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温斯顿·丘吉尔在战后写道：“这场大战找不到任何一个阶段比开头来得更有意思。各支庞大的部队按部就班、悄无声息地集结；动向部署扑朔迷离，捉摸不定；多少真相被蒙在鼓里，叫人不得而知，也无从知晓，这一切让最初的两军相接成为一出大戏，情节之盛，远非其后能比。大战期间也找不出任何一个阶段经历过如此宏大之战事，遭受过如此惨烈之屠杀，付出过如此沉重之代价。更何况，战争伊始，我们的疑虑、恐惧与兴奋尚未被此后经年累月的战火炼狱吞噬与磨灭。”纵使在与丘吉尔一同参与过这些重大战事的人当中，鲜有几个能够怀着如此强烈的热情去直面这些，可事实正是如此。

在我们生活的21世纪，人们每每提及这场大战，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印象总是交错纵横的堑壕、混沌不堪的泥地、带着钩刺的铁丝网，还有那些感伤抒怀的诗人。人们多以为1916年索姆河战役打响的首日是整场战争中伤亡最为惨重的一天，事实却并非如此。回到1914年8月，法国军队正在穿过一片此前从未踏足过的原野，在明媚的阳光下向前推进；士兵们穿着蓝色军服和红色军裤，排着密集的队形；指挥官们骑着战马，走在队伍的前头；各色军旗招展飞扬，军乐队鼓号齐鸣。法国人在用一种与此后截然不同的方式作战，付出的单日伤亡代价也要更加骇人。诚然，法军到底伤亡多少，众说纷纭，可即便最乐观的预计也表明法国人在1914年开战的头五个月里减员人数[2]已经超过百万，其中死亡32.9万人。有个士兵连全连首次投入战斗时共有82人，待到八月将尽，能够毫发无伤、侥幸活下来的只剩下了三人。

德军同期减员人数为80万，死亡人数是整个普法战争的三倍。这个数据也意味着伤亡率要比这场战争其后任何一个阶段的都更高。英军八月份在蒙斯和勒卡托分别打了两仗，这两场战役也被载入了英国人自己的史册。10月份，英国那支小小的远征军被拖入了第一次伊普尔战役，这是一场为期三个星期的噩战。防线是勉强守住了——在这一点上，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做出的贡献要远比英国民族主义分子所承认的更大——可这支老旧英国部队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永远长眠在了伊普尔的公墓当中。单单1914年一年之内，英国士兵死亡人数便是三年前布尔战争的四倍。此时此刻，在东线，俄国人在短短几个星期里纷纷丢下自家农田、商铺和机床，动员入伍，同奥地利和德国的士兵展开正面交锋。塞尔维亚虽然只是一块弹丸之地，却让奥地利人接连吃到败仗，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也变得摇摇欲坠起来。圣诞节来临之前，奥地利人已经在塞尔维亚和俄国人手中损失了127万人，相当于每动员三个士兵，其中便有一人减员。

不少与1914年有关的著述，要么多限于描述当年八月各路大军是如何风起云涌，政治外交时局又是何等混乱，要么便是绘声绘色地讲述一个军事故事。我力图将多条线索合而为一，给读者一些交代，至少能够就“1914年欧洲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样重大的问题做一番解释。开篇几章讲的是战争的起因，接着说的是之后战场上以及背后的种种动向，一直写到冬季来临，战事陷入僵局，呈现出某种军事特征。这种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被保持着，直到进入1918年收官阶段。虽说以1914年圣诞作为结点纯属自作主张，可我还是要借用上文引述的温斯顿·丘吉尔的话语来证明这场战争在开局阶段具有的某种独特之处，足以将这一阶段拿出来单独审视。终章则进行一些更加全面的反思。

人们一直以来都将大战的爆发视为史上最为错综复杂的一系列事件，甚至要比俄国革命、“二战”爆发或者古巴导弹危机更加难以理解，也更不容易解释清楚。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这一段历史写的无疑是那一帮政治人物和军事将领的故事，正是这些人有意发动了这场战争；这一段历史写的同样是三个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再加上意大利这个无所作为的一员——与俄、法、英三个协约国之间的较量与对抗。

在今天的英国，人们普遍认为这场战争既然可怕到了如此地步，那么敌对各方因何而战，是非对错已经无关紧要——愿意的话，不妨看一看《黑爵士》，这部电视连续剧写的倒是历史。不过，即便你无法完全认同西塞罗的观点，认为事件的起因要比事件本身更加重要，这种观点似乎也有失偏颇。肯尼斯·O.摩根是一位历史学家，博古通今，既非保守派，亦非修正主义的支持者。摩根在1996年就20世纪两大世界性灾难的文化后遗症做过一次演讲，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本来面目在20世纪20年代遭到批评人士强行篡改”，首当其冲的便是梅纳德·凯恩斯[3]。此人对德国抱有强烈的同情心，认为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条约》有失公允，蠢笨无益，对此大加抨击，却丝毫不曾想过倘若德意志帝国及其盟友真的赢得胜利，欧洲又会迎来怎样一种和平。看看英国人在一战之后的情感转变，再看看1945年之后的胜利姿态，二者反差过于强烈。有一种观点认为1914-1918年的那场战争与1939-1945年的战争在道德秩序上不能等同视之。有人对这种观点嗤之以鼻，我便是其中一员。设想倘若英国袖手旁观，任由同盟国在欧洲大陆肆意妄为，那么英国的利益势必受到德国直接威胁，德国人独霸欧洲的胃口无疑将随着军事上取得的节节胜利变得越来越大。

17世纪有个作家，名叫约翰·奥布里，曾经写道：“大概是在1647年，我出于好奇，前去看望司汤普牧师，想看一看他的手稿。这些手稿我小时候看过一些，可是到了我去的那会儿已经散落遗失，不知去向。司汤普的几个儿子有的当了炮兵，有的做了步兵，拿着这些手稿擦拭手里的枪炮。”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要面对这样的失落。可是，那些反差的场景同样令一心探究1914年历史真相的人们感到苦恼：史料来自那么多种语言，令人难以尽阅。其中大部分要么存疑，要么纯属讹误。几乎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在多多少少伪造与自己所扮演角色有关的记录；大部分档案材料已经遭到毁坏，不单是因为疏忽大意，而是因为这些材料被认为有损某些国家或者某些人物的颜面和声誉。自1919年开始，德国的领袖们为了追求政治利益开始极力编造历史，有计划地毁灭那些让自己面上无光的证据，好让德国免于战争罪行。一些塞尔维亚人、俄国人，还有法国人也在干着同样的勾当。

不仅如此，正是由于太多政治人物和士兵在1914年之前的几年里三番五次改变自己的理念与想法，这些人在公私场合留下的文字言论才会被拿来当作证据，证明对他们思想意向做出的种种判断言之有理。有一位学者曾经把海洋学比喻成“一项具有创意的活动。从事这项活动的人……只是为了满足个人好奇。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研究数据，都试图从中找出有意义的模式来。还有一点要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常见，这些人对数据的解读往往都是推测罢了。”历史研究通常也是这样，对1914年的历史研究尤其如此。

学界对于该由哪家承担开战罪责的问题，已经喋喋不休地争论了好几十年，也经历了好几个特色鲜明的阶段。由于人们普遍认为1919年《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制裁过于严厉，有失公允。受此影响，有观点认为欧洲列强在战争责任问题上一概难辞其咎，这种看法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大行其道。接下来便是路易吉·阿尔贝蒂尼[4]的那本传世之作《1914年大战溯源》（The 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该书于1942年和1953年先后在意大利和英国出版，为其后不少研究，尤其是强调德国要对战争负责这个问题定下了基调。1961年，弗里茨·费舍尔[5]出版《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作战目的》（Germany’s War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这是费舍尔写的又一本具有开拓意义的专著。作者在书中指出，鉴于史实证据表明德国领导层有意赶在俄国加速发展、扩军备战、迅速扭转战略劣势之前发动一场欧洲大战，德意志帝国因此必须承担罪责。

该书一面世，便激起了费舍尔德国同胞的愤怒。这一辈德国人连承认德国要为发动“二战”承担责任都不愿意，现在可好，费舍尔居然言之凿凿地称自己的祖国还要背上“一战”开战的骂名，实在欺人太甚。费舍尔的学界同行也开始对他连番炮轰。“费舍尔争议”在德国引起的反响之剧烈，无论美英均无任何同类型历史争议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然而，待到尘埃落定，共识浮出水面，人们看法倒是相当一致。除开些许地方值得商榷，费舍尔所言不虚。

不过，在过去三十年间，费舍尔的观点在不同层面受到了欧美两国作家的强烈挑战。其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异议来自乔治·亨利·苏图1989年出版的《黄金与鲜血》（L’or et le sang）。苏图并未追究大战的起因，却将注意力放在了协约国与同盟国敌对双方的作战目的之上，令人信服地表明，与其说德国人早在参战之初就已经制订好了一份有连贯性的计划来统治世界，还不如说是走一步、看一步。另外几位历史学家挖掘出更多争议话题。肖恩·麦克米金在2011年写道：“1914年的战争更像是一场属于俄国人、而非德国人的战争。”萨穆埃尔·威廉逊2012年3月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召开的一场研讨会上发言指出：“摆明了错在德国”这种说法已经站不住脚。尼尔·弗格森将主要责任归在了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头上。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认为奥地利有资格就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刺，向塞尔维亚进行军事报复，因为塞尔维亚本来就是个流氓国家。德皇与德国皇室研究权威的历史学家约翰·洛尔则坚持立场，认为“确有关键证据表明是德国蓄意发动的大战”。

无论上述论断确有其事也好，似是而非也好——至少目前是这么个感觉——人们都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些与1914年有关的历史争议将毫无疑问地永远持续下去。人们大可提出种种解释，但一切只是推论假说。21世纪初始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这场“七月危机”的新鲜理论学说和富于想象的重新评估，却鲜有与之相关、令人信服的史料出炉。对于战争因何而起，现在没有，将来也永不会有“定论”出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每一位作家都只可能提出自己的看法观点。就此而言，我自会将我的结论阐述清楚，也会尽我所能，将各家争议重新搬上纸面，以便读者自行判别。

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其实和21世纪的后人一样，对于1914年8月降临在欧洲头上的这场巨变，以及其后那些年月发生的一切同样心有余悸。陆军中尉爱德华·路易斯·斯皮尔斯是英军驻法国陆军第五集团军联络官。他在战争结束很久之后回忆道：“这就好比一艘正在下沉的邮轮。船上的所有人，无论尊卑贵贱，都在同一时间做着同样徒劳无用的挣扎，试图反抗这股巨大的自然力量。这股力量是那样强大，管你会不会水，游得好与不好，都让一切变得毫无意义，短短几分钟之内就将所有人统统吞噬。”

我在描写欧洲各国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把写作重心放在了那些无足轻重、草莽民众的证词证言之上。这些人既有陆军士兵、也有海军水员，还有平民百姓，他们都是这场战乱的牺牲品。诚然，那些伟人要员和重大事件也会在我的书中一一叙述，可是过了一个世纪再写任何一本类似的书，无论如何都应该多做点努力，为这场“聚会”引入几位新来的“客人”，这也有助于读者明白我为何要将重点置于塞尔维亚和加利西亚的战线之上，因为这些都是西方读者了解不多、知之甚少的地方。

如此宏大的战事在幅员数百英里的辽阔战场上同时展开，要想加以细述，一大难点在于该以何种方式加以呈现。我的选择是以战区为序，轮流叙述，在时间顺序上出现错位在所难免。这就意味着读者必须时不时回过头去，打个比方，在描写坦嫩贝格战役开打的时候，英法联军就已经退到了马恩河畔。即便如此，我还是避免从一条战线突然跳到另一条战线，这样应该能够最大限度保持叙事的连贯性。一如之前的几本书，我这一次同样尽可能省去了某些军事上的细节，诸如师团番号之类的东西。毕竟，人的经历体验才是最能够引发21世纪读者联想的东西。不过，为了让读者更明了“一战”早期战役的演变发展，关键在于得让人明白每一名指挥官都害怕遭到敌人“侧翼包抄”，这是因为每支部队的外缘与后部都是最薄弱之处。不管是在法国、比利时、加利西亚，还是东普鲁士和塞尔维亚，士兵们在1914年的秋天都经常遭遇到侧翼包抄。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作战将领们要么有意选择暴露的侧翼发起进攻，要么就是为了避免成为侧翼进攻的牺牲品。

休·斯特拉坎[6]写了一本描写一战的鸿篇巨著，他在首卷中记叙了发生在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战事，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场战争后来真的演变成为一场世界大战。就我而言，同样宏大的叙事篇幅恐非拙著框架所能承受。因此本书仅仅着力描写发生在欧洲的惨剧，其场面已经足够宏大，悲惨程度也已足矣。为了让描述更加清晰，我自作主张，在文体形式上做了一些改变。虽然，“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在1914年8月19日更名为“彼得格勒”（Petrograd），可我仍然在书中保留了旧名——这个名字现在又成了新名。“塞尔维亚”（Serbia）在当时的报刊文献中一般拼作“Servia”，我依旧采用前者，引文中亦是如此。除开某些带有政治意味的章节片段，哈布斯堡帝国的国民与士卒在书中一般被描述为“奥地利人”（Austrians），而非更为确切的“奥匈帝国臣民”（Austro-Hungarians）。对于像冯·克拉克（Von Kluck）这些全称中带有“冯”（“Von”）字样的人名，我在第一次提过之后便会将敬称省去。地名一律统一标准，比如说“牟罗兹”（“Mulhouse”）就不再选用其德语名称“穆尔豪森”（“Mühlhausen”）。

虽然，我之前也写过不少和战争有关，尤其是“二战”方面的书，但这本书是我头一回对这场“二战”的先导之战进行的长篇论述。我本人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接触研究始于1963年。那时我还是一个新人，刚刚毕业，走出校园，没有正式工作，正处在“空档之年”，应聘进入BBC电视台，替26集史诗系列片《大战》（The Great War）做研究助理。周薪虽说只有区区10镑，可就凭我那点本事，至少也算多赚了9镑。节目制作人包括约翰·特林、科列利·巴奈特，还有阿利斯泰尔·霍恩。我采访了许多参加过一战的老兵并和他们保持书信往来。这些老兵当时刚刚步入暮年。我也查阅了不少出版的文学作品和档案文件。就我个人而言，这段年轻时代的经历是我一生中最开心，也是最有收获的一段回忆，1963-1964年期间付出的辛劳也对我日后写本书起到了不小帮助。

回到我那个年代，凡是在学校里念书的都在如饥似渴地读着芭芭拉·塔克曼[7]1962年的畅销书《1914年8月》（August1914）。没想到过了几年，竟然听闻某位历史学家斥责塔克曼的书“毫无学术价值可言”，着实吃惊不小。即便如此，那本书仍然不失为讲述历史故事的佳作，依旧受到不少崇拜者不加掩饰地喜爱，我就是其中之一。正是这本书极大地激起了我们这些人的热情，去追溯这一段过往岁月。这一段历史对后人产生的影响是无法磨灭的，正是这些日子见证了一个王权贵族统治下的欧洲垂垂老矣、在劫难逃的最后盛景，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战火催生的混沌新世界。

马克斯·黑斯廷斯

伯克郡　奇尔顿佛里亚特

201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