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天都是劫后余生

我深信遇事要坚强，相信乐观的女孩最美。我也相信明天会更好，相信奇迹的存在。

这一天，十三岁的少女接到了一个任务。她必须立即赶往市郊山区，去寻找一名失联的英国伞兵。因为纳粹军队即将去那里进行军事演习，所以要赶在德军发现之前尽快找到他，再协助他联系上附近村落的盟友或找到安全的藏身之地。

“你会讲流利的英语，年纪也不会特别引人注意，确实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只是……这件事情还是太过危险。”向她委派任务的人有些担忧。而她绽开一个自信的微笑：“保证完成任务，长官。”

她很快进入山区森林，经过一番徒步搜寻后，很幸运，她找到了那名受伤的伞兵，并迅速与其交换信息。但就在她准备走进村子时，她察觉到身后有人尾随……是纳粹士兵吗？

她灵机一动，开始哼唱一首荷兰小调，不时弯腰采摘野花。此时她身后的德国士兵也来到了她的面前，警觉地询问她为何会出现在森林里。

她假装听不懂他的话，微笑不语，然后又铤而走险地把手中的野花送给了对方。幸运的是，那名德国士兵真的接受了那束野花，而且相信了她只是一位普通人家的少女。看着她清澈如水的眼睛，他竟忍不住拍了拍她的脑袋，温和地用手势示意她尽快离开。

少女朝士兵挥手再见，便悄悄潜入附近的村落。她小心翼翼地识别，终于用暗号找到了一名清道夫，最后成功解救了那名英国伞兵。

——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或许会问，这是哪一部电影中的情节吗？

然而不是。

这只是1942年荷兰阿纳姆郊区发生过的一件事情，也只是二战千千万万的时间切片之一。而这位十三岁的少女，正是化名“艾达”的奥黛丽。

多年过后，奥黛丽回忆起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却平淡地说：“这没有一点儿可歌可泣的成分，对于每一个荷兰儿童来说，为了拯救反抗人员的性命，就算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辞。”

在母亲的调教下，奥黛丽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小情报员。平日在学校上课时，她是艾达，是芭蕾名师薇加·马诺娃的得意门生；待到夜幕降临，她就成了“黑色舞台”的舞者，她和她的同学在没有灯光的黑屋子里表演节目，为抵抗联盟募捐。

艾拉为奥黛丽制作了舞鞋和舞衣，并一再嘱咐她需要注意的事项。战争年代，物资极度匮乏，一切装备只能从简，譬如用毛毡布的边角料来制作舞鞋，把大人的裙子改造成舞衣。

舞台设在一位邻居的家里。为了不引起德国巡逻队的注意，房间里熄掉了所有的灯。屋里一片漆黑，大家只能看到几个朦胧的身影在台上舞动着，舞姿流畅，又富有力量。舞台旁边是一架钢琴，轻轻地流淌出莫扎特的曲子。观众们静坐在角落里，沉默地聆听和欣赏。表演完毕后，奥黛丽鞠躬致谢，大家则默契地传递着一顶礼帽，开始往里面放钱，其中就包括军队与地下抵抗联盟之间的密文。

遗憾的是，这些她这一生中最初的观众，却不能给她掌声，也无法用言语表达欣赏之情。纵然如此，她也义无反顾。

长期严格的芭蕾舞训练，赋予了奥黛丽敏捷的身手、轻盈的体格—她没有想到，这也能成为危机之中的救命稻草。

有一次在街上，奥黛丽不幸被一小队纳粹士兵强行赶上军用卡车。车上还有很多女人，她们蹲在一起，被枪声吓得直打战。很多年过去后，奥黛丽还记得她们惊恐的表情和绝望的眼神。

奥黛丽也很害怕，但她很快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希望能想到自救的办法。

卡车沿着街道穿越城市，一直开向德军官兵俱乐部。车上的人都知道，被抓的女性一旦到了那里，就是有去无回。

就在奥黛丽以为难逃劫难的时候，机会来了。卡车突然停了下来，紧接着，车上的纳粹士兵都跳出了车外，开始欺辱路边的几名犹太人。纳粹士兵们用步枪枪托敲击犹太人的脸，并不断地辱骂他们—之所以知道他们是犹太人，是因为他们的身上都被迫佩戴着黄色的戴维之星—那是犹太教的象征。趁这个时机，奥黛丽敏捷地跳下了车，再迅速弯腰滚过车底，成功避开了司机的视线。逃离后，她像风一样地消失在人群中。

奥黛丽的两个哥哥没有她那么幸运。大哥亚历克斯在战争中被俘，逃脱后又失踪，杳无音信。二哥伊恩在一次激烈的抵抗中被抓捕，随即又被送到德国的一家军需工厂做奴工，同样生死未卜。

包括一些参与抵抗运动的荷兰儿童，也未能幸免。他们曾试图破坏德军的有线电通信和煤气供应中心，但很快被抓，有些入狱，有些当即被枪决。

不久后，纳粹军队又抓捕了几百名荷兰人和犹太人，将其以“触犯德军罪”和“帮助英军罪”杀害。

奥黛丽亲眼目睹了一次惨烈的暴行。当时在大街上，老人和小孩的哭声、惨叫声、施暴者的枪声，此起彼伏……如临地狱。那些无辜的手无寸铁的人，就那样被残暴地赶进装运牲畜的车辆，然后送往集中营遭受集体屠杀。而面对这些惨无人道的场景，奥黛丽必须按照母亲的交代，装作若无其事地离开。因为如果流泪或是表现出愤怒、悲伤，那么就会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逮捕和枪杀。

在战争中，每一天都是劫后余生。所以别无他法，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不仅是义务，更是责任。只有保全自身，才能为抵抗做更多的事，才能平安等待亲人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