跷跷板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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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跷跷板妖怪 シーソーモンスター(1)

“日美贸易摩擦在报纸上传得沸沸扬扬,然而,我家的婆媳摩擦却没有在巷间传开。”

我如此慨叹,在居酒屋一角与我对坐的绵贯先生喝了一口啤酒,干巴巴地笑了两声。“难道你希望这事被传开?”

“倒不是这么回事。”

几个貌似大学生的男女正唱着下流的歪歌,煽动某个人一口喝干了一杯酒。店里正在播放一个穿旱冰鞋唱歌跳舞的偶像团体的热门单曲。

“不过我懂你的意思。”

“真的吗?”

“有些事就算很常见,没什么新闻价值,对当事人来说也是重大的问题和苦恼。”

“就是啊。”

我感激涕零地探出上身,恨不得一把抱住绵贯先生。世界上有许多“不好过的事情”。我无意用“不幸”这种枯燥无味的词语来一概而论,然而几年前的日航坠机事故、哥伦比亚火山爆发、迪斯科灯具坠落事故都带来了巨大的损伤和痛苦,相比之下,我的苦恼简直如同垃圾碎屑。因此,我并不打算称自己是全世界最不幸的人,巴不得日本政府对我严加保护,胜过保护牛肉和橙子。

然而,碎屑多了也会堆成山,结果就会导致精神支柱摇摇欲坠,所以我希望并且期待着有人给予我一点小小的理解,问我一句:“你的‘柱子’好像有点不对劲啊,还好吧?”

绵贯先生跟我同在一家制药公司,比我早四期入职,在我眼中可谓模范前辈。光是绵贯先生一句“你怎么满脸不高兴,跟我去喝一杯吧?”就让我感到心中的乌云霎时间消散。现在他又理解了我的苦恼,我都快流泪了。

“你们是一起住吗?”

“一开始是分开住,不过父亲去世后,我放心不下母亲。因为母亲干过的工作也就是在家做做手工,对社会一无所知。我跟妻子商量后,她爽快地答应了。”

——对啊,妈妈一个人在家可能会很寂寞。

那天宫子笑着说。

——要是她能分担一点家务,我肯定也轻松许多。

“北山,别怪我直说,那个想法太天真了。”绵贯先生极其敏锐,“以夫人的立场而言,当时很难提出反对。因为她也不希望别人觉得自己是个恶媳妇。其实她心里可能很不乐意。”

没错,我对事物的理解太单纯了。

当然,我并没有天真地认为“妻子会答应我们跟母亲一起住”。其实完全相反,我从一开始就把“同住”当成了重要事项。因此我并没有过度施加压力,只是没想到在重要事项上也分场面话和真心话。

“人家可能不希望被亲爱的老公讨厌,才把真心话憋回去了。”

“可我跟她说过如果不愿意要说啊。”

“就算是这样,不愿意这个词也很难说出口。人啊,太有趣了。要是有人问‘可以吗’,基本会忍不住回答‘可以’。这是固定反应。就算其实不可以,甚至病情恶化的时候,也会忍不住回答可以,没问题。真是不可思议。”

How are you?I'm fine,thank you(你好吗?我很好,谢谢)。

我想起这个固定句型,觉得两者应该是一回事。

“再说了,你夫人一开始可能也没想到会跟婆婆相处不好。真正住在一起之前,她想的肯定是船到桥头自然直,不会有问题。”

“绵贯先生真的什么都知道啊。”

“别调侃我了。对了,你知道婆媳关系里最重要的‘さしすせそ’[1]吗?”

“さしすせそ?砂糖、酱油、醋?[2]”我心里知道不对,还是说了出来。

“那不是做饭嘛。我说的是‘好厉害’‘我都不知道’‘好棒啊’‘难得一次’‘你说得对’[3]。”

我反复思索着那几句应声的话。“好厉害”虽然有点刻意奉承的感觉,但听者确实很受用。“您是说只要相互说这些话就没问题了吗?”

“病由气中出,而沟通的矛盾则从话语而出。尤其是人,都爱解读话外音。”

“话外音?”

“人总觉得别人说的话是话里有话,打个比方——”绵贯先生顿了顿,仿佛在脑子里搜索例子,但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小时候,如果听到母亲说邻居家那小谁已经把九九乘法表背全了,你会怎么想?”

“哦哦!”我恍然大悟地点点头,“我会感觉自己受到了指责:你怎么还没背全?就是这个意思吗?”

“话里有话,人就会去感应它。这说不定是人远远胜过机器的地方。”

“对了——”我想起一件事,“上回I医生说过这么一句话。”

“内科那个?”

“对,就是上回在赤坂的S吃饭,然后到六本木的A喝酒那天。每次来赤坂也有点厌倦了啊。上回我听人说,某位医生会专门包机到北海道吃拉面呢。”

“他是想说下次也想得到这样的待遇吗?”

“那个啊。”绵贯先生笑着说,“根本不叫话外音,而是赤裸裸的索要。因为人的欲望没有极限。总而言之,人与人的交流存在着话外音,有时就算没有,听话的人也硬要抠出这么点意思来。特别是女性,她们直觉很强,对话外音就特别敏感。”

“确实。有时我仅仅是普通打个招呼或是道声谢,妻子就不知为何生气起来。”

“你被夹在中间肯定不好受吧,毕竟两方都是自己珍重的人。”

“绵贯先生……”

我感到自己眼眶都湿润了。绵贯先生好像发现了,便苦笑着说:“北山,看来你真的受了不少苦啊。”

“我都快得病了。”

“这可不是制药公司职员该说的话。”

“您有药吗?”我叹息一声,道出了每天要听妻子和母亲抱怨彼此的苦楚。“今天妈妈对我说这种话……”“宫子对我说了这种话……”这些乍一看都是平淡的汇报,实际却是怀恨在心的抱怨。我只能回答“你别在意”“她不是那个意思”……但是这些话语说得多了,也就没了效果。

旧事重提可能挺犯规的,不过结婚前妻子曾说:“我父母早逝,所以很憧憬大家庭。”她不是说了一次,而是很多次,就像搞笑艺人的专属桥段一样翻来覆去地说。每次听到那句话,我都特别感动。

宫子在千叶沿海的小镇长大,她的双亲在她小时候就遭遇海难去世了,从此被亲戚抚养长大。从她对自己的户籍和住民票[4]特别神经质这点来推测,那远远算不上充满亲情和爱意的家庭。她恐怕一点都不想让收养她的伯父伯母知道现在的住处。

所以,当她对我说“还想跟直人的父母一起生活”时,我就信以为真了。毫无怀疑的理由。

我们交往时,宫子曾问:“直人的母亲是什么样的人?”我认为与其刻意美化好让对方放心,倒不如事先降低期待值更好,便老实回答:“母亲为人大大咧咧,有时候甚至让人感觉神经大条。她社交性很好,不过换一种说法,就是特别喜欢说话,很烦人。”

宫子马上回答:“那种事情无所谓。”还说:“我从小真的是被放养长大的,反倒很羡慕那种烦人的家庭。”

虽说如此,不实际生活在一起她肯定不知道其中真相,所以我并没有放松警惕,然而到最后还是变成了“真正住在一起竟会这样”“实际行动与否竟有这么大的差别”。

绵贯先生说:“唉,就算再怎么喜欢跟人相处,实际交往起来也会积攒一定压力嘛。”

“大概是吧。不过我感觉她们应该是相性[5]不合。”

“夫人和令堂?”

“对。”我点点头,“从我介绍她们认识的时候,两人就一直不太对付。尚未爆发冲突的时期,空气中就充满了电流火花。”

“不合拍吗?女性的那种感觉可能十分敏锐吧。”绵贯先生说,“有时候碰到实在不合拍的对象,也会怎么都合不来。”

“绵贯先生家情况如何?夫人和令堂的关系好吗?”

“我家只给了我一个忠告,就是结婚前绝对不准同居。我妈也悠闲自在,整天到国外旅游什么的。”

“太羡慕您了。”

“不过她对孙子也不怎么感兴趣,太薄情了。”

“啊啊!”我呻吟一声。确实,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烦恼,我一边想着别追求不现实的东西,一边又因为“孙子”这个词感到心中突然多了一块大石头。

因为我和宫子迟迟没有小孩。

毋庸置疑,正是这件事让妻子和母亲的关系如此恶劣。

“你爸爸以前就说,我将来肯定长寿,能抱上孙子。但现在看来我也没希望抱上了,将来到了那边,你要我怎么跟你爸爸讲孙子的事情?”母亲毫无顾忌的话语又一次在我脑中响起。不止一次,她说了好多次,还是像搞笑艺人的专属桥段一样反复地说。每次她这样说,我都想提出抗议:求求你放过我吧。

宫子肯定每次听到都很伤心。她把心痛化作了利剑,反过来刺向我。

“直人啊,宫子其实没你想的那样柔弱,反倒厉害得很呢。”母亲的反驳也让我很生气。

“两边都找你抱怨,这的确很痛苦。”

绵贯先生真是太懂了。

“虽然不如日美贸易摩擦那样影响强烈,可我真的不能因为这点小事而发牢骚吗?”

“通产省[6]和外务省[7]的人肯定也会在暗地里发牢骚。”

其后,我们又聊了公司的八卦,比如部长跟情妇吵架了,跟绵贯先生同期的女同事让富二代大学生给她买沙发,还让人家接送,把人家当成了轿夫,不一而足。

“我们要应付的却是大夫啊。”

我险些没反应过来,随后想到他说的是医生。

“北山,你身体还好吧?”

“您问这个干什么?”

“你到处应酬,天天吃这么多,晚上又熬这么晚,就算还年轻,要是搞坏了身体也不划算啊。”

“等我得了糖尿病,就用患者的角色请医生给我开‘我们公司的药’。”

绵贯先生笑了,但有点有气无力。坐在回家的计程车上,我不禁想,说不定心怀烦恼的人其实是绵贯先生。

我走向家门,脚步愈发沉重,表情也自然绷紧了,不过屋里似乎没亮灯,让我松了一口气。就算拉起遮光窗帘,缝里也会透出一点灯的亮光。现在既然没有亮光,证明电灯已经关了,妻子和母亲可能都睡熟了。我不用担心睡着的人向我抱怨什么。

我轻轻打开门锁,尽量安静地走到起居室,挂好领带和西装外套,然后在沙发上休息片刻。这是我平时回家的习惯,大概相当于电影结束后滚动播放的演职员名单的流程吧。虽然没有它也无所谓,但是会让人略感寂寥。

我开灯的瞬间,沙发上现出一个人影,吓得我险些跳了起来。定睛一看,是宫子。

我还以为她睡着了,没想到竟笔直地坐在那里,很有点幽灵的感觉。而我胆子小,差点尖叫起来。“怎么了?”

“我刚才还在看电视,才关了没多久。”茶几上放着一副耳机,连在了电视上。

“怎么不开灯?”

“要是开灯,妈就醒了。”

“她肯定已经睡了,没事的。黑漆漆的看电视对眼睛不好吧。”

“是吗?”

“人家不是说在阴暗的地方看书不好吗。”

“听说那是骗人的。”宫子满不在乎地说着。我倒是从未听说过那件事。

“折腾这么晚,真是辛苦了。要吃点什么吗?”宫子向厨房走去。

我肚子很饱,没有食欲。而且见她等到这么晚,恐怕是有话要说。我今天的工作尚未结束。

“气球快炸了?”我问。

“是啊。”她点头。

对婆婆的不满,每天都在积蓄。

可以想象成一个气球。

她很久以前曾对我说:“你平时工作忙,而我基本待在家里,没有排解的渠道。于是呢,我就对看不见的气球倾吐自己的不满。”

我知道她的意思,也很容易想象她为何会选择气球这个比喻。

因为气球会炸。

“我想尽量自我化解,可气球已经这么大了。”她张开双臂对我说,“迟早有一天,气球会炸。所以在此之前,我就要对你诉说。”

“要排气。”

“我不清楚对妈的不满能否形容为气。”

原来她对这方面也有所顾虑啊。可是没等我这口气松完,她又说:“硬要说的话,应该算毒气。”搞得我也想朝气球吹气了。

“今天到底怎么了?”

“孩子。”

“啊……”那是最严重也最敏感的话题。

刚结婚时,我们并没有把孩子看成很大的问题,都想着只要正常过夫妻生活,自然就会有孩子。我的工作会使我回家很晚,主要是对医生的招待应酬,因此常常错过与妻子过夜生活的时机。我感觉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便想着只要时机对上就好了。

结婚四年左右,母亲开始介入。其实早在我们结婚第二年父亲去世时,她就说过貌似俗套实则意有所指的话:“这种葬礼要是有孙子在,也能让人暖心许多啊。”想必她其实是迫不及待地等着抱孙子吧。

“白天我跟妈一起看悬疑电视剧,结尾有个女的站在悬崖边大喊那不是我的孩子。”

“她是凶手吗?”

“你怎么知道?”

“如果我是编剧,肯定不会把这种重点升华的台词交给配角去喊。”

“因为那是个跟孩子有关的故事,我一看就暗道糟糕,而且开始胃痛。结果不出我所料。”

“妈又对你口无遮拦了。”

“她说:‘对了,宫子啊,你去医院检查过没有?’”

“好直接啊。”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对了’,于是硬着头皮反问:‘检查什么啊?’结果她不说话。”

以前妻子曾对我抱怨过类似的事情,我就提出建议:“要是光受气,你肯定不好受。以后宫子要是觉得被刺到了,就说回去吧。”还说,“如果不这样做,对方就会得寸进尺,所以不能一味防御,有时也要反击一下。”

我说:“老妈真是太让人头痛了。”宫子依旧拉长了脸,于是我慌忙补充:“应该说,她太过分了。”我看出来她还在等我往下说,于是换了个说法:“与其说过分,不如说是太坏了。”说到这里,她好像总算满意了,表情有所缓和,还责怪我说:“你怎么能说亲妈坏呢。”

“嗯,有道理。”我一点反驳的心情都没有,“对了,下个月不是宫子的生日嘛,我预约好餐厅了。”

“啊,真的?”

由于宫子的生日临近圣诞节,市内有名的餐厅通常都排满了预约,这次我正好得到应酬时常去的那家店主人的通知,说有人取消了预约。想必是谁本来打算跟女朋友一起去,结果突然闹掰了吧。我听说很多男的明明还在读大学,就知道提前半年预约高档酒店了。试着想象那种人将来走上社会要变成什么样,我就忍不住皱眉。

“那我们不如找家酒店住吧。”

“啊?”

“难得一次,这样不是很好吗。趁机放松一下。”也不知是不是故意,宫子的视线飘向了天花板,可见她的“放松一下”明显意味着从母亲的高压中解放出来。

我当然也赞成。在需要“放松一下”这件事上,我跟宫子算是很有同感。虽然不敢大声说,但我自信自己是这个家里最需要“放松一下”的人。

最让我担心的是能否订到酒店。比较豪华的酒店应该还挺多,这次肯定不能订廉价的汽车旅馆。再说,汽车旅馆那些地方恐怕早就订满了。

不过,如果现在就冷静地道出这个悬念,必然会给她的期待当头浇上一桶冷水。我也不希望被浇冷水。

“好期待下个月啊。”等我反应过来,宫子已经来到我身边。她抱着我的手臂,胸部挤了过来。我试着计算了自己的疲劳值,现在的时间还有明天的起床时间,尝试安排出温存的步骤,然而此刻需要的已经不是计算,而是热烈的欲望。虽然这种判断也可以成为计算,总而言之,我当下便把手伸向了宫子的身体。宫子在女性中算高个子,乍一看有点纤瘦,实际肌肉紧实。她从小就打篮球,现在也时不时早起去慢跑,担心“身体会松懈”。而母亲似乎很不满意她这种行为,曾对我说:“我本来想要个更有女人味的儿媳妇。”当然,这话我没法对宫子说。

我正用指尖描绘着宫子身体的曲线,可她突然往后一缩,转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房门。

怎么了?我用目光询问。

“没什么,我担心妈可能醒着。”

“这会儿肯定已经睡了。”

“也对啊。”宫子说着,可能想象到了在二楼将耳朵贴着地板的母亲,表情依旧僵硬。

我强忍叹息,想起与妻子相识的场景。

七年前,我赶在发车前一刻跑进了东京开往新大阪的新干线列车。当时我刚进入制药公司,还没习惯营业员的工作,所以时间和能量都紧巴巴,周末几乎都用来补眠了。可是,那天我要出席老同学的婚礼,还睡过头了。

我跑进不一定能赶上仪式的新干线列车,刚坐下没多久,一松懈就睡着了。

过了很久我才发现旁边有人。当时我感到肩膀上有重量,睁眼一看是个女人。那就是潮田宫子,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那天,列车一颠簸把她惊醒,她朝我看了一眼,然后说:“呀,对不起。”

“没什么,你别在意。”我说。她穿着衬衣和长裙,风格清爽,看起来很恬静。老实说,我觉得她很可爱,甚至暗自得意于自己的幸运。可能因为包裹在幸福和温暖的感觉中,我特别困倦,准备直接闭上眼睛。没想到她问了一句:“您这是要到哪里?”

“新大阪”三个字已经到了嗓子眼里,可我因为睡昏了头,突然疑惑这样说真的好吗,接着决定先看一眼车票再说。我在兜里没找到票,就把手伸进了挂在窗边的外套内袋翻找。其实票在我包里,只是当时慌乱没有找到,我手忙脚乱,感到特别羞耻,想给自己找回面子,就说:“明天。到明天的日本。”我本想开个讨巧的玩笑,然而当时的场面并没有被我演绎成玩笑,导致话语意义不明。

她陷入了沉默,我满脸通红,气氛愈发尴尬了。她可能想打破那个尴尬气氛,就说:“等会儿小推车来了,你要买什么吗?”

“我打算买瓶茶。”我回答。

“啊,茶很不错呢。”

我做梦都没想到买茶也能得到很不错的夸奖。

我看向窗外,风景飞快地流动。我呆呆地看着,感觉那就是每天生活的速度。上医院,问候医生,介绍产品,写报告书,被上司骂,看专业书……今天转眼就成了昨天,让我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那正是所谓的光阴似箭,我很担心自己稍微恍个神,箭就已经咻地射中了靶心。

过了一会儿,前面的座位喧闹起来。那里跟我们隔了大约两排座位,有一群人把座椅调成面对面的布局,似乎搞起了宴会。车厢里充满了烟味,那几个中年男性嗓门特别大。

除了厌烦,我还感到紧张。

很大的声音本身就可怕。绵贯先生以前对我说,那是动物的本能反应。男人有点什么事就大声吼,女性听了会害怕。这都已经形成机制了。所以那些言行举止傲慢的人在露出马脚之前,都很容易得到人们毕恭毕敬的对待。

前方出现了推着小车的女性。那群喧闹的人把小车叫住,开始买东买西。售货员要他们付钱,那些人就嚷嚷着“打个折吧”,然后发出下流的笑声。紧接着,他们又恐吓一般地说:“不行?你也不能太小气了吧!”

我看了一眼旁边,那个穿衬衣的女性,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往前面看了一眼,随即低下了头。她面带担忧,但可能知道自己帮不上什么忙吧。

于是我对推车的售货员叫了一声:“不好意思,我要买东西,能麻烦你过来一下吗?”这么做是为了帮她摆脱那几个醉汉,说白了便是轻率而不经大脑的英雄行为。

果然,售货员装出一副有客人在喊不得不过去的样子向醉客道了歉,机械地完成了结算操作,朝这边走来。我见自己的临场应变之举让事态完美平息下来,一时相当满足,也希望旁边这位女士能注意到我那小小的善举。

“您要——买什么?”售货员问道。

“给我一瓶茶。”我本想这么说,可是专门把人家叫过来,只买这个未免有些过意不去,便脱口而出:“请问有冻橘子吗?”

没承想,竟有一个醉客追了过来。我本以为他要上洗手间,却见他在我们前面的空位上坐了下来,对我说:“小哥,你别插队啊,我们还没买完呢。”

他目光凶狠,语气逼人,如果将此情此景用相机拍下来,完全可以起个“麻烦事态”的标题,可见事态有多么麻烦。

而且他还误以为我旁边这位女士是同行人,又冷嘲热讽了一句:“还带了个这么漂亮的妞儿。”售货员收完钱,不知何时就无影无踪了,而我手上则多了一盒冻橘子。

“这不是漂亮妞儿。”我情急之下回了一句。那当然是说“她并非我的恋人或同伴”,然而词不达意,要是被误解了我也只能认命。

我用眼角的余光瞥到旁边的女性面露惊讶,连忙磕磕巴巴地辩解道:

“不,我不是说她不好,只想说我们不认识。”

“原来你们不认识啊。那小妞儿过来,跟我们喝酒吧。”

我无法理解他的脑回路,但是这种不合逻辑的强硬显然不是邀请,而是威逼。

她在旁边绷直了身体,面无血色,似乎一时说不出话来。男人朝她伸出手,想把她拽走,就在那个瞬间,我站了起来。

“请你放开她。”

男人猛地换上了锐利的目光。他可能早已习惯威胁别人了。我暗道不妙,然而已经没有退路。

男人散发着浓烈的酒气,对我说了些什么,但我没有听进去,就像对外语咒骂毫无反应的感觉。

我先是感觉害怕,随即想到他跟平时总对我提出任性要求的医生很像。那些医生也会趁着酒劲,仗着自己手握订单决定权对我们作威作福。搞不好这人也是选购我们公司药品的医生。

“请你别这样。”我更坚定地重复了一遍,“我正要开始追求她,你把她带走了我怎么办。”然后我拿出一个冻橘子递过去,又说:“要不,这个送你吧。”他可能一时反应不过来,接过橘子说了声:“哦,谢了。”竟很干脆地回到了座位上。不知何时,我手上的橘子已经化掉了。

旁边那位女士自然是一脸复杂的表情。她半是困惑半是警惕地歪头看着我说:“嗯……我该谢谢你吗?”说话时,她嘴角还挂着不知是打趣还是害怕的微笑。

我羞得脑子一片空白,甚至没发现列车在静冈站停了下来。

当我装模作样地咳了两声,正要对她说话时,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走进车厢对我说:“请问,您是不是坐错座位了?”

啊?我慌忙寻找车票,这回总算在包里找到了,于是赶紧确认座位信息。“真不好意思,我马上走。”我又急急忙忙抱起行李,因为我不仅搞错了座位,还搞错了车厢。包的拉链好像没拉上,我也没注意到自己落下了红包和名片盒就急吼吼地找座位去了。

过了一会儿,她走到另一个车厢来对我说:“你把这个掉了。”那就是我跟她开始交往,最后结婚的契机。

“宫子,我放在这儿的书你看到了吗?”

我刚从二楼下来,婆婆北山世津就叫了一声,我顿时感到气不打一处来。她的话仿佛在抱怨:“你一直不下来,我想问都没地方问,烦死了。”

“我没看到呢,是什么书呀?”

“佩罗的,童话书。”

婆婆身上有好几个谜团,其中一个便是喜欢看童话。我不太熟悉童话,只觉得都是“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果”的套路型故事。她读了那么多童话,为什么还这么坏呢?真是不可思议。

难道她没有发现自己的性格言行很坏,从未想过将童话里的坏人映射到自己身上吗?或者说,故事充其量只是虚构,她就像乘坐过山车和看恐怖电影得到临场体验一样,通过童话来临场体验坏女人受到惩罚的感觉,并且乐在其中吗?

“宫子读过佩罗的《睡美人》吗?”

“好像是公主受到诅咒,沉睡了一百年的故事吧?一百年后,王子把她唤醒了。”我很想吐槽又是王子和公主,但是忍住了。

“其实故事最后讲的是食人女哦。”

我觉得她在捉弄我,便冷冷地笑了一下。没想到《睡美人》竟然真的是那样的故事。

“我记得我肯定是把书放在这儿了。”婆婆把手放在面朝电视机的餐桌专座上,比画出文库本大小的轮廓,“哪儿也没拿去,可它就是不见了。你说这种事有可能吗?”

我不记得自己碰过那东西。当然,我经常会动她的东西,那都是因为她从来不做,也不晓得去做“物归原位”这种最基本最理所当然的操作。总之我不记得有这么一本书。

“怎么就不见了呢。宫子,你知道在哪儿吗?”

“你趁我不注意都干了些什么?”

“如果要收拾,你跟我说一声不就好了。”

刚开始同住时,我还耐心仔细地回应婆婆的每一句话,解决她的不满,对她说明情况,打消她的疑问。现在,我已经提不起劲了。

我一言不发地在起居室转了转,装模作样找了一会儿书,然后也没说什么,就开始吸地。

吸完地我准备出门采购,婆婆扔来一句:“记得买点厕纸。”我小声应了一句,她又补充道:“要选便宜的哦。”

有一回,她看到我买的厕纸,转头就要求我出示小票,还对我说另外一家店便宜五十日元。“就不觉得太浪费了吗?”她自言自语一般说着,然后㨃了我一句,“宫子真是不谙世事啊。要是没遇到我们家直人,你现在都不知道在干什么呢。”

那是婆婆最爱说的一句话。她总是居高临下地对我说:“是我儿子拯救了你,让你能优哉游哉地当家庭主妇,你很幸运。”

最近,她还经常说:“现在你恐怕在迪斯科舞厅跳舞吧。”

说得好像要是我没人管教,就会被那种华丽艳俗、骄奢淫逸的地方吸引过去一样。太气人了。

我生来就讨厌引人注目,最适合干那种认真低调的工作。

确实,多亏了她儿子,我过上了安稳的生活,但我觉得家庭主妇绝不能等同于优哉游哉,而且她自己也是家庭主妇啊。为此,我一直很不高兴。

买完东西回来,婆婆不在家。餐桌上放着一张字条:我在邻居家。

她应该是到旁边那座独栋小楼的古谷家去了。古谷夫妇跟婆婆是同时代的人,他们家有两个儿子,都结婚搬出去了。虽然两位都是好人,可总跟婆婆说孙辈的事情,让我很头痛。婆婆每次都会满怀感慨地从他们家回来。

我在洗手间门口的架子上发现了一本文库书,标题是《佩罗童话集》。这一定是婆婆在找的书。想必是她洗手的时候把书放在那儿,然后就忘了。什么“哪儿也没拿去”啊,就喜欢冤枉别人。要是我随便动她的东西,她可能又要唠叨,所以我就没去碰。

没过一会儿,门铃响了。我从猫眼往外看,发现门口站着一个陌生男人。他看起来有点年纪,四十多五十岁吧。我开了门。

“突然拜访,实在是不好意思。”对方彬彬有礼地低下了头。这人个子虽小,但肩膀宽厚,体格健壮。“请问北山世津女士在家吗?”

我问他是哪位,他先说了句失礼,然后拿出名片。

上面印着人寿保险公司的名称,还有石黑市夫这个名字。“我之前给世津女士介绍了保险产品。”

“是吗?”这我还是头一回听说。婆婆平时大大咧咧,一点都不谨慎,让我很难把她跟保险联系在一起。原来她也对将来做过考虑啊,这让我感到很新鲜。

“我能替她听您讲解吗?”

“不,我还是直接跟她说好了。”石黑市夫彬彬有礼地说完,转身就要走,但是中途停下,又走了回来。他已经没有了办公事的表情,而是露出好奇的神色,还抬手揉着耳垂。他耳垂真大。

“您眼睛是蓝色的呀。”

石黑市夫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没有一点失礼或诡异的样子,反倒像个凝视罕见昆虫的天真孩童,并没有让我感到不快。“经常有人对我说。”

以前一直有人说我的眼睛像始终眺望着大海一样蓝。

“您双亲也是这样吗?”

“不知道,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过世了。”

“哦,也对啊。”

他接的这句“也对啊”有点奇怪。我本以为他是说错了,但是考虑到家人的死这种话题跟保险公司的人并不遥远,有可能是婆婆告诉他的。

“不过世津女士耳朵很大呢。”

“是吗?”婆婆耳朵确实很大,还有点尖,但我并不想表现出关心的态度,便假装不知。

“两位关系还好吗?”

“啊?”我眉头忍不住往中间皱了一皱,本想反问你怎么知道,但我换了个问法,“我婆婆说了什么吗?”我很气愤,难道她还对不认识的推销员抱怨这些吗?

“哦,那没有。”石黑市夫并没有掩饰,而是摆了摆手,“让您误会了,真是对不起。其实并没有这样。”

“那是怎么回事?”

“请问您跟世津女士……跟您婆婆第一次见面时有什么想法?”

“啊?”

“在见面之前,您想必认为能跟她搞好关系吧?”

他怎么问老早以前的事情?那就像对着一块已经用深色颜料层层涂抹过的画布询问原本的颜色一样,我只能在脑中一点点刮开已经干掉的颜料,然后想:“是啊。”没错,我曾经自信能跟直人的父母搞好关系。

“我并没有天真地认为:那是我喜爱之人的父母,我们肯定能相处得很好。”我说,“因为人与人的关系本来就不好处理。无论面对什么人,都难以避免误解和冲突,只会慢慢积累不满。”

“您说的没错。”石黑市夫满意地点点头,“无论什么生物,只要在狭窄的空间里共存,就会发生争斗。因为人际关系中不存在‘绝对没问题’。相亲相爱的夫妻可能互相咒骂,甚至离婚;一心敬重的师父也可能让弟子再也忍受不下去;通力合作的团队还会突然将伙伴视作蛇蝎。这些都不稀奇。”

“所以我并没有天真地认为自己一定能跟公婆搞好关系,甚至可以说,我的想法完全相反。”

“您的意思我理解。”石黑市夫看起来已经不太像保险公司员工了,“能跟熊搞好关系的,只有熟知熊之恐怖的人。相信只要有爱就能跟动物好好相处的天真美好心灵可应付不了熊。”

“一点没错。”

“您熟悉人情世故,也就是说,您并非从情感出发,而是从技术角度来判断,认为可以搞好关系。然而实际碰面,却发现并不顺利,这么说对吗?”

我险些用力点头,好在及时清醒了。跟一个陌生的男性保险公司员工长谈,这样未免太不警惕。我心里虽然这样想,却有种话语从心里不断被拉扯出来的感觉。

“那也没办法。”石黑市夫略显寂寥,目光中充满同情,又好像有些得意。

“啊?”

“您的力量、技术和心都不是问题,您婆婆世津女士也一样。前些天世津女士也说,她曾经以为能跟儿媳妇搞好关系。”

“您这么说,好像是我不对一样啊。”我也不知道是脑子还是胸口,反正某个地方随时都有可能燃起噼噼啪啪的熊熊烈火来。

“没错。不,我的意思不是您不对,而是您跟世津女士注定合不来。”

“为什么?”

“因为相性。”

“相性?能用那种东西解释吗?”

“只不过,这个相性的规模非常大。”

“规模大?您到底在说什么啊。”我总算反应过来,惊觉自己失去了冷静。这不是站在家门口跟一个初次见面的男性保险推销员应该交谈的内容。“您该不会想说这是祖宗传下来的孽缘吧。”

我明知对方可能生气,还是故意调侃了一句。然而结果正相反,石黑市夫不但没有流露出任何不快,反倒眯起眼睛,感慨地点点头:“正是如此。”

我实在搞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便没有说话。他又问:“您公公人怎么样?”

“公公?”就是直人的父亲。

“您跟公公相处比较好吧?”

一个在附近开钢琴教室的女性正好路过,对我打了声招呼。她似乎有点在意我面前的男性,用好奇而警惕的目光看着他,慢慢走了过去。可能因为这个,石黑市夫改口说耽误您时间了,打开前门走了出去。

我一直以为保险公司的推销员大多是女性,原来也有男性吗?当时我还是感觉有点可疑,在回到起居室后依旧思索着石黑市夫最后留下的话。

六年前的一个假日晚上,公公从神社楼梯上跌落,不治身亡。他刚过六十,还不算老,虽然身体瘦削,但是一直从事园丁工作,所以腿脚强壮,看起来很健康。我没有跟他同住过,但每次见面他都特别照顾我,还绘声绘色地跟我说很多其实不怎么有意思的闲话。我还挺乐在其中,便会跟他有来有去地交谈。那种关系应该不算差。当然,他有男性高于女性的思想,也把媳妇当成供他使唤的女佣,但那并非公公的性格问题,而是社会倾向,属于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所以我也用“对事不对人”的态度应付过去了。我知道,人际关系的压力不可能消解为零,只能巧妙地应付过去,并找到不动声色发泄不满的方法。

但是不知为何,这在婆婆身上却行不通。她的一言一语都能瞬间把我引燃。就算我极力想冷静地平息怒火,却始终无法做到,反倒被怒火将我的冷静一点点焚烧殆尽。对事不对人的态度不知为何变成了恨屋及乌。我也很奇怪自己怎么会这样,是因为应付公公和婆婆不能用同一种方法吗?还是因为同性相斥?

这是祖宗传下来的孽缘。

脑中闪过了我自己刚才说的话。

我拿出洗衣机里的衣服走到二楼阳台晾晒,一边用夹子夹住袜子,一边回想跟直人初次见面的光景。

七年前,在东海道新干线上。

那个座位在东京还空着。我是从东京站上车,坐靠走道的座位。听说窗边那个座位要到静冈站才有人,可是我上车时,已经有个男人坐在那里睡着了。当然,我也只困惑了片刻。可以说,时刻保持冷静是我们这些人最重要的工作。我必须先仔细打量这个人,便假装睡着,轻轻靠在他身上,让他醒过来。接着,我向他抛出一个问题:“您这是要到哪里?”

结果对方对上了暗号:“明天。到明天的日本。”于是我想,原来如此,可能他原本计划在静冈上车,临时改成了东京。

虽说如此,我还是要把流程走完,于是我开始确认第二道符牒。“等会儿小推车来了,你要买什么吗?”

如果他回答“昨天的啤酒”,那身份确认就算完成,可以开始进行工作上的信息交换了。

可是,旁边那个男人竟回答了“买瓶茶”,让我又吃了一惊。当然,我还是强装镇定,立刻开始观察他的反应。他看起来没有开玩笑的样子。于是我明白了,他只是个普通乘客,并不知道符牒。那么刚才的暗语“明天的日本”就真的只是偶然为之。我不禁苦笑,竟然还有这种事。要是说给上司听,他一定会得意扬扬地说:“所以符牒才要设置两道啊。”说不定今后在机构的讲习中提到暗号和符牒,都要讲讲我遇到的案例了。

这人可能坐错座位了。

我有好几种办法让他发现这个错误,但并没有马上实施,因为后来发生了其他乘客与车厢售货员的小骚动,当然,主要是因为我还想再跟他坐一会儿。

因为我注意到他了。

我身边从不缺乏长相俊美、运动能力强,或是冷静沉着而有才干的男人。旁边这个人相比之下显得特别孱弱邋遢,还有点靠不住。可我总觉得他身上有种魅力,可能恰好符合我的口味吧,总之我把它定义为安全感,觉得这人还挺可爱。

他还鼓起勇气帮了售货员一把,这让我对他更有好感。因为我们这些搞情报的人要把完成任务放在第一位,途中无论遇到什么不相关的事情,都不允许干涉。不管是可爱的小狗遭到虐待,还是陌生的孩子即将被诱拐,只要跟自己的任务无关,就必须视而不见。这就是我们接受的训练。与之相比,他如此单纯,仿佛被正义感所驱动,让人不禁会心一笑。他把冻橘子送给醉汉的行为又是那么有意思。

最后,他竟然还说准备追求我。

我心里一颤。

或许可以说,从那一刻起,我已经渐渐失去了做情报员的资格。

我原本的合作伙伴,也就是交换情报的男人从静冈站上车,当他指出那人坐错座位时,我心里竟有种即将离别的失落,想也没想就从他包里偷走了名片盒。

当时我并没有想到后来会离开组织跟他结婚。不,说句老实话,我内心深处其实很想跟这个男人一起过安稳的生活。

我的直觉没错。

直人就是我理想中的男性,我对生活没有任何不满。

唯一的误算就是婆婆。我在训练中已经熟练掌握了与人沟通的技巧,本以为与公公婆婆同住只是小菜一碟,没想到,我太天真了。

从第一次见面开始,我与婆婆的矛盾就扎了根。

在此之前,我的心态还游刃有余。虽然在见面前几天装了装样子说:“要是你妈妈不喜欢我怎么办?”其实内心还算比较乐观。

因为我以现役情报员的身份接受组织训练,已经掌握了与人沟通的技巧。

虽说是国家机构,或者说,正因为是国家机构,组织的工作主要由男人来完成,而女人则负责辅助的偏见反倒成了理所当然的思想,所以我一开始负责的工作都是管理情报员信息,或是接待外国要人。曾经无论怎么看能力都不如我的男人却被委以重任,这让我很生气,我还去找顶头上司抗议,却被三言两语打发走了。

组织里并非没有优秀的女情报员,甚至还存在打进上层的能人。然而她们基本上都是传说。这么说可能有点夸张,但这些人的确成了口口相传的人物。只是,仅仅因为女性比较活跃就被口口相传,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了环境的不公。

辞职看起来就像逃避,而且还能领着工资学习格斗技能和审问术,倒也能给人生增添几分力量,于是我就死了心,安心接受训练。

结果,我得到了认可。

上头特别欣赏我的地方是炸弹处理能力、从他人身上获取情报的观察能力和交涉能力。人心就跟炸弹一样,只要仔细追踪引爆感情的配线,就能平稳地让对方做出如自己所愿的行动。

所以,我一时天真了。

我以为,与简称“HUMINT”[8]的对人谍报活动相比,跟对象母亲处好关系应该轻而易举。

见面那天,我提前到达酒店大堂。让对方等待会形成心理上的不利,我想在面对直人的父母时尽量减少负面因素。反过来说,只要提前到达,就能站在比对方更有利的立场上。所以,我到得应该算很早。

然而她已经在那里了。

“哎呀,我们来早了。因为平时总是很闲,一不注意就提前行动了。”直人的父亲和气地说着,母亲却气愤地盯着我,还叹了口气。

我虽然吓了一跳,但自然不可能因为这点小事受到打击,便为自己的迟到诚恳地道了歉。

“啊,大家都好早呀。”直人最后出现,一下就慌了神。

“本来不是应该你们两个结伴过来吗?我们跟这位姑娘可是第一次见面。”直人的母亲还在闷闷不乐。由于她几乎不怎么看我,足以推测此人并不喜欢我。但是我们还没说上几句话,所以她应该不是被我的言行冒犯了,就是单纯不喜欢我这人,或是对儿子的对象采取了一概敌视的态度。

“唉,今天虽然休息,可是临时来了个工作。”直人解释道。

“直人先生的确说过要先跟我碰头再一起过来,是我对他说我一个人也没问题的。毕竟不能让两位久等,我也想早点见到您。”我一边替恋人说话,一边向他母亲献殷勤。

“有时候就是那些说一个人也没问题的人,才会一个人什么都做不好。”

她的话语仿佛一根根尖刺,每根尖刺上还贴满了“冷嘲热讽”的标签,向我戳刺过来,丝毫不掩饰对我的嫌恶。对方如此露骨,我也有点被震住了,随即气不打一处来,但还是勉强忍住。

人都会忍不住过度评价自己的能力。

我害羞地笑着,故作感慨地应了一声。但这只是我的想法,话一出口却成了“我觉得您不必这么较真”。

这个说法太挑衅了。本应被我紧紧锁在心中的情绪突然爆发出来。

他妈妈朝我看了过来。

我感到全身汗毛直竖,同时对这种陌生的感情流露感到手足无措。我究竟是被自己的失言惊到了,还是被婆婆的反应吓到了?

“嗯?你这是什么意思?”直人的母亲冷冷地说,“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此时避开目光就输了。

突如其来的直觉让我自己也吃了一惊。这并不是一决胜负的场合,我怎么会产生这种感觉?

当时,一阵微风拂过我的脸颊。这里是室内,照理说外面的风吹不进来,可那就是一阵带着凉意的风。

而且,还有潮水的气味。我猜测应该是其他客人的料理香味,但此时不能转头去看。

“算了算了。”直人的父亲从一开始就是一副温和善良的态度。

“老妈,你有点暴躁了吧,宫子会害怕。”

“我怎么会可怕呢。”他母亲此时才露出了笑容,“对吧?”

“是啊,您一点都不可怕。”我如此回答,却换来了锐利的目光,看来她并不爱听这个答案。

这人挺棘手,一般方法搞不定。我心里想着,同时也很期待跟她处好关系,获得她的信任,仿佛这是一场有价值的训练。

直人的父亲很照顾我,问了几个问题热场。

能直说的我都照实说了,不能直说的,比如在组织工作这些内容,我就撒了谎。

“客人,您掉东西了。”

旁边出现一个身穿黑马甲的服务生,替我拾起了餐巾。我记得把餐巾放膝盖上了,不知何时落在了地上,于是向他道谢,接了过来。就算不把目光转过去,我也知道直人的母亲在对面目光如炬地看着我。她恐怕想说你这人怎么会掉东西,太不着调了。连这种失误都不放过吗?我顾不上生气,满脑子只想着不能放松警惕,顿时绷直了身子。严格的试炼正合我意。

我正要展开餐巾,突然发现角落里有个签字笔画的小三角形。当时我心里一惊,但没有表露出来。

随后,我装出略显羞涩的模样,低声向旁边的直人问道:“洗手间在哪里呀?”

我离开大厅,朝酒店前台方向走,很快看到了洗手间指示牌。

餐巾上的三角形是我们使用的符牒。每次执行重要任务,我们都会仔细敲定每个步骤,但是现场可能会出现各种突发状况,因此需要随机应变,重新规划作战策略。是故,就像棒球队在比赛中打的暗号一样,我们也有几个简单的暗号。

三角形是这种意思:

需要进行情报交换,请前往最近的洗手间。

能够避人耳目碰头的地方非常有限,我们也会利用电影院、升降梯和电动扶梯上擦肩而过的机会。

我看到门口旁边的长椅,马上知道没必要走进洗手间了。

我在长椅一端落座,另一头的男人便抬起头来,对我说了一句:“哟。”这人就像穿了一身西装的老好人,外表看起来温和有礼,实际是比我年龄大一轮的情报员。“真巧啊,你来这儿有事?”

我心想:他怎么在这里?随即想起那个小组一个月前执行的任务。他们在追踪行踪不明的别国特工。

无须说话的情报交换方法有很多种,我们也掌握了几乎靠自言自语来交谈的技术。可是,他应该判断现在这个场合反倒是假装成同事最有效率,看起来也最自然。

“我在大厅跟男朋友的父母见面。”这个没必要隐瞒。

“哦,原来是这样啊。”

“你在工作?”

“嗯,一个大客户要我把日程提前。”他的反应完全就是一个苦于大客户任性之举的业务员,但他实际追踪的是一个散播不明神经毒素的特工,想必那精神衰弱的表情并非全为做戏。

“什么人啊?”

虽说小组不同,但我们组织中人都会互相帮助。毕竟我们的任务目标大致来说就是“国家利益”,只要任务关乎“国家利益”,往往在深处是互相关联的。只要对准“危险”部位往下深挖,通常会发现“美国”或“苏联”,甚至两方都参与其中的问题。所以不管心里怎么想,互相协助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就是不知道啊。”

“那可头痛了。”

一个月前,我们收到消息称,有人从苏联携带神经毒素入境了。而且情报还透露,那人准备在东京都内使用毒素,制造一起大规模杀人事件,只是距离行动还有一段时间。

难道是今天?偏偏是这家酒店?

“需要我帮忙吗?”我嘴上虽然这么说,心里却已经知道了答案。果然,他耸了耸肩,对我说:“不用,那是我们的工作,就是想通知你一声。把你们卷进来不好。”随后他又说:“你们到别的地方慢慢聊吧。”

他是在建议我们避险。

我们的工作跟警察不一样。如果是一般的大规模杀人犯,警方肯定会铺开大范围警戒,引导酒店里每一个人转移到安全地点。

可是,我们的工作优先顺序不太一样。我们最优先守护的不是普通市民的安全和社会治安,而是国家利益。为此,人命的优先级别就要往下调。

这次任务最重要的是让对方误以为“日本并不知道特工和新型神经毒素的存在”。不管是苏联还是同盟的美国都一样。不,或许我们最应该提防的是美国。

为此,我们绝不能大张旗鼓地搜捕凶手。我们这个组织不能出现在明面上,有时候甚至要对一切视而不见。

返回大厅,我不动声色地扫视了一圈,发现组织的几个情报员伪装成客人坐在这里。那个服务生恐怕也是组织成员。

“我问你,你有什么擅长的活计吗?会做饭吗?会裁缝吗?”我刚坐下,直人的母亲就面无表情地问了起来。我感觉她在嘲讽我:你会什么?肯定什么都不会吧。

我强忍住不愉快的情绪。如果换作平时,这点挖苦我都是左耳进右耳出,可是现在酒店周围可能潜伏着特工,导致我渐渐失去了耐心。

我告诉她做饭跟裁缝都会一点,因为焦虑,语气可能有点尖锐。可我现在顾不上这么多。