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产业区位理论

2.1.1 区位理论的演化

西方产业区位经济理论是在区位论与发展经济学有关理论的基础上逐渐演化发展而来的。西方产业区位经济理论在渊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创立的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unen）从区域地租出发，探索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区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奠定了区位经济理论的学科基础。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提出了工业区位论。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区位选择与区位经济发展是西方区位经济理论的两大主题，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的聚集和扩散，在微观和宏观上表现为区位经济增长。西方区位经济理论的形成和演进始终沿着区位论和区位经济发展两条线索进行，其间对区位经济理论日益深化。值得一提的是，在地位空间相互作用与市场均衡的区位经济运行研究中，萨缪尔森（ Samuelson）的市场在空间上呈离散分布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式与柏克曼（Beckman）的连续流模式，从处于一定地域空间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出发，为空间区位经济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现代区位论一方面使区位研究从单个厂商的区位决策发展到区位总体经济结构及其模型的研究，从抽象的纯理论模型推导，发展为建立接近区位实际的、具有应用性的区位模型。另一方面，使区位决策客体扩大到第三产业。现代区位论的区位决策目标不仅包括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战后区位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美国学者推动的，其中，艾萨尔德（lsard）把古典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根据区位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要求，把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位系统分析，建立区位的总体空间模型，研究了区位总体均衡及各种要素对区位总体均衡的影响。

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区位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主要有缪尔达尔（MyrdaI）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赫希曼（Hirschman）的“核心—边缘理论”等。缪尔达尔指出，市场力作用倾向于扩大区位差距而不是缩小区位差距，一旦差距出现，则发达区位会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从而遏制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使欠发达区域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越积越多。赫希曼的观点与此类似，他认为，增长在区际间不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区的发展会通过渗透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外围区发展，但同时，劳动力和资本从外围区流入核心区，加强核心区的发展，又起着扩大区域差距的作用，极化效应起支配作用。要缩小区位差距，必须加强政府干预，加强对欠发达区位的援助和扶持。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展经济学家P.弗里德曼从国家角度提出“中心边缘理论”，对赫希曼的“核心—边缘区理论”进行补充。

与此同时，西方区位经济理论对区位贸易的理论研究也取得进展。瑞典经济学家俄林（Olin）把区际贸易引入新古典经济学，使其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俄林从贸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动、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认为区际贸易、国际贸易与要素自由流动会带来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的平均化。

总之，为了解决区位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下，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利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对区位内部资本积累、劳动力就业、技术创新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区内产业结构演进与升级、区际分工与区际贸易、中心城市及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现代意义上的区位经济理论框架已经成型。滑雪产业由于其独特的自然特征和时空特征决定了其分布的地理区位。

2.1.2 产业区位理论模式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的产业区位经济理论，主要从规模报酬不变和不完全竞争出发，来研究现实的区位经济问题，把由于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看成是一个外生变量。新古典经济理论模型中，要素流动是瞬间、无成本的，生产要素、商品和劳务不完全流动性及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规模经济和完全竞争假设的矛盾无法解决。

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多区位模型来解释当空间结构均衡时，动态的力量确实趋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离分布的聚集点（城市）。他通过区位跑道模型演绎了区位运行的几何结构。区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区域经济体系中各个构成部分呈环状分布，认为运输费用仅仅受环形周长的影响，制造业的同一布局总是处于均衡分布状态。地平面并不是稳定不变的，集中的区域环形分布会产生轻微紊乱的地平面，自发演化出一个或多个制造业集中。这样，制造业区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发展到两区域集中布局，而这两个最终集中布局区域特征正好相反。

瓦尔兹（Waltz）则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和创新产品的区域性集中，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持续的生产率提高。

马丁（Martine）研究了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最初的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对其他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参与最初区位竞争的第一个企业虽然可以获得较大的财政激励，但随后的其他企业却能够从该区域的产业聚集形成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在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为随后进入的厂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同一区位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

藤田和莫瑞（Fujita and Mori ）研究了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他们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构建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后，发现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多城市空间。与古典区位论一样，这些研究都强调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外部经济对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所不同的是，克鲁格曼更强调由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与市场供求相连的金融外部性的作用。

在区际贸易方面，沃纳斯伯尔（Venables）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认为，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制造业门类的区域能为中间性商品提供比较广阔的市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区域一体化集中，从而使下游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并强化这种优势，循环往复。他通过研究发现，在高收入的工业“核心”区与农业“边缘区”的分化过程中，市场规模扩大的驱动力远远超过区域一体化增长的驱动力。此外，沃纳斯伯尔还把运输成本纳入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 model ）的区际贸易模型，发现贸易方式和生产方式不仅取决于资源享赋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赖于运输成本，后者与国家或区域的地理位置有关。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己有的贸易活动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和运输密集度。

巴德温和弗斯开尔德（Baldwin and Forskild）则提出了区位与贸易分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区位分析方法应主要用于区位经济增长内部。因为在各种区位模型分析中，循环过程不仅涉及到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且涉及到生产要素的积累，市场规模大的区域，投资额越大，越会进一步增大市场规模。

新经济地理学力图把“空间”因素引入对区际贸易的分析，通过把运输成本作为“空间”因素纳入区际贸易模型来解释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少，价格、要素报酬和行业生产率在不同区域间差异等与区际贸易问题。

此外，随着发达国家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知识社会的转变，经济中更多的有形投资流向高技术商品和服务，在研究与开发、教育与培训等方面的无形投资也越来越重要。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方面将技术进步当作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现实，一些经济学家直接把知识纳入生产函数之中，用于说明知识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建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技术进步内生化为区位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实际上，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在地位空间上表现为区位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聚集经济、规模经济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金融外部性则是与市场扩大相联系的外部经济）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从而引起经济活动的地位空间聚集和扩散，这样，规模经济就不再是一个外生的经济变量，而作为内生经济变量进入到区位经济增长模型中。滑雪产业地理布局的区位特点，决定研究滑雪产业的发展问题，必须融合运用区位理论的模型。把空间要素、时间要素和生产力的三要素有机结合，探讨适合中国滑雪产业良性和可持续的产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