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结构变化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显著的结构性变化，其中的两个主要变化是告别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和去工业化。伴随这两个变化，一方面，再平衡已经发生，除了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之外，劳动收入比重已经停止下降，服务业比重增加；另一方面，整体增长放缓，并更多地依赖国内消费。

3.1　增长模式的转变

第十二章将详细讨论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及其转型，本节仅从宏观角度对其做一些讨论。在1978年以前，中国经济封闭，出口很少。1978年以后，出口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图1.6）：第一个阶段是1979-2001年，这一时期虽然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但出口平均增长率还是可观的，达到了16%，原因之一是中国出口的起点较低，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中国的出口额仅为2662亿美元。第二个阶段是2002-2008年，由于加入WTO，中国的出口以每年27.3%的速度增长，在短短7年时间里，其总量增加了5.37倍，达到1.43万亿美元，结果就是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第三个阶段是2009年以后，在此期间，出口增长率下降到每年6.8%，2009年、2015年和2016年甚至出现负增长。然而，中国的出口增长仍然快于世界贸易增长，2017年中国的出口额超过世界第八大经济体（巴西）的GDP总量，达到2.26万亿美元。大型经济体的出口/GDP比例通常不高，如美国约为10%，日本约为17%；2007年中国的这一比例达到36%，此后开始下降。由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一直在放缓，如果中国的出口增速在未来继续放缓，就不足为奇。

数据来源：Comtrade数据库。

2002-2008年之间，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整体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据刘遵义等（2007）的研究，通过净出口和上下游联系，出口带动的贡献占中国GDP的11%—15%，这意味着，在这一期间出口增长贡献了3-4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速，占同期中国GDP增长的30%到40%。相比之下，自2008年以来，出口的平均贡献率已降至约1个百分点左右，在某些年份其贡献甚至是负的。这一迹象表明，尽管出口仍然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已不再是增长的强劲驱动力。

在内部，中国经济经历了几十年来最重大的结构性变化——经过60年来艰苦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后进入去工业化阶段。图1.7和图1.8分别展示了三大产业的就业和增加值比重。中国遵循了成功经济体结构转型的共同模式：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第二产业的比重先升后降。第二产业的走势是工业化及随后的去工业化进程的标志。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占比在2006年达到峰值（48%），2012年就业占比达到峰值（30.3%）[6]。由于就业占比通常比增加值占比更具黏性（图1.7和图1.8），可以得出结论，2012年中国已经结束了工业化的高速增长期，进入了去工业化阶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然而，中国的去工业化进程可能是提前了。刘亚琳等（2018）通过校准一个动态的多部门模型发现，如果没有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工业化将持续到2017年左右。作为对比，正是在2017年左右，中国的人均GDP达到韩国1990年的水平，而1990年是韩国的工业就业比例达到峰值的一年。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大大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21世纪的头10年里，第二产业增加了10个百分点的就业份额，相当于之前40年的增长。退出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确实对中国增长带来了不利影响。[7]

3.2　结构转型的后果

退出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首要后果是增长放缓。当出口能够推动增长时，工业扩张几乎没有任何上限，因为需求与国内消费无关；在告别出口导向型增长和去工业化开始之后，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强劲动力，而其需求必须在国内产生。在2001-2010年，工业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47.5%，而服务业增长为45.8%。2011-2017年间，服务业占比上升至62.2%[8]，工业占比下降至32.6%。这是中国增长模式的巨变，在最低限度上，这意味着中国许多旨在促进工业发展和出口的政策必须中性化，但不幸的是，目前为止这一变化还没有发生。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工业发展不再重要。研究表明，持续的产业升级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成为高收入国家至关重要（Su and Yao，2017）。但是，现在的产业升级不能靠资本积累自动完成，相反，它需要依靠领先的创新。本书的主题之一就是中国如何面对创新的挑战。

然而，创新不太可能带来非常快的增长。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采用了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其经济平均增长率超过9%，但第一次石油危机迫使其放弃了这个模式，就像全球金融危机迫使中国这样做一样。此后，日本经济成功地转型为以创新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上，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主导了世界创新舞台。然而，在1973-1993年，日本的平均增长率仅为3.5%，1993年以后增长更是几乎停止了。由于存在由收入差距引起的内部趋同，中国或许能够比日本做得更好，但这需要内陆省份赶上沿海省份的效率，而这本身并不是一项容易完成的任务（Yao and Wang，2017）。因此，中国可能不得不降低对增长率的预期。

不过，去工业化并不只带来了坏消息，前面讨论的再平衡是去工业化的好结果之一。尽管储蓄率下降也导致经济增长的放缓，但总体而言，消费比重的上升使中国经济回归到更加平衡的增长轨道上。当然，最重要的好消息是劳动收入的比重上升（见图1.9），收入分配变得更好了，这在图1.10上能够体现出来。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在1995-2007年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以上，其下降的大部分被企业利润占有。这产生的后果就是收入分配恶化——收入和财富集中到数量较少的资本所有者手中。一个相关的结论是，储蓄率在此期间之所以上升，是因为高收入资本所有者往往有更高的储蓄倾向。自2007年以来，劳动收入占比开始上升，到2016年，这一比例回升了10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是由多种因素所造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人口转型。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时期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上升的时期，劳动力变得更加充沛，工资被压低。到2007年左右，中国到达刘易斯拐点，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速度开始放缓，最后，到2010年人口状况出现逆转。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结构变化（刘亚琳等，2018）。在工业化时期，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工业就业比重提高，但是，工业是资本密集程度最高的部门，其资本回报率高于农业和服务业，由此产生的结构效应降低了劳动力收入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在去工业化时期，劳动力开始从农业和工业向服务业转移，结果，劳动收入占比开始增加。

众所周知，中国的收入差距很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8年基尼系数达到了0.49的峰值（见图1.10）[9]，这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收入不平等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然而，基尼系数自2008年以来开始下降，虽然在2016年和2017年略有上升。尽管经济增速的地理转移是一个因素（自2008年以来内陆省份的增速超过沿海省份），但使得收入更加平等的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上升。改善收入分配不仅是政府的目标之一，也有利于国内消费。经过2003-2012年的大幅扩张，中国经济积累了大量的过剩产能，缺乏有效需求已成为加速增长的制约因素，当普通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提高的时候，国内消费就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