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

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首先要了解城市发展史。要了解城市发展史，最重要、也是最实在的手段，是考古遗迹的辨认。我们有不少历史名城沿用了好多朝代，甚至一直到今天还不断更新建设。这里说的历史名城主要指隋唐以来的城市。隋以前，选地多以若干高地为中心的战国汉代城市，大多由于魏晋南北朝长期战乱的破坏一片狼藉了。隋唐一统后，不少残破的旧城市逐渐被废弃，另在平坦或较平坦的地点，兴建了新城。这类沿用到现代的隋唐以来创建的城市要注意文化遗产的保护，根据近几十年的经验，我们认为首先要辨认这类城市在兴建以后范围有没有变化？城市的主要布局有没有改变，主要是指城门和主要街道的位置有没有变化？还有主要衙署和宗教建筑的位置有没有变动？城垣本身有没有增补？这几个问题基本弄清楚了，这座城市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包括对老城区进行有计划的妥善安排就心中有数了。现在我想就这个问题谈谈个人的认识过程和辨认遗迹的简况，请予批评指正。

在现代城市中较系统地追查古代城市的范围和布局，是从1958年初，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中发表《唐长安城探测复原图》引起的^[1]。这幅图是把隋唐长安外城城基遗迹实测到现代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上，图上有比较清晰的明清西安城城垣（图一）。明清西安城的南垣、西垣很长一段，据文献记载是利用了元奉元城（西安，元时为奉元路治）的南垣、西垣^[2]，而元奉元城又是沿用了隋唐长安的皇城^[3]。以上记载已被近年考古工作一再证实^[4]。根据元李好文的《长安志图·奉元城图》中所标出的地名（图二），我们知道今天西安南大街即图中的“旧安上街”，甜水井至桥梓口即“旧含光街”，东大街西段即“旧景风街”^[5]。上述这些地点，从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吕大防石刻长安图上（图三）^[6]，又知道都是唐皇城内主要街道；于是吕图所绘毗邻这几条旧街道的唐尚书省、将作监、少府监、太庙等重要衙署的位置与范围也可大体拟定。尤其是唐尚书省，尚书省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其内的正厅（都堂）和六部二十四司的分布，宋人还有清晰的记录^[7]。唐以后到解放前，此地一直是陕西地方官衙所在（尚书省的位置在今北大街南端以西，西大街东端以北，羊市至古京兆巷以南，北广济街以东。明建鼓楼大约在尚书省中心偏南的位置。尚书省中心线以东是吏、户、礼三部，为以后历代地方政府沿用，以西是兵、刑、工三部，以后为地方的军队、按察所沿用，今天还是西安市公安局驻地）^[8]，其内部并未遭到大规模破坏，所以约在20世纪初这里（唐尚书省范围内）曾发现吕大防长安图石刻的残石^[9]，近年这里还发现金代京兆府地区所属的一批地方官印。因此很有考古发掘价值。唐皇城以外，再根据吕图和其他唐长安图纸，在陕西文管会的实测图上，还可拟出一些唐长安各坊市的大体方位，在拟定的图纸上，居然发现长安外城的一些街道，甚至有些坊内的街道（十字街）遗迹，还断断续续地分布在明清西安城外的耕地里。以上这些情况，对照尚存地面上的少量唐代遗迹和近年考古发掘出的迹象，我们拟定的遗迹大部分都被证实了^[10]。之后，用同样的方法很快把唐东都洛阳城、北都太原城也做出了初步复原描绘^[11]。当然，这两个地点远没有达到复原长安城的水平，但也解决了一些问题。

“文化大革命”后，城址考古工作开展了。历史时期地方城址的调查是从山西大同城开始的。文献记载大同明初所筑砖城是因辽、金、元三代的西京旧土城增筑的^[12]，而辽西京城又是沿用了唐开元十八年（730年）兴建的云州城^[13]。上述记载从近年拆除大同城垣，在多次贴筑的夯层内所含遗物得到证实（外侧明代夯土层出辽至元瓷片，内里则出汉唐陶片），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同城内的街道布局与隋唐长安洛阳里坊情况相同（图四）^[14]，即方形城，每面各开一门，四门内街道相通，合组成一大十字街，大十字街四隅的每一隅，又都各设小十字街，保存较好的是大同大十字街东南隅那一组小十字街。这种小十字街范围内又以小小十字街划分，这种小小十字街的地名有些叫“××十字”，反映坊里内原来即是以小小十字街为一个城市的较小的单元^[15]。

山西大同城这个实例，给我们找唐代地方城址暗示出一些规律性的现象：方形城，每面各一门，内以大小十字街划分大小区域。我们参照这些现象，在中原北方找到了不少类似，甚至同样布局规格被沿用到现在的唐式城市，其实例有的是从唐代沿用下来的，也有的是后代按唐式兴建的。前者如安徽寿县城沿自唐寿州城，周长6.5公里；小一点的如山东掖县城，沿自唐莱州城，周长4.5公里；更小点的如北京市的属县顺义县城沿自唐顺州城，周长2公里，该城四门内十字街头原建有尊胜陀罗尼石经幢一座，十字路口立经幢也是唐长安某些坊里的做法。后者，即是唐以后按唐式兴建的，如北宋兴建的淄州城，即今山东聊城县旧城（周七里有奇）；金建的通许县城，即今河南通许城旧城（周四里）；元建的霍州城，即今山西霍县旧城（周九里十三步）；明建的馆陶县城，即今山东临淄西南的馆陶县旧城（周四里）。以上这些唐城和唐式城^[16]，根据时代的发展，也不能没有改变，只是我们工作不够，目前还不能较有系统地说清楚。

晚唐五代辽宋金又是一个长期动乱分裂的时期，但也是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的时代。这个阶段出现的新城市的特点，因为调查工作少，现仅能举出几项容易识别的事例可供参考。一、由于频繁的战争，一种新的、带有防御意义的城市街道布局——丁字街流行开来，北宋初在旧太原城东北三交寨新建的并州城就布置了丁字街^[17]，略晚兴建的平遥城也采用南北大街不贯通的布局（图五）^[18]，从元奉元城图看，南北门不对开^[19]，此制最晚也当是沿袭宋金。二、城防的设备加强了，从苏州平江图和桂林修建城池图这两幅南宋石刻上可以看到，起券的城门和城门外的瓮城、羊马城、马面等建置^[20]逐渐出现和增多。三、重要衙署、寺观的主要建筑流行了工字和王字平面，如《景定建康志》卷五所录《制司四幕官丁图》中正厅与后堂之间有穿堂相连的工字平面和《府廨之图》所绘前中后三堂以穿堂相连的王字平面；类似的建筑也见于山西繁峙岩山寺金大定间壁画^[21]。四、一些坛庙在城内有了固定的方位，山西平遥和解县的文庙都是大定年间建于城的东南隅^[22]，前者大定三年（1163年）修建的大成殿还保存完好；山西蒲州城北垣上建有玄武殿，有碑记重修于正大六年（1229年）^[23]，雁北一带有好几个县的北垣上原有明代兴建的北极阁，当是渊源于宋金。

大批被后来沿用的唐宋城市，在沿用期间的发展变化又如何？有没有什么规律可循？我们认为也有一些，但情况不一，大约有缩小、扩展和改造三种情况。

缩小，主要由于城市因为战乱被破坏废弃之后，压缩到保存尚好的范围，另建较小的新城。最明显的例子是唐末迁都洛阳后，在长安就皇城位置另建的新城。宋金京兆府、元奉元路沿用了它。还有后周、北宋恢复的扬州城，只保存了唐城的东南隅^[24]。

扩展，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人口流向城市。这种情况，唐宋以来南方最为突出。扩大的范围以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交通路线而有区别。长江中游的湖南长沙城西傍湘江，所以只能向北、东、南三方发展^[25]。江西的赣州城原选址在章水西岸和贡水东岸，即章贡两水合流处，所以它的发展只有向南一途^[26]。新扩展和沿用的部分，在里巷布局上，突破了坊里大小十字式街道的拘束，流行便利交通运输的长巷。这一点，越是经济发展的城市，反映越突出，如晚唐以来兴盛起来的汴州和金时对沿用唐幽州城的辽南京的扩展^[27]；宋代繁华的苏杭更是佳例。因经济发展扩展的城市，在北方较少，但北方也有少数因为军事需要扩展的，如8世纪兴建的雄武城，即唐末的武州城，它的遗迹在今河北宣化城内东南隅周约4.5公里的方形地段，此后金、明两代为了北防，向北、向西扩展了唐代的武州城。武州城原来布局的大十字街，还继续被使用到现代^[28]。

缩小、扩展城市的范围，对旧城址改变都不太大。缩小了，旧街道还在，放弃的部分大多变为耕田，遗迹埋在地下，如隋唐长安外城。扩展一般不会大变动原来的街道布局。但另有一种旧城缩小被放弃在城外的部分，经过一段较长时期后，又扩展到城内的情况。这种再纳入城内的区域，有的因放弃时间较长，旧迹早已沦没，或被有意破坏：如明初西安府城北扩元奉元城，即把唐末放弃的宫城中部以南部分又扩入城内时，不可能恢复已被破坏的唐宫布局而另行区划街巷（亦见图一）；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北京增筑外城，包括了金中都东半的大部分，其中金宫城中部以东和中都的东北隅，也都只能沿用金亡后，由集居在中都废墟的民众逐渐形成的不少不甚规整的新街巷^[29]。对城市原来规划变动或破坏最大的是改造旧城市某些面积较大的地区。历史上这种改造涉及城市较多的，是在明清两代。大规模的改造，明清各出现一次。

一次是明初分封王子。在封地的城市营建王城。这种王城有不少建在城市中心区域，如成都蜀王城^[30]，长沙潭王城^[31]，北方知青州的齐王城和后来的衡王城^[32]。兴建这类王城都是把原来布置在城市中部的衙署、市场和一部分民居拆了，大小街巷也改了；迁到城内别处的地方衙署，又要重新布置街道和附属机构。因此，这个城市布局，就有了较大的变化。王城也有建在城内一隅的，如大同代王城和西安秦王城，都是建在该城的东北隅。这些王城都是按一定的格式起盖的，如明初兴建的亲王城，都是内建周近2公里的宫城，宫城外再起王城，王城内东南隅建宗庙，西南隅建社稷、山川坛，王城前还要很大面积布置王国衙署和营卫。这一大片地区和它连接的街巷都要改变原貌。

另一次是清代在各重要城市建满州城，驻防八旗军眷。满州城有的建在城外，如青州满城建在城北，银川满城建在城西。这一类与原城市关系不大，但建在城内的也要大拆大改，如成都满城建在城内西侧；西安满城是扩充了明秦王城，八旗校场就建在秦王宫城的位置上，满城的东、北两面即利用西安城垣东面北段和北面东段，西南两面增建在今北大街东侧和东大街南侧，这样西安东门就变成满城的专用东门了^[33]。此外，清代改建明沈州城系一特殊之例，即清初建都沈阳，改建明沈州城内十字街为井字街。

明清改建旧城市，较大规模地改变了原来相沿已久的布局和街道，这是考虑在现在城市范围内复原古城址必须注意的事项：既要注意明清遗迹下面的遗迹，也要注意明清迄现代沿续的街巷如何和以前原有的街巷相互衔接等问题。

在现代城市中研讨古代城市遗迹，是城市遗迹考古中一个重要内容，因为这类遗迹大面积揭露的条件很难具备；而它又是城市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部分，同时在城市建设问题上，需要这方面的成果，作为妥善保护老城区的重要参考资料。因此，希望各级领导积极支持、督导考古工作者要更多更快地进行这项工作，如再迟缓，现代的城市正在快速建设时期，很可能有些今天尚存的古代重要文化遗产就被铲平毁废了。

注释

[1]1957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德州、雒忠如等同志“对（唐）长安城（外罗城）的范围和各城门的位置等做过详细勘查和探测，收获很大”（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11期），随即撰写了《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讨资料》，发表于陕西《人文杂志》1958年1期。《考古学报》稍作修改后，改题《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转载于1958年3期。转载时附记云：“该文中钻探方法一段，另在《考古通讯》刊出（按刊于《考古通讯》1958年9期，标题作《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的钻探方法》）。”附记又记：“为了充实这一资料的参考作用，我们将……宋吕大防刻唐长安图拓片摹绘附于文末。”本文所附图一的底图和图三即采自《考古学报》。

[2]《明太祖实录》：“（洪武六年秋七月丙寅）长兴侯耿炳文、陕西行省参政杨思义、都指挥使濮英言，陕西城池已役军士开拓东大城五百三十二丈，南接旧城四百三十六丈，今欲再拓北大城一千一百五十七丈七尺，而军力不足；西安之民耕种已毕；乞令助筑为便。中书省以闻。上命俟来年农隙典（兴）筑。仍命中书省考形势规制为图以示之，使按图增筑，无令过制以劳人力。”“开拓东大城”即向东移元奉元城的东垣，此东移的东大城，其垣南端西接奉元城的南垣东端，其垣北端则与“再拓北大城”的北垣东端相接。“再拓北大城”即向北移奉元城的北垣。此北移的北垣，其西端则直抵奉元城西垣向北延长的部位，亦即唐宫城的西垣。

[3]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上记奉元路城即唐末韩建所筑之新城：“新城，唐天祐元年（904年）匡国节度使韩建筑。时朱全忠迁昭宗于洛，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庐舍，长安遂墟。建遂去宫城，又去外郭城，重修子城即皇城也，南闭朱雀门，又闭延喜、安福门，北开元（玄）武门，是为新城即今奉元路府治也。”（李书卷下录《泾渠图说》，其前有至正二年，即公元1342年必申达序。）

[4]参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所记1960～1962年勘查工作和牛象坤《唐皇城遗址探察记》所记1983～1984年西安环城建设委员会对长安皇城遗址的钻探工作。后者不易检寻，且记述较详，因转录其要点如下：“维修西安南城墙时……在开通巷南口向东二十米的城墙洞穴里，发现不同的城墙夯土接茬……此一接茬处为隋大兴—唐长安皇城东南角……（由此）向北调查，沿菊花园民革工地、原陕西日报东院、碑林浴池东侧工地、省科委大楼工地、新城东墙、省政府职工宿舍院一线钻探，在五处发现有唐代城墙夯土墙基和残墙的遗存……可以确认，唐皇城东墙的走向即在这一线。”“对皇城东墙的具体走向确定之后，又由东向西，对宫城南墙进行调查……从省政府职工宿舍院向西，沿省政府农办院、十九粮店以南居住区、莲湖公园承天门遗址、西五台南菜园，到香米园西口正对的城墙这一线，进行钻探，都发现了隋唐城墙墙基、残墙的遗存，为宫城南墙的走向和皇城北面准确位置的确定，提供了实物证据。”上引牛文原载1984年7月1、2日《西安晚报》，后辑入西安环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西安环城建设资料汇编》第一辑（1984年）。

[5]据《长安志图·奉元城图》标出的地名考查与今地名的关系，清嘉庆间（1796～1820年）董祐诚等纂修《咸宁县志》时，即已指出。该书卷四《元奉元城图》所附《图说》云：“古坊巷至今犹可考者，赖有此图。图内旧景风街即今东门大街，旧安上街即今南门大街，旧含光街即今长安含光坊，通政坊、广济街、马巷、府学、开元寺皆迄今不改。敬时楼即今鼓楼，钟楼即今迎祥观，奉元路门即今西安府治，约略计之，尚可得其仿佛。”

[6]此图系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吕大防石刻长安图残石拓本摹绘。清乾隆间（1736～1796年）毕沅校刻《长安志》时，据《长安志图》卷上所附吕图《图说》（即所谓吕大防《题记》）“予因考证长安故图爱其制度之密”一语附注云：“观吕氏此言，是图之作其来尚矣。”（见《长安志图》卷上）知吕图沿自其前之“长安故图”，并非创始之作。

[7]见《长安志》卷七“承天门街之东面第四横街之北尚书省”条。

[8]本文所用西安近现代地名，系据（一）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西安城关图》，采自陕西省博物馆编《西安历史述略》（1959年）；（二）《清代西安府图》，采自武伯纶《西安历史述略》（1979年）；（三）《西安商务旅游交通详图》（2000年）。

[9]《长安志图》卷上录壬子年（元至大五年，1312年）府学教授邳邦用《长安图跋》云：“此图旧有碑刻在京兆府公署，兵后失之。”知此石刻佚于金元兵燹。20世纪初，渐出残石，叶昌炽《语石》卷五“地图”条：“宋吕大防《长安志图》已佚，近新出残石数十片，余尝从西估得拓本，离合钩贯不能得其斗笋之处。”同书卷十“残石位置”条又云：“余曾得吕大防《长安志图》残石，石苍舒书，仅存七片，首尾残缺，潜心钩贯，迄未得其原次。”可见石刻已极残破。残石出土后，下落不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北平研究院何士骥于西安南门内小湘子庙街道旁污泥中，发现长宽皆不及30厘米，内有“太极宫”“尚书省”“大理寺”“〔辅兴〕坊”等榜题的地图残石一块（何氏名之为《唐太极宫及府寺坊市图》残石）。同年冬，北京邵章得厂市帖估送来若干份吕图残石拓本二十余纸，经邵氏殚心缀接成幅，始知何氏所获即其中之一石。盖帖估送邵的拓本，系残石早年出土而施之毡拓者，施拓时间疑与前引叶氏所得“近新出残石数十片”的拓本略同。邵氏缀接本多有流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日人前田直典所藏［前田拓本即《东京城》（1939年）中所据以付印者］皆出自邵氏。邵氏精装欣赏裱轴本后归北京大学图书馆。又北大另藏丛拓一束，与邵氏轴本合校，可补考古所、前田两拓处甚多，如大明宫部分之“东内苑”“皇帝殿”“九仙门”，城外之“清明渠”“东交河”“龙骡谷”，最重要的是吕大防《图说》的位置，在“汉都城”的上方，即长安图石刻的左上隅。图与《图说》共一石，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著录“《长安图记》一卷，丞相汲公吕大防知永兴军，以为正长安故图，著其说于上。今信安郡有此图，而别录其说为一编”，所记著其说于图上相符。何氏发现的残石，与当时该氏在陕西省民政厅内发掘之兴庆宫残石皆存陕西考古会（参看何士骥《唐大明、兴庆及太极宫图残石发掘报告》，刊《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五卷4期，1934年），后俱入藏陕西省博物馆碑林。

[10]参看马得志《唐代长安与洛阳》，刊《考古》1982年6期。

[11]参看拙撰《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刊《考古》1978年6期；《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刊《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1990年）。

[12]《正德大同府志》卷二《城池》：“大同府城，洪武五年（1372年）大将军徐达因旧土城南之半增筑，周围十三里，高四丈二尺，壕深四丈五尺，以砖外包。门四……”

[13]参看拙撰《恒安镇与恒安石窟——隋唐时期的大同和云冈》，原刊《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二（1994年），后收入《中国石窟寺研究》（1996年）。

[14]参看注〔10〕、〔11〕。

[15]参看注〔11〕所录《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大同此类较小单元的面积在3600平方米左右。

[16]参看注〔15〕。

[1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三：“（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二月……复徙并州于三交寨，即以潘美为并州都部署。此据《潘美行状》七年二月事也。三交寨即阳曲县。”三交寨即明清太原城的前身。明洪武九年（1376年）扩旧城东、南、北三面，故明清太原城内旱水两西门间尚有东西、南北不相直的丁字街道的遗迹。参看杨纯渊《山西历史经济地理述要》地图3-18（1993年）。

[18]《康熙平遥县志》卷二《建置、城池》记：“旧城狭小，东西二面俱低……明洪武三年（1370年）重筑。周围十二里八分四厘，崇三丈二尺，濠深广各一丈……”未记创建年代，但明初重筑重点似在东西二面的加高，且现城内东南隅的文庙尚存规模宏阔的金建大成殿，因可推测县志所记相沿的旧城，至迟亦应是宋金遗制。

[19]元奉元城南北门不相直，《嘉庆咸宁县志》已注意及之。该志卷四《宋京兆府城图图说》：“（新城）北开元（玄）武门，盖因对元（玄）武门而言，犹景风门之非即唐景风门也。元（玄）武门偏面西，不与安上门对，与李氏元奉元城图正同，此与今城异者……”同书卷《元奉元城图图说》又云：“南北二门不相直，则北门之改在元以后矣。”

[20]参看傅熹年《静江府修筑城池图简析》，收入《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21]参看傅熹年《山西省繁峙县岩山寺南殿金代壁画中所绘建筑的初步分析》，原刊《建筑历史研究》第一辑（1982年），后辑入《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

[22]《乾隆解州全志》卷四“学校”：“儒学在州治东礼贤坊东南，金大定十八年（1178年）知州李愈修。”

[23]《大金河中府重修玄武殿记》，李献能撰，20世纪50年代已断为二，尚存蒲州城北垣上玄武庙废墟中。

[24]参看注〔15〕，纪仲庆《扬州古城址变迁初探》之“后周和北宋的扬州城”一节，刊《文物》1979年9期。

[25]参看黄纲正等《湘城沧桑之变》卷首所录《长沙古代城域变化示意图》和第五章《宋元明时期：古城格局的确定与城市的发展》，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

[26]参看李梅根、刘芳义《赣州古城调查简报》，刊《文物》1993年3期。

[27]参看于杰、于光度《金中都》卷前的《金中都城图》和第二章《金中都城》，北京出版社，1989年。

[28]参看拙撰《宣化考古三题》图三和“宣化城沿革”节，刊《文物》1998年1期。

[29]参看注〔27〕。

[30]参看注〔15〕。

[31]参看注〔25〕。

[32]参看拙撰《青州城与龙兴寺》中的《青州城考略》图四和“明代青州城内布局的改变”节，刊《文物》1999年8期。

[33]参看武伯纶《西安历史述略》第七章《唐以后的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

本文原刊《文物》2001年1期，第56～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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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机遇与挑战”大会上的发言稿，此次发表论点和章节都没有变动，但为了便于检阅，增加了部分说明性的文字和附图以及全部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