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为人处世哲学的《论语》

儒家教材 儒家四书

《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一起合称为我国古代儒学“四书”，为儒家传道、授业的基本教材。多少年来，“四书”在我国广泛流传，其中许多语句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影响特别巨大。

《论语》、《孟子》分别是先秦圣人孔子、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大学》、《中庸》则分别出自早期儒家的4位代表人物孔子、曾参、子思和孟子，被称为“四子书”。这4部书都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我国研究儒学最重要的文献。

那还是我国上古时期，人文始祖尧帝传位给舜时，在帝位交接那一天，尧举办了庄严而隆重的禅让大典。尧对舜说：

咨！尔舜！天之厉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这一句话表明，尧已经将天帝的神圣使命托付给了舜，尧告诫舜，要忠于这份神圣使命，并说假如舜辜负了使命使得四海困穷，那么舜将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尧对舜告诫很严厉，强调舜对四海的重大责任。

在舜禅让给禹的时候，舜也同样采用了这句话。禹最后本来应该把帝位禅让给一个叫伯益的德高望重的人。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政权日益落入部落首领们的手中了，他们聚集在禹的儿子启周围，开始反对把帝位禅让给伯益，并联合起来打败了拥护伯益的力量，最后启打败了伯益，继承了帝位。

于是，启正式拉开了我国凭借武力进行世俗制度管理国家的历史大序幕，开创了我国第一个世俗强权的夏王朝。

到了夏王桀时期，年年发生天灾人祸，夏王朝对内加强剥削，对外加强武力，结果闹得众叛亲离。

这时，诸侯王商汤起兵讨伐夏王朝，并采用祭拜天帝仪式，非常虔诚恭敬地向天帝宣布：

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

禅让 指古代帝王让位给不同姓的人，这是一种“拟父子相继、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是我国历史上统治权转移的一种方法。就是经过各方部落首领以协商的方式推举部落最高首领，这反映了我国“五帝”时期复杂的部族政治现状，是上古政治舞台上部族政治激烈角力的结果。

夏桀 又叫癸、履癸，商汤把他谥号桀。是夏王朝最后一代君主。他文武双全，赤手可以把铁钩拉直，但暴虐无道。商汤在名相伊尹谋划下，起兵伐桀，先攻灭了桀的党羽，然后直逼夏的重镇鸣条。桀国亡后被放逐。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

意思是说，你们只要辅助我，奉行上天的命令讨伐夏国，我就要加倍地赏赐你们！你们不要不相信，我是决不会失信的。

商汤巧妙借助祭天仪式，成功赋予了自身天帝代言人身份，并自称“天子”，表示自己是天帝儿子。

商汤打败了夏桀，拯救了广大人民。于是，人民也就对商汤这个自封的“天子”深信不疑。商朝开创了我国将对神的信仰置于世俗强权之上的格局。

由于商纣王时期，商王手握“天命”解释权，实行武力治国，导致人民开始恐怖天命。这时，地处西边的诸侯国周族首领姬昌，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仁”，宣告天帝是仁慈的，于是大获民心，力量也日渐强大。

姬昌的儿子姬发在公开讨伐商纣王时，发表了一份宣言：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意思是说，虽然姬发有血缘至亲的人，但比不上有仁德高尚的人。百姓如果有过错，责任全在我一个人身上。

姬发的这些话都是针对商的恐怖可畏的天命而去的。为了消除人民对商天命代言人的畏惧迷信心理，周武王还说了，即使人民有了过错，上天也只会惩罚他一人。

周武王（约前1087年～前1043年），名姬发，周文王次子。西周王朝开国君主，谥号“武”，史称周武王。他继承父亲遗志，于公元前11世纪消灭商朝，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了西周王朝，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

姬发打败了商纣，拯救了人民，人民也信赖这个行“仁”的天命代言人，他就是周武王。周武王追尊姬昌为周文王。

为了把天帝神权推向至高无上的位置，周武王经常在泰山进行祭天，好像一切都依据天帝的命令行事。周政权以天帝代言人自居，从而获得了制定政策的最高权力。

在周武王去世后，其子周成王姬诵即位，当时由于周成王年幼，就由周成王的叔叔姬旦摄政当国。姬旦，也称叔旦，因是周代第一位周公，又称周公旦。他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

在周公摄政之前，商王朝对于臣服的方国、部落虽加有侯、伯等封号，但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分封制度。没有系统的控制方案，所以天下的方国时而臣服，时而反叛，使商政权很不稳固。

周公 为我国周代的爵位，得爵者辅佐周王治理天下。历史上的第一代周公姓姬名旦，也称叔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因封地在周，故称周公或周公旦。他为周朝制定了礼乐等级典章制度，为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后来被尊为儒学奠基人。

周公就从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吸取了商代的建制不完备的教训，开始对分封制重视起来，目的是使之系统化、制度化，并与宗法制度紧密结合起来，全面推广到广大地区。这样一来，一个有别于商的新的分封制便呼之欲出了。

为了巩固周王朝对分封的各个诸侯的管理，周公从政治及文化方面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典章制度，史称“周公制礼作乐”。

周公辅佐周成王一共7年，在第六年时，他在洛邑制礼作乐。后来洛阳的周公庙里有个礼乐堂，就是专门纪念周公在洛邑制礼作乐的。礼乐堂位于定鼎堂的北边，里面有一组泥塑人物群像，再现了周公制礼作乐的场面。

周公发明制定了一整套礼乐制度，颁布给各路“神仙”，并以“礼”来划分人间等级秩序，同时又以“乐”来调和该等级秩序，两者相辅相成。如此一来，礼乐制度使周政权的国家管理和社会生活和谐起来。

由于周政权把很多人都抬到了神的高度，人民由此日益失去了对“天帝”的信仰。而这一信仰的瓦解，直接造就了一个物质繁荣却世风日下的春秋时代。

在春秋末期，社会礼崩乐坏，国家诸侯割据。面对这样的社会环境，士人们纷纷思考治国良策，并形成了不同的学说流派，于是，“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

早期的百家争鸣并没有什么影响力，后来出现了一个叫孔丘的人，人们都叫他孔子，他的言论很具有代表性，在当时影响很大。

孔子是春秋末期鲁国人，他祖先本是殷商贵族的后裔。周朝推翻商朝统治后，周武王封商纣王庶兄微子启为宋，当时宋是夏的都邑。微子启去世后，他弟弟微仲继位，微仲就是孔子的先祖。

礼乐制度 起源于西周时期，相传为周公所创建。它和封建制度、宗法制度一起，构成我国整个古代的社会制度，对后世的政治、文化、艺术和思想影响巨大。礼乐制度分礼和乐两个部分。礼乐制的实施巩固了奴隶主阶级的社会地位，促进了音乐的发展。

自孔子六世祖孔父嘉以后，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氏。孔子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的陬邑曲阜。

孔子父亲叔梁纥是鲁国出名勇士，叔梁纥夫人施氏一连生了9个女儿，却没生一个男孩。叔梁纥为此十分烦恼，晚年便又娶了年轻的颜徵在为妻。颜徵在为叔梁纥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孔丘。

颜徵在 是孔子的亲生母亲，在颜家排行第三，她18岁时嫁给66岁的叔梁纥为妾。据说，颜徵在生孔子前，曾去尼丘山祈祷，然后怀上孔子，故孔子起名为丘，字仲尼。孔子的教育重任就完全落在了母亲颜徵在身上，这就逐渐显现出孔母的家教之优。

据说，孔子降生的这天晚上，有二龙绕室，五老降庭，天乐奏鸣。其实，“二”代表日月，“五”代表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加在一起叫作“七曜”，古人习惯观察它们的变化，作为国家行政施治的依据，所以七星又叫作“七政”。为此，人们认为：孔子本人有从政之能，他的学生也都有从政之能，这大概就是天人合一的学问。

孔丘3岁时，叔梁纥便去世了。从此以后，家里生活全靠颜徵在一人支撑着，生活过得十分拮据。孔丘从小就饱尝到了生活的艰辛，并由此学会了体贴母亲。长大成人的孔丘特别注重孝道，除了时代的原因外，也与他的成长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曲阜是鲁国的国都，而鲁国又是西周周公的封地，由于这个原因，周天子便给了鲁国高级别的待遇，西周朝许多典章文物都被周公带到了鲁国。西周末年，社会动荡，周王室的许多典章文物都散佚不见了，但鲁国却保留了不少，因此，人们常说“周礼尽在鲁”。

小仲尼从小就受到周礼的耳濡目染，他与小伙伴们嬉戏时，常把祭祀礼器摆放出来，练习礼仪。日复一日，小仲尼尽情地和小伙伴们玩着这种游戏。这一切，都被细心的母亲看在眼里。

礼器 古代贵族在举行祭祀、宴飨、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物。礼器是在原始社会晚期随着氏族贵族的出现而产生的，历史悠久，主要用来表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与权力。青铜礼器种类数量众多，工艺精美，最为重要，种类有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和杂器等。

有一天，母亲把仲尼叫到身边，微笑着问：“丘儿，你长大以后，是想做管祭祀的官吗？小孩子家怎么天天学礼制呀？”

小仲尼瞪着一双明亮大眼睛，认真地回答：“娘啊！我长大了，要当个为国效力的好大夫，不学礼制能行吗？”

母亲一听到儿子有读书的要求，心中暗喜，一把将儿子搂在怀里说：“丘儿真是娘的好孩子！从今以后，咱家里专为你设学堂，娘教你读书好吗？”

“太好啦，太好啦！孩儿谢过母亲！”小仲尼说完，恭敬地给母亲磕了一个头。

仲尼6岁的时候，有一天，有位贵族在曲阜南郊进行祭祀活动。他得知后就连忙跑到举行祭祀的地方，兴致勃勃地观看完了郊祭大典的整个过程。

祭祀结束后，小仲尼意犹未尽，回到家便从屋里找出一些坛坛罐罐恭敬地摆在院子里，模仿刚才在南郊看到的祭礼，按照程序一丝不苟地认真演练了一遍。从此，模仿郊祭便成了小仲尼经常做的游戏。

郊祭 是周代最为隆重的祭典，它原属于自然崇拜的一种，但到了夏朝时，“天”已由自然属性的天，转而为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合一的“天”了。郊天之祭既反映了人们对上天的敬畏，又反映了人们对自己来自何处的根源性追溯。

在母亲悉心教导下，小仲尼进步飞快，只用了6天的工夫，就把300多个字学会了。13岁时，小仲尼进入官学学习，当时学生们所学的，主要是敬神祭祀的礼节。15岁前，仲尼学习了一般文化知识和基本技能，但这些根本无法满足他对知识的渴求。

由于家境贫寒，仲尼没有条件进入专门为贵族子弟设立的高级学校深造，他就只能通过自学来提高自己的水平。

仲尼勤奋好学，当时社会上要求士人必须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大科目，他都努力去掌握。他进太庙时遇见什么问什么，表现了极其强烈的求知欲望。所以有了“子入太庙每事问”的典故。

孔丘17岁时，母亲颜徵在去世了。母亲离世后，孔丘的生活更为艰难了。迫于生计，他选择了相礼助丧的职业，也叫丧祝，就是专门为贵族和富裕平民主持、操办丧事。

按照当时礼制，丧礼仪式是十分复杂的，也颇为讲究，尤其是富庶人家的葬礼更是隆重奢华。这种丧祝活动在西周时期主要是由王室和诸侯国的神职人员巫、祝之类担任。后来，随着社会发展，神职人员地位开始逐渐降低，并逐步散落民间，成为了专门从事丧祝活动的术士。

从此，丧祝不再是贵族的专利，一部分富裕起来的平民在丧葬礼仪上也日益讲究起来，对于丧祝的需要也越来越多。这样，丧祝便开始成为部分民间知识分子的正式职业了。

孔丘虽然严肃认真地从事着助丧相礼的职业，但他却不满足于只做传统的丧祝儒者，他希望把丧祝的礼仪发扬光大，使其成为一套社会规范的礼仪。于是他刻苦学习周礼，很快他渊博的学识和出众的才华，在丧祝活动中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承认和赏识，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了，后来，就连鲁国国君鲁昭公也开始注意到他了。

鲁昭公（前560年～前510年），姬姓，名裯，鲁襄公之子，母齐归，春秋时期鲁国第二十四位国君，公元前542年至公元前510年在位。公元前542年，鲁昭公即位。公元前517年，鲁国因斗鸡而发生内乱，鲁昭公先后逃亡到齐国、晋国。公元前510年，鲁昭公在晋国的乾侯去世，终年51岁。

公元前532年，19岁的孔子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结婚了。婚后第二年，他便有了儿子。

鲁昭公知道这个消息后，特命人送了一条大鲤鱼以示祝贺。孔子随即给儿子起名为鲤，字伯鱼，以表示对君王赐鱼的纪念。

孔子渊博的学识和出众的才华，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承认和赏识，特别是鲁昭公赐他鲤鱼的消息更是不胫而走，一时间传遍了鲁国都城。于是，便有一些年轻人慕名而来求学于他，并尊称他为孔子。

正卿 春秋时部分诸侯国的执政大臣兼军事最高指挥官，上卿兼执政卿于一身，权力仅次于国君。亦有部分诸侯因政体不同，未设正卿一职。由于正卿为要职，终身执掌一国之命脉，权臣代替国君发号施令，容易造成君权下移于卿大夫之手，后被废除。

不久，在鲁国执政的正卿季武子派人前来请孔子，让他担任中都宰。

孔子恪尽职守，正直公正，工作卓有成效，得到了众人赞誉。他一面做好本职工作，一面更加孜孜不倦地学习。他越学越感到不满足，越学越感到自己与古代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此期间，曾点、颜路等青年先后拜孔子为师，做了孔子的学生。

孔子从23岁起便开始在乡间收徒讲学，到30岁时，由于求学的学生越来越多，鲁国上卿大夫孟僖子面奏鲁国君，请求准许孔子开办学校教授学生。鲁国君答应了。

孔子在阙里的街西边筑起了杏坛，建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所民间学堂。由此，开启了我国私人办学的先河。

这时，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强调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教育。他招收学生的条件极为简单，只要有人愿意跟随他学习，在初次见面时略备薄礼，便可成为他的学生。

在教学态度上，孔子认为应该“诲人不倦”；在教学内容上，他注重因材施教，提出对学生要做到有针对性；在教学方法上，他强调启发的重要性，提出开导学生要把握时机，要等学生实在无法想明白的时候再去开导他，认为如果不让学生自己努力思考就直接帮助，反而会使学生养成不爱思考的坏习惯。

礼崩乐坏 是对东周时期典章制度逐渐被废弃的一种形象描述。在春秋中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领域出现了与周礼要求不相融的局面，这些都反映了周代封建社会正走向解体。

针对当时的礼崩乐坏，在教学过程中，孔子特别强调学生们要加强自身修养，强调做人要正直和仁德，他说：

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只有心中坦荡做事才没有担忧。虽然，在生活中，那些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些人只是靠暂时的侥幸避免灾祸，迟早要跌跟头的。

孔子认为，做人除了要正直外，还要仁德，因为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并且只要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而且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无私地对待别人，才能得到人们的称颂。他对其弟子说：

颜渊（前521年～前481年），曹姓，颜氏，字子渊，名回。他14岁时便拜孔子为师，此后终生陪伴在孔子身边。在孔门诸弟子中，孔子对他称赞最多，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历代文人学士对他也无不推尊有加，无不尊奉他为颜子。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那么怎样做才能算仁呢？孔子认为，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规范就是人生的正途。一旦做到言行符合周礼，即“克己复礼”，天下的人就会赞许你为仁人了。

有一天，孔子和弟子们一起讨论学问。弟子颜渊向孔子请教：“老师，什么是仁？如何做到仁？”

孔子回答：“克制自己，恢复周礼，就是仁；以周礼为标准，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周礼，就是做到仁了！”

弟子子路便又接着问：“老师，什么是仁德？怎样做才算是仁德？”

孔子说：“对人恭谨就不会招致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大家拥护，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够很好使唤民众。能实行这五种美德者，就可算是仁德了。”

子贡（前520年～前456年），即端木赐，复姓端木，字子贡，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儒商之祖，后来他做了鲁国和卫国的丞相。是孔子72个徒弟之一，也是其中比较有名的徒弟之一，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济世之才，办事通达，还善于经商之道，是孔子弟子中首富。

子路说：“老师，假如我当将军带兵打仗，让子贡、颜回做我的校尉，攻城必克，夺地必取，百战百胜。这样算是有仁德之人吗？”

孔子说：“这样只能算是勇敢的武夫而已！”

孔子认为，“仁”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结果，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要想完全达到仁是极不容易的，需要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

六艺 指我国古代儒家要求学生掌握的6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春秋时期孔子开私学也授六艺，但此六艺即儒学六经，谓《经》、《书》、《诗》、《礼》、《乐》、《春秋》。六艺现代解释，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8种技艺。

孔子还认为，还要重视向仁德的人学习，用仁德的人来帮助自己培养仁德。而仁德的人应该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希望达到也帮助别人达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

为了能做到仁，弟子曾子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帮助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与朋友交往是否讲信用了？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温习了呢？

除了正直和仁德，孔子又强调做人还要重视全面发展，就是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借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

针对当时的诸侯割据和礼崩乐坏，孔子自20多岁起，就开始思考治国良策，也一直希望通过入仕把自己的所有才华用来治理国家，然而却苦于没有机会。于是，孔子便把教育当作“安邦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以文教来感化百姓。

孔子31岁的时候，在鲁昭公的赞助下，来到周的京城洛阳考察参访。首先拜见了老子这位高人，老子此时担任周王室的图书挡案和文物的保管工作，他热情地接待了孔子。

老子的年龄比孔子大得多，大概年长40岁，人生阅历丰富，接触的文物史料也非孔子所能及，所以，孔子见老子是孔子学问事业上的一个大转折。

老子见孔子千里迢迢来学习，为他的好学所感动，不仅指出了孔子内在涵养的不足，还回答了孔子的很多有关古礼的问题。

同时，老子还给孔子引见了擅长音乐的苌弘。苌弘也把自己掌握的有关乐的知识全部告诉了孔子，使孔子对音乐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孔子离开前，老子为他送行，并告诫说：我听说，有钱的人给人送行的时候送钱，有学问的人给人送行的时候赠言。我没有钱，姑且冒充一下有学问的人，送你几句话吧！

老子（约前571年～前471年），又称李耳，春秋时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被道教尊为教祖。老子存世著作有《道德经》，又称《老子》，其学说对我国乃至世界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老子的思想主张是“无为”，“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

这几句话是：一个聪慧又能深思洞察一切的人，却常遭到困阨、濒临死亡，那是因为他喜好议论别人的缘故；学问渊博见识广大的人，却常使自己遭到危险不测，那是因为他喜好揭发别人罪恶的缘故。做人子女的应该心存父母，不该只想到自己；做人臣子的应该心存君上，不能只顾到自己。”

齐景公（约前561年～前490年），是春秋后期的齐国君主。他年幼登基，在位58年，是齐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国君之一。他亲政之初，虚心纳谏，认真听取、采纳晏婴、弦张等人建议，从而使齐国在短短几年间由乱入治。他的文治武功使齐国得以强盛一时，成为后来齐国强大的基石。

孔子回到鲁国，见到自己的弟子，还不住地赞美老子就像天上的龙一样，见首不见尾，无法捉摸。孔子一生似乎受老子影响很大，孟子至刚，曾子至柔，都没能像他们的老师孔子那样刚柔相济，在矜持中有弹性，在退守中有进取。

公元前517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因仰慕孔子的大名，便派人把孔子请到府上，向孔子请教安邦治国的良策。齐景公问孔子：“请问夫子，做为国君，应该如何治理他的国家呢？”

孔子回答说：“治国的根本在于‘人伦纲常’。君主必须像个君主，臣子必须像个臣子，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每个人都要各在其位，各司其职。否则国将不国，政将不政，社会将混乱不堪。而治国的前提在于君主要严于律己。如果君主自己正，管理国政就不会有什么困难，如果自己不端正，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就不可能去端正别人，其国家也无法治理。除此之外，君主还应该重视才智礼仪仁德的关系，这些都是治国不可偏废的条件。”

赋税 指田赋及各种捐税的总称，依照法律或习俗征收的款项，尤其是指应付给政府的费用。我国古代最初的赋税是统治者向下属征取土产、劳役和其他实物。稍后渐变为按丁口征收军役及军需品，称为“赋”；按土地及工商经营征收财物称为“税”。赋税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齐景公又问：“稳定天下的大计是什么呢？”

孔子答：“实行清明的政治，用贤惩恶，减轻赋税，助民兴业。”

齐景公问：“教育百姓的良策是什么呢？”

孔子答：“用道德感化教育，用礼教加以约束，能使百姓不但有羞耻之心，而且能改过向善。”

齐景公又问：“怎样才能富国强兵呢？”

孔子答：“从严治吏、发展生产、节俭，三者结合是强国的关键；从严治军、注重德教、加强训练，为强兵之本。”

齐景公赞扬道：“夫子所谈治国之道言近旨远，切实可行啊！”

三桓 指鲁国卿大夫孟氏、叔孙氏和季氏。鲁国的三桓起于鲁庄公时代。鲁庄公父亲鲁桓公有四子，嫡长子鲁庄公继承鲁国国君；庶长子庆父、庶次子叔牙、嫡次子季友皆按封建制度被鲁庄公封为卿，后代皆形成了大家族，由于三家皆出自鲁桓公之后，所以被人们称为“三桓”。

自从这次交谈之后，齐景公多次召见孔子论政述志。有一次交谈之余，景公高兴地对孔子说：“我想把尼谿封给你。”

孔子推辞说：“我对齐国没做出什么贡献，无功不应受禄啊！”

齐景公说：“你多次为寡人提供良策，这本身对齐国就是一个不小的贡献嘛！”

公元前516年，孔子来到齐国，这是孔子生平中第一次有记录的政治活动。这一年他36岁。

那么，孔子为什么跑到齐国来了呢？第一，齐国是当时综合国力强大的东方大国，孔子希望在齐国做一番事业。第二，鲁国内部发生了政变，鲁昭公被三桓逐出鲁国，流亡到了齐国。孔子因同情鲁昭公，也跟着到了齐国。

孔子在齐国闻到了韶乐，这可是舜帝时代的乐曲，孔子对它的评价是“尽善尽美”，沉浸在音乐之中三个月之久，以至于肉吃到嘴里都没有感觉，感慨道：没想到，音乐能把人打动到这种程度。”

在孔子的教学科目中，音乐是很重要的一科，他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说教多了，招人反感；音乐多了则没有副作用。经孔子整理过的传统文化，又叫礼乐文化，礼是文化教育，开发人的左脑功能；乐是艺术教育，开启人的右脑功能。用礼来约束行为，用乐来陶冶情操，这就是人文教育。

孔子原本希望从齐景公这里能够得到一个从政机会，以便实践自己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治国理想。可是，他在齐国住了一年多时间，不仅从政的希望没有实现，就连齐景公当面答应的给予尼谿之地的封赏也落空了。

孔子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孔子得知齐国大夫妒忌自己的才能，不但要挟齐景公收回对自己已许下的赏赐，而且还欲加害自己。于是，孔子又重新回到鲁国，继续聚徒讲学。

在这期间，孔子一面教导弟子，一面上下求索。他在理论上的最大成就，就是用“仁”对“礼”进行改造，提出并完善了他的“仁学”理论。

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就是对人要尊重、关心和体谅，“仁”既是每个人必备的修养，又是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原则。

大夫 我国古代官名。西周以后先秦诸侯国中，在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级。大夫世袭，有封地。后世遂以大夫为一般任官职之称。秦汉以后，中央要职有御史大夫，备顾问者有谏议大夫、中大夫、光禄大夫等。至唐宋尚有御史大夫及谏议大夫之官，明清时废止。

为了实践“仁”，孔子十分重视“礼”，主张克制自己，使自己言论行为都符合礼的要求。对于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孔子最赞赏的是周礼，认为它综合了夏商之礼的优点。在他看来，周礼不仅继承了夏、商之礼的许多形式和“亲亲”、“尊尊”的核心内容，而且大大增加了夏商之礼所缺乏的道德理性精神，把“有德”、“无德”作为遵礼与否的主要标准。

在此基础上，孔子进一步阐发和弘扬礼的道德性，他用“仁”对礼进行改造和充实，从而把礼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当时，正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伴随着奴隶的解放和社会各种关系的调整，人的价值和尊严越来越受到一些先进思想家的重视。

孔子提出的“仁”实际上就是赋予仁以普遍人人之爱的形式，换句话说就是对所有人，包括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都要尊重、关心和体谅。这样一来，“仁”又成为了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即所有人都从“爱人”的原则出发，要帮助别人发达起来，不要把自己厌恶的东西推给别人。

当时正是百家争鸣时期，孔子的言论是百家争鸣中最有影响的。以孔子为代表以及他的弟子们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伦常关系，成为当时一个最重要的学术流派。

大司寇 先秦的一种官职，西周时期的司寇，是周天子的最高法律裁判者。中央设大司寇，负责实践法律法令，辅佐周王行使司法权，大司寇下设小司寇，辅佐大司寇审理具体案件。大、小司寇下设专门的司法属吏。此外，基层设有士师、乡士、遂士等负责处理具体司法事宜。

因为孔子曾经从事过丧祝，他的学问也是从丧祝发展而来的，而从事丧祝的人需要身着特制的礼服，头戴特制的礼帽，当时称之为“襦服”。“襦”与“儒”字同音，人们便逐渐直接称“丧祝”为“儒”了。于是，人们就把孔子创立的学派也就称为“儒家”学派了。

公元前501年，51岁的孔子接受了鲁国大夫季氏的聘任，担任了地方官中都宰。一年以后，他擢升为司空，之后又升任大司寇。

在孔子的治理下，鲁国国力日益强盛起来，引起了邻国齐国的警惧。于是，齐大夫黎锄设计，向鲁定公赠送大量女乐宝马。从此，鲁定公成天只顾沉溺于女乐而不问朝政。

孔子劝谏多次却无功而返。孔子见与鲁定公、季桓子等人在道德与政见上的分歧难以弥合，知道自己留在鲁国也难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便离开鲁国，希望到别的诸侯国实践自己的治国理想。

离开鲁国以后，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列国，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叶、楚等地，去游说那些诸侯王，然而他均未获得重用。

颠沛流离14年后，年近70岁的孔子被鲁国权贵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尊为“国老”。但此时的孔子对仕途已经淡漠了，他便将精力主要用在培养弟子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上了。

孔子从事教育达40多年之久，门生众多。据史料记载，孔子弟子有3000人，其中才华出众、品德优良者有72人。

孔子的学生多数来自鲁国、卫国、齐国、秦国、陈国、宋国、晋国、楚国、吴国、蔡国、燕国等，遍布当时的许多个诸侯国。

这些弟子都非常尊敬孔子，他们把孔子的思想进行广泛传播，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孔子主要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的言行记录并整理成了一部书，名叫《论语》，意思是语言的论纂。内容包括孔子谈话、孔子答弟子问、弟子之间的相互讨论以及弟子对孔子的回忆等。

《论语》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全书共20篇，每篇由若干段文字组成，多数段落是以“子曰”开头的孔子语录，少数段落略有记事和对话。

《论语》每篇的题目都是从该篇首段的第一句话中取两字或三字而成，因此这些题目跟篇章内容没有什么联系。各篇的排列顺序也没有什么讲究，每篇内部并没有统一的主题，前后两章之间很少有内容上或逻辑上的联系。

张禹 字子文，汉代经学家，他从小学习《易经》，又深刻研究《论语》，被推为郡文学，后来又做了博士。初元年间，他教授太子《论语》，升任光禄大夫。河平四年，代替王商任丞相，封为安昌侯。永初五年，因君臣不和，皇上用策书免去了他安乡侯的爵位。建平二年去世，谥号节侯。

《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但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其中鲁国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有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有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有21篇。

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心研究了《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和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此本成为当时的权威读本。据史书《汉书·张禹传》记载：

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

《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后遗存下来的《论语》有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录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有48章。

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

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论语》中，表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特点，他对于不同的学生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以及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他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

《论语》和儒家伦理学著作《孝经》是汉朝初学者的必读书，一定要先读这两部书，才进而学习“五经”，“五经”就是后来的《诗经》、《尚书》、《易经》、《仪礼》和《春秋》。

《论语》自汉代以来，便有不少人注解它，可谓称得上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

汉朝人所注释的《论语》，后来基本上全部亡佚，后来所残存的，以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注为较多。其他所注各家，在三国时期玄学家何晏《论语集解》以后，就多半只存于《论语集解》中。

后来，我国古代文籍《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就是用的何晏的《集解》和宋人邢昺的《疏》。至于何晏、邢昺前后还有不少专注《论语》的书，可见《论语》影响的深远。

《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孔子思想的精微就集中在书中。全书的语言简洁精练，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作为我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之一，《论语》在东汉时就被列为“七经”之一。在南宋时，著名思想家朱熹将《论语》和《孟子》以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与“五经”并列，成为后来读书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

一部《论语》，便将孔子及其门生的有限生命融入到了无尽的历史之中，创造了我国古代光辉的人文主义精神，被后人誉为“天不生仲尼，如万古长夜”。后人还称赞道：“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对我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力。

阅读链接

有一天，弟子子路问孔子：“听说一个主张很好，是不是应该马上实行？”孔子说：“还有比你更有经验、有阅历的父兄呢，你应该先向他们请教请教再说，哪里能马上就做呢？”过了几天，孔子另一弟子冉有也问孔子同样问题：“听说一个主张很好，是不是应该马上就去做呢？”孔子答道：“当然应该马上去做。”

弟子公西华看见两人问了同样问题，而孔子给他们的答复却截然不同，实在想不通，便去问孔子，孔子说：“冉有遇事畏缩，犹豫不决，所以要鼓励他勇敢；子路遇事轻率，不深思熟虑，所以要叮嘱他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