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国初年袁世凯
1 .袁世凯统治时期之见闻
钟伯毅 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国会复遭解放，袁世凯之威权如日中天。南方诸省备遭压迫、湖南若干人士侥幸能保全则应归功于谭组菴与熊秉三(希玲)等之努力。赣宁举兵失败后，赣督李烈钧、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均受通缉，独湘督谭组菴得黎元洪之力保，且袁谭两家原有世谊，故组菴得免论罪，惟袁氏坚持组菴必须离湘赴京。时余虽已被取消议员资格，然未遭通缉，熊秉三方组第一流内阁，任国务总理，复以乡谊，邀谭北上，且挽余转劝组菴来京，盘恒数月，以缓和南北之紧张气氛。余因留京，伴组菴日日游宴。组菴来京后曾拜谒袁大总统两次，熊秉三亦颇尽维持之苦心。组菴名义上住于国务院内秉三处，实则寄寓头条胡同小关三庙。湘籍议员多已离京远避。惟余每日陪伴组菴游玩山水、走马章台。组菴平素自律甚严，此时乃不得不佯犯自浼，以免项城之疑忌，此中委屈求全之苦心，惟余一一洞悉。而湖南方面，除财政司长陈炳焕及部分激烈派之革命党人惨遭杀戮外，实力大多得以保全，其间组菴与秉三诸人实煞费筹划。至于透过汤化龙与芗铭之兄弟关系，因而获得庇护者亦不少。然芗铭以杀戮党人之故，致有“汤屠户”之名。
湘人李执中(懋吾) ，为国民党议员中之激烈派，遭袁氏下令通缉，时亡命日本，生计窘迫。常沣镇守使王正雅，曾于辛亥年受执中策动，兴兵独立于荆州，深感得焉，又知执中未尝忤袁氏，因百计乞湘督芗铭转呈免赦，会袁氏谋称帝，欲缓和党争以牢笼天下，故下令准免执中之通缉处分。执中闻讯勃然怒作，径电袁氏痛斥其祸国殃民之罪，且谓“吾本无罪，独夫有何资格赦吾之罪。”声名震动一时，王正雅几因此落职。[1]自是以后，孙中山对李执中之亢直敬礼备至。日后执中且赞成护法，南下参加广州国会。惟以久处潦倒，执中乃一贫如洗，迨曹锟准备贿选总统时，执中穷愁老衰，已难守正不阿，又有受贿议员前往劝说，以南下护法议员领受他方津贴，其同为“受贿”则一，又何必故为区别。执中意为之动，竟欲参加贿选，覃振与余二人前往力劝，挟之出京，执中初犹怒斥余等多事，以老衰为辞，不愿离去。迨抵天津，则又促余等立即携之南下，彼恐在津再受直系之劝说，无法抵抗其压力也。由此可见名节之保全诚非易事。即国民党议员同志中，平素标榜党性坚强而临难变节受贿者亦不少。组菴任湖南咨议局议长时，执中为常设议员。
当民国2、3年间，袁世凯励精图治，剪除异己，权势盛极一时，然起初未必有帝制自为之野心，或仅志在做大权独揽之总统而已。故解散国会，而另行召集约法会议，制定约法，成立参议院以自建其法统;废国务院，设政事堂，致置国务卿与左右丞，以自设其中央集权机构。在均谋独揽统治大权于一身。民国4年5月9日，不幸而有承认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之交涉，遂为国人所指斥;而更致命之打击则为同年8月以后由筹备帝制所导致之反帝制运动，此盖由于袁氏昧于世界潮流大势，终于作茧自缚，无法自拔，卒致身败名裂而后已。然袁氏主政时期之内治，确极可观。颇为整肃吏治，严惩贪污，不惜处斩素所宠信之京兆尹王治馨，其实王之罪名不过受贿500元而已。此区区之数，罪不应至于死，然袁氏竟置之大辟者，无非欲借王某首级以立信、立威耳。自辛亥各省起义以来，都督各拥实力，形同割据，袁氏依次削平，收统治权于中央，且设国税厅于各省，使全国财政亦得归于统一。凡此种种建树吾人均不应以政治立场不同而一概抹杀。
至于“二十一条”之交涉，除第五条中五项，袁氏坚拒，仅允日后再行协商外，其他有关山东满蒙之权益，所允许日人者太大，致为国人所痛恨!惟袁氏动机是否卖国，亦未必尽如其政敌所攻击者，以后袁氏亲笔证据陆续发现，均难谓其居心卖国。王芸生所著《六十年来之中国与日本》亦谓袁氏未必有意谄媚日本。“二十一条”对于中国自属不利，但袁氏以后当政之衮衮诸公所作丧权辱国之事，更有甚于“二十一条”者。
民国4年6月，都肃政史(相当于现在之监察委员)莊蕴宽等提出“津浦、京汉、沪宁、正太”五路大参案，或谓袁氏所授意，或谓袁克定图要胁交通系素有“财神”之称的梁士诒，逼其资助帝制运动，余以为克定或则有意，袁世凯本人似不必出此下策。袁氏有所命令，梁又岂敢违抗，故无挟持之必要。但此案历时5月，结果卒未得何证据，仅以私罪微遣津浦路局长赵庆华一人，而所谓最有关系而必欲排挤之交通次长叶恭绰竟奉明令复职，则殊启人疑窦，此中内幕如何实为民国史上一疑案。
民国4年8月，帝制运动之筹备推动日急，8月23日杨度、孙毓均、严复、刘师培、李爕和、胡瑛等发起之筹安会成立，初犹以学术研究姿态出现，顾名思义乃“筹国家之长治久安”也，参加筹安会六君子实亦极一时之选，而尤以杨度(皙子)为最活跃。杨之“君宪救国论”亦尝轰动一时，杨为湖南湘潭人，吾湘人才蔚出，自魏默深、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以至最近逝世之赵恒惕等，知名之士实屈指难数。欲虽与杨度政见不同，立场迥异，但皙子才学诚令人叹服。彼尝受业于王闿运，且与王有姻谊(其妹适闿运之第五男) ，皙子初露头角于清光绪二十九年之经济特科，与梁士诒同获隽于初试，梁名列一等第一，杨则第二，复试乃以有人对梁中伤之故，俱落选。杨后以参加清光绪三十三年成立之宪政编查馆，而邀袁项城赏识。袁时为直隶总督[2]，二人结识自此始。此次杨倡组筹安会，野心匪浅，袁氏尝欲挽之出任教育总长，皙子以为闲职，不屑屈就，而以“帮忙不帮闲”一语谢绝之，项城曾赠皙子匾额，题“旷世逸才”四字，可见袁氏对杨之推崇。
袁氏布置势力极为周密，可略举数事为例: (1)封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与张骞为“嵩山四友”。(2)予黎元洪“武义亲王”之尊号，并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其亲信疆吏及部署。黎氏行事素忠厚颟顸，独于此等大节出处不亏操守，始终未允接受亲王之封号。(3)迎湖南名士闿运(湘绮)入京，奉为国史馆馆长，其实王未尝负责，多由其高弟杨皙子代劳。(4)夏寿田出身湖南世家，其尊翁累官至江西巡抚，本人则中榜眼，曾拜列王闿运之门墙。袁氏对之极尽笼络，筹备帝制期间，夏以内史名义，居袁氏私邸，朝夕共处，参与密切。夏为文人，原无一定之政治主张，但才思敏捷，佐袁氏笔札，每能道出袁氏内心所欲言者，故深获袁之知遇。袁氏败亡后，筹安会六君子与曾受王爵封号者未必尽遭通缉，夏寿田位不尊、权不重独因与袁关系密切而列名缉捕焉。
民国5年讨袁护国之役，湖南虽无直接行动，但湘人亦与有功焉。领导护国军之蔡锷(松坡)将军为湖南宾庆人。辛亥云南光复，即任都督。袁氏久耳其名，颇留意蔡之行动。赣宁之役后，即藉故解彼兵权，调之入京，畀以全国经界局督办。松坡于任内并非尸位素餐，对于全国经界之测量调查确甚用心，而袁氏亦任以全权，松坡手订各种规章，可见诸其遗集中。至于松坡效法“佯狂为奴”，纵情声色，与小凤仙之旖旎故事早已传颂人口，其与梁仁公师徒二人奔走倒袁之努力亦多载史籍，不必在此赘言。民国5年11月，松坡病卒，小凤仙挽以两联均颇传颂，其中较通俗者，余犹能诵一联:“不幸周郎竟命短，早知李靖是英雄。”下句用典是唐人传奇红拂女的故事，甚为贴切。
讨袁之役，乃进步党人与国民党温和派及南北有志之士倒袁之士所联合奋斗成功者，国民党激烈派(孙中山嫡系)则不与焉。赣宁举兵失败后，国民党人亡命日本者不少。孙中山倡组中华革命党，党员均须按印指模，宣誓效忠于其个人，拥之为独裁党魁，黄克强以次之同志大多表示反对。时欧战方炽，克强与党中健将如李根源、章士钊、李烈钧、耿毅、冷遹、张孝准、欧阳振声、程潜、陈强、程子楷、彭允彝等乃倡组“欧事研究会”，后亦邀余参加，以国事为己任，而与中华革命党之暴烈分子分道扬镳。民国4年冬，西南护国军兴，实为进步党与欧事研究会携手合作之成绩，中华革命党则始终未参与。刘揆一所著《黄兴传》言之甚详。惟仍有所隐讳，章士钊所主办之《甲寅杂志》，谷钟秀之《正谊》杂志，张季鸾之《中华新报》等刊物均与欧事研究会有关，上述报刊既同声讨袁，势力甚张。日后正学系一派亦渊源于欧事研究会。民国5年5月，西南各省设立护国军军务院于肇庆时，以岑春煊为副抚军长代行抚军长职务，其秘书长章士钊及主持财政之杨永泰等人均欧事研究会之要角也。
袁世凯筹安称帝，实铸成大错，终至众叛亲离，抱恨而终。设非如此，袁氏之声望与势力决非国民党人士所能撼动者也。或谓袁氏应效法曹瞒，不必及身而践至尊，乃袁氏竟不计此，其愚亦殊可笑!说者又谓，袁氏长公子克定之野心勃勃固类似曹子恒，而其庶子克文风流倜傥亦堪比拟曹子建。克文号寒云，诗文享名籍甚，复与帮会深相结托，帮中居辈份甚高。谭组菴尝语余以袁项城城府之深。宣统初年袁氏一度罢废，养晦彰德私宅，然其部署复起，未尝稍懈，而其用心周详，即内宅收支用途亦分令两人掌管，使经手支出者不知袁府收入情形，掌管收入者不知开支数额，其权衡细密周详由此可见。谚云:“逆取顺守。”观乎袁氏一生之事业则可谓“逆取逆守”。故终不免最后之失败耳。
2 .洪宪帝制失败与湖南乱局
钟伯毅 民国2年10月，汤芗铭(铸新)受袁世凯命为湖南都督，谭延闿虽去职远避，而与湘省人士之联络未尝稍断也。芗铭为汤化龙(济武)胞弟，谭公与汤氏昆仲亦有交谊，故遣湘籍老军官五人，赵恒惕、曾继梧、陈复初、刘建藩与陈嘉佑(第五人是否陈嘉佑已难记考)持汤济武之介绍函，赴湘联络芗铭，此中安排与日后汤芗铭宣布独立自有关系。然芗铭对五人虽尚礼遇，但非推心置腹，故未令彼等统带部队，而彼等对汤亦仅阳示尊从，阴则联络郭人漳，图发展实力也。人漳为湘军骁将郭松林之子，清季曾任钦州巡防营统领，其人绝顶聪明，习拳术，善骑射，而又工诗善书，与黄兴、杨度、夏寿田等交厚，复嗜嫖赌，厚结地方势力。汤芗铭督湘时，颇忌惮之，人漳以招募锑矿警察名义成立矿警数十营。护国军兴，人漳于民国5年夏初发难驱汤，事败，矿警溃散，为程潜等湘军将领所收编。而护国军方面复大量以师旅长名义委派湘籍军官入湘活动，且有宣布独立者，汤督见事急，与赵恒惕等密商，终于民国5年5月底叛袁宣布湖南独立，汤氏之举动与四川将军陈宦，陕西镇守使陈树藩之独立对于袁氏帝制同为致命之打击，故有称之为“二陈汤”者，“二陈汤”原为中医药方之一，竟使一代枭雄赍志而没。殊为巧合。
此一时期余并无积极工作，但因家乡地处湘桂之交，居湘省反袁人士与护国军联络必由之道，故消息灵通，余亦稍尽接洽联络之力。汤氏独立之初，倚重曾继梧等老军人，以曾为湖南第一军总司令，下统第一师陈复初，第二师赵恒惕两部，未几，各地成立之护国湘军蜂拥入省，汤被迫遁去。时为民国7年5月4日，乃由曾继梧代理湘督，程潜力争，而未能如愿。唐蟒(唐才常之子)为青年士官生，胆气过人，稍拥实力，亦觊觎都督一席。群雄之纷逐既如此，而曾继梧之忠厚软弱又不足以应付局面，不数日即挂冠而去。继梧以资深军官代理都督后，即封存银库82万两，不许动用，其洁身自好故可称道，然亦由此可见忠厚无能，余赴都督府亲见其逢人哭诉。
曾继梧辞卸湘督后，由刘人熙继任，人熙为湖南浏阳人，进士出身，崇尚理学，清季服官广西，曾任广西学堂监督，右江道台，又为广西藩台王芝祥之妹婿，故与桂人关系颇深。而赵恒惕于清末以湘人入桂主持干部学堂，与刘因有旧谊。辛亥年，赵复随王芝祥率师援鄂。因此种种关系，刘人熙得获赵恒惕等之支持，又得广西护国军之奥援。此时陆荣廷方驻衡阳，桂军马济则已开入长沙。唐蟒亦为浏阳人，自无反对同乡前辈出任湘督之理，曾继梧则急求摆脱，是以刘人熙得凭赤手空拳，出主湘事。程潜见刘人熙入省，各方翕服，亦无法反对，且唐蟒日日扬言如程潜督湘则必与之对立，程潜乃未再坚持。
刘人熙就任湘督，首成立临时议会，聘陶思澄(清两江总督陶澍之重孙)为议长，余为议员之一，并兼任都督府秘书处首席秘书。贝允昕为秘书长，允昕曾佐谭延闿为湖南咨议局秘书长，此人讷于言辞，惟文笔极佳，以后在湘倡法学，为办理湖南法政学堂之第一人。
惟刘人熙虽在群雄角逐，势均力敌之下，得以出任湘督，但事实上周旋应付仍感困难重重，一筹莫展，军人如陈复初辈固隐怀不满，而民政长龙璋与刘亦不相下。刘为求打开僵局计，始则谋邀陆荣廷入省会，以资震慑;继又力挽谭组菴返湘主持一切。余于此时期内，对于刘人熙之出任湘督及邀请陆、谭，均始终参与接洽联络。湘人赴衡邀陆荣廷北来，余为代表之一。陆初为所动，迨行抵湘潭后又不肯入长沙，惟马济所部桂军则开驻省会，刘人熙颇依赖之[3]。旋陆荣廷离湘图粤，未服兼顾，湘人乃决计邀谭延闿返省，以求安定局面。
刘人熙派余赴沪迎谭，桂军亦派代表(凌姓，佚忘其名号)与余同行，盖表示一致迎谭之诚意。刘人熙表示彼仅为短期代理而已，上海方面黄克强与谭组菴二人至少须邀一人来省。余等抵沪访晤克强先生，彼固志在四方，自谦对于国家尚有未尽之责任，故无暇返顾湘事。组菴则颇热心，是年8月1日，北京政府复正式任组菴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惟彼自沪起程返湘时，余未尝同行，因国会已重行集会，余即由沪北上参加。
组菴复任湘督以后，局面乃告安定，即着手整编军队。犒遣驻省桂军沈鸿英、马济等部离去，湘军则改编为四师，由赵恒惕、陈复初、陶忠询与程潜分任第一、二、三、四师师长。后复缩为两师，即第一师赵恒惕与第二师陈复初两部，湘局表面虽告平静，而日后之争夺亦已预伏，盖陈复初之第一师番号改为第二师，亦示不满，因为组菴偏袒炎午，将来如再度缩编，彼之第二师，将首遭淘汰也。陈为湘西人，与衡阳赵炎午本非一系，赵则与程潜、程子楷、陈强等深相结托，故军队缩编成为两师时，程潜所部即改隶赵恒惕，赵部第二旅旅长林秀梅原为程潜之部下，程子楷则为湖南拔贡生之赴日入士官学校者，民初湖南解放军队，谭组菴请子楷成立模范团，重新练兵，日后则未见有何成绩。陈强亦为士官生，足智多谋，惟胆量极小，数度佐组菴为参谋长。赵程等四人此时情谊弥笃，程潜与赵尤称莫逆，日后竟以细故而凶终隙末，则非吾人始料所及也。
3 .国会重开与张勋复辟
钟伯毅 袁世凯于民国5年6月6日病卒，次日黎元洪以副总统资格继任大总统，并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旋宣布恢复旧约法。是年8月1日国会重行集会于北京。昔日议员党争导致袁氏坐收渔利之旧痛犹新，梁启超遂以护国元勋身份高唱“不党主义”，故国会恢复之初，表面上议员不再分为国民党与进步党两集团。但因事实上之需要，议员互相聚集，无形之中小党林立，但均避免旧日之党派名称。大体上可区别之者:曰宪法研究同志会，曰宪法讨论会，曰宪政商榷会等。其间之派别与离合亦殊复杂。按宪法研究同志会与宪法讨论会，均为旧进步党系所组织，前者以梁启超、林长民、蓝公武等为主干，后者以汤化龙、刘崇佑等为代表，嗣二者合二为一，改称宪法研究会，占国会议席150余人。即日后世称“研究系”者。宪政商榷会为旧国民党系所组织，初以张继为中心，拥有议员400余人，然其中大约分为下列三派: (1)客庐系，属旧国民党之稳健派，其中又有张继、吴景濂、谷钟秀三派的小区别。(2)丙辰俱乐部系，属旧国民党之急进派，其干部人物为林森、居正、田桐、褚辅民、马君武等。(3)韬圆系为旧进步党之孙洪伊、丁世峄一派，与部分旧国民党之温和派所组成。拥孙洪伊为领袖，世称“小孙派”，盖有别于孙中山之“大孙派”嫡系议员也。其后宪法商榷会复由三系分裂为四派: (1)谷钟秀、张耀曾、杨永泰等脱离客庐系另组“政学会”为一派，此派以过去“欧事研究会”之组成分子为最多，余亦参加该会。(2)宪政商榷会本身嫡系张继、吴景濂、王正廷改组“益友社”为一派。(3)韬圆系与丙辰俱乐部合组“民友社”为一派。(4)嗣王正廷、褚辅成等又由“益友社”中分出，另组“政余俱乐部”为一派。至孙中山之嫡系议员实际并不隶属丙辰俱乐部，因彼等以国民党正统自居，不甘承认国民党议员另成派系也，此辈中有焦易堂、邹鲁等人，而以谢持尤为激烈。
政学会之出现于中国政坛即在此时，日后“政学系”竟成受人诟病之名称，政坛要角对“政学系”之头衔辄避之若浼。其实政学会未尝有负于国家也。民国5年国会重开后，参加政学会者多为稳健持重，以国事为己任之两院议员。迨民国6年国会二次解散，西南护法军兴，非常国会召开于广州，政学会同志活跃已极，或因此与政界之恩怨遂多，于是“南有政学，北有安福”，咸为世人所指目。余虽为政学会之一分子，但非其中之要角，对于日后新政学会之情形已不尽知悉。或云黄膺白(郛)、熊天翼(式辉)为政学系，余以为不确。至于张岳军(群)是否政学系，亦难断言，但岳军与政学系之关系确极为深切，彼曾担任广州七总裁时期军政府之副官长，以后岳军颇讳言此事，其实政学系与彼固丝毫无损也。
余担任众议院预算审查委员，曾努力奔走两事，其一为财政部遽加湘省田赋150万元，余于众院面诘财政总长陈锦涛(润生)之余，且偕易宗夔等湘籍议员，亲赴财政部，数度交涉，终获改免，此事可谓完全成功。另一努力则未收效果，余于国会中提案要求政府分别赶造:民国4年度岁入岁初决算报告书，民国5年岁入岁出概算报告，民国6年正式预算。余于此等决算预算为经国之大计，应列为首务，然因政局不安定之故，未获各方重视，关于上述两事，余于行箧中检得当时湘督谭延闿答复湘籍国会议员之电报稿，某报关于减赋交涉之报道，及关于全国预决算之提案原稿，均可供贵所抄录，以资参考。
此次国会重开，原以审议天坛宪草为首务，而适值欧战期间，对德问题成为争执焦点，终且促成国会之再遭解散。对德问题始于民国6年2月1日，我外交部接获德国海上封锁通牒，因而向德国提出抗议，继而政府提出与德国绝交，亦经国会于3月10日，投票表决，顺利通过，依当时情况，对德绝交之后，必然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孰料5月10日国会讨论宣战一案，竟掀起轩然大波，结果对该案予以缓议。此中内情固值得史家之研究，而当时赞成与反对双方立场之变幻离奇则尤堪注意。国务总理段祺瑞原以兹事牵涉重大，初为反对参战者，后以其幕僚之劝说，尤其遣往日本考察之外交人员如曹汝霖辈返国力陈日本之野心，合肥方改变初衷，而外交总长伍廷芳虽为国民党人亦赞成宣战，廷芳颇获合肥尊重，对合肥之外交方针甚具影响力，时已老迈，常由其子朝枢代表列席答复国会质询.朝枢亦极力主战。当时外交界人士咸认为对德宣战利多害少也。国民党人士亦多赞成，汪精卫主战尤力。孙中山初未尝反对，此点常为坊间史籍所忽略。以后段方坚决主战，国民党方面乃转而反对宣战，部分议员且图联黎制段。至于段阁师袁世凯之卑劣故技，唆使公民团胁持国会，通过宣战案，则宪政体制之再遭摧扼，已迫在眉睫矣。
对德宣战问题之讨论起初均公开进行，且动机亦尚纯正。犹忆政学会且为此一事举行公开讨论会一次，辩论热烈。当时政党组织并不严密，国会议员可自由参加，但表决结果则为反对参战。此次之表决亦为公开表决绝无私弊。谷钟秀、张耀曾两人为政学会分子之担任阁员者(谷任农商总长，张任司法总长) ，阁议通过参战案时两人均投赞成票，迨政学会决议反对参战，谷张即联袂向段辞职。
国会愤于公民团之无理挟持及段祺瑞之专横，终于缓议宣战案，政潮愈演愈烈。先是民国5年冬，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与内务总长孙洪伊因事冲突，引起府院之争，结果，徐孙同时罢去。徐为段祺瑞之亲信，由是对黎元洪颇不怿。及至民国6年5月对德宣战案未能通过于国会，黎乃免除段之总理职务。而北洋系袒段之督军团遂乘时而起，纷纷宣告脱离中央关系，群以解散国会为要挟。黎被迫不得已，于是年6月14日召安徽督军张勋入京调停，而先二日已徇张之请，下令解散国会，是谓国会二度解散。未几，张勋于7月1日，拥清废帝溥仪在京复辟，黎元洪亦避入东交民巷，托庇日本使馆。于是复辟之闹剧上演，民国法统再度受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