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语 先存百姓

“爹，啥叫逃荒啊？”

“没有吃的了，出门寻吃的，就叫逃荒。”

这是电影《一九四二》中，河南省延津县一对农家父女的对话。语言拙朴而有些轻描淡写的随意，却道出了千百年来河南乃至中国的农民，因为天灾人祸发生了“吃的问题”，而被迫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如蝼蚁、牛虻般流离失所的境况。在历史叙述中，这些人被称为“流民”。

流民问题，是一个从夏朝以来便根植在中国大地上的社会现象。

在中国历史上，天灾和人祸相互叠加，就容易造成“赤地千里，流民百万，盗贼蜂起”的情景，直接动摇国家的统治基础。如何解决民生问题，便成了所有统治者都要研究的重大课题。中外古今，概莫能外。

一

早在《左传·宣公十二年》中，就有“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说法。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民生一般是指百姓的基本生计。到了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给“民生”注入了新的内涵，并将之上升到“主义”、国家方针大政以及历史观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孙中山对民生问题较为经典的解释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

在现代社会中，民生和民主、民权相互倚重，而民生之本，也由原来的生产、生活资料，上升为生活形态、文化模式、市民精神等既有物质需求也有精神特征的整体样态。从人权角度看，民生就是人的全部生存权和普遍发展权。从需求角度看，民生是指与实现人的生存权利有关的全部需求和与实现人的发展权利有关的普遍需求。从责任角度看，就是执政者施政的最高准则。

自古以来，主宰政权兴亡的，是民生。

从《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管子的“以人为本”“仓廪实而知礼节”；从儒家创始人孔子的“藏富于民”，到战国时期孟子的“制民之产”；从汉初贾谊的“民无不为本也”，到唐太宗的“先存百姓”等等，这些民生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时的民生状况，但民生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特别到了近代，由于清朝统治者的腐朽与懦弱，加之帝国主义的侵略，广大人民生活在苦难穷困和灾难深重之中，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是一幅民不聊生、贫困落后、生灵涂炭、国破家亡的悲惨黯淡景象。

中国人民为了追求民生幸福，进行了长期波澜壮阔、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可谓是“雄关漫道真如铁”。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日益强大，民生得到极大改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中国民众对于现实生活的重视，其程度恐怕是中国几千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已不仅仅限于温饱型的生活。

但现实中，不同民生领域、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民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突出，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领域发展不充分。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地已经分离，大多数社会成员已经没有土地，人们已经摆脱了依靠耕种养家的生存方式，更多地依靠从事非农职业获取收入支撑其基本生计。问题在于，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条件下，社会变化速度很快，各种不确定性因素过多，相应地，社会成员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诸如人生和职业方面的风险，仅靠一个人或一个家庭，不可能有效应对日益增多的社会风险。

当前，中国比较重要的社会矛盾，几乎都由民生问题所引发。比如：劳资矛盾的主要起因是劳动者对于不够合理的劳动收入、不达标的劳动条件以及平等对待的利益诉求；贫富矛盾的主要起因是为数较多的中低收入者、低收入者以及贫困群体成员对于基本社会保障，以及收入公正分配的利益诉求；干群矛盾的主要起因是民众对于基本公共服务的利益诉求；流动人口所引发的社会矛盾的主要起因是流动人口对享有基本市民生活待遇的利益诉求；征地拆迁所引发的社会矛盾的主要起因是被征地拆迁者对于合理补偿的利益诉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