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Ⅱ

感冒、艾滋病、肥胖、孤独、打哈欠、大笑、暴力行为、犯罪、骚乱、自杀、金融危机、谣言、童话、网络模因（online meme）、政治态度、政治参与、社会运动、“冰桶挑战”、计算机病毒（这个单子还可以继续列下去），它们有什么共同之处？

答案是它们都可以传播，或者更聚焦一些，用《传染》这本书使用的概念，它们都可以“传染”。

在普通人的字典里，传播是信息的传递或共享，上述大部分现象并不涉及信息的流动，为什么可以将其称为“传播”？其实回到“communication”一词的源头，最初它就包括观念的传递和物的交通两个含义。媒介不仅传送符号和思想，也传送物质与能量，因此无论是信息的传播，还是病毒的传播，都属于一个更大的传播范畴。

传染是传播中的特殊形态，它涉及包括非人在内的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影响。“influenza”（流感）这个词在意大利语中就是“影响”的意思，只不过当时的人们认为这是星象的影响。本书的目的是通过研究生活中各个领域的事件的传播，找出事件传播背后客观的驱动力和暴发模式背后的动因。作者亚当·库哈尔斯基是一位传染病和流行病研究专家，尤其精于使用数学模型研究传染病和社会行为的暴发与传播。他希望把传染病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推广到更为复杂的人类社会。

这样一种思路我们并不陌生，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到信息论、控制论，将自然科学中的概念或者数学模型应用于社会解释的做法层出不穷，甚至在有些专业领域已经成为不容怀疑的惯例与常识。但这种做法也常因为忽略社会与自然的差异，遭到人文社科学者的抵制。

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二分法是启蒙时代以后的产物。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认为，这是一次人为制造的大分裂。通过纯化，两个世界分别建立起自己的标准，修建壕沟与城墙，将彼此分隔开。但研究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学者发现，所谓科学独立于人类社会的看法，只是一种幻象，科学家对自然世界的看法同样受到了人类世界价值观与秩序的影响。维柯很早就发现了这一问题，人对世界的许多观念其实是人类身体的投射，这体现在我们的词语中，比如山有“顶”“腰”“脚”，壶有“嘴”，杯子有“口”，梳子有“齿”，果实有“肉”和“皮”，“腹”地，中“心”，等等。

莱考夫等现代认知语言学家也发现，语言中的基本范畴，如上下，就源自身体的感受，因为只有在地球上才有上下，在太空中不会有这种感觉。由于地球引力的作用，向上比向下更困难，所以“上”被赋予了积极的价值含义，比如“天天向上”“步步高升”。除此以外，里外、前后左右、运动的方向、分类的基本层次以及颜色等概念无不来自人身体感官在客观世界的投射。

除了这些基本范畴，人类还把社会的价值观、秩序观移植到对世界的认识上。比如涂尔干、莫斯舅甥对原始分类起源的研究就认为，将事物划分成不同种属的“分类”观念其实也是原始部落对世界秩序想象的产物：为了争夺利益，划分势力范围，他们建立起不同的动物图腾崇拜，彼此区分。这一观念逐渐深入到了日常生活中。

英国爱丁堡学派研究科学史的夏平与谢弗发现，波义耳和霍布斯虽然一个是物理学家，一个是政治学家，但他们都同时具有一套科学理论和一套政治理论。波义耳的科学研究中渗透着政治的价值观，而霍布斯的国家理论中也包含着对自然世界的理解。

换句话说，自然与社会的大分裂，以及后来两个世界的纯化也是一种社会建构。打破这种简单固化的分类，将自然与社会作为整体加以考察，是《传染》这本书的一大特色。不过打破壁垒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如何超越自然——社会二分法，以新的视角思考作为传播的“传染”，以及这种视角何以成为可能。

美国传播学者埃利休·卡茨曾基于影响者和被影响者是否知晓影响发生，将人际社会影响分为说服、操纵、模仿和传染四类。如果影响者和被影响者都不知道自己处在一种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中，甚至被影响者还会反过来影响影响者（比如体育比赛现场或者骚乱），那么这种影响就可以称为“传染”。显然，本书中的“传染”概念要比传播学所定义的“传染”更广，包括了上述这四种类型。这里的“传染”几乎等于传播。其中确实也讨论了诸如政治说服、传言（中文中无恶意的、不知源头的信息，相当于英语中的“rumor”）、谣言（中文中一般是指有恶意的信息，相当于英语中的“disinformation”）、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社交媒体上热门文章的扩散等传播现象。

随着技术的变化，传播或者“传染”概念也发生了变化。即使是无意的人际病毒传播，也由于加速社会的来临以及时间与空间的压缩而呈现出新的特征。另一方面，新闻和传言获取速度的加快也让防疫工作变得复杂起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全球暴发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这和交通工具发达以及社会流动性增加密不可分。充满矛盾的社会恐慌与积极行动相伴而生，这和社交媒体有必然的联系。这反过来让我们意识到只关注信息（尤其是大众传播信息）的传统“传播”概念曾经遮蔽了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熟悉的大众传播这种等级制的、依赖固定网络的传播，可能只是传播中的特例，而像病毒、传言、暴力、童话、计算机病毒这样的传播也许才是更典型的传播。它们沿着不断生成的、横向延伸的、由人和非人行动者共同构成的网络扩散或暴发。和流俗的看法相反，网络、关系、传染是传播的结果，而不是传播的前提。

条条大路通罗马。本书的作者库哈尔斯基从传染病学出发，重新“发明”了一次传播学，帮助我们在更一般的意义上重新理解何为传播。近年来像网络大数据、物流、金融、政务管理等领域经常发生类似重新发明传播学的现象。这从侧面说明一个超越信息、符号和物质的更一般的“传播”概念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

概念是容易把人引向别处的路标。前人的研究中，对于本书所讲的“传染”现象已有涉及，只不过用了不同的概念。比如创新扩散理论的提出者埃弗雷特·罗杰斯使用了“扩散”的概念来描述这一过程。他的书中把传染病视为一种“创新”。这本书也吸收了罗杰斯的创新扩散S曲线理论及扩散阶段理论。法国19世纪的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把这一社会过程称为“模仿”。卡茨曾戏称，如果塔尔德当时使用“传播”这个概念，那么传播学的发明权就会归塔尔德所有。畅销书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则用“流行”和“引爆点”（tipping point）来说明本书中的“传染”和暴发。当然，格拉德威尔那本《引爆点》基本上是将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中的概念改头换面、重新排列组合而成，原创性要弱很多。另一个描述群体传染的“名著”则是法国勒庞的《乌合之众》。在这本充满争议的书中，他用泰纳的历史学、催眠术、民族心理以及民科级别的心理学和生物学知识拼凑出了一个极易受心理暗示“传染”的集群（crowd）理论，并将其推而广之，认为人人皆属乌合之众，人类社会进入了大写的集群时代。

《传染》一书吸收了罗杰斯和格拉德威尔的上述观点，但不同的是，这本书是基于传染病学的理论和数学模型，关注重点是事件的暴发，目的是提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模型。至于作者是否成功，相信读过这本书的人自有结论。

这本书使用了罗纳德·罗斯的理论，将事件分成两类。第一类事件在对人的影响上是相互独立的，这类事件发生在你身上后，并不会增加或降低随后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概率。根据罗斯的观点，这类事件包括没有传染性的疾病、事故、离婚等。另一类是依存事件，某一事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概率取决于目前有多少其他人受到了该事件的影响，比如传染病的传染。

这两类事件的“传染”具有不同的动力。前者是单个独立事件的简单相加，后者更具有动态性。但是研究也发现，其实前一分类所说的独立事件也很难独立。比如本书提到的2007年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医生和社会学家詹姆斯·福勒的一项研究发现，肥胖可能在朋友之间传播，还可能会在社交网络引发连锁反应，潜在地影响朋友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同一社交网络中的其他几种现象，包括吸烟、幸福、离婚和孤独也具有“传染性”。但如何解释上述现象中的因果关系却存在争议。社会濡染、同类相聚和共同的环境这三种解释，很难确定哪一个才是正确的。

上述现象是通过经验数据发现的，属于从果倒推因，如果不做实地实验，很难确定其因果关系。这种做法与本书作者投身的数学模型预测不同。数学模型更理想化，适合研究对每个个体的动力机制高度相似的“传染”现象，比如用再生数R就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病毒的传染。但如果“传染”动力在个体身上的表现大相径庭，统一的模型就难以建立。即使能够建立，我们也很难搞清楚其具体机制，不能判断该模式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本书中提到的自杀、暴力、童话、社交平台爆款文就是这一类事件。

这本书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打哈欠虽然具有“传染性”，但婴幼儿似乎不会被父母的哈欠“传染”。实验表明，孩子直到4岁后，才会对哈欠“易感”。这是否说明打哈欠、发笑和其他一些情绪反应是哲学家梅洛－庞蒂所说的“身体场”的反应，既不是纯粹生理的，也不是纯粹心理的？类似的还有马克·布洛赫在《国王的神迹》里提到的国王触摸治病，以及气功师的发功、仪式中的兴奋等现象。人类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在他的互动仪式链理论里提到身体在场、参与者的相互“凝视”和关注是造成群体情感“传染”的主要原因。

在这些例子中，“媒介”不再是用具或者具象的客体（如病毒），而是身体、社会感知、具有社会意义的姿态等。媒介和扩散机制的多样性、建构性使传染模型在解释复杂传播现象时显得力不从心。

本书作者显然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因此尽管借鉴了传染病学的数学模型思维，但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数学模型沙文主义”，非常难得地在本书中跨越学科，对“传染”的社会过程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打开了一个思考超越自然与社会二分法的事件传播的新空间。不过更重要的问题是在什么基础上重建这个新的“传染理论”或“传播理论”。单纯用数学模型或者单纯用社会的理论来解释自然－社会现象还不是真正的融合。要提出超越性的理论，还需要数学家、传染病学家等来自传统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和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心理学家、传播学领域的学者等来自传统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进行更深入的对话与讨论。

刘海龙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