落入历史的覆辙。导演和编剧针砭时弊的手法非常精准，很多台词一语双关，竟将明末的社会弊端与当今时弊融合得浑然天成，可见编剧对人文历史的见解和积累不是恶补得来的。本片虽不见太多战争场面，却体现了更多的人性光辉。璀璨如星，发人深省。

“乱世苍生各有宿命，大疫之年，也许这就是医者的宿命吧。”这个笼罩着悲伤宿命的电影，其实还给观众留了一个深刻的问题：置身于这样的世界，我们各自的宿命又是什么？我们各自需要承担的使命又是什么？

东坡有诗言：“人生识字忧患始。”其本意，是感慨人生而为懵懂孩童，在感知了身外的世界之后，产生了七情六欲的新体验，并在不断认知自己和世界的过程中，逐渐树立了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基于此，人们才会有各异的形态和不同的追求。若上升到全人类普世价值的高度来衡量每一个人，则会看到所宣扬的普世准则与其实际行为之间的差距。这一点，在任何时期的人类社会都有显著体现，集中到晚明则又引申为正式与非正式权力之间的差距，形成了权力的流动关系。以冰山一角的晚明地主势力为例，其活动范围和触角完全伸展到了帝国最低一级行政单位的“县”里，并将争端向上层核心扩展，从而形成门阀权力交易，以致帝国上层党争频发，尽私不顾公。这些地主便是非正式权力的代表群体之一，亦是与普世准则形成反差的实际行为人群。这意味着，地方争端不再可能在地方基层得到解决，而是要由上层组织来决断。追溯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源，我们可以看到由商业繁荣引发的中晚明时期货币与社会等级的失序，将曾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结构给打破了，传统社会的等级界定与复杂的人际关系不再协调。在这个充满竞争和新旧规则并存的变革环境中，人们急需创造共同利益集团来获得安全感。如此，便可解释，当时的政局为何会频频造就类似孙传庭这样“孤独英雄”的悲剧，最终导致大明轰然坍塌。

传统的英雄史诗电影，多使用“高大上”镜头语汇表达，使观者生出对英雄人物的顶礼膜拜。而在电影《大明劫》中，给予孙传庭和吴又可的镜头，更多是平实白描的。编导并未在这两个主角身上刻意添加笔墨，而是透过伏笔和隐喻，以及复杂的历史背景细节描摹，突出他们作为时代“英雄”的孤独。他们坚守着传统的普世道德行为准则，却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成了被晚明昏暗夜幕衬托出来的孤星。如此戏剧反差，对比惊心动魄的战争画面和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更加让人觉得有一种窒息的恐惧。这种窒息的恐惧与无助，恰恰正是晚明现实的特质所在。

风雨飘摇的帝国、医病的大夫、医国的将军，导演用一个虚构的交集，将三者联系在一起，巧妙而深刻地再现了人们对那段历史的反思，更启示着我们在现实社会中，思考该给予自己一个什么样的定位。作为他们的后裔，我们同样面临着不断革新的社会现实，我们同样游走在自我欲望与道德准则之间，做着艰难的抉择。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抉择将会对这个世界形成怎样的蝴蝶效应，会给自己的人生一个怎样的结局。因此，我们的抉择看似一瞬间的直觉，实则承担了太多的责任和压力。就同片中的每个角色，在历史命运的拐点上，每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决定，最终构成了不可挽回的宿命结局。正如那句经典的叹嗟——“我猜得到开始，却猜不到结局。”

往事不可追，来事犹可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