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吴越文化说到江南文化

学术界对于近代以前上海所处地域文化，有两种称呼，一称吴越文化⁽¹⁾，一称江南文化。“吴越文化”这一名称出现以后，其含义就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吴越文化，与今人习用的江南文化基本同义，范围或更为广大；狭义的吴越文化，则主要在考古学界使用，其指称时间亦限在秦统一中国以前。综合考虑“吴越文化”名称之广狭不同应用范围，细察古代上海地区文化演变的轨迹，分析近代上海文化特点与古代上海地区文化的渊源，我以为，如果将近代以前江南地区文化分为吴越文化与江南文化两个阶段，更为确切，更易于揭示这一地区文化的历史特点。具体地说，以六朝为分界，六朝以前称吴越文化，以后称江南文化⁽²⁾。

细究江浙地区文化特点，会发现其许多方面是因六朝以后，特别是南宋以后，大量北人南迁而形成的。六朝以后，这一带文化发生明显转型，价值取向由尚武趋于尚文，民风由勇武刚烈变为温文儒雅，士大夫崇尚宽衣博带，大冠高履，体羸气弱，肤脆骨柔。到鸦片战争时期，湖南人魏源研究武备问题，说是江南民多柔弱，谁想在这里挑选精兵猛将，无异于求鱼于山、求鹿于原。所言或有些绝对与夸大，但明清时期江南民风远较北方或湖广一带文弱则是事实。

吴越文化古朴、野蛮而刚强，但也有文雅与柔顺的一面。七千年前河姆渡原始艺术中，陶器、象牙骨器上雕刻的物象线条，均以弧线、圆圈线和卷曲线为主，形成细腻、柔和、生动、传神的艺术风格，表现出温和、潇洒和内敛的性格。比河姆渡文化晚两千多年的良渚文化，审美情趣也以简洁明快为特色。至于商末周初吴地的青铜文化，无论是造型优美的鸳鸯形樽，还是标新立异的飞鸟盖双耳壶和稀疏简略的饕餮纹，“从铜质的熔炼到器物造型及花纹装饰等方面，均体现出生动活泼、富于革新的精神”⁽³⁾。从上古吴人处事方式、行为准则方面，也可以看出灵活、柔顺的一面。泰伯来吴以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就很灵活。他对于中原文化与所谓荆蛮文化之间巨大的差距，不是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不是采取激烈的对抗式处理方式，不是采取取而代之主义，而是尊重当地文化，努力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促进文化融合，入乡随俗，断发文身，从而开创出一片新的天地。不难想象，如果泰伯以强势文化高人一等的姿态，强令荆蛮民众改变习俗，那么江南文化的品质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气象。事实上，周秦时代中原人对江南土著多持鄙夷态度，这也是先秦时期关于江南历史文字记载很少的根本原因。

江南文化由南移的中原文化与本地的吴越文化融合演变而来，其刚烈一面一直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存在。这不光表现在蒙元军队南下，在江南遭到顽强抵抗，常州以2万义军抵抗20万元军的围攻，坚守半年，被誉为“纸城铁人”；也不光表现在清兵南下，江阴、嘉定、松江、浙东都爆发了气壮山河的抗清斗争，涌现了侯峒曾、黄淳耀、陈子龙、夏完淳、张煌言等一批抗清英雄。有学者认为，吴文化特点是刚柔相济：“自新石器时代起，吴文化的发展始终贯穿着刚柔相济这条主线，而以六朝为界，这条主线又可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特色的阶段。前一阶段是以刚为主，以柔为辅，外刚而内柔；后一阶段则表现为外柔而内刚，以柔的面貌展示自己，以刚的精神自律自强。”⁽⁴⁾这种看法比较圆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