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秦本纪》、秦史与秦文化
《史记》是中国史学第一书，太史公是中国史学第一人。太史公的伟大，看《史记》的体例就能感受得到。《史记》有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对这个体例，李零先生总结得很好：本纪相当于一棵大树的主干，世家相当于分枝，列传相当于枝叶。(1)
《史记》中有《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三代基本是一姓一朝一个本纪，夏是姒姓，商是子姓，周是姬姓。唯独秦有两个本纪，翻过《史记》的人都知道，一个是《秦本纪》，一个是《秦始皇本纪》。问题马上就来了，司马迁创造了一姓一本纪的编写体例，为什么又要违背这个体例？都是秦的历史，它在统一中国之前和之后是连续的政治体，为什么要分设两个本纪呢？这是当代学者也在思考的问题。(2)一般的理解认为，司马迁有他专门的用意，秦对司马迁的意义和夏商周不一样，而且超过了夏商周。秦对汉代的人来说就是近现代史，夏商周却是古代史；这对司马迁来说能不重要吗？秦的历史关乎汉王朝为什么能成立及汉王朝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所以，他对秦要做综合、全面的回顾和理解。
司马迁的理解分为两方面：秦统一前的发展是铺垫，就是《秦本纪》，写秦由弱到强、从小到大的渐变过程，大约五百到六百年的发展。始皇上台之后，历史发生了一个巨变，《秦始皇本纪》将之描写得非常细致，它分为三个小阶段：秦攻拔六国，秦统一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秦二世而亡。《史记》很关注巨变中的细节。同时要原始察终，揭示秦王朝兴亡的原因，为汉王朝合法性寻找理由。当然，《史记》不只要寻找社会发展的规律，它还是一部生命史，是众多的生命汇聚成的历史长河。总之，司马迁对秦的历史比较看重，所以分设了两个本纪。
如果对中国秦汉时期的历史或考古感兴趣，最基本的阅读文献就是“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而读《史记》一定要读“三家注”，即南朝宋裴骃的《集解》、唐司马贞的《索隐》、唐张守节的《正义》。三家注原本各自单行，宋时出现将二家或三家注解并入正文的刻本，其中，三家注最早的合刻本是南宋时的黄善夫刻本。后来在黄本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一些新版本，其中，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刻张文虎校本为官版善本精品。1959年，顾颉刚先生等著名学者以金陵局本作为底本，对《史记》进行分段标点，并以方圆括弧来表明字句的删补，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中华书局《史记》点校本。
后世研究《史记》比较有名的著述，有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等，以及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的相关部分。近代考古学兴起以后，有学者开始用地下的材料来考证纸上的文献，最有名的当推王国维，用殷墟甲骨文证实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并提出了“二重证据法”，被视为新史学的开端。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有一位前辈陈直先生，他对瓦当陶文的研究特别精深，写有《史记新证》和《汉书新证》，用金石汉简、铜陶器铭来印证《史》《汉》，创获颇多。
除了三家注外，《史记》还应该有第四家注，即考古学家的注，用考古学新的发现、收获和认识，来对《史记》的记载进行修正、完善和补充。
这话考古人可能不爱听：“我们考古怎么成了补经证史的？”如果从1870年舍利曼发掘特洛伊古城算起，世界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有近150年的时间。而自1926年李济先生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至今，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接近100年。今天的学科发展可以说日新月异，呈现出国际化、科技化、公众化的特点，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在大学的专业教育机构里，考古从最开始的专业发展为系，再升格为学院；考古学也已成为国家一级学科。考古界自信满满，认为现在还用考古材料给《史记》作注，是否开历史倒车，降低学科地位，使考古学沦为历史文献的附庸？
事实并非如此。近百年的考古发现可以说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宽”了太史公的史学体系，但并没有将之“撑破”，更谈不上“推翻”。比如说，被誉为中国历史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夏王朝真实性问题，在国内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由殷墟卜辞可证《殷本纪》中殷先公先王的记载是可信的，进而可知与之同时的夏王朝也很可能存在，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应该就是夏文化。尽管国外有少数学者持保留意见，甚至不认同这个观点，但他们也举不出反证来证明夏王朝是子虚乌有。考古发掘出来的大多是“哑巴”材料，这些材料的内涵和意义有待解释、阐述。但是在文献记载可信的历史时期，比如周代，对考古材料的解释首先要放在相关历史背景中进行，文献记载是解释考古材料的重要线索，在“解释权”上具有优先性。
与两千多年的中国史学传统比较，考古学还是蹒跚学步的孩子。谦逊一点才能进步，人是这样，学科也是如此。假如没有《史记》《汉书》，我们的秦汉考古会是什么样子？不敢想象——不知会冒出多少奇谈怪论，会闹出多少笑话。举一个现成的例子：贵霜帝国和汉帝国同时并立，也是世界古代四大帝国之一，但它没有自己的系统史书，研究靠碑铭和钱币，连基本的编年序列如哪个王在前、哪个王在后都说不清，更别说其他了。
所以，这本小书是以《秦本纪》为主线，穿插相关的考古资料，以期达到考古与文献相互印证、相互启发的效果。在对正文文本简单考证后，我会提出一些学术问题，然后援引相关的考古发现，乃至笔者自身的经历和体验来解答。全书共有八讲，涉及二十个学术问题。
秦历史发展的概况，最重要的参考书是林剑鸣先生的《秦史稿》，在此推荐给读者。该书成书比较早，1981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3)，但到现在学术地位依然很高。林先生曾长期任教于西北大学，后来调往北京，1997年去世，终年63岁，很可惜。在秦史研究方面至今还是无出其右者。林剑鸣先生是陈直先生的大弟子，2016年西北大学专门开过一个会议纪念他，大家最后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秦史稿》之后再也没有出来一本能与之媲美的系统的秦史著作，希望将来有人能有志于这个事业。《秦史稿》出版到现在将近30年了，新材料出了很多，但还没有一本系统性的著作，来专门讲秦的历史。
我将秦史分为三期：早期、中期、晚期。
早期：西周—春秋早期，约三百年。年代下限是公元前677年秦德公居雍，这是个标志性事件。
中期：春秋中期—战国早期，共327年。从公元前677年秦德公居雍至公元前350年秦孝公迁都咸阳。都城在雍城，今陕西凤翔。
晚期：战国中期—秦统一后，共143年，从公元前350年秦孝公迁都咸阳至秦亡。
这个分期是我自己提出来的，与林剑鸣的认识角度不太一样。林先生是把秦建国之前作为周人附庸的时期划为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是春秋时期，与我们现在习惯的中国历史分期相吻合，其中又以穆公为界分为前后段；第三个时期是战国时期，其中又以孝公为界分为前后段；第四个时期是秦代。我的分期更多考虑到了秦都城的迁徙特点：中期基本是雍城时期，晚期相当于咸阳时期。而且这个分期充分考虑了秦物质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和面貌上的变化：早期阶段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进入中期之后文化面貌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到了晚期，尤其迁都咸阳之后，秦施行变法，文化面貌又发生巨变。
在以前的研究中我就谈过，秦文化在战国中期发生了跳跃式的巨变，此前此后像两个文化，脱胎换骨。除了葬俗没变，使用的器物包括青铜器在内全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4)巨变的原因在于：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这个阶段秦国落伍了，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秦孝公即位之后颁发求贤令，所谓“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他有耻辱感。秦国“僻在雍州，夷狄遇之”，东方诸侯把它当成夷狄来看待。因此，秦孝公有焦灼的赶超心理，他要变法，要图强，要大幅度地吸收东方列国的先进文化。所以战国中期之后，秦文化有大量东方的色彩，青铜器和三晋的铜器看起来很相像，但和之前秦的铜器在发展脉络上不衔接。
这种文化跳跃式发展的现象，我称之为文化发展的断裂。它发生在商鞅变法之后，在东周列国中是独一无二的。东方其他列国的文化是连续性的发展，从器物群的演变来看，旧器物的消失和新器物的产生是此消彼长的，是渐变式的；秦文化却发生突变或巨变。
我对秦史的分期，更多照顾到考古学文化发展和物质文化面貌的情况，中期和晚期的分界我断在秦孝公迁都咸阳、商鞅变法。把春秋早期归入到早期阶段，是因为当时虽然秦已经建国，成为一方诸侯了，但其物质文化面貌和西周还很接近，和春秋中期却隔得比较远，所以在这个地方将之断开。
上面讲的是秦的时间发展，现在讲秦的空间发展。
学界常说秦有九个都城，八次迁徙（图1）。从西往东迁徙，秦人的力量逐渐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终发展壮大。现分述之。
图1 秦的“九都八迁”（据田亚岐，2015年）
秦的第一处都邑是西犬丘，其年代至少从西周中期周孝王的时候就开始了，到秦襄公立国的时候还继续作为秦的都城。它作为中心都邑存在的时间大概有200—300年。可以把“西犬丘”这个词分解一下，每个字都值得琢磨：“西”指西方，但在先秦、秦汉时有专门的含义，就是指西县。秦汉已经实行郡县制，西县在今天甘肃的礼县。秦国早期的好几处都邑，名字前面都带了个“西”字，比如西犬丘、西垂、西新邑、西陵、西陂，因为都在秦汉西县的范围之内。2004年，我们全面调查了礼县、西和县所在的西汉水上游(5)，目的之一就是寻找西犬丘。
有西犬丘的话，是不是还有相对应的“东犬丘”？的确，在甘肃以东的陕西、山东还有犬丘，而且不止一处。陕西关中就有一处地名叫犬丘，在今天的兴平市，周名犬丘，秦名废丘，汉名槐里。我们曾经调查过这个古代县城遗址，即阜寨乡南佐遗址，规模很大，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秦砖汉瓦随处可见，俯拾皆是，遗址的年代属于战国中晚期到秦汉时期。更东面的山东也有地名叫犬丘。因此，秦的都邑名叫西犬丘，就使学者们产生联想：秦是不是在东边的犬丘也居住过，后来西迁把地名也带过去了？这个观点目前还缺乏证据，仅仅因为地名相同是不足为据的。
第二处都邑是秦邑。秦人、秦王朝、秦帝国之所以叫秦，最初来源于“秦”这个地名。秦祖非子，为周孝王养马，“马大繁息”，周王很高兴，就把他封到了秦这个地方。后来非子的后人逐渐发展壮大，包括秦始皇都是他的直系后代。秦汉时期有县、乡、亭、里的地方基层行政机构，在“秦”设有邮亭，又叫“秦亭”。2005年、2008年我们两次调查天水地区渭河北岸的牛头河流域(6)，目的之一就是寻找非子的封邑——秦邑。
西周时期氏族的命名方式之一，就是以居住地的地名作为族名，地名和族名是一致的。由于被封在秦这个地方，这支人就叫“秦人”，哪怕这个人群组织后来发展成为王国、帝国，名号也不改变，这就是秦人称号的来源。甲骨文、西周金文也有“秦”字，像一个人拿着杵在臼里舂米，是一个象形字。
第三处都邑被认为是“汧”。今天关中西部宝鸡地区有一条汧河，还有一个汧阳县。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记载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即把都城迁到了“汧”这个地方。但《秦本纪》里没有这条记载，所以，很多学者不承认“汧”曾经是秦的都城，但也有学者认为汧就在今天陕西的陇县。陇县当地政府出于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的需要，很关心也很认可皇甫谧的记载，甚至开发出相关的文化主题公园，比如陇县的“秦源文化园”。
上世纪80年代在陇县县城东南4公里、汧河西南岸的边家庄发现一处秦国墓地，发掘出春秋早期的铜五鼎墓(7)，表明那里有高级别的贵族聚落。在墓地东南3里有一座磨儿塬古城，曾被认为是秦襄公所徙的“汧”(8)。但我们调查发现该城城内大范围分布着汉代文化层，城墙夯土内夹杂汉瓦，是一处汉代城址。因此，襄公徙汧的说法在考古上尚未得到证实。
第四处都邑是“汧渭之会”。顾名思义，就是汧河与渭河的交汇之处。《秦本纪》说秦文公四年（公元前762年）在汧渭之会营建新的都邑，也是秦人进入关中后的第一处都邑。南北向的六盘山—陇山是渭河北岸东、西支流的分水岭，西边支流有牛头河，东边支流有金陵河、汧河、泾河。渭河穿越陇山的峡谷险峻狭窄，不宜人马通行，在古代，翻越陇山需循其两侧的支流河谷通道。上述非子的封地“秦邑”位于今甘肃清水县，就在陇山西侧的河谷通道上。由此向东翻过陇山就到达汧河、泾河上游，沿着汧河顺流而下，就到了汧渭之会。
汧河与渭河交汇处有东夹角和西夹角。西夹角有贾村塬，地形高陡；东夹角有三畤塬，地形低平。2008—2009年，我们全面调查汧河下游地区(9)，目的之一就是寻找秦文公所居“汧渭之会”。
第五处都邑是秦宪公、秦武公所居的平阳。秦宪（宁）公二年（公元前714年）“徙居平阳”。今陕西宝鸡还有阳平镇，平阳就在阳平，西距汧渭之会不远。平阳作为秦都只有37年的时间。上世纪70年代在宝鸡太公庙村发现秦武公钟镈的窖藏(10)，为寻找平阳提供了重要线索。
以上五处都邑均处在秦史的早期阶段，可称之为秦的早期都邑。这其中可能还遗漏了一处重要都邑——“西新邑”。《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秦记》中说秦宪公“居西新邑”。有学者认为这个“西新邑”就是平阳，但我认为它在秦汉西县的范围内，在甘肃而非陕西。(11)
第六处都邑是雍城，遗址在今陕西凤翔县城南。从秦德公居雍到秦孝公迁都咸阳凡327年，雍城是秦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都城，前后经历了18位秦公的统治。正是在雍城时期，秦国发展成为可与晋、楚比肩的大国。多年的考古工作已经揭示出了雍城的基本面貌：城址位于纸坊河与雍水河之间，面积约10平方公里，城内多处地点发现有朝寝、宫室、宗庙建筑和作坊遗址，在城南分布着秦公陵园。
第七处都邑被认为是泾阳。《秦记》说秦灵公“居泾阳”，但《秦本纪》中并无这条记载。王国维在《秦都邑考》中认为，秦灵公时向东北扩张领土，与三晋争霸，因此徙居泾阳；这个泾阳不是汉安定郡的泾阳（在甘肃泾河上游），而在高陵以西的泾河下游(12)，也就是今陕西泾阳县境内。由于灵公及其子孙都葬在雍城，所以王国维认为灵公虽然徙居泾阳，但并未定都，而是作为经营东北的据点。但其位置在哪儿，到现在还一点线索都没有。2009年我们曾调查泾阳县中张镇的王浩遗址，在泾河北、王浩村南，面积约24万平方米，堆积丰富，采集到秦的云纹瓦当。该遗址是否与秦灵公所居泾阳有关，还需要确认。
第八处都邑是栎阳。《秦本纪》说秦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城栎阳”，遗址在今陕西西安阎良区的武屯镇。上世纪80年代，在那里勘探出一个面积约400万平方米的长方形城址，有城墙、门址、干道、建筑基址等。(13)2013年以来重新启动了栎阳城的考古工作，结果发现80年代勘查的城址其实包括两座古城（一号和二号），在它西面1500米处又发现一座古城，编为三号。三号古城出土葵纹、动物纹瓦当，以及带“栎阳”字样的瓦片，年代属战国中晚期，应即秦献公所建的栎阳城。(14)
事实上，秦最后一次迁都是从雍城迁到咸阳，《史记·商君列传》说“秦自雍迁都之（咸阳）”，秦孝公将都城从雍城直接迁到咸阳。栎阳相当于一个前敌指挥中心，并不是经常居住的都城。秦献公当时想收复河西之地，即黄河以西、陕西的北洛水这一块，包括陕西的韩城、澄城、大荔，春秋早期到战国中期这里一度被魏国所占据。魏国当时出了一个军事家吴起，镇守魏国的西河郡，彼时秦国如骨鲠在喉，如芒刺在背，因为整个关中东部都被魏国占据，国家毫无安全可言，魏军可沿渭水兵临城下。秦献公于是把作战指挥中心东移，但他终其一生也没能把河西地夺回来。秦真正、彻底夺回河西地是在秦惠文王时期，那时的国力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第九处都邑是咸阳。从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秦灭亡，咸阳作为秦都达143年之久。遗址在今咸阳市东的窑店镇一带，汉代称之“渭城”。秦都咸阳有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秦惠文王时的咸阳还局限在渭河以北，昭王以后都城扩展到渭河南岸。在都城西郊的咸阳塬上和东南方向的骊山西麓，都发现了战国秦王的陵区。骊山北麓则有秦始皇陵。
秦的世系比较长，其中早期世系如下：
传说中秦人的始祖是颛顼，颛顼是黄帝的孙子，五帝之一，在《史记·五帝本纪》里有载。黄帝是华夏始祖，葬于桥山，在陕西黄陵县。《汉书·郊祀志》说黄帝在荆山下铸鼎，鼎成之日，有龙下迎，黄帝乘龙，群臣后宫共骑者七十余人，一起升天。颛顼的都城传说在帝丘，“丘”是东方的地名，东方地形多为丘堆，一个个圆丘形，或者说鼓起的土包包。帝丘在河南濮阳，颛顼一族是东方的族系。西北地形多为“原”。陕西、甘肃是黄土高原地形，从下面看很高，但顶部很平坦。现在水土流失比较厉害，沟沟岔岔，沟壑纵横。
女脩是颛顼的孙女。大费（伯翳）辅佐大禹治水，大禹一度想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伯翳，说伯翳很有功劳，但伯翳推给了启。大费的大儿子大廉又名鸟俗氏，二儿子若木又称费氏——大费后裔的名字里很多都带费字。后来又有孟戏、中衍、中潏、蜚廉、恶来、女防、旁皋、太几、大骆、成、非子。成是大骆的长子；非子不是嫡子，是庶子，被封在秦。非子的儿子是秦侯，再下来是公伯、秦仲、庄公。庄公的大儿子是世父，次子是襄公。襄公时秦开始成为诸侯，然后是文公、静公、宪公。
秦早期的世系有两个特点：第一，中潏之前的世系有很大缺环。大费与夏禹同时，相当于夏代的早期；费昌为商汤驾车，相当于商代的早期。前后整整隔了一个夏代。夏代按文献说法有400多年，从大费、费氏到费昌之间肯定有缺环，这已经不可考了。孟戏、中衍与殷太戊同时，相当于商代早期；中潏、蜚廉为殷纣王臣下，纣王已到商代末年，是商代最后一个王。商代有400多年，从孟戏、中衍到中潏、蜚廉肯定隔着代，而且不止一代。总之，中潏之前的秦世系是有严重缺环的，中潏之后一代代却很完整，没有失载的现象。中潏的儿子是蜚廉，蜚廉的长子是恶来，次子是季胜，由此分为两支：恶来这一支是秦人，季胜、孟增、衡父、造父这一支就是赵人的祖先，赵即韩赵魏、三家分晋的“赵”。赵人的祖先和秦人的祖先往前追溯，是同一个祖先，秦赵共祖。在探讨秦人来源的时候不能把赵人撇开，他们是一家人，这尤其值得关注。
第二，从秦侯开始有明确的纪年。非子在位多长时间不可知，《史记·秦本纪》《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等没有提到，《史记·三代世表》也没有讲到。但《秦本纪》记载秦侯在位时间10年，公伯在位3年，秦仲在位23年，庄公在位44年，襄公在位12年。纪年可以一年年从后往前推，相当清楚。庄公、襄公的纪年，每一年都可以和周王的纪年相对应。比如秦襄公元年相当于周幽王五年，即公元前775年；往前推的话，秦侯即位于公元前857年。关于秦人早期的世系，这两个特点是需要知道的。
(1) 李零：《考古发现与神话传说》，原载《学人》1995年第5辑，现据作者文集《李零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8页。
(2) 张强：《论司马迁分列〈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的思想》，《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3) 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4) 梁云：《从秦文化的转型看考古学文化的突变现象》，《华夏考古》2007年第3期。
(5)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
(6)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牛头河流域考古调查》，《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3期。
(7) 尹盛平、张天恩：《陕西陇县边家庄一号春秋秦墓》，《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工作站、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陇县边家庄五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1期。
(8) 张天恩：《边家庄墓地与汧邑地望》，《文博》1990年第5期。
(9) 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09年千河下游东周、秦汉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3期。
(10) 卢连成、杨满仓：《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发现秦公钟、秦公
》，《文物》1978年第11期。
(11) 梁云：《西新邑考》，《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6期。
(12) 王国维：《秦都邑考》，《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
(14) 刘瑞、李毓芳、王自力、宁琰、柴怡：《西安秦汉栎阳城考古新进展确定战国栎阳城位置并发现汉唐白渠》，中国文物信息网，2015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